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毛泽东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而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这段话宣告了即将建立的新中国要走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坚实的基础的。
第一，社会主义是先进中国人的普遍信仰和追求，这是新中国走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意识形态基础。社会主义在出现了几百年、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近半个世纪之后，才于19世纪末作为“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传入中国，开始为中国人所关注并逐渐地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大规模地向中国传播是在20世纪之初并绕道日本。一方面，19世纪60年代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门打开，西方的各种政治思潮同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科学技术一道涌入日本。一时间成为东方的“西学”中心的日本也是研究探讨社会主义学说最热闹的地方。另一方面，许多怀有救国救民抱负的先进中国人东渡日本。受日本人对社会主义热情的影响，他们不仅认真研究探讨社会主义，而且通过各种途径向国内传播。梁启超在许多文章中涉及了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主张，认为马克思是“社会主义泰斗”或“社会主义鼻祖”，而社会主义，其外形若纯主放任，其内质则实主干涉者也。将合人群使如一机器然，有总机以纽结而旋掣之，而于不平等中求平等。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2]此外，马君武和杜士珍等人在文章中在介绍欧洲各个社会主义流派的同时，还重笔浓墨叙述了马克思的主要观点和论著。[3]一篇署名为“大我”的文章更是提出了“社会主义者，将以增人间之福祉而消除其厄难也，普及之卫生术、治疗术也……今社会主义披靡欧美，为雷奔电掣山摧海啸之奇观者，非共产主义与极端民主主义之二大现象乎？是故白人之输入品而未可漫不介意者”。他的结论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作为新社会。[4]
从1905年起，留日的学人逐渐分为以梁启超为首的改良主义者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其中，革命者组建了中国同盟会，领导了推翻帝制的武装斗争，因而也更加同情和支持社会主义。在致力于宣传社会主义的革命者中间，孙中山、朱执信和宋教仁的表现最为突出。此时的孙中山不仅明确宣布自己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而且将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作为积极宣传社会主义的阵地，认为中国“可以直接从中世纪的行会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而不必经历资本主义制度的艰难困苦”。朱执信更是全面地叙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资本积累、剩余价值、无产阶级的贫困化、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生产资料国有化、消灭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等基本原理。[5]宋教仁则以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为载体详细地介绍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史及其相伴生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6]
辛亥革命的胜利似乎证明了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所以，不仅革命者对社会主义传播的热情更加高涨，而且以江亢虎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十分热心于社会主义，翻译书籍、出版杂志、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建立中国社会党等。十月革命之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革命胜利后立即公布《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前者宣布苏维埃政权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及其政府建议，立即就公正的民主和约进行谈判，签订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后者废除土地私有权，没收地主、皇族、寺院、教堂的土地，全部土地归国家所有并交给农民使用。对于一直追求耕者有其田并且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受尽外国列强欺辱的中国人来说，这两个法令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于是，一些有影响的报刊根据欧美和日本通讯社的消息来源，介绍和报道十月革命。尽管人们对十月革命的态度各不相同，但是，大凡追求过社会主义的人（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当时对十月革命均持赞赏态度。于是，他们便开始了介绍以俄国为载体的社会主义和以列宁为载体的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两个人的作用尤其突出，一个是孙中山，另一个是李大钊。1918年元旦，孙中山在致苏俄政府和列宁的电文中说，“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党员之艰苦卓绝的奋斗，表示极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7]。李大钊从1918年7月到1919年1月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热情洋溢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在歌颂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同时，还呼吁中国人民走俄国的道路，“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8]。不仅如此，李大钊以北京大学为基地，不仅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而且还与当时同是北京大学教授的陈独秀一起创办了主要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杂志《每周评论》，翻译和发表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以及大量介绍、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
在以倡导“民主”与“科学”为核心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和以反帝反封建为核心内容的五四运动这样大的背景下，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心目中从以前的一个比较抽象、模糊的概念，具体化为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这是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锁定了苏联模式。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新中国走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物质基础。十月革命之后，中国有一批立志要走俄国道路的共产主义者逐渐组织起来，后来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以他们为核心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最早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主义者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把《新青年》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机关刊物，还创办了秘密的《共产党》月刊，主要活动就是在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以李大钊为首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于同年9月成立，创办了主要面对工人的通俗性宣传刊物《劳动音》。其他地方，如长沙、济南、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也相继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积极开展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与过去的社会主义者相比较，这时的他们更明确地把布尔什维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化身，把苏维埃俄国作为社会主义的化身。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各地的共产主义者还同其他政治流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先是围绕着“问题”与“主义”与胡适争论，接着围绕中国应当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问题与张东荪等争论，最后围绕政党和国家等问题同无政府主义者争论。通过这些争论，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扩大了在中国的影响，成立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政党，进行俄国那样的革命和创建苏维埃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信念也越来越坚定。更为重要的是，分散的共产主义者聚拢起来，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1920年3月，受共产国际的委派，俄共（布）党员维辛斯基夫妇、马迈耶夫夫妇、波林及俄籍华人杨明斋等人来华，使命是了解中国国内情况，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他们先到北京和上海，取得的最大成果便是就建立中国共产党问题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达成共识。7月初，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处负责人维廉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在华工作的俄共（布）党员会议，认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于是，维辛斯基返回上海，具体帮助陈独秀和李汉俊等人筹建共产党。1921年7月23—3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在上海举行，与会的除了中国代表之外，还有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大会明确宣布，“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在必要时，应派一特命全权代表前往设在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9]。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也宣布，“我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我党的首要政策”[10]。毛泽东在《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11]
第三，毛泽东是新中国走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的领袖基础。自1911年在长沙当兵时从《湘江日报》上第一次看到社会主义这个词，到1920年底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毛泽东先后信奉过江亢虎的改良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用他自己对斯诺讲的话说，就是一种思想大杂烩。[12]在实践方面，毛泽东与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在长沙的岳麓书院里半工半读，尝试过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甚至一度打算将这种世外桃源扩大到整个湖南。然而，这些社会主义思潮带给毛泽东的都是一时的兴奋，并没有能真正持续下去，倒是十月革命以及此后大规模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吸引了毛泽东的注意力。1918年8月，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在李大钊主持之下的图书馆做了一名助理员。他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不仅读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章，还有机会直接向李大钊请教，与他探讨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一系列问题。后来，毛泽东曾经深情地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3]1919年年底，毛泽东又一次来到北京，主要活动地点仍是在北京大学，在这里读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4]1920年底至1921年秋在与蔡和森、萧子升等新民学会的会员通信中，毛泽东明确表示坚决赞同俄国的革命方式，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并且建立无产阶级专政。[15]
如果将以上三个基础综合起来，不难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社会发展道路上遵循苏联模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思想上的、组织上的，甚至人事上的基础早都具备了。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来说，只要它取得政权，除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就不会有别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