“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这是列宁斯大林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的口号，意在突出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在当时的情况下，迅速赶上和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全体苏维埃群众的愿望，他们希望通过技术实现生活的改善进而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希望通过技术增强国家基础进而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因而电气化就成了社会发展的驱动器、精神动力的促进剂以及体现意志的增长剂。“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这个看似简单而通俗的论断中包含深刻的唯物辩证法原理，蕴含着新制度下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列宁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不然我国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比资本主义弱，在国内也比资本主义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一定要努力把小农经济基础变成大工业经济基础。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96]鉴于当时国内经济发展的紧迫性和面临的国际形势，斯大林指出：“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别克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大家都打过它，就是因为它落后。因为它的军事落后，文化落后，国家制度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大家都打它，因为这既可获利，又不会受到惩罚。你们记得革命前的一位诗人的这句话吧：‘俄罗斯母亲呵!你又贫穷又富饶，你又强大又软弱。’这些先生把旧日诗人的这句话背得很熟。他们一面打，一面说：‘你富饶’，那就可以靠你发财。他们一面打，一面说：‘你贫穷，软弱’，那就可以打你抢你而不受惩罚。打落后者，打弱者，——这已经成了剥削者的规律。这就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你落后，你软弱，那你就是无理，于是也就可以打你，奴役你。你强大，那你就是有理，于是就得小心对待你。”[97]斯大林还提到“列宁的公式”与“雅罗申科的公式”的差别，“说共产主义是生产力的合理组织，说生产力的合理组织把共产主义制度的本质包括无遗了，说只要合理地组织生产力，就可以没有特别困难地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是不对的。在我们的文献中，对于共产主义有另一个定义，另一个公式，即列宁的公式——‘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雅罗申科同志显然不喜欢列宁的公式，而代之以他自己杜撰的公式——‘共产主义就是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的最高科学组织’”[98]。
大工业和现代技术是社会主义的重要支撑，它继承了资本主义文化和经验，包括管理经验和技术。现代化的企事业部门和现代化的生产设备，是社会主义存在的基础和标志，为了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必须完成二位一体的任务，一是推翻资产阶级和完全粉碎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二是把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同社会主义的自觉工作者结合起来。后一项任务更紧迫更重要，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列宁和斯大林都把电气化作为苏维埃俄国发展的重要动力，把“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看成苏联的“第二个党纲”，没有电气化就不能转入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列宁斯大林看来，未来社会的发展根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制度保障，即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已经具备以及需要健全的；二是技术保障，即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上的先进技术，这是极其薄弱并亟待发展的。由于当时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处在国家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处在险恶国内形势下，发展社会主义就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任务，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成为后来的重要措施。他们认为，当时所建成的每一座电站都是教育的据点，都是建设的根据地。有了电气化的推动，就可以从一匹马跨到另一匹马上，从贫苦的庄稼汉的马上跨到基尔霍夫核电站的马上，“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99]。在这里，列宁斯大林看到了工业技术发展对社会未来的决定作用并寄予厚望，看到了技术发展与社会主义命运的关系。“可见列宁所理解的全国电气化并不是孤立地建造个别的发电站，而是逐步地‘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这种大生产是这样或那样地、直接或间接地和电气化事业联系着的。”[100]这体现了电气化在社会各部门中的综合推动作用，斯大林认为，这种作用体现在集体农庄、国有农场、合作社网、农具租赁站等的结合中，这是运用新技术杠杆推进农业技术转化的过程，是利用技术力量使农民脱离贫困的过程。
关于列宁和雅罗申科对科学技术力量认识上的差别，我们不能完全从意识形态或政治需要来看待，因为这种力量的显现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的过程，若把它置于单一视野或单向思维中考察，难免会以偏概全。斯大林曾说：“当人们讲到‘征服’自然力量或经济力量，讲到‘支配’它们等等的时候，他们决不是想说：人们能够‘消灭’科学规律或‘制定’科学规律。”[101]但是，很多时候，当胜利冲昏头脑时，当**战胜理智时，当发展的愿望产生畸变时，背离规律的事项就出现了。这种现象，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发生过，在苏联农业集体化时期发生过，在苏联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时期发生过。在实际工作中和对具体问题的理解中存在着偏差和缺位，比如：把拥有电灯、电话等看成共产主义目标的实现，把“楼上楼下”看成共产主义目标，把“土豆烧牛肉”看成共产主义生活，形式上有些粗糙，理解上有些庸俗，这不利于表达共产主义的未来前景。对于技术力量所能提供的可能性，不能盲目拔高，否则会不切实际，不能看得太低，否则会走向平庸。共产主义思想的激励作用要与科学技术发展提供的现实可能性结合起来，列宁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科学技术应该成为实施各项措施的主要手段，新的劳动组织要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高成就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大规模地联结在一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掌握科学技术。“劳动过程的机械化对我们是一种新的和决定的力量，没有它就不能保持我们的发展速度，也不能维持新的生产规模。”[102]实际上，由于当时技术条件和总体生产力状况的限制，所提出的改进目标还是不高的，在生产方式上由个体生产转向集体生产，为技术运用创造好的生产关系条件，因为小生产所容纳的生产力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必须逐步地把个体小农经济转到集体大生产的基础上去，因为只有公共的大生产才能充分利用科学成就和新技术，才能一日千里地推进我国农业的发展”[103]。如果仔细审视一下上面的论述，有几个词语是需要关注的，“现代大生产”“公共大生产”“社会主义大生产”都是体现科学技术现代性的重要方式，在当时主要是指与电气化相关的工业和与机械化相关的农业。然而，在当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要求中，农业技术的推动作用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它在农业生产力方面的变革也是有限的，斯大林讲到农业生产时曾说：“只要把这些木犁换成铁犁，就能使我国粮食产量大大增加。更不用说，我们还要以一定数量的肥料、精选种子和小型机器等等供给农民经济。”[104]这种情况下的技术力量还是有限的，尽管集体农庄使得机械化生产有了实施环境，但对农民素质的要求，对生产效率的要求都是比较低的。而且当时农业生产的徘徊和农业技术力量的封闭是明显存在的。可以说，优先发展重工业带来的影响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表面上看，第一党纲注重党的力量，第二党纲注重技术力量，但是人们对“第二党纲”的理解中也过多地注入了政治因素。尽管列宁曾强调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也强调技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作用，后来的贯彻却有些走形变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