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不仅主持了大会，致了开幕词和向大会做了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而且在大会最后召开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由于这个报告不公开，因此也被称为《秘密报告》。前一个报告主要是围绕着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展开的，后一个报告则是围绕着斯大林问题展开的。
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大谈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这是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对外政策调整的结果。1953年3月9日在斯大林葬礼的讲话中，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马林科夫提出：“我们最关心的是制止战争，与一切国家和平共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认为，最正确、必要和公正的外交政策，就是以互相信任为基础的和平政策。”8月，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说：“对苏联政府，对我们全体苏联人民来说，巩固和平和保卫各国人民安全的事业不是一个策略或外交手腕的问题。这是我们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总路线。”1955年马林科夫辞职之后，赫鲁晓夫在与西方缓和方面走得比马林科夫更远。在他的推动下，苏联最高苏维埃发布了关于结束与德国之间战争状态的命令，承认奥地利中立并将苏联军队撤出，寻求裁军、禁止原子弹、缓和国际局势的新途径等。正是在此基础之上，赫鲁晓夫1956年2月在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上系统地阐述了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赫鲁晓夫认为，世界分裂为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尽管西方发动“冷战”来恶化国际形势，由于社会主义民主与和平力量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加强，国际紧张的局势有所缓和，现代战争是有可能避免的。面对这种局势，世界两个最强大的国家——苏联和美国之间建立持久的友好关系，对于巩固世界和平将有重大的意义。[1]在此基础之上，赫鲁晓夫提出了“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几个原则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和平共处），另外两个分别是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和平竞赛），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什么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和平过渡）。他指出，“列宁关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过去是现在仍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总路线”。他进一步阐述说，和平共处的意思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在经济和文化建立过程中进行竞赛。如前所述，和平共处原则并非赫鲁晓夫的新作，列宁、斯大林都提出过。但是，赫鲁晓夫将它与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结合起来，并且当作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这又有别于以往的提法。
总的看来，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就是要求各国摒弃战争，代之以和平竞赛来解决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问题，要求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实行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合作，积极地调整东西方的国家关系，淡化“冷战”观念。这种和平共处的重点在于，调整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为了更好地执行这种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方针，赫鲁晓夫还要求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放弃暴力革命，走议会斗争道路，和平地夺取政权和向社会主义过渡。1960年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认为，二十大发展了列宁关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并且把这个原则运用于存在两个对立的世界阵营时代，“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2]
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也是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内政方面调整的结果。
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已有3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过程中，苏联建立起独立的经济体系，成为欧洲的大国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更是成为世界性的大国。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苏联社会主义内政外交上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其突出表现是，政治生活中过度的个人集权、民主机制的缺失和法律制度被严重践踏；经济生活中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严重失衡；外交方面，对西方国家的关系过于僵硬。这些弊端在斯大林晚年达到极致，但没有也不可能进行调整。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客观上为改变政治上个人集权的现象，马林科夫任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等五人组成书记处，这就为苏联的内外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前提条件，苏联新一代的领导人开始了所谓非斯大林化。
