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东欧的人民民主制度是苏联出于同西方国家关系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自身利益而允许东欧各国存在的，所以，当苏联同西方国家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东欧的人民民主制度也走到了尽头。
由于政治文化的“基因”不同，苏联与西方国家战时联盟没能持续多久，俄罗斯学者甚至认为，苏英关系早在1945年春天就发生了转折，对于英国来说，“苏联威胁取代了纳粹敌人”。[33]但是，最终打破东西方大国同盟关系的还是“冷战”。1947年美国记者李普曼发表了一系列鼓吹“冷战”的文章，以后，“冷战”一词便广泛流行起来。在含义上，“冷战”被用来说明当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由过去的联盟关系转向冲突，也指1947年开始的美苏之间除了直接动用武力以外的一切敌对行为，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然而，“冷战”究竟起于何时，发起者到底是西方还是苏联，不同国家的学者没有并且似乎也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34]
1945年4月接替罗斯福继任总统的杜鲁门改变了前任所倡行的国际组织，凭借实力，通过大国间政治、经济合作，以和平方式确立美国霸主地位的政策，主张采取直接对抗的战略，公开叫嚣必须用武力来阻止“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在美国紧锣密鼓地制造舆论、恶化美苏关系的时候，此时已下野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和时任美国驻苏联代办的乔治·凯南成了“冷战”的主要推手。
早在“二战”结束前夕，丘吉尔就提出，德国投降和战争结束以后，由于共同的敌人已经没有了，西方盟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苏联就成为主要的危险，西方国家必须建立起新的阵线来阻止苏联版图扩张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35]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城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在对美国的民主、经济和军事力量大加赞扬一番之后，丘吉尔说：“不久前刚被盟国的胜利所照亮的大地，已经罩上了阴影。没有人知道，苏联和它的共产主义国际组织打算在最近的将来干些什么，以及它们扩张和传教倾向的止境在哪里，如果还有止境的话。”接着，丘吉尔就大肆渲染所谓苏联和共产主义扩张的危险：“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36]
为了激起西方“自由世界”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同仇敌忾，丘吉尔说：“受俄国支配的波兰政府被怂恿对德国领土实行大片的、不义的侵占，正在以可悲的、梦想不到的规模的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成群地被驱赶出境。在所有这些东欧国家原来都很弱小的共产党，已经上升到同它们党员人数远不相称的主导的、掌权的地位，到处争取极权主义的控制。几乎在每一处，都是警察政府占了上风。到目前为止，除了捷克斯洛伐克，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在此基础之上，丘吉尔建议西方国家特别是讲英语的国家团结在一起，利用美国的军事实力，抑制苏联和共产主义。他说：“大战期间，我对我们俄国朋友和盟友的观察所得的印象使我坚信，他们所钦佩的莫过于实力，而他们最瞧不起的是军事上的虚弱。”[37]
乔治·弗洛斯特·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则提出了“遏制”理论，这成了杜鲁门强硬政策和“冷战”的理论基础。凯南认为，苏联从来也没有放弃消灭资本主义的信念，因而正在进行无休止的扩张。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苏联在某些问题上可能同西方达成一致，但受狂热扩张思想的支配而不会停止往强国的地盘里钻营。不仅如此，苏联还把一切外国人视为潜在的敌人，与西方之间没有任何友好而言。所以，美国同苏联没有共同的目标，同它的关系决不能过于密切，应当将苏联当作政治上的对手而不是合作伙伴。考虑到苏联“顽固地按既定方针前进，不遇到难以对付的武力就不会停下来”，凯南主张：美国必须拥有足够的武力，并且时刻准备使用武力，用“消除非共产主义世界中所存在的大片较脆弱的地区的方法”来遏制苏联的扩张。[38]
1947年2月，英国照会美国，称3月31日以后不再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还要从希腊撤出自己的军队。希腊和土耳其在军事上和战略上对西方国家至关重要，美国应担负援助这两个国家的重任。英国的请求与美国的打算刚好吻合。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国情咨文，“向全世界说明美国在这个新极权主义的挑战面前所持的立场”。杜鲁门对听众描述了一幅连锁反应的“可怕”情景：东欧各国已经建立起了少数人“恐怖和压迫”的制度；希腊正受到共产党领导的“几千名武装人员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如果希腊一旦陷入这些人的控制之下，就会对毗邻的土耳其产生直接的、严重的影响；这种混乱和无秩序的状态很可能进一步扩及整个中东地区，进一步会给一些欧洲国家带来灾难；如果欧洲国家的自由制度崩溃和独立地位丧失，那对全世界来说都是灾难性的。[39]基于这样的估计，杜鲁门提出美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要求国会授权“在至1947年6月30日截止的期间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同时“一经希腊、土耳其提出要求，就选派美国文职和军事人员前往这些国家，去参与重建任务”。[40]杜鲁门主义表面上是打着“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旗号，实际上是利用英国衰败的机会“填补”这一带出现的“真空”，染指巴尔干和中东地区，把自己的触角伸向苏联边缘地带。
