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欧国家全面倒向苏联和苏联模式化的过程中，南斯拉夫由于某些特殊原因未能完全按照苏联的意志行事，在某种程度上强调自主性和自身利益，结果惹恼了苏联，招致被“革出教门”之祸。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召开第三次会议，根据苏联共产党提供的资料专门讨论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状况，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这个决议宣布：情报局赞同联共（布）对南共（南斯拉夫共产党，以下简称“南共”）状况的估计和对南共中央的批评，南共领导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的主要问题上实行一条不正确的、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正在实行一条对苏联和联共（布）不友好的政策。南共领导人在对内政策方面背离工人阶级的立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正在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在党内建立起对南共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是灾难性的官僚统治。决议还断言：南斯拉夫由于背离了国际主义传统，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将很快丧失独立而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南共党内的“健康分子”应当撤换南共的领导人。[20]1949年11月，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的第四次会议，根据乔治乌-德治的报告做出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凶手和间谍掌握中》的决议，说以铁托为首的南共领导人是“杀人犯”“法西斯和帝国主义的奴仆”“人民公敌”，呼吁南斯拉夫人民起来推翻所谓“铁托集团”。[21]
其实，共产党情报局批判南斯拉夫事件与共产党情报局本身的关系并不大，主要起因是：南共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历史恩怨，南斯拉夫与苏联战后初期交往过程中的利益矛盾，“冷战”开始后南斯拉夫的所作所为与苏联控制东欧的战略意图之间的冲突。
在历史恩怨方面，第一，“二战”期间，在南共领导的游击队发展与建设以及苏联援助南斯拉夫游击队等问题上，南共与苏联有不少矛盾。苏联由于不愿意影响它与盟国的关系，有意地限制南共力量的发展。第二，在南斯拉夫人民政权的创建问题上，南共与苏联有较大的分歧。在南斯拉夫抵抗运动中苏联比较看重的是与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关系，先是反对南共创建带有自己色彩的政权组织，后又要求建立包括流亡政府成员的联合政府。
“二战”后初期，南斯拉夫与苏联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在国家利益方面存在的矛盾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两国贸易问题上，南共认为苏联不是真心帮助南斯拉夫实现工业化，而是想控制南斯拉夫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另外，双方在两国货币即第纳尔与卢布的比价问题上的意见也不一样。第二，在苏联军事专家和经济专家的待遇问题上，双方亦存有分歧。1946年铁托通知苏联，由于财政困难，南斯拉夫方面希望苏联政府或者能降低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军事专家的报酬，或者能减少专家的人数。苏联则认为，财政困难不过是南斯拉夫的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南斯拉夫对苏联军事专家所持的不友好甚至敌视的态度。第三，在南共党内和南斯拉夫国内的一些问题上，苏联共产党指责南共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忽视了苏联作为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决定性力量，过高地估计了南斯拉夫在发展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成就，过低估计农村的阶级斗争和富农的危险，对共产党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与作用采取了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的态度。[22]
两国在交往中难免出现某些利益上的矛盾，并没有什么奇怪，这完全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可是，南斯拉夫与苏联的这些矛盾非但没有能够协商解决，反而被国际化，成为共产党情报局后来几次会议的主题，最主要的原因是，“冷战”开始后南斯拉夫的所作所为与苏联控制东欧的战略意图发生了冲突。具体来讲，引起苏联强烈不满的主要诱因，是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酝酿成立巴尔干联邦。
