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之后，东欧发生的更大的事件是匈牙利事件。在苏联模式化的时候，匈牙利也按苏联那样搞工业化，“完全无视自然资源、国内情况的局限性和特殊性”[15]，要把匈牙利变成一个“发达的工业国”、一个“钢铁之国”、一个“机器之国”。1951年2月，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二大通过的一五计划修正案，将投入与产出各项指标进一步拔高，国民经济投资额由原定的509亿福林增加到850亿福林，其中一半用于发展制造业，重工业投资翻了一番，农业增加仅30亿福林，轻工业几乎没有提高。[16]政治上，匈牙利国家的最高权力处于党的控制之下，议会成了表决党的决议的橡皮图章，政府变成党的决议的忠实执行者。党的领导人拉科西处于权力的顶峰，大清洗时期的冤假错案就是他秉承莫斯科旨意制造的。斯大林去世后，为了使匈牙利跟上自己调整的步伐，缓和匈牙利的社会矛盾和更好地控制匈牙利，苏联共产党将匈牙利党和国家领导人召到莫斯科进行了两轮会谈。结果，匈牙利的最高权力参照苏联的样子，党政最高领导人的职务分开，拉科西任党的第一书记，纳吉·伊姆雷任部长会议主席。
纳吉从1951年7月开始在匈牙利实施新方针，降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发展指标，把工业增长指标从210%降至165%，重工业增长指标由原先的280%调低到215%，取消或停建了一些正在进行中的大型投资项目。[17]在放慢发展重工业的速度的同时，扩大对农业、轻工业、食品工业的投资比例，规定农业投资额增加45%，约占国民经济总投资额的22%，轻工业和食品工业投资额1953年比上一年增加25.5%。[18]在农业方面，允许参加合作社的农民自愿退社，鼓励个体农民与合作社平行发展，调整土地租金并给予农民优惠，减轻个体经营农民10%的作物上交义务，解除自由贸易的限制。政府还允许并鼓励零售商和个体小手工业者重操旧业，活跃市场，颁布了关于小手工业者从事工业活动法令和向小手工业者提供信贷的决议。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将工业制成品、食品和工业品的价格下调10%—20%。[19]在政治方面，纳吉着手纠正大清洗的错误，关闭了集中营，释放刑期在两年以下的政治犯，稳定了动**的政治局势。“新方针”的内容以经济调整为主，兼顾政治调整，有应急的特点，但在不同程度上触及了苏联模式的弊端，这是一次有限的改革尝试。
然而，“新方针”不可能解决许多具有全局性、积重难返的问题。优先发展重工业所需的铁矿石、煤炭等原料和机器设备都需要从苏联进口，但是，生产出来的重工业产品由于成本过高、质量低劣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农业投资不够和错误的集体化政策使主要农副产品产量大为减少，粮食和加工类食品的出口急剧下滑。进出口严重失衡，消耗了国家有限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另外，“新方针”本身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如计划不周、考虑不全、涉及的面太广、各项调整或改革措施也在不同程度上触及某些人的利益等，这些无疑影响了“新方针”实施的效果。纳吉出任政府总理是苏联“钦点”的，这就要求他实施的“新方针”在时间上必须同马林科夫的“新方针”同步，内容上不能越过苏联鼓励和容忍的限度。1955年2月，马林科夫被迫辞职，他的“新方针”走到尽头。就内容来说，纳吉的“新方针”不仅没有同马林科夫同步，而且还有不少越线之处，如要降低所有重工业部门的发展速度、允许农民退社、支持个体经济、提拔知识分子担任领导职务等。这些都偏离了苏联预设的轨道，以拉科西为首的亲苏派暗中进行阻挠和破坏，利用党的领导机构公开抵制或拖延“新方针”的实施。这样，“新方针”到了1954年年底就实施不下去了。1955年1月，匈牙利党领导人再次被召到莫斯科。在会谈中，苏联领导人告诉纳吉，“新方针”是根本错误的。[20]3月，匈牙利工人党召开中央全会，在纳吉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关于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指责纳吉宣传并支持“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党的和机会主义的”“右的修正主义的”观点，提出党的任务还是要坚持不懈地执行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在4月召开的匈牙利工人党中央全会上，纳吉被撤销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并被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年底又被开除出党。
