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苏联模式是强加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头上的，还由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自身的社会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又与西欧连在一起，所以，东欧国家从内心就不喜欢苏联模式，始终或明或暗地存在着要求摆脱苏联和苏联模式的潜流。苏联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给东欧国家，主要目的就是便于控制。为了实施这种控制，苏联在内政外交上做任何调整的时候，都必定要求东欧国家同步跟进。但就本质而言，苏联在内政外交上的任何调整都是对苏联模式的弱化，对东欧国家来说都意味着控制的放松。因此，当苏联进行调整的时候，东欧国家不仅会积极响应，而且时常会比苏联走得更远，结果也更为复杂。
所以，斯大林一去世，东欧的一些国家就发生了一些针对苏联控制和苏联模式的群众骚乱，如1953年6月发生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比尔森事件、民主德国的东柏林事件和匈牙利的切尔佩事件等。这些事件虽然发生在不同国家，但有很强的相似性。它们的起因都是经济问题，比如，比尔森的斯柯达工厂5000多名工人举行罢工，原因是抗议政府进行货币制度改革；东柏林部分建筑工人为抗议政府将劳动定额提高了10%而举行了罢工；切尔佩钢铁厂2万多工人罢工是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食品供应状况。同时，在抗议过程中都有比较激烈的政治性言行。斯柯达工厂的工人不仅提出“我们不能忍受这种掠夺”“我们要求一个新政府！我们要求自由选举！”等口号，而且还冲进市政厅，将斯大林、哥特瓦尔德等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的画像，苏联的国旗和文件扔到广场焚烧。东柏林的罢工者除了要求增加工资之外，还提出诸如“自由选举”“撤走苏联占领部队”等政治性的要求。这些事件最后都被执政当局压了下去，其中，驻民主德国的苏联军队还出动了坦克。表面上看，这些事件的起因是经济问题，但深层里还是这些国家对苏联模式的不适应。
1853年斯大林去世后，波兰社会发展各方面也出现了松动。1953年10月，贝鲁特在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上表示，放慢工业发展速度，将更多的投资用于消费品生产、建筑房屋和发展农业。受马林科夫下台的影响，波兰在经济上的调整力度十分有限，实际进展也不大。政治方面，1954年3月，贝鲁特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只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和共和国总统，西伦凯维兹接任部长会议主席。1955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尊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克服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的决议，决定重新审查大清洗时期的各种案件，使得包括哥穆尔卡在内的数万名蒙冤者获得释放。1956年3月，贝鲁特在参加完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之后因突发心脏病在莫斯科去世。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会议选举爱德华·奥哈布为党的第一书记。在党内外强烈要求变革的呼声中，奥哈布公开承认了党和政府过去犯的许多错误。1956年4月，波兰议会通过了大赦法，大约有8万人获得了赦免，其中有4500名政治犯。5月初波兰统一工人党对那些直接领导大清洗的人做了组织处理，为哥穆尔卡平反并恢复了他的党籍。然而，波兰民众希望全面修正贝鲁特的全盘苏化政策，彻底摆脱苏联的控制，走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56年6月，波兰发生了战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对苏联模式的群众运动。
1956年6月上旬，波兹南市斯大林机车车辆厂的工人，要求政府提高工资、降低物价，减少税赋。在遭到拒绝之后，工人们推举了一个由30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华沙请愿。在华沙，工人代表同机械工业部部长进行了谈判，请政府考虑他们的要求，否则在28日举行罢工。后者不仅拒绝了工人的要求，而且声称工人如果上街将会遇到坦克。得知谈判失败的消息之后，斯大林工厂的工人情绪十分激动，28日早聚集在一起到市政府去请愿。随着其他工厂的工人和学生的不断加入，人数有十万多人。游行者高呼的口号除“提高工资，降低赋税”之外，还有“打倒秘密警察”，“我们不要空头支票，我们要面包和自由”，“俄国佬滚回去”等带有强烈政治情感和民族感情的口号。游行队伍到了市中心的自由广场后，又选出代表要求市政当局接见，但遭到了后者的拒绝。这时广场又传出前往华沙的代表团已被警察当局逮捕的谣言，示威的人情绪开始失控，原本和平的示威演变成暴力的骚乱。人们开始冲击政府、司法机关和广播电台。有人打开监狱放走犯人，烧毁秘密档案。最终，波兰政府派国防部一位副部长率保安部队和两个装甲师到波兹南平息了骚乱。在这次事件中，74人死亡，575人受伤，658人被捕，物质损失合计350万兹罗提。[5]
波兹南事件是波兰“二战”后发生的第一次社会危机，表面上是工人对自己的生存状况的不满，深层次上反映的却是民众与执政党之间的矛盾、民众与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的冲突。所以，事后苏联方面和波兰党中央都将这一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波兰通讯社播发的中央政治局批准的公报也说：“本月28日，敌人的代理人挑起了街头事件。导致了对一些公共建筑物发动袭击，造成了人员死亡。当局依靠有觉悟的那部分工人控制了局势，恢复了城市的平静。”[6]不过，在后续处理时，波兰当局并没有采取高压政策，相反将机械工业部领导撤了职，多征的税款也退给了工人。
