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要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要向苏联学习。对此，毛泽东1953年2月在政协第四次会议上讲的一段话最有代表性和权威性：“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来建设我们的国家。”[16]可见，这种学习是全方位的，就是在这种学习过程中，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在中国也安家落户了。
（1）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中国的一位理论家就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专门论述向苏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因和意义。他写道，“苏联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老师，而首先和主要是中国人民马列主义理论的老师”。中国经济和文化的落后性，反动统治的残酷性，革命斗争的艰苦性，广大党员干部中普遍存在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是中国人民学习苏联的主客观原因。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识掌握得不多，理论水平也不高，与中国所面临的复杂的革命与建设任务不相适应，所以，广大的党员干部不仅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学习，而且要从头学习。“在这里，我们除了自己要努力之外，还需要苏联的兄弟的帮助。我们希望各位多做苏联的理论方面的介绍者，希望自己设法直接得到苏联同志们的教益。苏联在这方面过去对我们给过重大无比的帮助，今后当然还会给我们同样重大的帮助。”[17]
向苏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就是学习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与实践，而在这方面最权威的教科书就是秉承斯大林旨意而撰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于1938年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早在1935年，苏联红色教授学院向联共（布）中央提出重新编党史教材以克服原有教材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的建议，并获得赞同。然而，经过两年的努力写出来的书仍不符合联共（布）中央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1937年在《关于联共（布）党史教科书》的信中对编者提出了一系列指示，要求他们紧密联系国家的历史来阐述党的历史。后来，斯大林不仅亲自写了党史教科书中的哲学篇《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且直接参与该书的校订。这本书正是在用宪法将苏联模式固定下来并通过三次大清洗消除了一切政治上、思想上异己的背景下出台的，因此可以说这本书是苏联模式经验和理论的全面总结，也就是苏联模式的理论化。从内容上看，这本书的特点一是突出领袖个人，开始时是列宁，后来则是斯大林，因而也就将联共（布）直接称作列宁斯大林的党[18]；二是突出斗争，即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党内的路线斗争。特别是第二方面更是全书九章重笔浓墨加以渲染的，从1893年到1937年联共（布）的历史，实际上成了以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党内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间断斗争的历史。三是突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其内涵既包括思想方面的，也包括经济方面的，还包括政治方面的。这本书出版以后，联共（布）中央还专门做出决议，所有哲学、社会科学著作都必须与此书统一口径。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曾被苏联、法国、意大利、英国、美国、德国等国的共产党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知识的“百科全书”，毛泽东也曾盛赞它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这些评价显然是言过其实。然而，此书的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一直保持半个多世纪，整整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学者和苏联的学者才在不同程度上指出了“此书在宣传个人崇拜、路线中心、大党主义、苏联单一模式方面，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非常深远而广泛的恶劣影响”[19]。一方面，长期以来它被党中央列为“干部必读”的政治书目之一，改革开放以前的党政干部很少有没读过的。另一方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它是全国高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的主要教材。讲授这门课的教员也都是1952—195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集中速成的，然后再回到各高校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对本专科学生讲《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其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2）学习苏联的经济运行体制和管理体制。经过20多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掌握了国家政权，可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却是一点经验都没有，头脑中实际上完全空白。所以，向苏联学习的重点实际上在于经济建设方面。另外，就其背景而言，还有三点也必须考虑到。一是经济发展水平极其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国民经济中，个体农业手工业占90%，近代工业只占10%。工业的成分主要是轻纺工业、食品工业，缺乏重工业的基础。1936年，在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工业产值仅占23%，消费资料工业产值占77%。基本上没有机器制造业，汽车、拖拉机、飞机等都不能生产。中国虽称‘农业立国’，但农业生产水平很低。解放前粮食最高年产量只有2774亿斤”[20]。二是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险恶。一方面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军舰进入台湾海峡，国民党趁机叫嚣反攻大陆。另一方面，中国志愿军10月赴朝参战，直接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厮杀。中国共产党人此时所面临的难题仿佛是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所面临的难题的再现。三是主要在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下，经过三年（1950—1952年）的努力，中国迅速恢复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到1952年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77.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45%，农业总产值增长48.5%，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均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21]
