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大变化
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直接推动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全球化反过来又推动着资本主义自身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
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大变化首先表现在社会生产力上。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社会生产力的主要标志是蒸汽化，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生产力的主要标志是电气化，当今社会资本主义阶段社会生产力的主要标志是电子化、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生产力的革命来源于科学技术革命。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以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互联网与通信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从发明到运用只经历了短暂过程，现在已广泛运用于工业、农业、商业、运输业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同时深入社会、家庭乃至个人的细小空间，这标志着人类已经开始进入信息化时代、数字化时代。生产技术与手段的电子化、网络化、数字化，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信息产业和网络经济迅猛发展，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信息和网络也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工作、学习及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已经产生，它不同于以往的以土地为依托的农业经济和以自然资源为依托的工业经济，它是以智力资源为基础，以教育为本源，以高科技产业为支柱，以不断创新为灵魂的。也就是说，这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创新、流通、分配和应用基础上的经济。知识经济的出现使人类社会经济增长方式出现又一次革命，即从过去依靠物质资源为主转向以依靠智力资源为主，知识和科技成为带动和支配社会生产力的最重大、最直接的力量，产业构成、资本形态、劳动力结构、国际竞争的内容和形式，以及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随之也发生重大变化。知识经济的兴起使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表现为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大幅度下降，
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性行业和第四产业的信息产业所占比重急剧上升。知识经济使劳动工具发生了巨变，由原来的动力机、工作机、传动机“三机系统”发展为“四机系统”(增加了电脑控制机)。知识经济还使生产管理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控制论、系统工程等的运用，生产管理获得了新的手段和工具，管理更加科学、严密和高效。知识经济使智力资源得到大力开发，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智力资源是无限的，自然资源的有限性限制了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智力资源的无限性则使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还使生物工程这个新产业得到巨大发展，尤其是基因工程，它可能创造出多种多样的生物物种，使人类社会向更高形态的生物工程社会发展。①
生产力的日益社会化超越了国家的地域范畴，已经由民族化、国家化发展到国际化、洲际化，还行将发展到太空化、宇宙化。资本、资源、技术与人员的国际流动，跨国公司的跨国生产和国际贸易的日益频繁，促使越来越多的生产部门、交换部门、流通部门和消费部门在组织全球性的大协作。如位于美国西部西雅图的波音公司生产的多种型号的波音飞机，就是组织全球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生产大协作的结果，即使一台苹果笔记本电脑也是在几个国家制造和组装完成的。1984年美国提出了建立国际空间站的计划，这也是单凭美国一国无力完成的重大项目，需要集中多个国家的技术资源和力量才能完成。经过多次磋商，终于实现了多国的国际合作，国际空间站在1998年以美、俄两国为主，另有日本等14国联合参与而建立起来，这是人类生产与生活走向太空、走向宇宙的起点。在生产大协作的同时，世界贸易也以惊人的数字增长，由于全球化，世界贸易在过去50多年中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参与的国家越来越多，贸易成本显著下降，贸易壁垒逐步减少。仅1950年至1980年的30年间，世界出口贸易额就从607亿美元增至20014亿美元；1985—1995年，世界贸易额年均增长约5.5%,之后的增长速度更快，2006年，世界贸易额第一次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高达10.121万亿美元，2010年已突破15万亿美元，2012年更高达18.323万亿美元。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化程度更高，范围更广，层次也更多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资本主义私有制仍然是整个社会所有制结构的基础，但所有制结构明显地复杂化和多元化了，纯粹的个人所有制结构不断萎缩，资本社会化和国际化趋势增强。国家资本所有制的出现，股份制、合作制经济以及跨国公司的发展，是资本社会化与国际化的突出表现和具体载体。在国民经济结构中，既有国有经济，又有公私共有的混合经济和国际资本相互融合的跨国经济；既有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又有国有企业、跨国合营企业或合作企业。在大股份公司中，大股份固然操控在大资本家手中，但中、小股东越来越多，它们对公司的影响力也随之增强。随着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的发展，中小企业数量激增，它们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力也逐渐加强。垄断形式也发生了新发展，垄断财团的控制和影响囊括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反垄断措施也在不断加强，自由竞争趋向垄断，强有力的反垄断又加强了自由竞争，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由竞争趋势非常强劲。在分配方面，许多国家以税收调节分配，实行社会福利政策，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高级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的收入大幅度提高，越来越多的企业实行利润分享制度，使本企业的职工也能分享到企业发展的红利。