在经济发展方面，针对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而农业落后的情况，马林科夫于1953年8月提出了被称为“新方针”的政策，要求在坚持原来优先发展重工业传统方针的同时，加速发展轻工业。马林科夫认为，以前，苏联没有机会以发展重工业那样的速度来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但在重工业发展已取得胜利的时候，苏联应在消费品的生产方面做急剧的转变，确保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得以更迅速地发展。与此同时，为了生产足够的粮食和向轻工业提供充足的原材料，在农业落后部门增加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的物质利益，认真地纠正和改变对集体农民私人副业的不正确的态度。为此，苏联共产党中央和苏联政府决定大幅度降低集体农民私人副业义务交售的标准，减免农业税。
在政治方面，苏联开始复查斯大林时期的冤假错案和平反。斯大林刚一去世，苏联最高苏维埃就多次颁布大赦令，释放了一些所谓罪犯。在斯大林去世后一个多月，苏联内务部对“克里姆林宫医生间谍案”进行复查，认为对他们的逮捕是不正确的，宣布释放该案所有被捕人员并恢复名誉。不仅如此，1954年，苏联党和国家决定成立一个由波斯别尔洛夫领导的专门委员会，负责审查这些案子，为进一步平反冤假错案做准备。整体地看，无论是政治上分权和平反冤假错案，还是经济上强调发展轻工业和农业，抑或对外关系上的缓和政治，都可以视为对苏联模式的弱化，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发端。当然，伴随着这些调整的还有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之间争夺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岗位的博弈。6月，贝利亚被解职和逮捕，12月被枪决，罪名是企图把内务部置于党和政府之外，挑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充当帝国主义的代理人。1955年2月，马林科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一职，原因是他对农业中所存在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负有责任。赫鲁晓夫逐渐掌握了苏联党政大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56年2月24日在苏联共产党二十大已经闭幕的当天深夜，已经准备打道回府的代表又被召回克里姆林宫开会。由于这次会议是二十大公开日程上所没有的，因此，出席者主要是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外国党代表只有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贝鲁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西。这次会议仍由赫鲁晓夫主持并以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身份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即《秘密报告》）的报告。
《秘密报告》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斯大林时期，在同所谓“人民的敌人”的斗争中，错误杀害了“许多诚实的共产主义者”和“捍卫党的列宁主义方针、与托洛茨基和其他右派进行积极斗争的人们”。第二，大搞个人独断专行，破坏了集体领导的列宁主义原则。第三，对希特勒发动侵略苏联的战争的准备不足。斯大林在战争爆发前夕对从各种渠道来的关于德国要发动对苏战争的信息置若罔闻，在德军开始行动的时候忽视苏军某些军事首长的警告、德军士兵的口供甚至德军的明显行动，在战争期间靠“地球仪制订作战计划”。第四，斯大林在农业问题、民族政策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犯了许多错误，将一些民族整体地搬迁到遥远的地方，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等。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还用许多具体的例子和数字来说明斯大林个人崇拜对苏联社会发展所造成的各个方面的严重危害。赫鲁晓夫做完了报告后，会场“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最后转为欢呼。全体起立”[3]。
赫鲁晓夫做这个报告的本来目的就是，公开挑开了反对个人崇拜的帷幕，[4]所以，苏联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会后就要求，在全国的积极分子范围内传达《秘密报告》的内容，接着在工厂、商业系统、行政机关及其他机构中的党基层组织中传达，最后在苏联家喻户晓了。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获悉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谴责了斯大林后，对《秘密报告》也十分感兴趣。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以色列的情报人员搞到了它的全文并发表在1956年6月4日的《纽约时报》上。6日的法国《世界报》根据美联社的译本也刊登了全文。
《秘密报告》虽然是由苏联共产党中央高层领导集体决定的，但毕竟是由赫鲁晓夫做的。因此，它也成了评判赫鲁晓夫功过是非的焦点之一。赞扬、称赏者有之，批评、谴责者更有之。到底怎样评价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另外，这种评价是动态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比较大的变化。总体上看，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所讲的基本上都是事实，也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但是，这不意味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完美无缺，赫鲁晓夫本人和他所做的这个报告，事实上也存在多方面的不足，如没有触及苏联共产党的大党主义和苏联的大国主义，没有从政治、经济体制上分析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等。
苏联共产党二十大特别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引起了强烈反响。由于在很大程度上触动苏联模式的权威性，东欧一些国家以民众政治运动的方式表达要摆脱苏联模式的意愿，而正在苏联模式化过程中的中国则通过党的社论方式来捍卫苏联经验。正是由于在对苏联模式的认识上产生分歧或反差，苏联、东欧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都变得复杂起来，这些复杂关系反过来又对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