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经济模式在东欧各国的确立是一个交织着兴奋与困惑、一致与矛盾的过程。兴奋，是指这种模式初期的正面效应令处于恢复和初期发展的东欧各国异常鼓舞；困惑，是指苏联模式与东欧各国国情存在着不适应甚至冲突的地方。另外，苏联模式在东欧国家的确立也带有很浓的苏联控制东欧的色彩。在苏联模式化的过程中，东欧各国共产党内部都有一些人对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和全面接受苏联控制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主张走有本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对于苏联和东欧国家中积极推行苏联模式的人来说，这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就成了苏联模式化道路上的障碍。
为了消除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和独立思想，保证苏联模式在东欧国家的顺利推行和苏联对东欧的严格控制，在苏联领导人的干预和苏联安全部门的插手下，东欧各国共产党在1949—1953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内部清洗和公开审判。清洗和公开审判的主要对象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包括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甚至还有党的总书记。凡是不严格按照斯大林的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走民族道路的人，都被冠以“右倾民族主义分子”“铁托分子”“反苏”等罪名加以清洗，而使用的则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手法。
共产党情报局把南共开除出去最根本的原因是铁托没有跟上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不愿意或没有完全听从莫斯科的指挥。与南共之间的冲突也使苏联意识到，要想彻底控制东欧，就必须把东欧国家的独立倾向压下去。因此，东欧国家首先清洗的“铁托分子”是阿尔巴尼亚。
在东欧国家中，阿尔巴尼亚只与南斯拉夫接壤，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以下简称“阿共”）是在南共的帮助下建立的。战后初期，阿尔巴尼亚同南斯拉夫的关系非常密切。相比之下，苏联不太重视阿尔巴尼亚。斯大林不仅没有让阿共参加共产党情报局，而且1947年1月鼓动南斯拉夫并吞阿尔巴尼亚。但在苏南公开冲突后，苏联加强了同阿尔巴尼亚的联系，向地拉那派了许多专家，增加了驻阿尔巴尼亚的使馆人员。与此同时，阿尔巴尼亚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却日渐恶化，阿共发表特别声明，拥护苏联共产党情报局的决定并且谴责南共领导人的背叛，关闭了两国边界，撕毁了同南斯拉夫签署的经济协议。在这样的背景下，1948年9月召开的阿共中央第十一次全会批判了党中央组织书记科奇·佐泽等人，并以托洛茨基分子、党和人民的敌人、南斯拉夫的代理人等罪名将他们开除出党。1949年5月，地拉那法院开庭审判佐泽等人，他们被指控的罪名是与铁托密谋推翻阿尔巴尼亚政府，试图谋杀霍查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放弃阿尔巴尼亚的国家主权，按英美帝国主义的指示将把阿尔巴尼亚并入南斯拉夫。7月，佐泽被判死刑，其他人被处5年到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接下来进行清洗的是匈牙利共产党（以下简称“匈共”）。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匈共内部一直存在着国内派和国外派。国内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拉伊克·拉斯洛，国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拉科西·马加什。解放后，在匈牙利执掌大权的却是亲苏的国外派，他们在内政外交方面紧跟苏联。苏南公开冲突后，拉科西也开始在匈牙利共产党内寻找“铁托的代理人”，将清洗的对象锁定在拉伊克等人身上。之所以如此，最直接的原因是拉伊克曾担任过匈南友好协会主席，与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交往比较密切，但在深层次上两派争权夺利是主因。拉科西的做法也正合苏联领导人的心意，斯大林还专门派内务部官员和一批顾问到匈牙利协助清洗。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共的决议公布不久，在1948年7月召开的一次党的政治局会议上，拉伊克就被指控“准备发动军事政变”。由于准备不充分，再加上拉伊克的申辩，这次会议没能将拉伊克定罪。1949年6月，拉伊克被捕并被开除出党，罪名是“帝国主义的托洛茨基代理人”。
在公开审判前，匈牙利安全部门在苏联顾问的指挥下，仿照苏联30年代大清洗的方式，对受审者进行非人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即使如此，拉伊克等人也拒绝承认对他们的指控。在这种情况下，匈牙利安全机关和苏联顾问又采取了诱骗的手段，说服拉伊克等人招供，说这是世界共产主义事业的需要。接替拉伊克任内务部长的卡达尔·亚诺什也要求拉伊克放弃抵抗，与党进行合作，为党的利益服务，向全世界证明铁托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卡达尔告诉拉伊克，即使他被判处死刑，也会被赦免的，判决不会执行，他和他的家人在公开审判结束后会被送往苏联，开始隐姓埋名的新生活。1949年9月，布达佩斯人民法庭审理“间谍颠覆活动”案。审判后，拉伊克等人得到的不是秘密获得的自由，而在10月被送上了绞架。