股份制经济迅速发展。目前资本主义国家的股份制公司普遍化和股权分散化是重要特点，股民数量越来越多，股民持股量急剧增加，这使得股权日益分散化，这样就使劳资关系得到改善，许多企业的职工持有本企业的股票，企业的发展与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因此他们非常关心企业的经营和发展；许多企业实行股东民主管理，决策上广泛听取股东的意见，吸收部分工人参加管理。各种类型的合作经济的力量不断壮大，出现多种多样的合作社，如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医疗合作社、农村信贷合作社、供销合作社等。合作经济已经成为私人经济和公有经济之间的第三大经济势力。
跨国公司是资本国际化的重要标志，它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越来越起主导作用。跨国公司是适应现代化大生产、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企业组织形式，它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载体、组织者和推动者。全世界的跨国公司数量持续增长，1999年年底全球跨国公司已多达6.3万家，到2004年年底，跨国公司的数量已经上升到约7万家，进入2015年，全球跨国公司数量已经超过8万家。世界跨国公司的约87万家外国附属公司在2002年销售了约18万亿美元的货物和服务，几乎是全球出口额的两倍；在向外国市场提供货物与服务方面，国际生产已经比国际贸易更为重要。
二、资本剥削方式和上层建筑的重大变化
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剥削和政治统治方式也进一步演化，变得更加隐蔽化、智能化、法治化和多样化了。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在被剥削者不懈斗争的努力下，资本的剥削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19世纪末开始，资本主义剥削方式逐渐由以剥削绝对剩余价值为主转变为以剥削相对剩余价值为主，即原来资本主义的剥削是以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和增加工人劳动强度为主，转变到现在尽力提高工人劳动技能，改进生产工艺，以便他们在单位时间内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这种趋势在现代新科学技术革命的背景下更加明显。现代生产劳动对劳动者的文化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劳动者为了获得好的工作岗位，就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提高劳动技能。这样，在劳动者走上劳动岗位之前，就已经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虽然他们的工作报酬比原来有所提高，工作时间也有所减少，实际上他们在体力劳动强度降低的背后是脑力劳动强度的大大提高，再加上他们早已付出的教育和培训的代价，他们所受剥削的程度不是在降低，而是在提高。当代资本主义的这种新的剥削方式比原来那种**裸的剥削更加隐蔽，其智能化的程度也更高。另外，受股权分散化的影响，劳资之间的剥削关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由于工人成为企业的持股人，参与企业的利润分配，他们非常关心企业的经营状况。虽然资本家仍是企业利润的最主要获得者，但工人与资本家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劳资矛盾得到缓和，劳资冲突大为减少。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资本主义的政治压迫也逐渐从国内的阶级对立和斗争，演化为国际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与斗争。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矛盾有所缓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国内矛盾转嫁到国外，他们利用自己在国际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制定不平等、不公平的全球规则，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压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夕阳产业甚至废弃的垃圾产业，由此大大加深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也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国际压迫，他们也开始联合起来，为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斗争，争取与发达国家的平等权利。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也在不断变化。
第一，国家加强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干预，这是当代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一大趋势和重要特征。在经济发展中更加强调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国家基本上独立于经济发展之外，那时国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守夜人”,主要是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条件并保障它的正常运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已经参与到经济发展之中，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美国总统罗斯福新政成为重要转折点，政府通过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使国家顺利渡过经济危机并实现了经济复苏。之后，资本主义各国都认识到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国家由“守夜人”变成“调控者”,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对经济活动实行广泛的干预，其调控职能大大加强。国家调控的主要手段有：利用各种财政和货币政策来调节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使用税收政策和各种社会再分配政策，调节收入和分配；实行国家经济发展计划，对某些产业进行直接投资，特别是投资于公共产品；推行国有化；建立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国家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加强了生产的计划性，缓解了因经济发展比例失调带来的危机，也缓和了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各国加强国际的联系和磋商，建立了多种世界经济协调组织，这有利于遏制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并降低区域性经济危机的危害，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此外，国家的干预还深入社会生活领域，包括一些被认为是私人生活的领域。国家调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大大加强，虽然国家执行政治职能的根本手段仍然是行政强制手段，但在调解和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时，国家已经更多地使用谈判、调和、妥协等方式，这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矛盾相对缓和。
