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联与盟国在处理德国问题上的三个阶段
在东欧八国中，民主德国与其余七国完全不一样，是盟国和苏联“人造”出来的。
纳粹德国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战胜它曾是美、英、苏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同目标。战争后期，在如何对待战败后的德国的问题上，美、英、苏却各有各的打算。其中，苏联与美英之间的分歧最大，德国问题成为美苏两大阵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角逐的第一个战场，其较量过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提出各自的分割计划。分割德国最早是由英国提出来的。1941年12月，英国分别向苏联和美国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把德国分割成若干小国的设想。苏联对此非但没有表示异议，甚至提出不仅奥地利应恢复主权，而且莱茵兰和巴伐利亚都要独立，把东普鲁士划给波兰。不过，由于当时苏德战争刚爆发，苏联正处于最困难的时候，还无暇细想如何处置战败的德国。美国对英国的建议则十分热心。1942年初罗斯福就指示国务卿威尔逊研究分割德国的可能性。1943年3月，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专程赴美与罗斯福讨论如何分割德国。同年5月，美英两国在魁北克讨论了战后肢解德国的具体办法，其主导思想是，把德国变成一个非中央集权的农业国家，以便于控制，防止它东山再起。在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向丘吉尔、斯大林和盘托出了美国的设想，除了让奥地利独立和割让东普鲁士给波兰之外，再将德国分成5个独立国家，即普鲁士、汉诺威和德国西北部地区、萨克森和莱比锡地区，黑森、达姆施塔特、卡塞尔和莱茵河南部地区，巴登、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另外，将鲁尔和萨尔区、汉堡和基尔运河区交给联合国管辖。丘吉尔和斯大林虽然对美国这个方案不十分满意，但在必须肢解德国的这一点上完全一致。1945年2月，三巨头原则上达成了分割德国的协议，还成立了一个分割委员会，艾登任主席，美国和苏联驻英大使任委员。
第二阶段是实行分区占领。然而，还没等艾登等人展开工作，美英苏三大国都改变了初衷，放弃了分割计划。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认为，有必要将德国作为一个整体保留下来，丘吉尔也声称，在我对俄国意图的猜疑消失之前，我很不愿意分割德国，斯大林则宣布，苏联获得胜利后既不打算肢解德国也不想消灭德国。[21]这些并不意味着三国达成了新的一致，而表明它们出于不同目的都想保留一个统一的德国。具体说，苏联不主张分割德国是为了保持住在战争中获得的既得利益，对付西方。美英则感到在苏联力量日益强大的形势下，与其分割德国不如控制它来遏制苏联。因此，在1945年7—8月召开的波茨坦三国首脑会议上，美、英、苏经过反复讨论，决定用分区占领取代分割计划。德国被分为四个区，东区由苏联占领，西北区由英国占领，西区由法国占领，西南区由美国占领。作为德国首都的柏林，虽然位于苏占区，但也得分成4份，美、英、苏、法各占一份，共同管理。波茨坦会议还决定，成立由四国总司令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共同处理德国的主要问题。可是，这四个占领国各打各的算盘。由于苏联与其他三国社会制度不同，东区与西边三个占领区执行着截然不同的政策，盟国管制委员会实际上无法共同管理。
分区占领德国之后，苏联和美英法在对德和约、经济赔偿以及德国东部边界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加重。在1946年6—7月召开的巴黎外长会议上，法国外长皮杜尔提出，德国解决了西部边界问题之后，应当建立一个松散的联邦。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主张，德国要保持政治和经济上的统一。苏联提出参与监管鲁尔工业区的要求遭到美英法三国的坚决拒绝，而后者提出要参与对东占区的经济监督，苏联也不同意。在边界问题上，美国建议只把东普鲁士的南部和上西里西亚工业区划给波兰，苏联则坚持要把奥得—尼斯河以东的地区割让出去。在对德和约问题上，西方三国提出它只有在解决了德国边界问题以后才能列入议事日程上，苏联则主张必须在审理了对德和约的全部问题之后才能解决德国边界问题。总之，此时的苏联想让德国按自己的条件实现统一，而西方三国想要一个摆脱共产党控制并且与西欧一体化的、统一的德国。这些矛盾和分歧使1947年11—12月举行的四国外长伦敦会议以失败告终。
第三个阶段是分庭抗礼。在无法合作下去的情况下，特别是冷战开始以后，苏联与西方国家在德国问题上的矛盾日益尖锐。美英法三国宁要半个完整的德国，也不要完整德国的一半。1947年年初，美英经过协商达成协议，把美占区和英占区合并，1948年又说服法国同意把法占区同英美占区合并。这样一来，德国西部三分归一。1948年2月，美、英、法三国邀请卢森堡、比利时、荷兰在伦敦举行会议，讨论在西占区实行统一的经济政策和确立德国的国家制度问题，通过了《伦敦议定书》。接着，西占区宣布单独实行货币改革，用新马克取代帝国马克。苏联对此的反应十分强烈，在美英合并占领区后发表的声明中指出：美英的行动不只是经济性质的，更重要的是政治性的，是分裂德国和与苏联对抗。
二、在苏联主导下成立民主德国
为了表明强硬的立场，苏联在伦敦六国会议期间，从4月1日到10日，对柏林与西占区的交通实行了管制。6月23日，苏联召集阿尔巴尼亚、波兰、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外长在华沙召开会议，发表了《华沙声明》，要求西方不要按《伦敦议定书》行事。与此同时，为了保护苏占区的经济利益，苏联决定在东占区也实行货币改革。
东西方都按各自的既定方针进行，势如水火。西占区货币改革后10天，美英法便着手西占区的建国工作，由西占区各州总理组成一个“议会委员会”，负责制定西占区统一行政管理的法律。经过半年多时间准备，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基本法》于1949年5月8日出台，23日生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称联邦德国或西德）首先诞生。与此同时，苏占区也加紧行动。1947年年底，由苏占区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而成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在柏林的苏占区（也称东柏林）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筹建民主国家的宣传活动，召开了第一届全德人民代表大会，但参加者主要来自苏占区。1948年3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东柏林举行，选举产生了负责制定宪法草案的德国人民委员会。1949年5月，苏占区举行普选，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宪法草案。10月7日，德国人民委员会宣布自己是最高的立法机关，宪法生效，德意志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