共产党情报局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刽子手和特务掌握中》决议公布的第二天，1949年11月，保加利亚公布了对民族主义间谍集团的起诉书。这个集团包括政府部长、党中央书记、军队高级领导等共23人，首领是保共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特莱乔·科斯托夫，罪名是与铁托集团、英美间谍机关有密切联系，他们直接组织了反对保加利亚人民民主制度的阴谋。其实，这些人受到清洗的最重要原因是，他们得罪了苏联。由于解放后主要负责经济工作，科斯托夫发现苏联以极低的价格从保加利亚购买了大量的烟草和玫瑰油，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其售价低于保加利亚人在国际市场上的售价。为了阻止这种行为，1947年，科斯托夫命令把禁止向外国泄露秘密经济信息的保守国家机密法律应用于苏联。[26]对此，斯大林记恨在心。保共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在党内搞清洗。1949年6月20日，科斯托夫被保加利亚安全机关逮捕，罪名是“为帝国主义国家从事经济破坏和间谍工作”。大约两百来人与科斯托夫一同被抓，他们多半或者与科斯托夫有联系，或者是同南斯拉夫有交往的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在接下来的4个多月里，保加利亚的安全机构对科斯托夫等人进行了审讯，方式、方法几乎与匈牙利安全机构审讯拉伊克一样。在肉体折磨和政治诱骗下，科斯托夫也答应认罪。1949年12月7—14日，保加利亚的司法机构在索菲亚对科斯托夫等人进行公开审判。12月，法庭判处科斯托夫一人死刑，其他则被判处有期或无期徒刑。
与阿尔巴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相比，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共产党清洗的重点不是“铁托分子”，而是“右倾民族主义分子”。
波兰工人党清洗的主要“右倾民族主义分子”是哥穆尔卡。哥穆尔卡1945年12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总书记。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哥穆尔卡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强调波兰特色，在对外关系上强调自主性。在人民民主制度时期，苏联在一定程度上容忍甚至还鼓励这种特色和自主性，所以，波兰工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经过讨论定下的主调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然而，这一切在“冷战”开始后就不再为苏联所容忍了。哥穆尔卡的悲剧就在于，当苏联已经改变了对东欧控制手法时他还坚持这两点。此外，他对南共采取了温和主义立场。1948年6月，波兰工人党召开中央全会。哥穆尔卡在会上作的报告中提出：波兰社会党也有可资借鉴的光荣传统，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应有差异。结果，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大多数政治委员都站出来反对哥穆尔卡的报告。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波兰社会党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在工人阶级中的间谍”，哥穆尔卡的报告是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传统的严重让步”[27]。8月召开的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着重批判了哥穆尔卡犯的错误，认为他提出波兰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条件”是在思想上向波兰民族主义传统投降，反对共产党情报局对南共的批评，不信任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等。会议决定免去哥穆尔卡的党总书记职务，一致同意由贝鲁特接任。1948—1949年，波兰党进行了三次清洗，涉及1/4的党员，许多领导干部被撤销职务并受到党纪处分。1950年2月，根据贝鲁特领导下的政治局安全委员会的决定，哥穆尔卡被捕，直到1954年12月13日才获释。
另一个以“右倾民族主义分子”为清洗对象的是罗马尼亚共产党（以下简称“罗共”）。与波兰工人党比较起来，罗共清洗的党内派别斗争色彩浓。“二战”后初期，罗马尼亚共产党内主要有三派：一是以1933—1944年在罗马尼亚监狱中度过的乔治乌-德治为代表的“监狱派”，二是以战争年代在苏联度过并在那里掌管罗马尼亚共产党事务的安娜·波克、瓦西列·卢卡和特奥哈里·乔治斯库为代表的“莫斯科派”，三是以长期在国内领导罗马尼亚的抵抗运动的帕特勒什卡努、福里什和科夫里为代表的“国内派”。在这三派中，“国内派”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比较高，而随苏联军队回来的“莫斯科派”和获释的“监狱派”却不大为人所了解。而党政大权主要掌握在“监狱派”和“莫斯科派”手里。其中，乔治乌-德治自1944年4月以来就担任党的主要领导人、国民经济部长等职，安娜·波克任外交部部长，瓦西列·卢卡任财政部部长，乔治斯库是内务部部长。