然而，对东欧更有针对性的是“马歇尔计划”。1947年6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称，欧洲已经沦为一片废墟，若得不到大规模的援助，就将面临非常严峻的社会形势和恶化的政治形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应当尽其所能来帮助世界恢复正常的经济状态，以便“使自由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能够出现”。[41]马歇尔反复强调：欧洲必须首先提出要求，然后美国才“在实际能做到的范围内”给予支持，援助计划必须是联合性质的。马歇尔对欧洲的经济援助计划是美国遏制政策在经济上的手段，其主要功能是配合杜鲁门主义全方位地抵御苏联和共产主义。
面对英美咄咄逼人的态势，苏联也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丘吉尔在富尔敦演说后不久，斯大林在同《真理报》记者谈话时表示：丘吉尔的演说是“危险的行动，其目的是要在同盟中间散播纠纷的种子，使它们难于合作……实际上，丘吉尔先生现在是站在战争的挑拨者的立场上的，而且丘吉尔先生在这里并不是孤独的，他不仅在英国有朋友，而且在美国也有朋友”。同时，斯大林也清楚地告诉西方，如果丘吉尔及其西方盟友要发动一场反对苏联和东欧的新战争的话，“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将像26年前一样被击败”[42]。斯大林也很快改变了自己以前的看法，提出在战争乌云重新密布的情况下，各国人民的斗争任务就是揭露他们，保卫世界和平。随着“冷战”进一步发展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不断巩固，斯大林更加强调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和两种制度对立与斗争的不可调和性。
虽然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发生变化了，但是，它在东欧的利益依旧保持原来的样子，所不同的是要改变维护的方式。在这种形势下，东欧的政治发展必须要有新的变化。
苏联同西方关系发生的变化反映在东欧政治发展上，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东欧国家很快建立共产党的一党制，二是它们在对外关系上完全倒向了苏联。与此同时，在经济领域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造。不过，与政治和外交相比，经济上的变化开始得要早而且持续时间要长些。因此，结束了东欧政治体制上的过渡阶段并使人民民主制度走到终点的，主要是政治上共产党一党制的确立。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除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之外，其他国家在1947—1948年都进行了政治体制的变革，确立了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绝对统治地位。总的来看，东欧国家通过与社会民主党合并等方式在短期内大量增加共产党成员的人数，迅速改变了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其中，捷共的情况最典型。
“冷战”开始后，捷克斯洛伐克国内资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也激烈起来。1947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出现右转，在选举党主席时，亲苏和亲共的左派领导人费林格落选，右翼的劳什曼当选。于是，资产阶级政党试图与社会民主党结盟来共同对付共产党，国家社会党与社会民主党达成了共同行动的协议。为了争取国家公务人员的支持，国家社会党1948年2月10日在议会中提出大幅度提高他们工资的议案，并在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的支持下获得了通过。有了这次胜利，国家社会党人对共产党的攻势更加咄咄逼人。2月13日，在政府召开讨论国民保险法案的例会上，担任司法部部长的国家社会党人德尔蒂纳抛开会议的主题，向共产党发难，指责共产党人诺塞克领导的内务部和公安军团滥用权力迫害国家社会党工作人员，擅自用共产党人取代布拉格地区8名非共产党的警官。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资产阶级部长们提出的一项决议，撤销内务部部长关于调换8名警官的命令，暂时停止公安军团各级军官的一切调动，政府要在17日再次开会听取内务部部长汇报执行上述决议的情况。