第二，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更加完备和科学，国家的法治化程度大大加强。随着国家职能的加强，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日益完备，运转更加灵活，决策越来越科学。资本主义法治国家的特征也越来越突出。法律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资产阶级在早期的经济活动中就深知法律对他们经营活动的重要性，在生产资料、资本、劳动力等市场关系中，劳动关系双方需要签订各种各样的契约、合同，而法律是契约、合同得以履行的保障。因此，资产阶级在立国之后十分重视法制，建立起一整套的法律体系，这使当代资本主义法制更加健全和完备，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国家机器运转依法而行，法律体系十分完备，深入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依法治国逐步完善，法治挺进，人治消退。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运转中，国家权力结构的重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由议会转向政府。早期资本主义时代，在资本主义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中，议会是权力的重心。随着政府职能的加强，政府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权力重心由议会转向了政府，政府由经济“守夜人”变成社会“主宰者”。与此同时，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因素也大大加强，尤其是大众传媒被称为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对权力的行使进行监督，有效地制约了违法和投机现象，使政府难以为所欲为，把政府由“主宰者”变为"调控者”。
第三，政党政治日趋成熟，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资本主义国家涌现出形态各异、多种类型的政党，在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政党数量不断增加。目前在世界约5300多个政党中，有1/3是在“冷战”结束后出现的。这些政党类型多样，包括民族主义政党、宗教性政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绿党，甚至有家族党、军人党等。这些政党有的逐渐强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甚至是重要作用，有的则昙花一现，瞬间消逝。在多党竞争中，传统的左右翼两大政党逐渐向中间靠拢，向“全民化”发展，政党的意识形态差异日趋缩小。不仅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淡化，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也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出现形形色色的思想意识流派，但他们在政治主张上的界限日益模糊。
第四，资产阶级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公民权利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新的拓展。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根据“主权在民”原则确立的公民权利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有进一步的扩展，在原来的自由权、参政权和社会权利中，尤其是社会权利大大扩充，添加了劳动权、休息权、知情权、公民倡议权等新的社会权利。
三、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重大变化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状况，概括指出：“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①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结论是对当时社会发展状况的科学概括，社会发展是一个日益分裂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永久的过程，到一定时期和阶段就会发生改变和转折。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分裂就开始出现了变化，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现代新科技革命的影响下，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化巨大，一个复杂化、多层化的时代到来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的两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出现了分化。传统的无产阶级分化为现代多层次多类型的工人阶级，出现了五颜六色衣领的工人。在传统“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中，白领工人(主要指管理人员、工会工作者等，他们衣领洁白，着装整齐)的人数增加，成为当代工人的主体，蓝领工人(主要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他们大多穿蓝色工作服)的人数在降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新兴行业，在这些行业中工作的工人的人数越来越多，出现了工人阶级的“多领化”,即工人阶级的多样化、多元化、多层次化。除蓝领工人、白领工人外，还有金领工人(高级工程技术人员、设计师等)、灰领工人(维修工与知识产业职工)、绿领工人(环保职工)、粉领工人(妇女职工，如教员、营销员、会计、秘书等)。在发达国家，当今蓝领工人只占工人总数的约20%,而其他五领工人约占80%。还有黑领工人(指机器人，应称仿人机更为准确)的崛起，正在逐步取代人的艰险劳动。①资产阶级的队伍也有所变化，由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经理阶层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从社会地位和企业地位，还是从财富数量和财富来源看，这部分人都是资产阶级中的佼佼者。资产阶级中依靠剪息票生活的食利资本家越来越多，垄断资本家的力量越发强大。与此同时，随着新科技革命的深化，中小企业不断发展，中等企业主数量膨胀，它们是当代资产阶级的基础力量。再有就是国家的高级行政管理人员和高级知识分子，也在资产阶级队伍中占突出位置。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中最重要的现象是中间阶级的扩大。在新科技革命、企业大型化和中小企业普遍化、国家经济社会职能不断扩大、行政科层化等因素的影响下，中间阶级的队伍迅速膨胀，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人数最多的阶级。旧的中间阶级是指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各个阶级，包括中小企业主、中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等；新的中间阶级则是在原来的中间阶级基础上增加了政府中级行政人员、国营和私营垄断企业的中级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其他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等。中间阶级的扩大使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如果将原来主要由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组成的社会结构比喻成葫芦型，即上头小、中间更小、下头最大，那么我们可以将现在的社会结构比喻为橄榄型，即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阶级结构。中间阶级一般都接受过较高的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高级职业技能，工资收入比较稳定，因此他们的政治观点也比较温和，要求政治稳定，反对激烈的变革。但是，因为各方面的基础薄弱，中间阶级抵御危机的能力较弱，当经济社会发生严重危机时，中间阶级的安定生活会受到巨大冲击，他们与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就会激化。所以说，中间阶级是工人阶级在反垄断资产阶级斗争中可以争取的重要同盟军。
