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为了保持与西方的战时合作关系，苏联允许甚至鼓励东欧国家实行人民民主制度。所谓人民民主制度，就是“一种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有异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制度”[1]。虽然可以从多个维度来解读这种人民民主制度，但从东欧角度看，它是一个社会发展模式从西欧转向苏联的过渡阶段。由于政治、经济等方面带有过去的某些痕迹，东欧“把人民民主制度阶段认定为一种在政治上变异、过渡的社会形态”[2]。这个过渡阶段虽然与东欧国家内部政治力量对比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与苏联和西方大国的“蜜月”相吻合，是服务于苏联当时的对外政策的需要。
东欧国家实行人民民主制度的前提是，斯大林同意关于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与合作的主张。虽然与美国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大获益国，但是，苏联不像美国那样在战争中经济、军事实力急剧膨胀起来，而是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无数城市和乡村化为瓦砾，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死亡的人数超过2000万。苏联虽说收复了“二战”前的所有失地，而且领土面积还有很大扩展，但百废待兴，亟须一个长时期的和平环境。因此，斯大林主张保持同西方国家在战时结成的联盟，提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要和平共处，加强在各方面的合作，以此来维护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的利益。
1945年4月13日，斯大林就罗斯福逝世发给杜鲁门的唁电中，高度评价罗斯福，说他是“一位极其伟大的世界性的政治家和组织战后和平与安全的倡导者”，“苏联政府对美国人民的这一重大损失表示真诚的同情，并相信，担负了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主要重担的大国，它们之间合作的政策今后仍将加强”。[3]5月，在致丘吉尔的信中，斯大林表示：“我相信，我们两国在战时形成的友好关系，在战后时期将进一步顺利地、有成效地发展。”[4]1946年12月21日，斯大林在与罗斯福总统的儿子埃利奥特·罗斯福会谈中重申，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制国家和像苏联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合理的，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在战时最紧张的时候，政体的不同并没有阻碍我们两国联合起来并战胜我们的敌人。在和平时期，维持这种关系就更加可能了。”[5]1947年4月9日，在与美国共和党活动家哈罗德·史塔生的谈话中，斯大林进一步阐明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共处与合作的主张：“斯大林回答说，这两种制度当然能够彼此合作。就它们的合作而论，则彼此之间的差别并无重大的意义。德国和美国的经济制度是相同的，然而它们之间却发生了战争。美国和苏联的经济制度是不同的，但它们彼此并未作战，而且在战时还相互合作。两种不同的制度既然在战时能够合作，在和平时期又为什么不能合作呢？”[6]
斯大林在这个时期讲的还不只这些。在1945年5月9日和9月2日两次告苏联人民书中，斯大林宣布：“欧洲的战争时期结束了。和平发展的时期开始了。”他“祝贺战争的胜利结束，祝贺全世界和平的到来”[7]。正因如此，斯大林在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存在各方面差别的基础上提出，共处的各方“不应醉心于批评彼此的制度。每一国的人民都维持着它所愿意维持和可能维持的制度。哪一种制度更好——历史会证明的。应该尊重人民所选择和赞同的制度。美国的制度究竟是好还是坏——这是美国人民的事。合作并不需要各国人民具有同样的制度。应该尊重人民所赞同的制度。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合作”[8]。
正是在斯大林上述思想的指导之下，1947年之前，苏联的对外政策是力图维持与西方国家在战时结成的联盟关系，尽力避免同它们发生对立和冲突。当时，苏联外交政策的目标是：“保障巩固和持久的和平，保障巩固和发展苏联社会主义胜利的成果所必需的和平环境；发展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兄弟友谊和大力促进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和加强；支援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在民主基础上解决战后和平调整的问题，在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当然，斯大林的和平与合作主张能够在一段时间得以实施，也与英美的“配合”分不开。罗斯福将美国的安全建立在空前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国际合作的基础上，而丘吉尔更想在妥协的基础上进行明确的利益划分，重建英国的大国地位。[9]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欧国家“二战”后初期出现的人民民主制度就成了斯大林国际合作思想的一种具体化。“斯大林之所以让东欧国家建立人民民主制度，不急于实行社会主义，主要是从同西方国家关系的策略角度，也就是从苏联当时外交政策的需要考虑的。”[10]毫无疑问，当时也有实行这种制度的客观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反法西斯力量的胜利而告终，另一个条件是东欧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东欧的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是战争结束后旧的政治体制瓦解和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增强。”[11]前一个事实使得东欧国家不可能再倒向德意，后一个事实又使得东欧国家很难倒向英法美。这样的现实就迫使东欧国家“二战”后在政治体制上要由发达的、不发达或很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向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转变，在外交政策上由亲英、法、德、意向亲近苏联转变。在这两个转变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一是苏联，二是东欧国家中的共产党。
