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向苏联“一边倒”和全方位地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策略，苏联也高度重视对华关系，第一个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并与斯大林进行了三次谈话。1950年2月，两国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这样的背景下，中苏两国在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建立了极为密切的关系。
（1）中国对中苏结盟的赞扬和对斯大林的歌颂。
这两方面不仅是当时理论工作者关注的热点和讨论的主题，更是当时中国人的一种普遍心理。先看对中苏同盟的赞扬。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分析了中苏同盟建立的内在原因，“苏联所以这样热心地帮助中国的道理，简单说来，是因为中国今日也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按照马列主义的指示，努力改造人类历史的一个国家。改造人类历史是一件伟大的、同时又是一件艰巨的工作。因为是一件艰巨的工作，所以伙伴越多，越易成功……苏联和中国现在所负的历史使命正是相同，所以中苏友好也才能如此诚挚、热烈而坚强”[31]。北京大学教授许德珩也认为：“对苏友好是各人民民主国家独立和自由的最好保障，苏联是我们最忠诚可靠的盟邦，所以毛主席提出一边倒是个真理”[32]。黎锦熙教授则从国际局势方面提出，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是中苏同盟建立的重要推动力。[33]也有学者在赞扬的同时对中苏同盟的内容和作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如彭明所著的《中苏人民友谊简史》最具代表性。[34]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对中苏同盟的一片赞扬声中，也有学者比较冷静地思考了中苏同盟的性质，提出：“在这里无所谓主从之分，立盟国家完全是以对等的地位以兄弟之谊相处的。毫无疑问，无产阶级革命是以苏联为首的；世界革命的完成，苏联是负有领导的地位和责任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苏联是主，其他的盟邦是从。”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之间是没有矛盾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之间只有一个共同的崇高的目标，就是为世界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在这里没有任何矛盾的存在”[35]。应当说，提出中苏同盟一定要以平等为基础无疑是正确的，但否认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的矛盾实际上与历史和当时的现实都不符。这也说明，在当时中苏关系炙手可热的情况下，即使比较冷静的学者在思想上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再看对斯大林的歌颂。斯大林问题是中苏关系上的一个焦点，直接影响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走向。由于这一时期是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处于“蜜月”期，所以，中国人对斯大林的看法实际上只有歌颂和赞扬，而这种歌颂和赞扬又奠定了后来对斯大林研究和评价的基调。综合起来，这时期对斯大林的歌颂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援助。著名哲学家艾思奇在《斯大林怎样援助了中国人民》一文中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如果没有斯大林，如果没有斯大林领导着创造和建设起来的苏联，没有斯大林和苏联的帮助，中国人民的革命要迅速地取得胜利是不可想象的。在理论上，斯大林在如何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何利用俄国革命的经验等方面做出了伟大贡献。实践上，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在中国革命的不同阶段上都给予了中国无私的援助。[36]
二是斯大林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指导。柯柏年认为，斯大林指出了民族问题在帝国主义时代不仅仅限于西方，还应当包括东方的民族问题，应当将东方的民族运动与西方的民族运动汇合起来。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庸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一定要经过革命才能达到，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和获得彻底的解放，必须要有独立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城市、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和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反帝联盟。与此同时，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还必须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联合在一起。民族问题本质上并不是民族资产阶级间竞争的问题，并不是某一民族的资产阶级在竞争中打倒另一个民族资产阶级问题，而是农民问题。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依据斯大林的指示而获得的。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要防止狭隘的民族主义，要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上与其他民族合作。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只有在国际主义的精神之下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37]
三是斯大林对世界和平的贡献。钱俊瑞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述。首先，斯大林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一样，是反对战争和主张真正和平的伟大战士、领导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和斯大林组织了国内革命来反对战争，缔造了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号召、领导和组织了反法西斯战争，并取得了胜利。其次，斯大林的政策是和平的政策。斯大林的全部学说和行动都是为了满足全人类的最大和最长远的利益。在他的领导下，苏联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使全世界人民有了强大的根据地。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始终如一地奉行苏联建立之初就颁布的《和平法令》，不屈不挠地以最大的决心和力量反对一切破坏和平的企图和行动，坚决地保卫世界和平事业。再次，斯大林是世界和平阵营的创造者和领袖。在斯大林和平政策的领导下，苏联积极参加了联合国的工作，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破坏联合国根基的一切阴谋。全世界各国人民在斯大林和平政策的感召下，为了反对新的战争威胁，已逐渐地动员和组织起来了。最后，斯大林的旗帜是世界持久和平和胜利的保证。斯大林代表全人类的真实力量，对世界持久的和平事业具有不可动摇的胜利的信心。[38]
歌颂性的文章都是学者写的，但绝不是学术性的，而是政治性的，反映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待苏联和苏联模式的态度。