纳吉推行的“新方针”中断后，拉科西重新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再度掀起集体化运动，继续用行政手段压制反对意见。匈牙利民众不满党的领导人亦步亦趋地追随苏联，置本国人民的利益于不顾，重犯那些“已经认识到的、被指出了的、众所周知的”的错误。[21]因此，要求独立自主和反对苏联模式的暗流一直在匈牙利涌动，著名的裴多菲俱乐部就是其重要的载体。裴多菲俱乐部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组织，只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相聚并开展讨论的舞台，参加者主要是青年经济学者、历史学者、哲学者、法学者、作家、记者、教师、大学生等。苏联共产党二十大后，裴多菲俱乐部举办一系列专题辩论会，如青年经济学者辩论会、历史学者辩论会、哲学家辩论会、新闻出版问题辩论会等。在这些讨论会上，发言者尖锐地批评了匈牙利工人党以往所执行的错误方针和政策，要求进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甚至还提出要为拉伊克平反和恢复纳吉的党籍和职务。
拉科西对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十分不安，认为“这是对人民民主制度、对工人阶级最为恶劣而有组织的攻击”[22]。1956年6月30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召开紧急全会，决定取缔裴多菲俱乐部并准备在全国进行大逮捕。匈牙利社会局势出现动**。7月12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召开讨论匈牙利和波兰局势的会议，决定派米高扬赴布达佩斯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人举行会谈。在苏联的干预下，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为了缓和日益激化的矛盾解除了拉科西的第一书记职务，由格罗继任。但是，长期作为拉科西助手的格罗迟迟不愿意纠正拉科西的错误，更加引起群众的不满，9月后重新开始活动的裴多菲俱乐部也因受到政府的迫害而得到同情。10月6日，在民众的强烈要求下，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被迫同意为拉伊克等4名在清洗中的受害者举行葬礼，这次葬礼演变成有20万人参加的反政府示威。波兰党顶住苏联党的压力和哥穆尔卡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的消息于21日传到匈牙利后，匈牙利也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事件。
1955年10月22日晚，布达佩斯各高等院校的学生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于次日进行声援波兰的示威游行。裴多菲俱乐部领导人经过协商也决定参加学生的行动，以比较和缓的口气向政府提出了“十点要求”。“十点要求”的主要内容是，在国内政策上反对拉科西—格罗的专制统治和所实行的极“左”方针、政策、路线，要求进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在对外政策上，反对苏联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的干涉，要求独立自主地走适合匈牙利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10月23日，布达佩斯的大学生举行声援波兰人民的示威游行，拉开了匈牙利事件的序幕。下午3点，一万多名学生分别从艺术学院和技术大学出发，向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的雕像和波兰将军约瑟夫·贝姆的纪念碑行进。在行程中，不断有工人和市民加入，到目的地时，人数已高达几十万人。游行人群高呼“是匈牙利人就站到我们这边来”“俄国佬滚出去”“把拉科西投入多瑙河”“我们要纳吉”等口号。游行队伍到达国会大厦后，人们要求纳吉出来讲话。在支持者的劝说下，纳吉勉强来到游行人群前面，但没有对情绪激昂人群的呼应，也没有豪言壮语的许诺，只是劝说人们要保持冷静。
纳吉演说不久后，格罗在电台上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把几十万由学生、工人和市民组成的示威人群称为“匈牙利人民的敌人”，将人们对匈牙利苏联不平等关系的指责斥为“卑鄙的谎言，怀有敌意的杜撰”。[23]听完格罗这番火上浇油的讲话后，愤怒的示威者冲向电台，要求电台向全国广播他们的要求。在遭到拒绝之后，示威者开始向电台大楼发起攻击。为了缓和矛盾和稳定局势，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对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的人事做出了调整。党的第一书记仍由格罗担任，纳吉取代赫格居斯出任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之所以能重登匈牙利的政治舞台，主要是在当晚稍早些时候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米高扬坚持认为纳吉出来才能控制局面。[24]赫格居斯回忆说：纳吉被紧急叫到国会后，“坐在那里喘气，有点心神不定”，“很疲劳”。但是，他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就接受出任部长会议主席的建议，因为他反对用武力镇压示威游行群众，认为这是用旧的斯大林式的手段在解决问题，只会使局势变得更糟。[25]24日中午，在通过电台发表的“告匈牙利人民书”中，纳吉承诺政府将在1953年6月决议的原则基础上，全力实现国家在党的生活、国家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彻底的民主化，“走符合我们民族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匈牙利道路”[26]。