1956年7月下半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七中全会，主要议题是评价波兹南事件，评估六年计划的成果，如何理解民主和管理方法的选择，恢复哥穆尔卡的政治生活。奥哈布在报告中说：在估计这些事件的原因时如果把注意力首先集中在挑拨者和帝国主义代表人的阴谋上的话，那就错了。必须首先寻找这一事件的社会根源，这一事件为我们全党敲响了警钟，它说明党与工人阶级的个别部分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严重龃龉。在六年计划期间，我们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做的努力是不够的，不坚决的，同时也不是经常一贯的。这些努力也没有产生使劳动人民感到显著的轻快和本质的改善的效果。[7]在讨论哥穆尔卡的问题时，会议出现了分歧。有人主张有条件地恢复哥穆尔卡的党籍，有人要求无条件地恢复其党籍。党内许多人都想给哥穆尔卡平反，可又害怕对哥穆尔卡的悲剧承担责任。所以，他们都希望哥穆尔卡获得平反后能保持沉默，可哥穆尔卡要求党中央承认他当时的路线是正确的。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中，波兰党内亲苏派和改革派围绕着是否吸收哥穆尔卡进入领导层的问题展开了争论。8月，波兰党中央恢复了哥穆尔卡的党籍，取消对哥穆尔卡等人充当间谍的指控，同时决定邀请他出席八中全会和在此之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与奥哈布等人的谈话中，哥穆尔卡提出了下列要求：“（1）承认他在1948—1951年的立场是正确的；（2）取消现在的农业合作化运动；（3）维护波兰的民族权益；（4）选举他信得过的党中央政治局；（5）把国防部长、波裔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从中央政治局中排除出去。”[8]
这些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后，哥穆尔卡出席了10月中旬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以中央第一书记候选人的身份出席八中全会。10月19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召开。在此前一天，苏联驻波兰大使波诺马连柯通知奥哈布，苏联共产党认为波兰形势十分严峻，有必要与波兰党领导人会谈，赫鲁晓夫将率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到华沙。[9]由于苏联共产党代表团的到来，波兰党八中全会开始的时间被迫推到下午6点。关于两党领导人的这次会谈，许多文献都有生动的描述。据说，赫鲁晓夫因飞机延迟着陆和波兰方面对其来访的不热心而恼羞成怒，下了飞机就对前来迎接的波兰领导人大喊大叫：“我们为波兰流血牺牲，而现在你们却想把它卖给美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当得知波兰党八中全会已经开幕和新政治局成员候选名单中没有亲苏派时，赫鲁晓夫大怒道：“这样做行不通，我们准备干预。”哥穆尔卡回应说：“我明白谈话可能会用攻击性的语调，但是如果你把手枪放在桌子上，就不会有公正的讨论。”[10]波苏两党会谈一直持续到20日凌晨。会谈中，苏联共产党对波兰党的指责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波兰党领导人没有向莫斯科及时、具体地通报波兰的情况，苏方是从西方国家的消息中才知道波兰所发生的一切。其二，波兰国内有严重的“反苏情绪”，如排挤罗科索夫斯基和其他苏联军事顾问。波兰党代表团尽量用平和的语气使苏联人的情绪稳定下来，再三表明波兰忠实于波苏联盟，波兰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不会危及这一同盟。与此同时，波兰党也明确表示，反对苏联共产党干涉自己的内政。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率苏联共产党代表团悻悻返回苏联。
苏联共产党代表团走后，波兰党的八中全会复会。哥穆尔卡在讲话中简述了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关于波兹南事件的教训，他说：当波兹南工人跑到这个城市的大街上去的时候，他们抗议的并不是波兰人民，并不是社会主义。他们抗议的是我们社会制度普遍存在的并且也是他们痛苦地感受到的弊端，抗议的是对于社会主义——那是他们的理想——的基本原则的歪曲。[11]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他认为：在东欧社会主义中永远不变的是消灭人剥削人。实现这个目标的道路可能而且也的确不同。它们是由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的情况决定的。社会主义的模式可能是不同的。它可以是苏联所产生的那种模式，也可以是像我们在南斯拉夫所看到的那种模式，还可以是别的不同模式。[12]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他提出：应该按照国际团结、相互信任、权利平等和相互支援来建立国际工人运动的关系。应当本着友好精神进行相互批评和解决争端。在这种关系范围内，每个国家应当有完全的独立和自主，每个民族对该独立国家行使主权统治的权利应得到完全的和相互的尊重。[13]
21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闭幕。这次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在目前的政治和经济任务的决议》，选举哥穆尔卡为党中央第一书记。在这次会上，为了消除苏联模式的弊端，哥穆尔卡提出了一条以民主化为特征的革新路线。其主要内容是：恢复党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正确地位，扩大各个领域中的民主，恢复议会及地方机构的职能，发展各种形式的工人自治和农民自治，信任知识分子，改善同教会的关系，在平等、独立原则的基础之上处理好同苏联的关系。哥穆尔卡把这条路线称为“民主化道路”，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