（2）密切的经济关系。这一时期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是相当密切的。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苏联向中国移交在华财产、苏联对华的经济援助和中苏之间的正常贸易。
首先，苏联向中国移交在华财产。根据毛泽东访苏期间两国政府达成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苏方共向中方移交了19家工厂、大连港口设备、2家发电厂、6处盐田、渔业联合工厂、9所文化机构、1处果园、5栋办公楼、206处住宅等。中长铁路的移交稍稍拖后。经过两年的准备，1952年9月15日，中苏两国在联合公告中宣布苏联将中长铁路移交中国。这年年底，根据中苏联合委员会在哈尔滨签署的《最后协定书》，苏联将满洲里—绥芬河、哈尔滨—大连、旅顺的铁路及其附属设施和财产移交给中国。中长铁路从此结束了两国共管的历史。旅顺海军基地及基础设施的移交由于远东局势的紧张而一再延误。1952年9月在《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的期限到来之前，中国方面向苏联方面提出延长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的期限。之所以如此，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卷入朝鲜战争，东北乃至整个国家的安全都受到了美国的威胁，需要军事上比较强大的苏联的协助。对于苏联来说，可以继续将海军留在旅顺，而不必将防线收缩到海参崴。这样，直到1954年10月，中苏才发表联合公报宣布，“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在撤出旅顺口之前，除了将该基地的军事设施无条件地移交给中方之外，还移交了12所医院、10所小学、6所托儿所、几十个俱乐部。至此，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全部特殊权力和利益都被中国收回。
20世纪50年代苏联向中国移交财产的另一部分是中苏石油公司、中苏有色金属公司、中苏民航公司和中苏造船公司。前两个是根据1950年3月29日中苏《关于创办两个中苏股份公司的协定》而创办的。它们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国新疆寻找石油和有色金属。公司的所有开支、所产产品和所得利润均由双方分摊。第三个是根据1950年3月27日签订的《关于创办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建立的，经营的航线是北京至赤塔、北京至伊尔库茨克、北京至阿拉木图。第四个公司则是同年中苏在大连开办的，经营范围是修理轮船和建造一些小型船只。它们是新中国最早的中外合资企业，对中国的石油、有色金属、航空和造船工业的起步与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1954年10月12日，两国发表中苏《关于将各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公报》。在高度评价了上述4个公司在恢复和发展中国的经济事业方面所起的作用之后，公报宣布，中国的经济部门已经积累了必要的经验，并且能够自己管理属于各股份公司的企业的业务，所以，苏联将把各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苏联股份的价值由中国以供应苏联通常出口货物的办法，在数年内偿还。全部移交过程于1955年1月1日完成，它们全都转变成为中国的国营企业。
其次，苏联对华经济援助。根据1950年和1954年的两次协定，苏联先后向中国提供了总数为3亿美元和5.2亿卢布的贷款。这些贷款对于中国新建和改建原有工业企业起了很大的作用。1953年，中苏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议定书和协定。苏联方面承诺帮助中国新建或改建141个规模巨大的工程项目（其中50项在1950年就定了下来）。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苏联又增加了15个援建项目，从而使整个援华项目达到156个。在这些项目中，一五计划期间施工的有140项，到1956年有57项竣工。苏联援建的项目主要集中在重工业。由于中国重工业的基础十分薄弱，所以，苏联对华援助是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其范围包括从勘察地质、选择厂址、设计到设备供应、建筑安装。根据苏联方面的统计，1951—1952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价值7750万卢布的成套设备。中国的大型工业企业，如当时最大的重型机床厂——武汉重型机床厂、鞍山钢铁厂、本溪钢铁厂、哈尔滨锅炉厂、佳木斯造纸厂、新疆乌鲁木齐发电厂等，其新建或改建都是在苏联的直接帮助下进行的，其设备多半也是由苏联提供的。据统计，构成中国工业建设骨干的156个项目的主要设备的50%～70%来自苏联。
苏联对华援助还体现在技术合作和技术转让方面。1954年两国签订的科技合作协定规定，两国通过“交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经验来实现两国间的科技合作，双方将互相供应技术资料，交换情况，并派遣专家以进行技术援助和介绍两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此后到1958年底，苏联无偿地向中国提供了1100套工业企业及其他建设项目的资料、3500套制造机械设备的图纸、950套技术资料和2950个各种技术说明书。这些技术资料范围涉及冶金、矿山、选矿、地球物理测量、化工设备、机械制造、煤气管道、洗煤厂、化工制品的生产工艺等。所有这些不仅使中国缩短了设计时间，节省了投资，而且也使中国掌握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新技术，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建设。与此同时，苏联还派遣了大批具有丰富科学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的专家来华。到1959年止，苏联政府应中国的聘请共派来7000多名专家。这些专家分布在工业、农业、水利、林业、交通、邮电、建筑、地质、科技和文化等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尽管在某些方面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总的来说对中国经济建设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39]
最后，中苏之间的正常贸易往来。
1950年毛泽东访问苏联结束后不久，中国向苏联订购的第一批农业物资于4月中旬运到了。其中主要是农业机械，包括拖拉机114台、联合收割机74台、播种机272台、播种结合机50台，此外还有割草机、搂草机、撒粪机、选种机、打谷机、土豆播种机、土豆收割机、运油车以及修理工具和零部件等。除了这些机械，中国还从苏联进口了优良种畜和牧草种子。然而，最重要的贸易往来，是根据双方达成的换货贸易关系的协定，苏联向中国出口各种工业设备和中国向苏联出口各种原材料。1951年，中国从苏联进口了大批工业设备、交通器材、农业机械，向苏联出口的则是大豆、蚕丝、茶叶、羊毛等农副产品。从中国角度说，这一年从苏联进口占中国进口总值的44.7%，向苏联出口占中国出口总值的51.51%。在进口的货物中，生产资料占42.63%、生产工具占41.58%，消费品占7.63%。在出口货物中，原料占57.42%、工业品占20.50%。1950—1951年，中国从苏联进口的10项最重要的商品依次是：各种机器（包括工作母机和电机）、钢铁材料、石油、铁道器材、棉布、棉花、马达卡车、紫铜及所制材料、卷筒印报纸、马达车零部件及附件。中国向苏联出口的10项最重要的商品依次是：黄豆、锡锭、钨矿砂、生铁、羊毛、黄白厂丝、花生仁、红茶、花生油。
1952年，苏联向中国出口物资的28%是机器设备及其零部件。1953年和1954年，中苏进出口货物的种类仍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数量上有大幅度的增长。其中1953年，中国对苏联贸易额比上一年增加了33%，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6%；1954年，两国之间贸易总额已经是1950年的4倍。在前几年贸易往来的基础之上，1955年2月，中苏两国又在莫斯科签订了当年的换货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两国的贸易额要大幅度地增加。除了增加中国新建和改建的黑色冶金、机器制造、化工等工业企业所需的设备之外，苏联还要增加向中国出口复杂的机床、石油钻探设备、拖拉机、石油产品、工业和运输业所需的器材以及中国发展国民经济所必需的其他物资；中国扩大向苏联出口稀有金属和农副产品，如钨、锡、钼、黄麻、羊毛、生丝、大豆、生皮、大米、植物油、茶叶、柑橘等。
