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层次、跨领域的相似研究必然要动用多学科的资源，并在新的层面上以重新“洗牌”的方式，拆除学科领域、研究类别之间的“篱笆”，实现新的融合。我认为，以下学科对本课题的综合性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一）脑科学。21世纪被称为“脑科学”世纪。有关人类大脑的结构与功能以及高级的精神活动是其研究的“重中之重”。就本书研究的主题而言，大脑神经组织及其活动与文化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研究动向。近20多年来开展的汉语信息加工的脑功能成像研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以汉语和以英语为不同母语的被试分别呈现的不同的脑机制，呈现出文化与脑神经回路及功能的密切关系。有关大脑的功能性模块与文化组合之间的“同构”关系，也有望得到证实。
（二）人工智能（神经网络）。在诸多的人工神经网络模型中，美国认知科学家保罗·丘奇兰德（Paul M.Churchland）基于神经解剖知识和原理基础之上的“类脑网络”，被认为明显区别于传统的联结主义神经网络。从方法论角度来看，计算的神经生物学观点，能够有效地实现认识论的自然化目标，能够跨越规范主义或“语句认识论”设置的障碍，解答观察是否渗透理论、科学范式转换过程中因“突触权重”的改变而导致的概念变化等问题。还要看到，在过去的20多年间，借助于心理学实验与计算机建模的相互结合、对类比性思维的逐步理解，表象研究也从地处科学探索的边缘位置转移为心理学、神经科学和计算研究的中心论题。
（三）系统科学。作为一种横断科学，系统科学一开始便提供了一种跨领域、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近20多年来，系统的复杂机制成为研究的热点。包括系统的自组织、自适应等。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启示人们对科学知识系统作动力学的分析。目前，已有学者运用复杂性科学中的分形、混沌、分叉、随机等概念描述科学知识系统的一般特征与机制。[53]类似地，如果我们把大脑看作是复杂系统的话，那么这类研究可以在大脑系统模式和科学知识系统模式之间架设起沟通的桥梁。
（四）科学学。该学科将科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的研究，以期弄清科学的本质及其社会作用。虽然科学学目前已拓展到科学史、科学心理学、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哲学、科学计量学等领域，但它并不归结于其中的任一分支。其中，科学知识的本质是什么，它有哪些特征，它们区分为什么样的类型，科学知识有什么样的层级结构，科学论文和著作的量的增长与学科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怎样，世界科学技术中心的变迁与转移规律有哪些等，一直是人们感兴趣的讨论话题。为了进一步使人类知识的构造及其分布清晰明了，一种集应用数学、信息科学及计算机科学诸交叉学科成果，将科学知识及其活动规律从数学表达转向图形表达，以展示科学知识的“地理分布”，从而具有“可视化”功能的科学知识图谱学，正在形成和发展之中。[54]
（五）科学哲学。凡涉及思维、认知、语言、文化一类的问题，都不可能没有哲学思考。在这些哲学思考中，感性与理性、事实与价值、发现与辩护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无法完全理清的“线团”。其中，“表观和基础性的实在之间、感官所感知的东西和理性所理解的东西之间的鲜明区别，表现出感性和理性、观察和理论之间的冲突，这差不多就是整部科学史的特点”[55]。对于清醒的、具有哲学头脑的研究者来说，必须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毕竟，感性与理性、规则与操作、表征与介入、事实与价值等的关系及其说明，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获得定论，它们之间的矛盾缠结正是科学哲学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因。基于此，学者S.爱泼斯坦（S.Epstein）提出认知理论中的两个加工系统的思想，即理性系统和经验系统。他认为这两个系统为两种认知方式、两类知识表征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56]
（六）人类学。人类学是一门有着较长历史，涉及面较宽（与社会学、民族理论、民俗学、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志、心理学等有密切的联系）的学科。它大体上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部分。其中，文化人类学不仅说明了不同文化的模式及其差异，而且从意义、观念的角度说明了文化与认知的相互关系。本书基于科学文明板块提出的“文化框架”概念就主要是从文化人类学、文化心理学等的角度进行思考而形成的。
除以上六门学科外，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文明学、文化地理学、文化生态学、生物进化论、思维科学、统计学等，也构成相关主题的学科群。这些学科大多具有交叉的综合性质，列举它们，意在表明我研究问题的系统性和综合性，也意味着我将动用或涉猎这些学科的相关资源。
[1] 〔德〕恩斯特·海克尔：《宇宙之谜》，郑开琪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第69页。
[2] 〔美〕迈尔：《生物学思想的发展》，刘珺珺等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第230页。
[3] 〔意〕维柯：《新科学》（上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第182页。
[4] 〔意〕维柯：《新科学》（上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第389页。
[5]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第18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15页。
[7]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于光远等译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113页。
[8] 《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第399页。
[9] 《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第251页。
[10] 以上引文均见〔俄〕M.Г.雅罗舍夫斯基：《科学认识的系统发育和科学家创造的个体发育》，柳松译，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1年第4期。
[11] 因皮亚杰较多地使用“平行”一词，故在这里取“重演”与“平行”两词共有的含义。
[12] 〔瑞士〕皮亚杰：《儿童的心理发展》，傅统先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第47页。
[13] 〔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钿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24页。
[14] 雷永生等：《皮亚杰发生认识论述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第308页。
[15] 〔瑞士〕皮亚杰：《心理发生和科学史》，姜志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43页。
[16] 〔瑞士〕皮亚杰：《结构主义》，倪连生、王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第20页。
[17] 〔瑞士〕J.皮亚杰、B.英海尔德：《儿童心理学》，吴福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第80页。
[18] 〔瑞士〕皮亚杰：《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文选》，左任侠、李其维主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第61页。
[19] 〔瑞士〕皮亚杰：《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文选》，左任侠、李其维主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第341页。
[20] 此观点采自朱狄。见朱狄：《原始文化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第189～190页。
[21] Vosniadou，S.：“Mental Models of the Earth：A Study of Conceptual Change in Childhood”，Cognitive psychology，1992，24：535～585.
