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就是财富，因为专家可以直接地利用科学技术创造财富，也可以间接地把技术力量通过一系列转化创造成财富，还可以将创造财富的潜能转化为社会现实。社会中掌握知识和技能的专家，对科学文化及其作用抱有一种情感，真正感受到自己与科学技术原本是一体的，自己的能力就是科学技术的能力，“任何一个专家都应视为技术和文化的唯一财产，没有这份财产，就不可能有什么共产主义”[105]。任何统治阶级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和科技队伍，但是，由于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任务变化，培养技术知识分子的方式也要变化，学校教育和教学的性质，社会教育和教学的性质，都要适应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在国家电气化计划要求下，“我们要向农民这些最不开化的群众指出，使文化和技术教育进一步上升到更高的阶段，是保证整个苏维埃建设获得成功所异常必需的”[106]。面对现实的需要，为了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力量，“就需要有掌握技术的人才，就需要有能够精通并十分内行地运用这种技术的干部”[107]。人才、技术互为表里、互相促进，但技术是死的，人才是活的，没有人的能动作用，要发挥科学技术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在工业化任务面前，活的人、新的技术、新的建设干部，是必不可少的。社会主义的技术知识分子的互补性是很强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不仅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组成，在实际生活中，“为科学和技术开拓新道路的，有时并不是科学界的著名人物，而是科学界毫不知名的人物，平凡的人物，实践家，工作革新者”[108]。对知识分子培养要注重方向性，“必须有辅佐的力量，共产党人把这种力量称作党。具有知识的工人以及技术知识分子中间跟工人阶级有密切联系的分子，都可以加入这个党。知识分子只有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才能是强有力的”[109]。这是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强大政治保证。
正确对待和利用资产阶级专家，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从广义上讲，各类专家都是文化工作者，对他们不应吹毛求疵，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为资产阶级服务，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应当尽量使他们有较好的生活条件，也应当尽可能改变他们的思想认识。对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和专家，要采取恰当的政策，不因身份经历而歧视他们，不因思想上保守而拒绝他们，也不因小资习气而排斥他们，要相信，通过思想引导和政治宣传，他们大多数人可以成为新社会的建设者。“要清醒地观察事物：资产阶级曾起用先前那个阶级的人才，而我们现在也就有同样的任务——善于吸取、掌握、利用先前那个阶级的知识和素养，为本阶级的胜利而运用这一切。”[110]中外历史表明，可以“马上得之”，却不能“马上治之”，社会发展在大多数时候应该是通过治乱走向和谐的过程。任何社会的变化中，都不能完全拒绝前代的社会人才，即使那些曾经作为自己敌人的人才，也可以为新社会所用。对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旧社会的技术人员，要消除他们的小资习气，倡导健康的生活观；要消灭剥削意识，倡导健康的劳动观；要消除落后意识，倡导健康的社会观。在技术人才的应用上，盲目自负是不行的，那些宏大的技术事项不是靠个人的自大来理解的，只是拍胸脯保证是不行的，文明成果不是吹出来的，精通业务才是硬道理。实际上，那些精通业务的“科学和技术专家”，比狂妄自大的共产党员要宝贵得多，因为后者经常不分白天和黑夜随时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提纲”和“口号”。就知识内容看，科学技术是中性的，其力量没有阶级属性，但是技术与经济、政治的结合，都可能产生具有强烈导向性的力量。就人才归属来看，他可能有不同的政治态度，需要进行思想引导，如何通过社会主义思想把中性的科学技术力量发挥到社会实践中，变为引领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一个大问题。
知识分子是“科学的代表”。苏维埃俄国胜利之初，属于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的人数是很少的，列宁斯大林等根据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社会主义的需要，提出发挥知识分子的技术开发作用、技术传递作用、技术应用作用和技术普及作用，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必须大力培养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努力改造利用旧知识分子，建立一支庞大有力的知识分子队伍。科学技术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无产阶级用事实表明，它是而且只有它才是现代文明的支柱，它的劳动创造了财富和豪华，它的劳动是我们全部‘文化’的基石”[111]。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不仅决定着科学和文化的发展，而且对生产实践本身的改造和完善也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斯大林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视，集中地表现在苏联国民经济改造时提出的“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上。