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不仅影响到了东欧国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近40年了，其非均衡性发展的正面效应递减，而负效应逐渐凸显，所以，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开始进行内政外交方面的调整。本质上说，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以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了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并提出一些补救措施。可是，对于正在苏联模式化过程中的中国来说，苏联模式的正面效应正是最大化的时候，而负面效应还没有出现，至少出现得还不明显。由于这样的时空差别，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与矛盾。根据后来开展的大论战，中苏之间的分歧是全方位的，涉及社会主义国家内政外交的方方面面，但最早暴露出来的是《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批判。
受苏联共产党的邀请，由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5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参加二十大。代表团抵达莫斯科的第三天，专门到列宁和斯大林陵墓敬献花圈。2月15日，朱德在二十大上宣读了毛泽东签发的中共中央的贺词，特别提到，“苏联共产党愈益巩固，苏联在各方面的胜利愈益辉煌，就愈证明了列宁所缔造的、斯大林及其亲密的战友所共同培育的苏联共产党是坚强而无坚不摧的”[35]。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俄罗斯学者都认为，在斯大林问题上，中苏两党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差别。前者写道，“还在大会期间，当发现苏联共产党中央有批评斯大林的意图之后，中共代表团就急忙去电北京，询问应付办法。中共中央当时的答复是：会议照常参加”[36]。后者认为，朱德尽管表面上没有说什么，但私下里告诉苏联方面，对斯大林这样的国际性领袖人物进行如此尖锐的批评，应当事先与其他党商量一下。[37]
苏联共产党二十大闭幕之后，中国共产党表面上对大会给予了高度赞扬，称“大会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将引导苏联人民胜利地走向共产主义，并且推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为制止新战争而作进一步的斗争”[38]，但在内部，党的最高领导人多次专门开会研究苏联共产党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商讨对策。1956年3月17日晚、19日下午和24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中央书记处成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彭真，政治局成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康生、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在召开这三次会议时，朱德正在东欧访问没能参加，周恩来因故没有参加后两次会议。除他们之外，当时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胡绳、邓拓以及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等人也列席了这次会议，这后五位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席“笔杆子”，在后来的中苏论战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关这三次会议讨论的具体情况，从吴冷西的回忆录上看，与会者虽然当时对赫鲁晓夫的报告评价不高，但总的来说还是认同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的，只是对赫鲁晓夫所采取的方式持有异议。“毛主席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39]这样便形成了第一个结论性的概念——赫鲁晓夫搞“突然袭击”。究竟应怎样评价斯大林是各位与会者最关注的，尽管过去的岁月里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对斯大林有很多抱怨，尽管也认为斯大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但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认为，斯大林仍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对他做出全面的评价，而不能“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这样便形成了第二个结论性的概念——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
怎样全面评价斯大林呢？毛泽东定下了基本调子：一是对斯大林要“三七开”，即缺点为三分，功绩为七分。在对斯大林进行全面的评价时，后者是第一位的；二是斯大林犯错误不能归因于个人崇拜，而是思想方法片面，也就是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主观主义。结论就是要全面评价斯大林，要充分肯定其功绩是主要的。这个结论影响到后来的中苏两党论战。正是根据毛泽东定下的基本调子，《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刊登了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此文由陈伯达执笔、中央政治局成员在毛泽东主持下集体讨论，最后由陆定一、胡乔木、胡绳和吴冷西等人同陈伯达一起修改而成，所表达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充分地肯定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并且提出要反对教条主义，但实际上针对的是赫鲁晓夫搞的“突然袭击”和“全盘否定”，在充分肯定斯大林的功绩的基础上指出了他犯错误的主观原因及其不可避免性。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中苏两国”论战的开始。
与此同时，苏联共产党二十大对中国社会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随后发生的波匈事件深深地触动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引发了他们（尤其是毛泽东）对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1956年4月3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有过不少成功的探索和实践，但也不是没有缺点、没有片面性，这说明我们还没有完全地系统地掌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还要在今后长时期内探索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道路。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40]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在波匈事件后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集体讨论定稿形成了第二篇重要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此外，他自己还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如1956年4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所做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都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的例证。
从思考的结果上看，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脱离群众和违背集体领导原则，而东欧国家出现动**，除了有阶级斗争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在于各国共产党在领导方式方法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上或政策上犯的错误是工作方法不对头、太生硬。于是，针对这样的病症，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开出的“药方”就是进行整风，即“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于1957年4月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运动随之在全国展开。毛泽东认定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弊端的根本原因是“三风”（或称“三害”），这只是斯大林模式的外在表现，而不是产生各种问题的根源。与这种表现上的思考相适应，整风运动实际上也只能治标不治本，即使对于“标”也只是在量上的、暂时的调整，以缓和各方面的矛盾。政治上是如此，经济上也是如此。比如，毛泽东认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因而也不可能解决经济发展中农工轻重比例失调的问题。
不仅如此，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的基本出发点是维护斯大林和苏联经验。在他的心目中，这些经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标本。因此，毛泽东坚决反对将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个人崇拜归因于其体制上的缺陷，不止一次地说他要保护斯大林，强调斯大林的功绩和全面评价斯大林，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道路”和“共同规律”，认为“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41]。另外，从1956年年底到1957年年初，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有两个非常大的变化。第一，在他主持下写作并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再强调反对个人迷信问题，认为借口反对个人迷信来“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修正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42]第二，改变了中共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看法，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阶级斗争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