苏联改变控制东欧的方式之后，“国内派”显然不合莫斯科的需要，“莫斯科派”与苏联的关系虽然密切，但在国内缺乏基础。另外，安娜·波克还是犹太人，而且没有掌控主要权力。“监狱派”虽然握有大权，可还没得到苏联的信任。为了在党内派系之争中赢得苏联方面的支持，乔治乌-德治利用苏南冲突的机会，借党员审查运动清洗了“国内派”。1954年，指控帕特勒什卡努和科夫里等人是“间谍和阴谋家”“充当法西斯警察的密探”，“为帝国主义间谍机构服务，实行反苏的民族主义路线”。结果，帕特勒什卡努和科夫里被判处死刑。清洗了“国内派”之后，“监狱派”同“莫斯科派”之间的斗争就凸显出来了。“莫斯科派”原本就是亲苏的，“铁托分子”“右倾民族主义分子”之类的罪名对他们很难适用。然而，由捷克斯洛伐克清洗鲁道夫·斯兰斯基引起的东欧国家大规模的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为乔治乌-德治提供了清洗“莫斯科派”的口实，因为安娜·波克是一个犹太人，卢卡是一个匈牙利族人。1952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央全会谴责卢卡违背党中央的路线和决定，试图将其他中央委员也引入右倾机会主义道路，破坏货币改革和集体农场，严厉批评安娜·波克和乔治斯库偏离了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路线，“向特权阶级倾斜”，脱离人民群众。不久，卢卡被捕，被指控把破坏分子和敌对分子安排在银行和财政管理部门，鼓励资产阶级贸易和投机商人，在农村支持富农。不过，比起东欧其他国家被清洗者，安娜·波克和乔治斯库的境遇要好一些，前者6月被解除外交部部长职务，9月被开除出党。然而，“莫斯科派”毕竟是亲苏的。正是在苏联的干预下，他们中的多数最终只是退出政治舞台而已，没受到牢狱之灾。1954年10月10日卢卡被法庭以破坏、阴谋和间谍罪判处了死刑，但后经上诉改判为无期徒刑，1960年死于狱中。在东欧各国中，罗马尼亚共产党是唯一将“莫斯科派”清洗的党。
在东欧各国党中，最晚实施清洗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其原因是“由哥特瓦尔德、斯兰斯基和萨波托斯基领导的‘莫斯科派共产党人’牢牢地控制着局势，那些被看作是‘国内派共产党人’居于从属地位”。不仅如此，捷共中央最高领导层之间关系也比较和谐。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安东尼·萨波托斯基和斯兰斯基都是捷共的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哥特瓦尔德和萨波托斯基在20年代都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斯兰斯基1928—1944年为捷共驻莫斯科领导机构成员。战后，哥特瓦尔德任临时政府副总理和民族阵线主席，1945—1953年任捷共中央主席，1946年任政府总理，二月事件后任共和国总统。萨波托斯基从1945年起任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8年6月后任政府总理，1953年3月接任总统。斯兰斯基1945—1951年任捷共中央总书记。正因如此，无论是捷共内部还是学术界都认为，当时的捷共不存在进行清洗的内在动因，而后来搞的大清洗最主要还是外力作用的结果。
1949年共产党情报局在布达佩斯召开的第四次会议向东欧各党下达了清洗“铁托分子”的命令，苏联不可能容忍东欧还存在不进行清洗的共产党，而捷共主要领导人也必须要用行动来证明对莫斯科的忠诚。1949年9月16日，哥特瓦尔德和斯兰斯基就向马林科夫提出，请他派熟悉拉伊克案件的苏联专家来捷克斯洛伐克指导清洗工作。苏联专家到了之后，捷共着手清洗“捷克斯洛伐克的拉伊克”，很快就逮捕、审判甚至处决了一些人。可是，这些人与铁托和南斯拉夫之间的联系似乎并不大，地位也都不高，清洗他们不是苏联的最终目的。根据共产党情报局布达佩斯会议的决议，清洗的重点在那些“共产党内的敌人”。从1951年起，捷共逐步在党内开展大规模的清洗，主要对象是党和政府中流亡过伦敦的、斯洛伐克族的、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犹太裔的高级干部。1950年2月，党中央副总书记、组织部长斯维尔莫娃被捕。1951年9月，斯兰斯基被解除了党的总书记职务，两个月后被捕入狱。斯兰斯基是清洗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与哥特瓦尔德的关系也不错。他“最后被挑选出来作审判案中的明星，可能由于他是犹太人”[28]。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犹太人就是大清洗的主要对象，以色列右翼政党在1948年大选中获胜后采取的亲美政策进一步促使苏联的反犹太人运动。在东欧各国开始清洗运动时，苏联也把反犹运动推广到东欧，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捷克斯洛伐克。1952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法庭对以斯兰斯基为首的“反国家中心”进行公审，被告一共14个人。在这14个人中间，有11个犹太人。根据苏联旨意起草的起诉书说：“斯兰斯基、盖明德尔和其他阴谋家支持帝国主义依靠的代理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颠覆活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为美帝国主义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提供了前进的基地。”[29]按照事先制订的计划，审判像演戏一样进行了一周。最终，斯兰斯基等11人被判处死，另外3人无期徒刑。
经过5年多的大清洗，苏联模式在东欧各国完全确立起来。东欧各国共产党大清洗制造的几乎都是冤假错案，其中大部分在50年代中期先后获得了平反。然而，大规模的清洗运动产生的消极影响却不可低估。表层上是许多人蒙冤受难甚至失去了生命；中层上是各国的司法制度被严重歪曲，法律成了政治迫害的工具；深层上则是破坏了党的威信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不论在哪个层面，大清洗都在东欧各国发展过程中留下了一道难以治愈的伤痕，为后来东欧国家的剧变埋下了隐患。
[1] Т.В.Волокитина，Г.П.Мурашко，А.Ф.Носкова，Т.А.Покивайлова，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Европа.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жимов советского типа （1949—1953）：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М.：РОССПЭН，2002г，c.56.