有史以来，巴尔干半岛内部民族矛盾难解难分，外部势力则利用这些矛盾与纷争对巴尔干进行侵略、扩张并且奴役这里的人民。在共同反对外族压迫的斗争中，南部斯拉夫民族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了联合起来的必要性，提出了建立巴尔干联邦的设想。早在19世纪20年代，保加利亚小农党领导人斯塔姆博利斯基就主张，巴尔干半岛和平的最可靠途径是创建一个联邦制的南部斯拉夫，保加利亚应与塞尔维亚或克罗地亚一样成为它的成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南共和保共领导人先后提出了组建联邦的问题，“二战”后初期两国就先建立南保联邦，而后建立巴尔干联邦进行过协商。但是，这些协商在如何组建联邦的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因为南斯拉夫是由6个共和国组成的联邦制国家，而保加利亚是单一制国家；南斯拉夫主张组建6加1的单一联邦，而保加利亚坚持组建1加1的双重联邦。
开始时，为了在“二战”后使保加利亚摆脱英美的控制，苏联曾竭力促成南保两国建立联邦，但在联邦的形式上支持保加利亚，南保两国在1945—1946年就此进行了多次谈判和协商。1947年2月与保加利亚的和约签订之后，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不仅签订了多项双边关系条约，季米特洛夫和铁托还分别于7月和11月访问了贝尔格莱德和索菲亚。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保联邦问题似乎也有了新的进展。铁托在索菲亚称：“很多人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联邦。但我们正在创立的是一个关系更密切，范围更广泛的联盟，至于联邦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23]季米特洛夫1948年1月在布加勒斯特对记者说：“联邦或邦联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还不成熟。它还没有列入目前的议事日程，因此，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在会上讨论的题目。当这个问题成熟的时候（成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即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等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将和希腊一起解决它。”[24]
“冷战”开始后，苏联改变了对东欧的政策，对巴尔干联邦更是不能容忍了。苏联要加强对东欧的控制，需要东欧各国在对外政策上与苏联协调一致，可南保两国却不顾苏联我行我素。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于1947年分别写信给铁托和季米特洛夫，严厉斥责了他们的行为。《真理报》编辑部评述也宣布绝不赞成季米特洛夫在联邦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并认为这种联邦是“不可靠的和凭空虚构的”[25]。面对来自苏联方面的批评，季米特洛夫立即以声明、讲话等方式表示接受苏联的批评并保证与苏联的立场完全一致。南斯拉夫非但没有及时认错，相反又做出了让苏联更为担心的事情。1948年1月19日，铁托借口存在着希腊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支持下入侵阿尔巴尼亚的危机，建议霍查允许南斯拉夫派一个师的兵力进驻阿尔巴尼亚南部的一个基地，而这些都没有征求苏联方面的意见，引起了苏联的强烈不满。
1948年2月10日，苏联共产党、南共和保共三党领导人的会谈在莫斯科举行。苏联共产党出席的人员除斯大林之外，还有中央政治局的其他领导人。南共方面由卡德尔任团长，铁托没有出席。保共团长是季米特洛夫，成员有特拉伊乔·科斯托夫。在这次长达3小时的会谈中，斯大林态度严厉，“怒容满面”，时常粗暴地打断南、保领导人的讲话，以致他们往往无法明确和连贯地陈述自己的看法。会谈过程中，苏联共产党领导人集中指责了南保两国在签订南保条约、发表关于东欧国家联邦声明以及向阿尔巴尼亚派驻军队这三个问题上所犯的原则性和政治性的错误，声称南保两国在采取这些行动前没有预先征得苏联政府的同意，从而违背了共产党情报局波兰会议所形成的互相协商、统一行动的决议。当然，问题的根源并不在此，而在于南保两国的政策与苏联的政策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因此，苏联方面迫使南保两国在会谈后分别与苏联签署一份关于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必须经过双方协商的文件。
但是，铁托不想对苏联妥协。3月1日，南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莫斯科会谈的情况、五年计划的制订、军队和军事工业以及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等问题。在苏联眼中，南保建立联邦是“特洛伊木马计”。因此，得知南共中央这次会议的情况之后，斯大林认为南斯拉夫已决意对抗莫斯科了，决定开始采取行动。莫洛托夫18日电告铁托，苏联将撤回专家和工作人员，斯大林和莫洛托夫27日在给铁托的信中把苏南关系恶化归因于南共的反苏立场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从这时起，铁托、卡德尔对斯大林、莫洛托夫的来信、来电每封必复，进行辩解和反驳，持续了近两个月，来往的信件和电报有十几封，双方对立情绪越来越厉害。在这一过程中，南共还清除了党内的亲苏派。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不仅被铁托的反抗态度所激怒，还担心东欧各党仿效铁托也打出独立的旗帜，从而引起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崩离析和破坏苏联的战略部署，因此便利用情报局这一机构的组织力量，压制南斯拉夫，同时震慑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各党。于是，就有了共产党情报第三次、第四次会议通过的那些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