东欧共产党都是按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模式建立的，它们的纲领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奋斗目标。在领导人民进行抵抗法西斯的斗争中，东欧各国共产党都试图把民族解放与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起来，在推翻法西斯统治之后建立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纳粹的失败增强了这一地区的左翼政治倾向，共产党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坚定的反纳粹态度，在斗争中的勇气和做出的牺牲。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些‘四海为家的国际主义者’具有了合法性。”[12]但是，除了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之外，其他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还没有占主导地位，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与西方议会民主制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而东欧政党制度的转变也需要一个缓冲阶段。另外，在战争期间，为了保持与英美同盟关系，苏联要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等国家的共产党与流亡政府妥协，尽可能地淡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色彩，强调反法西斯的各党派之间的合作。苏联的这种利益诉求正好与东欧政治转变的缓冲阶段相吻合，东欧的人民民主制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从这个角度看，东欧人民民主制度的形成“既来自外部世界，又产生于本国土壤”[13]。东欧人民民主制度从最初思想的提出到最后的确立，实际上就是这两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
人民民主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季米特洛夫提出来的。1936年8月18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谈及西班牙事件时，他说：“问题已不再这样提出来：要么资本主义，要么社会主义，要么苏维埃国家，要么法西斯专政……在目前的过渡阶段，（西班牙）共和国……将是一个具有真正人民民主的特殊国家。它还不会成为苏维埃国家，而是反法西斯、有资产阶级真正左派参加的左翼政府。”[14]显而易见，季米特洛夫此时提出的人民民主与“二战”后初期东欧的人民民主还不是一回事。
从东欧国家来说，反法西斯的各派政治力量在战争后期对各自的政治体制都有各自的考虑。第一类是认识到有社会民主改革需求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的目标是在将政治多元主义和议会制的成分相结合的基础上，实行西欧自由主义民主模式，建立代议制民主的机制和加强国家在保障私有制的经济中的调控作用，确保战争向和平的平稳过渡以及未来社会的稳定。第二类是以工人阶级名义行动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它们重视的是全民族的任务，其改革纲领“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自由民主和计划经济的原则基础上”。第三类是农民的政治组织，它们提出了农民合作制的共和国模式，要求维护农民——小私有者和生产者的特殊利益。[15]制约东欧人民民主制度选择的主导因素是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共产党，自由主义者、农民组织以及社会民主党提出的要求都不可能是主流。但是，共产党必须考虑这些非主流的要求。苏联特别是斯大林的作用更为重要，斯大林不是“同意”“肯定”“赞同”或“容忍”东欧各国解放后探索和选择人民民主制度的发展道路，相反是“授意、指示、倡议”东欧国家建立人民民主制度。[16]事实上，一些间接的文献证明了斯大林在“二战”尾声和战后最初两年有这样的“指示”。比如，1945年1月，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代表的谈话中说：“如果认为苏维埃形式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惟一形式，那我们可能会犯错误。实践证明，苏维埃形式是最好的，但完全不是惟一形式。也可以有其他形式——民主共和国，甚至在一定条件下的君主立宪制……”[17]再如，1946年9月，斯大林在与季米特洛夫谈话时说：“我们革命时期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有必要采取别的方式和形式，而不要模仿俄罗斯共产党人，他们所处时代的形势完全不同。不要害怕我会指责你们在搞机会主义。这不是什么机会主义，而是在当今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18]
不能否认，东欧共产党有着深深的欧洲情结，有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意愿，也有维护本民族政治文化传统的要求。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所有这些比起它们在组织上、纲领上和外交上对苏联党和国家的依附，都是微不足道的。当苏联的利益需要时，东欧共产党在人民民主制度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才有可能。当苏联的利益不需要时，东欧共产党再有类似的言行就成了与苏联冲突的主要内容。因此，东欧各国共产党在人民民主制度时期的所谓“探索”不过是对苏联党和国家依附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东欧的人民民主制度存在的时间大体上是从1944年年底到1948年年初。除了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之外，其他国家在政治发展上都体现出了政治制度的过渡、各政治派别的兼容和东西方大国的认同。同时，所有东欧国家在对外政策上都有程度不同地倒向苏联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是主流，在其他国家，共产党是主动的，其他政党则是被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