四、当代国际关系的新变化
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对当代世界的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冷战”结束后的当代世界有两种性质的国家：共产党长期稳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今有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古巴五国，都属于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有190个，又可以区分为三类。其中发达国家约30个，发展中国家约130个，原苏联东欧地区国家近30个。各类国家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更加紧密。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世界的控制。以跨国公司为依托，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出现并不断壮大。与以往的垄断主要在国内攫取垄断利益不同，国际垄断资本凭借自己强大的实力，还在国际上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力图联合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它们建立了各种性质和层次的机制和机构加强国际协商和合作，其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①是最典型的代表。“冷战”结束后，美国利用其独一无二的实力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力图实现“美国控制下的和平”。在短时间内，“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世界的图谋，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不断联合起来，采取一致行动维护自身利益，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斗争。1964年建立的“七十七国集团”到2012年已经发展到132个成员国。现在该组织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共同利益的代表，在促进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对话、为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以及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等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取得了许多成就。在该组织成员国的努力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主持谈判，最终达成了一系列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国际公约和协定。联合国是发展中国家表达自己愿望和维护自己利益的重要舞台，它的地位在逐步提高，在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方面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金砖国家首脑峰会的出现也说明，发展中国家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不断加强。进入21世纪后，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在发展中国家中起到带头作用。因这些国家的英文首字母与英文的“砖”相类似，故他们被称为金砖四国。2009年6月，金砖四国首脑峰会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这成为金砖四国的首次峰会，到2013年，金砖国家(南非于2010年加入)首脑已经进行了五届峰会。金砖国家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它们的GDP总量在2008年占世界份额的15%,到2015年已经上升到超过20%。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金砖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分裂为近30个国家，这些国家都恢复了资本主义制度，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广有联系与合作。
中、越等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不再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峙，反而转向开放、对话、合作，特别是2015年，古巴与美国恢复了外交关系，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
全球化时代国际联系大大加强，这种联系跨越了发展水平、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隔阂，形成了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多种多样的国际组织，综合性的组织如联合国、欧盟、上海合作组织，军事性组织如北约，专业组织如石油输出国组织，区域性组织如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等等。尤其是全球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加强，使经济类的区域或全球组织方兴未艾。所有这些组织的出现都表明国际联系和交流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
但是，国际关系被用来对抗和孤立他国则是特别不健康的现象。这种现象自资本主义发展以来就一直存在，在“冷战”时期达到了高峰，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华沙条约组织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激烈对抗，这不仅使人类付出了巨大的对抗成本，而且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冷战”结束后，华沙条约组织不复存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却依旧扩张，这其中所体现的对抗性质需要国际社会的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