1956年10月23日事件发生不久后，格罗就向苏联驻匈大使安德罗波夫请求苏联派军队对付人数越来越多、规模空前的游行示威。苏联领导人对当天匈牙利领导人没有命令军警向示威人群开枪表示不满，认为这是“一个最严重的错误”。23日晚10—11点，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多数成员一致同意，苏联必须立即出兵予以镇压。24日下午，在没有获得匈牙利政府正式邀请书的情况下，苏联对匈牙利进行了第一次军事干预。档案记载，根据苏联国防部部长、苏联元帅朱可夫的决定，由第128步兵师和第39机械化师编成的苏军部队于2时15分越过国境线进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境内。[27]与此同时，米高扬、苏斯洛夫、谢洛夫组成的代表团赶赴布达佩斯。他们到后发现，匈牙利的局势并不像格罗所描述的那样到了“灾难性”的地步。但是，苏联军队已经进入匈牙利了，使本来就带有强烈反苏情绪的事件更为复杂。一些工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许多工人参加到抵抗苏军的干预活动中来，被派去执行镇压群众运动任务的匈牙利军队纷纷倒戈，大批武器流向社会。25日，布达佩斯发生两起流血事件。一起是当大批群众在议会大楼前集会时，有人从附近的屋顶向苏联士兵射击，苏联的一辆坦克被烧毁。苏军随即开枪还击，打死了60名匈牙利人。另一起是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大厦前，苏联坦克兵把走近的匈牙利警卫部队当成叛乱者，开枪射击，又有10个匈牙利人被打死。此后，不仅布达佩斯市内枪声不断，其他城市的形势也紧张起来。全国各地掀起了总罢工，要求撤出苏联军队的呼声越来越高，游行示威已经变成了骚乱。当日，纳吉在电台再一次发表广播讲话，声称匈牙利政府将与苏联就两国关系，特别是撤出苏联军队的问题进行谈判，匈牙利局势一旦恢复正常，苏联军队就应被立即召回。然而，苏联代表团却发表声明说：“苏联军队撤出匈牙利是不现实的，但可以宣布在布达佩斯恢复秩序以后，苏军将回到自己的常驻地。”[28]
1956年10月25日流血事件发生后，经苏联共产党同意，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免除了格罗的职务，由卡达尔继任第一书记。纳吉期待着匈牙利事件能有一个“波兰式”的解决结果，他能像哥穆尔卡那样制定一个内容更为广泛的改革纲领。然而，对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长期心怀不满的匈牙利人越来越激进。面对这种情况，纳吉仍不愿进行镇压，因为人群中虽然混有反动分子，但多数是年轻的学生、普通的工人和市民。26日，纳吉向米高扬和苏斯洛夫说明了他所面临的困境，认为匈牙利党和政府面前最可行的道路是改组政府，从过去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以及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工人中吸收5—6名民主人士参加政府。这一建议得到米高扬等人的认同。27日，纳吉宣布了新政府的组成名单，其中包括前小农党领导人和党外的专家。新政府成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定性这场由示威游行演变而来的武装骚乱。参与者中虽有一些霍尔蒂时代的旧军官、从监狱和随政治犯一起放出来的刑事罪犯，但绝大多数是学生、普通工人、市民和倒向示威者一方的士兵、军官。在当晚召开的内阁会议上，纳吉要求改正对23日以来的游行示威事件性质的提法，承认这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具有人民和民主根源的运动”，建议与骚乱者进行协商，以稳定国内局势。
1955年10月28日下午，新政府公布了宣言和施政纲要。前者认为随着事件展开的是一场民族民主运动，是“不久以前的历史时期的严重罪行引发了这次声势浩大的运动”；后者涉及人们所普遍关心的经济问题，如政府将制定合理的劳动定额，调整工人的工资，提高最低薪金和最低退休金，提高家庭补贴，扩大住宅建设等。纳吉还做出了两个有关时局的决定：一是要制止流血事件的继续发生，立即实行全面停火；二是匈牙利苏联两国政府将就苏联军队尽早撤离布达佩斯达成协议。29日，停火令正式生效，苏联开始从布达佩斯撤军。然而，这一切似乎来得太晚了。28日前后从监狱中同政治犯一同获释的近8000名刑事罪犯卷入混乱之中，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得到了武器，四处打砸抢劫，恣意乘乱实施报复，搜捕并残害已解散的国家保安局人员。民众对苏军撤离布达佩斯虽感到高兴，但并不满足，强烈要求苏联军队尽快从匈牙利领土全部撤出。更重要的是，民众对纳吉新组成的政府也不以为然，认为一个吸收了几个非党派人士的政府仍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而这个党现今在他们心中的威信已降至最低，新政府必须在自由选举的基础上由多党联合组成。