这样一来，在经济上学习苏联似乎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其最集中的表现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实施。五年计划本身就是苏联的发明创造，第一个五年计划是1925年开始编制、1928年开始实施的。到1955年，苏联已经实施了5个五年计划，经济模式的方方面面也就在这些过程中固定了下来。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从1951年春天开始由中央财经委员会着手编制的，前后共编制了5次，直到1954年，也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了两年多才编制完毕。1952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编制出了由《关于编制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和《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组成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轮廓草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报告，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了综合性的全盘设想。根据这个计划，“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22]。
为了与苏联共同商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具体内容，并且主要为了得到苏方的支持和帮助，1952年8月到1953年5月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就上述问题与苏联方面进行协商。代表团由周恩来亲自率领，副总理陈云和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为副团长，成员主要是负责能源、冶金等重工业部门的领导和负责国防工业部门的军队方面的领导。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当时急于发展的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代表团于8月17日到达莫斯科，周恩来与斯大林进行了两次会晤，最后取得的成果就是1953年5月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根据协定，到1959年连同以往三年实施的50个项目在内，将帮助中国新建和改建141个大型工程。在访苏期间，中国代表团还专门听苏联专家讲课。“1953年1月26日确定了讲授的内容，并从1月30日开始听。从1月30日到2月26日，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由苏联计划委员会的14位副主席和主要委员分别给我们讲课，前后共讲了20次。我们十几个人，分头把听课内容详细记下来并加以整理，编辑成一本书，就是后来由国家计委出版的《关于经济计划的问题》。”[23]
1953年9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李富春专门就与苏联政府商谈对中国援助问题向中央政府作了一个报告，主要讲了三个大的方面：一是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和方针问题，二是与苏联政府商谈的结果，三是当前任务。在当前的任务中，李富春提出，第一，要以苏联帮助我们建设与改造的一百四十一个企业为骨干，配合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按照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来制订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加强基本建设工作；第三，苏联花了很大力量为我们设计一百四十一个企业，并帮助我们建设，为此它将派大批专家来中国，因此我们必须做好一切建设上的准备工作；第四，学习苏联，培养人才。在第四点上，李富春讲的一番话完全可以视为中国向苏联学习经济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概括。
（3）学习苏联的高等教育体制。新中国高等教育基础主要有两部分，一是解放区的各种干部学校和“人民革命大学”，另一部分是旧中国的高等院校。第一部分原本是共产党创办的，是培养共产党干部的摇篮。为了有计划地培养和训练大批能够胜任军事、政治、经济、党务和文化教育管理工作的干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各解放区创办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干部学校。其中不少就是高等院校，如华北联合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北方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建设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抗日大学、东北军政大学、东北大学、中国医科大学、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由于特殊的出身，这些大学向苏联学习就成了自然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苏联的教育理论和经验、教学大纲和教材，甚至教学管理方法最早就是从这些学校实行并传播的。
第二部分则是旧式大学。这些大学的特点，一个是办学主体多元化，除了国立大学之外，还有很多私立的学校。“50年代初，中国有私立高校65所，占全国高校总数的28.65%，学生约2.1万人。”[24]另一个特点是受西方影响比较大。这种影响一方面来自西方教会，当时外国教会（主要是美国的教会）资助中国的高校24所，占全国高校的10.55%，学生约1.4万余人。另一方面来自美国。1947年美蒋签订了《中美文化协定》，并成立美国在华教育基金委员会，利用美国剩余战时财产售予蒋介石政府所得的二千万美元充作研究、教授及他种教育活动之用。如在中国各大学推进英文教学，协助美籍教授来华讲学等。[25]这些大学无论在学校结构与管理方面，或在教学内容方面显然都是欧美式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先是在1950年要求，各私立大学在办学宗旨、学制、课程、教学及行政组织上，都要遵照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和《专科学校暂行规程》。接着，中国政府在1951年又收回了教育主权，实行宗教与学校分离，将一些由外国教会资助的大学收归国有实行公立，如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另一些改为中国自办，维持其私立性质但由政府资助，如东吴大学、岭南大学、震旦大学等。
综合起来看，第一部分学校成立时间比较短、正规性差，第二部分成立时间长、正规性强，但受欧美影响较大。另外，在专业分布上，文科和理科多，工科少，而重工业和制造业几乎是空白。在地区分布上，高校主要集中在京津沪和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不多。高等教育的这种局面显然与向苏联“一边倒”的总体精神不符，与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计划更不相适应。在这种背景下，1951年底到1952年，国家对这些旧式的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其目的就是学习苏联高等教育的体制和适应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