站在今天的高度，中苏当时的贸易往来总额确实不多。可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面临的相当困难的国内国际环境来看，两国的贸易往来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特别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确保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完成，二是确保中国抗美援朝的胜利。总体来看，中苏之间的经贸关系实际上就像晴雨表一样，时时反映着中苏整体关系的阴晴圆缺。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的中苏正处于“蜜月”时期，所以两国的经贸关系也处于最好的时期。与此相适应，这正是中国全面移植苏联社会发展模式的时期。
[1]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70～14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参见梁启超：《干涉与放任》，载《新民丛报》，第17号，1902-10-02；《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载《新民丛报》，第18号，1902-09-16。
[3] 参见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载《译书汇编》，1903（11）；[日]久松义典：《近世社会主义评论》，载《新世界学报》，1903（2～4）。
[4] 参见大我：《新社会之理论》，载《浙江潮》，1903（8）。
[5] 参见朱执信：《德意志革命家小传》，载《民报》，第2号，1905（11）。
[6] 参见犟斋：《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载《民报》，第5号，1906（6）。
[7] 转引自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1卷，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8] 《李大钊选集》，102～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9]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0] 《“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1] 《“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1249页。
[12] 参见[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12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13] 参见魏国英主编：《在巨人和圣地之间——毛泽东与北京大学》，9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4]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1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 参见汪澍白：《传统下的毛泽东》，84～88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1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九五三年一月——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第4册，4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17] 艾思奇：《学习苏联，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载《人民日报》，1949-11-07。
[18] 参见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9] 高放：《重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2（1）。另见姜崎、周尚文：《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几点看法》，载《编创之友》，1983（1）。
[20] 陈夕：《156项工程与中国工业的现代化》，载《党的文献》，1999（5）。
[21] 参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1949.10—1999.10）》，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
[22] 陈明显主编：《新中国四十五年研究》，145页，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
[23] 袁宝华：《赴苏联谈判的日日夜夜》，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1）。
[24] 《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1950年12月29日政务院第65次会议通过，载《新华月报》，1951（3）。
[25] 参见高奇主编：《中国现代教育史》，273～277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26] 参见《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基本完成》，载《人民日报》，1952-09-24。
[27] 参见高奇主编：《中国现代教育史》，305～310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28] 《斯大林选集》上卷，4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9] 参见陈明显主编：《新中国四十五年研究》，12～18页，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
[30] 《刘少奇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刘少奇关于访苏安排致斯大林的信》（1949年7月6日），载《党史研究资料》，1998（2）。
[31] 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编：《中苏友好空前发展的一年》，11页，北京，时代出版社，1950。
[32] 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编：《中苏友好空前发展的一年》，12页。
[33] 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编：《中苏友好空前发展的一年》，97～98页。
[34] 参见彭明：《中苏人民友谊简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
[35] 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编：《中苏友好空前发展的一年》，96～97页，北京，时代出版社，1950。
[36] 参见艾思奇：《斯大林怎样援助了中国人民》，载《人民日报》，1949-12-21。
[37] 参见柯柏年：《斯大林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载《人民日报》，1949-12-23。
[38] 参见钱俊瑞：《斯大林与世界和平》，载《人民日报》，1949-12-28。
[39] 有关这方面内容，参见罗时叙：《由蜜月到反目——苏联专家在中国》上、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