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赫鲁晓夫在1955年10月31日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宣布：苏联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在匈牙利整顿秩序”。30日清晨，布达佩斯党委大楼前的共和国广场上，发生了一周以来最为严重的惨案，国家保安局新兵被活活打死，国防部两名上校被残酷杀害，布达佩斯市委书记也不幸遇难。苏联共产党中央领导开始认为，匈牙利事件是一场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暴乱，纳吉已背弃了社会主义。于是，苏联领导人决定再次对匈牙利进行军事干预。纳吉在获悉苏联军队正大规模地越过边境朝着布达佩斯方向行进后，就向苏联驻匈牙利使馆提出抗议。11月1日19点40分，纳吉发表广播讲话，代表政府正式宣告匈牙利中立，同时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通报匈牙利政府立即废除华沙条约，要求四大国给予援助来保卫匈牙利的中立。宣布了国家中立后，匈牙利政府接到了苏联方面同意立即就撤军进行谈判的口头照会，纳吉随即派出了代表团与苏方开始谈判，谈判地点设在苏军驻匈牙利的总部。苏联军队压境而来的消息，使各个政党、团体、社会阶层与政府表现出空前的团结一致。紧密依靠政府，坚决捍卫“社会主义成果”，反对复辟资本主义企图的呼声越来越高。纳吉开始着手改组政府，11月3日早，新的多党联合政府组成。共产党、小农党和社会民主党分得三个部长席位，裴多菲党占两个部长席位。但是，名单中的共产党员部长之一、匈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卡达尔于11月1日晚失踪。
1955年11月3日晚10点，以马勒特·帕尔将军率领的匈牙利代表团到达谈判地点与苏方开始谈判。谈判进行一半时被苏联克格勃主席萨罗夫率人打断，匈牙利代表团成员被抓。4日凌晨5时，在索尔诺克的电台广播说：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已宣告成立。5点20分，纳吉来到麦克风前，向全国人民发表了最后一次讲话：“今天黎明时分，苏联军队开始进攻我们的首都，其明显的用意是推翻匈牙利合法的民主政府。”[29]匈牙利军队没有抵抗，纳吉更没有下令进行还击。15分钟后，苏联派遣17个师的兵力向布达佩斯发动了代号“旋风”的军事行动，匈牙利事件结束。
历时13天的事件给匈牙利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和人员伤亡。从1956年10月至1957年1月间，共有1945人在布达佩斯的冲突中丧生，20万左右的人逃离了国土。[30]由于冲突、罢工和秩序混乱，匈牙利工业遭受了高达约90亿福林的损失。贸易、公用设施和仓库的损失达5亿福林，设备损失2.59亿福林，总值接近8亿福林。国营铁路的损失计7.59亿福林，军用仓库被抢劫造成约1亿福林的损失。各种建筑物损失约计10亿福林。[31]苏联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官兵死亡640人，受伤1251人，失踪67人。[32]事件结束后，约二十余万匈牙利人逃往西方。在苏军入侵前十几分钟，纳吉及其政府成员携其家人共47人前往南斯拉夫驻匈使馆寻求政治避难。11月22日，在得到匈牙利方面将纳吉等人送回各自家中并保障其安全的承诺后，南斯拉夫同意纳吉等人离开使馆。可是，纳吉等人坐的车刚驶离使馆不久就遭到苏联军方的劫持，第二天被遣送至罗马尼亚。从1956年11月23日至1957年4月14日，纳吉等人一直被软禁在靠近布加勒斯特的斯那科夫政府别墅，后被送回匈牙利。
1958年1月28日，“纳吉案件”的审判在布达佩斯拉开帷幕。匈牙利司法部门指控主犯纳吉犯有“发动并领导阴谋推翻人民民主制度的罪行和叛国罪”。1958年6月16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关于判处纳吉·伊姆雷和他的同谋者死刑和徒刑的公告》称：“纳吉·伊姆雷和他的同谋者根据他们从前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治观点自然而然地堕落到了同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势力结成联盟的程度，堕落到了背叛人民民主制度、背叛匈牙利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祖国的程度。”[33]但是，纳吉在法庭上做的最后陈述中却说：“我曾经两次试图在多瑙河畔挽救社会主义的声誉，那是在1953年和1956年。第一次拉科西出来反对我，第二次则遭到了苏联的阻止。如果牺牲我的生命能够向人民表明，并不是所有社会主义都是人民之敌，那么，我在所不辞。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生命对我而言已不再有价值……在这种情形下，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就是：我相信迟早有一天，匈牙利人民和国际工人阶级将会免除今天我不得不背负、不得不为之付出生命、不得不承担的这些沉重的罪责。”[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