从总的方针看，这次调整是以培养工业建设干部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逐步创办函授学校和夜大学，将工农速成中学有计划地改属各高等学校，作为预备班，以便大量吸收工农成分的学生入高等学校。专门学院和专门学校又分多科性和单科性两种，它的任务是根据国家的需要，培养各种专门的高级技术人才。综合性大学的任务，主要是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和中等学校、高等学校的师资。[26]调整的结果，第一，取消了私立大学，所有大学都为公立学校，由国家统一管理。第二，变欧美式的大学—学院—系三级管理为苏联式的大学—系—教研室三级管理。第三，文理科与工科分开。旧式的综合性的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基本上都是由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工学院组成的。第四，工科院校的地位更加突出，分工更加详细。除了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等著名高校的工科大大地加强之外，原来一些综合性大学的工学院分离后进一步成立了许多专门性的工科院校，农、医、法、经和师范也都单独成校。第五，工科院校的专业设置突出重工业，矿业、动力、地质、冶金、机械类占工业专业的39.9%，而化工、粮食、轻工纺织等轻工类只占11.32%，它们的教学计划和所用教材基本上照搬苏联的模式。第六，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大大地被削弱。
总之，这次改革以学习苏联经验为重点，包括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和高等学校的模式，采用苏联学校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直到教材；运用苏联学校设立的各个教学环节，普遍成立教学研究室；以及搬用苏联学校的许多规章制度等。这次教学改革对提高高等学校教学质量起了好的作用，但由于对苏联高等教育缺乏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对我国原来高等教育的经验和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全盘否定；对我国的实际情况缺乏认识，一切照搬，造成了一些问题。特别是专业划分过细、过窄，教学计划对学生统得过死，高教层次单一，对发展文科不够重视等。[27]
（4）学习苏联的政治体制。既然按苏联的样子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在本质上，中国的政治体制与苏联的政治体制应当是一致的。不过，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正在确立过程中的中国政治体制与早已经成熟了的苏联的政治体制之间，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还有一定的差别。换句话说，中国在政治体制上虽然也向苏联学习，但还留有一定的余地，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中国的实际。除了共产党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民主党派存在、实行政治协商制度等，这同苏联相比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十月革命以前，俄国曾存在着工人阶级政党、小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党和保皇党等形形色色的政党组织。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初期也存在着许多小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组织，布尔什维克党也采取了与它们联盟的政策，但前提是它们要承认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政权中的领导权。1918年1月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就是一个以布尔什维克党为主体的联合政府。20年代初，这些非共产主义的党派，要么自行解散，要么被取缔，极少数并入布尔什维克党，苏联最终形成了只有共产党存在和执政的一党制。斯大林后来说：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领导者是一个党，即无产阶级的党，即共产党，这个党决不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28]
中国则有所不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由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与这些阶级紧密相连的知识分子、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人物，所组成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各界爱国人士，在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共同要求的基础上建立了合作关系。特别应当指出，许多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如李济深、何香凝、张澜、沈钧儒、史良、黄炎培等，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有极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另外，这些人要么是企业家要么是学者，有很强的资力和智力资源，同时与西方国家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所有这些，对于刚刚从农村打入城市的共产党人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主要代表人物于6月召开政治协商筹备会，于9月召开了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在随后产生的第一届人民政府中，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是非共产党人，郭沫若代表小资产阶级，黄炎培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人大多担任部长或部委主任。[29]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共中央在总结以往的经验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但是，由于在反右运动中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先后都成为大右派，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在1957年以后实际上是有名无实了。
有所差别绝不意味着没有向苏联学习政治体制方面的内容，实际上，在国家机构的设置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中国主要也是按照苏联模式处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时，一方面将中共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和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设想向斯大林和盘托出，征求他的意见；另一方面要详细了解苏联的国家机构，包括各级政府机构的结构，政府活动的各个部门，中央政府和地方权力机构的相互关系，政府管理基层机构的结构，党、政府和群众组织间的相互关系，武装部队、人民法院，安全机构、财政经济的组织，文化和教育机构的结构等。[30]所以，在这些机构的设置及其运作规则上，苏联对中国的影响也是不难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