[22] 鄢超云：《朴素物理理论与儿童科学教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第22页。
[23] 〔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钿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13页。
[24] McCloskey，M：“Naive Theories of Motion”，In D.Gentner &A.L.Stevens（Eds）.Mental Models（pp：299～ 324）.Hillsdale，NJ：Lav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1983.
[25] 〔瑞士〕皮亚杰：《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文选》，左任侠、李其维主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第150页。
[26] Gopnik，A.：“The Scientist as Child”，Philosophy of Science，1996，63（4）：485～514.
[27] 〔美〕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第224页。
[28] 赵军燕、俞国良：《儿童运动认知的朴素理论》，载《心理科学进展》2007年第1期。
[29] 佟秀丽、莫雷、Zhe Chen：《国外儿童科学思维发展的新探索》，载《心理科学》2005年第4期。
[30] 〔美〕艾利森·戈波尼克等：《摇篮里的科学家》，袁爱玲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02页。
[31] 可参见蒋谦：《皮亚杰科学思想“重演论”的启示及局限性》，载《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32] 周美立：《相似性科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第3页。
[33] 〔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林康义、魏宏森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第52页。
[34] 〔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林康义、魏宏森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第34页。
[35] 〔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林康义、魏宏森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第3页。
[36] 《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第407页。
[37] 郭卫斌、王能超、施保昌：《复杂生物系统及其二分演化机制》，载《自然杂志》2001年第3期。
[38] 高隆昌、徐飞：《系统学二象论初探：一个理论框架》，载《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5期。
[39] 参见高隆昌的《数学及其认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一书中第四章内容。
[40] 孟凯韬：《哲理数学的理论基础——同一性和对立性的定量研究》，载《中国基础科学》2001年第9期。
[41] 〔德〕赫尔曼·外尔：《对称》，冯承天、陆继宗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第1页。
[42] 王德胜：《作为方法的对称和非对称》，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年第6期。
[43] 桂起权先生则认为，在对称与不对称两者当中，对称是更为基本的宇宙设计方式，对称性破缺则是深层次的内在对称性的特殊表现，是一种“隐含着的对称性”。见桂起权：《对称性破缺与宇宙设计》，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年第1期。
[44] 蒋谦：《黄金分割率的哲学意蕴》，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9年第4期。
[45] 王德堃、李慎芙：《意识活动与脑心分部最优化》，载《自然杂志》1988年第5期。
[46] 梅磊：《大脑太极图——左右脑特征空间结构》，载《自然杂志》1990年第10期。
[47] 〔美〕M.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范岱年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第218页。
[48] 徐利治、郑毓信：《关系映射反演原则及应用》，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第29页。
[49] 〔美〕M.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范岱年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第185页。
[50] 郭贵春：《隐喻、修辞与科学解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第15～16页。
[51] 〔美〕欧内斯特·内格尔：《科学的结构》，徐向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第380页。
[52] 徐利治、郑毓信：《关系映射反演原则及其应用》，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第6页。
[53] 现有研究大都应用逻辑斯蒂方程。该方程较早为普赖斯所应用，称为“普赖斯曲线”。此外还有弗拉杜茨、纳里莫夫等学者运用该方程。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用逻辑斯蒂曲线来描述科技知识、文献增长的一般过程。参见庞景安编：《科技计量研究方法论》，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第300～305页。
[54] 陈悦、刘则渊：《悄然兴起的科学知识图谱》，载《科学学研究》2005年第2期。
[55] 〔美〕M.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范岱年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第103页。
[56] Epstein，S.：“Integration of the Cognitive and the Psychodynamic Unconscious”，American Psychologist，1994，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