在此之后的几天里，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展开了最后的较量，捷共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全国工会代表大会和全国农民代表大会上发起反击，而国家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则达成不单独与共产党谈判的共识。捷克共产党向苏联通报了情况并保持与苏联驻捷大使的直线联系，国家社会党则加紧与美国、法国、英国和梵蒂冈驻捷大使馆的沟通。在17日召开的政府例会上，国家社会党的部长们就内务部部长是否执行了13日的决议质问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哥特瓦尔德说，那个决议由于干涉了内务部部长的职权因此是违宪的，这个问题应在内务部部长能够出席政府例会时再讨论。但是，国家社会党的部长们不同意，仍然要求内务部部长执行13日的决议，否则他们就不参加政府的工作。他们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想搞垮哥特瓦尔德政府，建立一个对他们有利的看守内阁，进而赢得即将在5月举行的议会大选。
面对紧张局势，捷共中央主席团17日晚举行会议，决定动员人民反击资产阶级政党发动的攻势。在18日晚向全国发出的号召书中，捷共“揭露了参加政府的资产阶级政党长期以来破坏政府纲领的执行，阻挠重要法案的制定，以及蓄意制造政府危机，以便在大选之前组成看守政府的意图。捷共中央号召劳动人民、工人、农民、小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处于戒备状态，准备随时把反动派的颠覆阴谋消灭在萌芽之中”[43]。当天，斯洛伐克共产党[44]也发表了《人民行动起来，粉碎反动派的计划》号召书。国家社会党等也不示弱，一方面利用它们控制的报纸披露17日政府例会的消息并且攻击共产党，另一方面试图寻求爱德华·贝奈斯总统的支持。美国和苏联驻捷大使都十万火急地赶回布拉格，给自己所支持的政党出谋划策。前者声称，共产党人政府的统治即将终结，捷克斯洛伐克很快要回到民主道路上；后者则宣布，苏联政府不会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坐视不管，任凭各政党肆意妄为。
根据17日会议决定，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于20日上午召开会议，但出席的只有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三个资产阶级政党的12个部长借口由于13日政府决议没有履行而拒绝出席。他们在一份致哥特瓦尔德的声明中称，只有执行了这个决定，才出席政府的会议。当天下午，这12个部长还向贝奈斯提出了辞呈。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出现危机。为了渡过这场危机并且将资产阶级政党赶出政府，捷共做了多方面的努力。首先，哥特瓦尔德20日下午拜见贝奈斯，要求他接受12个部长的辞呈，同时拒绝了贝奈斯提出的共产党与3个资产阶级政党谈判的建议。其次，劝说社会民主党和无党派的部长不要辞职，以便确保余下的14个部长都能留任，在多数部长留任的情况下总统就无权解散政府。社会民主党主席团于当晚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将这个问题留给23日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同时，无党派的国防部部长斯沃博达和外交部部长马萨里克也决定留任。再次，积极发动民众。20日深夜，捷共中央主席团在《告全体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书》中指出：“国家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三政党结成一团，最清楚不过地表明，它们是一个反民主、反人民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同盟，其目的就是要推翻人民民主制度，迫使把权力转归联合起来的反动派。”在这种情况下，“捷共和斯共中央主席团考虑到了挑起公开政治危机的这一情况，表示完全赞成政府中的共产党代表的步骤，并作出决定，立刻动员劳动人民的所有力量去支持哥特瓦尔德的政府”。[45]捷共的号召得到了广泛响应，21日10万人在布拉格广场上集会，22日工会召开代表大会并在会后举行大规模的游行，24日中午全国250万工人举行了1小时的罢工。最后，做了诉诸武力的准备。哥特瓦尔德命令国家公安军团和人民军队随时准备战斗，封锁边界，武装了15000多名工人民兵。
采取了这些措施之后，力量对比的天平开始倾向共产党一边。在捷共领导的反复催促下，25日下午，贝奈斯被迫批准了12个资产阶级部长的辞呈，同时批准了以哥特瓦尔德为总理的新政府。在24名政府成员中，12人来自捷共，4人来自社会民主党，国家社会党、人民党和无党派各2名，斯洛伐克民主党、自由党各1名，比起上一届政府的人员构成，捷共增加3名，社会民主党增加1人，3个资产阶级政党各减少2人。5月9日，捷克斯洛伐克制宪会议通过了新宪法，史称“五九宪法”。“‘五九宪法’使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实行人民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一个两个斯拉夫民族即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均享有平等权利的统一国家的事实，得以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46]6月7日，深感自己无力把“二战”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建成“东西方桥梁”，贝奈斯辞去总统职务。14日，国民议会选举哥特瓦尔德为总统。第二天，哥特瓦尔德任命同样也是捷共领导人的安托宁·萨波托夫斯基组建新政府。6月27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与清除了右派领导人的社会民主党合并，名称仍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紧接着，捷共开始在全国搞征收党员周，到11月党员人数达250万，占全国人口的18%，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比起捷克斯洛伐克来，东欧其他国家的情况就要简单得多，因为1947年亲苏的工人党和社会党在这些多党制的国家政府中已占优势。