这两个口号把迅速地培养和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提到了重要地位，造成了强大的舆论力量和物质力量。正像斯大林所说，没有各种知识部门中成为行家的新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就谈不到社会主义建设飞快的速度，就谈不到赶上和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斯大林在强调技术的作用时，没有忽视人的决定作用，离开了人，技术就成了死的东西。“技术决定一切”中的“技术”并不是单纯的技术，而是以掌握技术的人为主的技术。“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之间的力量衔接，是技术与政治结合的产物，两个口号地出现在一定时期具有特殊性，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不能割裂开来进行理解，二者都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为目标。在当时，苏维埃社会主义要培养的是具有知识和技能的干部，是懂得管理、熟悉专业的干部，培养的技术人才是体现政治素养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专门人才。在这方面要坚决克服那种越是没有文化越是革命的错误认识，克服把愚昧无知当成光荣传统的错误认识。针对当时存在的歌颂“没有文化”的现象，“如果你不识字或者常写错字，并以自己的落后自夸，那你就是‘产业’工人，你就得到荣誉和尊敬。如果你摆脱了没有文化的状况，认识了字，掌握了科学，那你就不是自己人，就‘脱离了’群众，就不再是工人了”[112]斯大林指出：这种观点妨碍了科技力量的正常发挥，“技术决定一切”的关键在于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干部决定一切”在于培养一支有利的干部队伍，二者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把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人才建设上。
在科学技术力量的发挥上，共产党人既要保持谨慎和谦恭的态度，“也要无情地反对那种貌似激进实则是不学无术的自负，好像劳动者不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不利用他们，不经过同他们共事的长期锻炼，也能战胜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制度”[113]。科学看待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技术成果，是保持科学生命延续性和发挥科学技术力量的基本要求，“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而这些科学、技术、艺术却在专家们的手中，在他们的头脑里”[114]。无产阶级“要不断努力造成一种环境，使资产阶级专家同觉悟的共产党员所领导的普通工人群众手携手地同志般地共同劳动；而且不要一看到个别不可避免的失利就无所措手足，要耐心地启发有科学素养的人，使他们意识到把科学用于个人发财和人剥削人是极其卑鄙的，意识到使科学为全体劳动群众所了解则是更为崇高的任务”[115]。在方法上，争取和利用资产阶级专家，不是坐等即来的事情，而是时不我待，尤其是在涉及对外技术交流的事项时，“现在我们应当不等待其他国家的援助立刻提高生产力。要做到这点，没有资产阶级专家是不行的。这应当斩钉截铁地说清楚。当然，这些专家大多数是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必须用同志合作的气氛、工人政治委员和共产党支部来包围他们，使他们无法挣脱，但应当使他们有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好的工作条件，因为不如此，这个由资产阶级培养出来的阶层就不去工作”[116]。这个过程也是自愿和自觉实现的，用棍子强迫他们工作是不行的，要看到他们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确实用文化来工作并且不断创造新文化。
健康的劳动意识和劳动方式，能够有效地促进旧知识分子的转变，必须打消他们的疑虑，在思想上教育他们，在生活中关心他们，在工作中团结他们。“从封建世家中还在继续产生技师、专家、科学家和作家，他们把老爷习气带到工业、技术、科学和文学中去。封建传统还没有被彻底打破。”[117]共产党要用实际行动感化他们，当他们看到社会主义事业越来越多地吸引群众参与其中时，当他们看到无产阶级不仅重视文化，而且帮助群众提高文化素养时，他们会在精神上完全折服。社会形势变了，对待旧知识分子的态度也要转变。“在暗害活动猖獗时期，我们对旧的技术分子的态度主要地表现于粉碎政策，而现在当这些知识分子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的时期，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就应该主要地表现于吸收和关怀他们的政策。”[118]斯大林认为，在这样一个新时期，关心和照顾旧的工程技术人员，是一项重要任务，“我认为不消除这种野蛮和不文明现象，不消除这种对待科学和文化的人的野蛮态度，我们就一步也不能前进。如果工人阶级不能摆脱没有文化的状况，如果它不能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如果它不掌握科学和不善于根据科学的原则来管理经济，那它就不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119]。“反专家主义”是“有害的和可耻的现象”，那些靠签署公文进行领导的人是可耻的，他们经常在工作中显示出对“钻研业务，掌握技术，变成内行”的冷漠和轻视，结果在管理中造成了庸俗化的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