[2] 参见《国际条约集（1945—1947）》，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国际条约集（1948—194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苏]安·安·葛罗米柯、鲍·尼·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对外政策史（1945—1980）》，下卷，5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3] 参见《对罗马尼亚和约》，见《国际条约集（1945—1947）》，405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
[4] 参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间关于下喀尔巴阡山乌克兰的协定》，见《国际条约集（1945—1947）》，74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
[5] 沈志华主编：《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1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 参见孙耀文：《共产党情报局——一个特殊的国际机构》，68～6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7] 沈志华主编：《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1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8] 转引自[苏]尼·法捷耶夫：《经济互助委员会》，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国际贸易问题研究所译，41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7。
[9] 参见[苏]安·安·葛罗米柯、鲍·尼·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对外政策史（1945—1980）》，下卷，15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10] Правда，22 Октябрь 1950г.
[11] Правда，14 ноября 1954г.
[12] 引自[美]罗宾·艾莉森·雷明顿：《华沙条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翻译组译，1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13] 参见Robin A.Remington，The Warsaw Pact：Case Studies in Communist Conflict Resolution，Cambridge，MA：MIT Press，1971；Lawrence S.Kaplan，“NATO and the Warsaw Pact：The Past” in Robert W.Clawson，Lawrence S.Kaplan，The Warsaw Pact：Political Purpose and Military Means，Wilmington：Scholarly Resources，1982。
[14] 李宗禹等：《斯大林模式研究》，39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15]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1926—1932年）》，第3卷，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16] 波兰开始时实行的是六年计划，但从1956年起，波兰也改实行五年计划，1956—1957年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61—1965年、1966—1970年实行了第二个和第三个五年计划。
[17] 李宗禹等：《斯大林模式研究》，39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18] 李宗禹等：《斯大林模式研究》，40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19] 参见李宗禹等：《斯大林模式研究》，233～24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20] 参见李宗禹等：《斯大林模式研究》，329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21] 参见《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22～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22] 参见李宗禹等：《斯大林模式研究》，203～21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23] 转引自沈志华编著：《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2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4] Правда，23 января 1948г.
[25] 参见沈志华编著：《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20～2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6] 参见王瑜：《东欧共产党：倒下的多米诺骨牌》，194页，北京，红旗出版社，2005。
[27] 波兰《新路》月刊，1948（7），转引自刘邦义：《哥穆尔卡评传》，115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28] [美]塔德·舒尔茨：《“布拉格之春”前后》，张振第、丛林译，137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29] George H.Hodos，Show Trials，p.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