在波兰，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有良好的合作关系，早在1945年6月工人党总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就在社会党的代表大会上建议两党合并。1947年5月，波兰工人党中央全会把两党的统一作为主要任务。1948年3月，两党中央举行了联席会议，决定在9月实行合并。12月15日，波兰工人党与波兰社会党合并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三国，共产党则是突击发展党员在先，与社会民主党合并在后。罗马尼亚共产党在“二战”后最初3年中大规模地发展党员，人数从“二战”前地下党员不满1000人猛增到1947年9月的71万，一举成为全国最大的党。匈牙利共产党1945年时只有3万党员，但1946年猛增到65万，1947年8月总数达75万人。保加利亚工人党成员大增是在1944年9月9日起义之后，“成千上万的新成员加入了工人党的行列。几年之内，工人党的党员总数达到五十万人之多”[47]。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罗马尼亚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1948年2月合并为罗马尼亚工人党[48]；匈牙利共产党与清除了右翼领导人的社会民主党1948年6月14日合并成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保加利亚工人党与社会民主党1948年8月合并，12月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改称保加利亚共产党。
共产党在东欧政治生活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结果，除直接终结了人民民主制度之外，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影响。从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上看，这些合并也是社会民主党在东欧的第二次共产党化。虽然都是社会主义政党，但是，社会民主党的思想渊源是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共产党的思想渊源则是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与苏联一致的意识形态就成了东欧社会主义与苏联关系的基础。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从西方向东方过渡的这个大背景下，东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经完全同化于东方的布尔什维主义。但是，这种同化是表面上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传统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在东欧政治发展过程中，在复杂的苏联东欧关系中潜在地发挥着作用，甚至成为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整个消失和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的推动力之一。
[1] 李宗禹等：《斯大林模式研究》，376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2] Т.В.Волокитина，Г.П.Мурашко，А.Ф.Носкова，Народ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миф или реальность？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4—1948гг.-М.：Наука，1993г，c306.美国学者查尔斯·盖蒂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所谓“人民民主道路”，代表的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一个过渡形态，在这一形态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因素和特征并存，社会主义将通过渐进的方式战胜资本主义”。参见Charles Gati，Hungary and the Soviet Bloc，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6，p.35。
[3] 《斯大林文选》，下册，4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4] 《斯大林文选》，下册，425页。
[5] 《斯大林文选》，下册，484页。
[6] 《斯大林文选》，下册，4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7] 《斯大林文选》，下册，423、439页。
[8] 《斯大林文选》，下册，493页。引文略有改动。
[9] Ivan F.Berend，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1944—1993，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7.