此后，民主德国的社会发展与东欧、苏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不难看出，没有美英苏之间的势力范围划分，地理位置上中欧和东南欧这八个国家就不能与苏联结成联盟。没有与苏联结盟，这些国家也不可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与苏联结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国家也就不可能成为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东欧。在以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社会主义既是连接苏联东欧国家的一条纽带，更是苏联控制东欧国家的一种手段，而且后者从属于前者。
[1] 参见朱庭光主编：《法西斯新论》，序言，10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2] [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罗伯特·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伯恩斯：《世界文明史》，下卷，赵丰等译，70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 参见[美]阿诺德·A.奥夫纳：《美国的绥靖政策——1933—1938年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德国》，陈恩民、余昌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4] 参见周尚文、程玉海、孔寒冰：《共产国际历史上三次策略转折》，见《共产国际的经验教训——纪念共产国际成立七十周年学术论文集》，106～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5] 参见[法]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外交史》，上册，李仓人等译，254～25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6] 参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上册，法学教材编辑部，704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
[7] [苏]安·安·葛罗米柯、鲍·尼·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45）》，上卷，韩正文等译，44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8] 参见《20世纪档案大曝光——俄公布“苏德秘密协定”和“卡庭惨案”文件原本》，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9）。
[9] 参见丛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序言，7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10] 不过，有的保加利亚学者提出，第一保加利亚王国是库勃腊特于632年建立的。参见Божидар Димитров，12 мита в бьлгарска история：Фондация.КОМ，София，2005г.c3。
[11] Tron Gilberg，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in Romania：the Rise and Fall of Ceausescu 's Tersonal Dictatorship，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90，p.2.
[12] [英]艾伦·帕尔默：《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于亚伦等译，2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3] [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3卷上部第2分册，韦凡译，566～56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14] [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3卷上部第2分册，韦凡译，568～56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15] 《反法西斯战争文献》，10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
[16] 参见《国际条约集（1934—1944）》，330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17] 《国际条约集（1934—1944）》，410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18] 转引自[俄]《史料》杂志编委会：《丘尔尔与斯大林划分东南欧势力范围：俄国档案中的百分比协定》，263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引文略有改动。
[19] 转引自[英]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张金鉴译，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0] Robert Bideleux and Ian Jeffries，A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Crisis and Change，p.8.
[21] 分别参见[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翻译组等译，38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斯大林文选》，下册，4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