[10] 李宗禹等：《斯大林模式研究》，37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11] Т.В.Волокитина，Г.П.Мурашко，А.Ф.Носкова，Т.А.Покивайлова，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Европа.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жимов советского типа （1949—1953）：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М.：РОССПЭН，2002г，c.63.
[12] Ivan F.Berend，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1944—1993，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16.
[13] Т.В.Волокитина，Г.П.Мурашко，А.Ф.Носкова，Народ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миф или реальность？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4—1948гг.，c.312.
[14] 马细谱：《季米特洛夫关于人民民主思想的转变》，载《世界历史》，1997（4）。
[15] Т.В.Волокитина，Г.П.Мурашко，А.Ф.Носкова，Народ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миф или реальность？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4—1948гг.，cc.307-308.
[16] 参见李宗禹等：《斯大林模式研究》，37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17] [保]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等译，33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8] [保]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等译，386页。
[19] 参见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9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0] Ivan F.Berend，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1944—1993，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18.
[21] Ivan F.Berend，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1944—1993，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6-7.
[22] [捷]爱德华·塔波尔斯基：《共产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1948—1960）》，何端丰、徐式谷译，406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
[23] 参见《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宣言》，载《解放日报》，1944-08-27。
[24] 陈广嗣、姜琍编著：《列国志·捷克》，7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5] [阿尔巴尼亚]克利斯托·弗拉舍里：《阿尔巴尼亚史纲》，樊集译，44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
[26] 参见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匈牙利关于废除大土地所有制和分配土地给劳动农民的法令》（节录），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5卷，610～61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
[27] Donáth Ferenc，Reform and Revolution：Transformation of Hungary 's Agriculture，1945—1970，Budapest：Corvina，1980，p.102.
[28] 参见马细谱主编：《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132～133页，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
[29] 参见《罗马尼亚土地改革法》（节录），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5卷，621～62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
[30]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关于1945年土地改革的论述》（节录），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5卷，623～62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
[31] [保]科谢夫、赫里斯托夫、安格洛夫：《保加利亚简史》，下册，黑龙江大学英语系翻译组译，523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4。
[32]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主编：《南斯拉夫简史——从古代到1966年》，黑龙江大学英语系翻译组译，375～376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6。
[33] [俄]奥·阿·勒热舍夫斯基编：《斯大林和丘吉尔（1941—1945）》，王仲宣等译，61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34] 参见王帆：《关于冷战起源的几种解释》，载《外交学院学报》，2000（2）；Ralph B.Levering，et al.（ eds.），Debating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American and Russian Perspectives，New York：Rowman & Littlefield，2002；Ivan F.Berend，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1944—1993，pp.18—27.[美]雷蒙德·加特霍夫：《冷战史：遏制与共存备忘录》，伍牛、王薇译，1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35] 参见[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下部第3分册，《胜利与悲剧》，韦凡译，669～67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36]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法学教材编辑部，85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
[37]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法学教材编辑部，87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
[38] 参见[苏]瓦·米·别列日科夫：《我是斯大林的译员——外交史的篇章》，周梦罴等译，60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39] 参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7年）》，第一编第三分册，4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齐世荣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92～94页，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
[40]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7年）》，第一编第三分册，4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41] 参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法学教材编辑部，93～96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
[42] 《斯大林文选》，下册，462、4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43] 沈志华主编：《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3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4] 斯洛伐克共产党本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斯洛伐克地区的分支，1939年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成立后，斯洛伐克共产党脱离捷克共产党独立。斯洛伐克共产党作为一个独立政党一直存在到1948年9月。
[45] 转引自沈志华主编：《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3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6] [捷]弗郎蒂舍克·卡夫卡：《捷克斯洛伐克史纲》，叶林译，19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
[47] [保]科谢夫、赫里斯托夫、安格洛夫：《保加利亚简史》，下册，黑龙江大学英语系翻译组译，534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4。
[48] 1965年又重新改称罗马尼亚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