在决定了进行批评党员领导干部缺点和错误的整风运动之后，毛泽东特别向民主人士（当时主要是各民主党派成员，他们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发出呼吁，要他们帮助共产党进行整风。[43]面对礼贤下士的毛泽东和诚恳相邀的中共，素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品质的中国知识分子走出了“冬眠”，以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投身于整风运动，[44]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市及各高校党委主持召开的各种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敞开心扉，真诚地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出现了热火朝天的“鸣放”或“大鸣大放”的局面。在这过程中，他们除了对“三害”的种种表现进行批评之外，还对斯大林模式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深刻的理性思考。
综合起来看，知识分子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三个大的方面。
政治上，许多人提出，个人崇拜和“三害”产生的原因，不是思想方法问题或个人品质问题，而是社会主义国家上层建筑中国家政治制度上有缺陷。这突出地表现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的“党天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完备，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不健全。所以，解决这些问题单靠整风是不够的，而是要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具体来讲，一是要实行党政分开，改变党的领导方式，如废除党政领导的“双轨制”，加强政府和人大部门的领导权限。党应当将政策提到人民代表大会上变成法律，再由国家管理机关具体实施。二是要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以法治国，保障宪法赋予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三是要充分发挥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作用，使之成为真正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制定的“设计院”。[45]这些内容构成1957年大鸣大放的主要内容，也是知识分子最为关切的问题，其主要目的是探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实现民主政治，如何根治已经揭露出来的、或者已经暴露出现的、或者已经显露出来的斯大林模式的弊端。[46]
经济上进行思考和探索的人更多。著名的思想家顾准在“双百”方针提出来以后，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并发表在《经济研究》1957年第2期上面，在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的矛盾统一体”的命题。[47]这篇文章对于完全否认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斯大林模式不能不是一个挑战，顾准因此也成了中国经济学界第一个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人，对孙冶方等经济学家都产生了影响。[48]针对社会主义国家效率低下的情况，当时民建中央副主席章乃器提出，如果社会主义企业加上官僚主义，那它的效率将比资本主义企业低；资本主义有好有坏，应当吸取对社会主义有用的东西。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经营得不如过去的现代化的私营企业好，其原因就在于私营企业为了图利，善于选用人才，对人才进行培养、提拔，并尽量表示公平。不这样，就很难和别人竞争，而有些社会主义企业却不能做到这一点。[49]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学生经过详细研究后提出：中国的工业化政策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重新考虑，不能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农业则被忽视，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必定会欲速而不达。在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上，中国不仅要研究苏联建设的经验，而且要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特别是美国工业化的经验，要善于全方位地学习。[50]
知识分子探索的第三个方面，就是直接反对中国照搬斯大林模式。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章伯钧说，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以后，斯大林被批判了，各国共产党所遵循的唯一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苏联共产党党史也要修改，现在已经没有一个理论与实践的标准了。北京大学学生谭天荣用这样一段引文表明了自己的同样观点：“不承认任何种类外界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要最无情地批判，一切都要站在理性的审判台面前，或者开始证明其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其存在的权利，思维和理性成了测定一切现存事物唯一的尺度。”[51]民主同盟上海市副主委彭文应认为，“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一位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提出：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决不可看苏联的脸色行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提法是不妥当的，应改为以苏联为先驱。[52]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民盟中央常委曾昭抡、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傅钟孙等人对高等教育交往过程中苏联和斯大林表现出来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进行了谴责。[53]
将上边谈到的两种探索并列地放在一起，就不难看出它们之间有所不同，即知识分子要从根本上改造的，都是毛泽东不想改变的。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指示，决定进行反右派运动并亲自布置了“引蛇出洞”和“诱敌深入”的“阳谋”。于是，中共中央于5月14日、16日和20日接连下发了3个文件贯彻毛泽东的指示。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反右派运动的号角。这场运动的表面结局是有55万多人被划成与“地、富、反、坏”等“阶级敌人”相并列的“右派”。[54]然而，实际结局远远比这更严重，即毛泽东和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和探索在很大程度上都中断了。
毛泽东思考和探索的中断的直接后果就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了反向的总结，进而将苏联模式的弊端在中国最大化。
总之，从1957年之后，中国社会发展向“左”转，也就是从各方面固化了苏联模式。政治上，由于毛泽东认为反对个人崇拜是修正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中共八大提出的反对个人崇拜到1957年转变成为推崇个人崇拜。同时，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改变了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之后，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又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两方面的认识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就导致灾难性的政治运动不断，直到发动“**”。经济上，由于把对苏联模式的任何调整都看成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复辟”，所以，中国便以更加强化的方式来发展经济，比如，1958年开始搞“大跃进”、刮“共产风”，结果造成“饥饿经济”、“糊口经济”和“短缺经济”。60年代的调整也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阶级斗争的分量不断加重，特别是“**”开始后，在极“左”错误思想指导下把搞活企业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的措施当成“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来批判，反“资产阶级法权”、割“资本主义尾巴”、赶“社会主义大集”。结果，在经济体制方面，中国非但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弊端，反而使苏联模式在中国更加集中和僵化。苏联模式就这样在中国被强化了。正因为这种强化，中国才经历了20多年极其曲折的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在逐步“弱化”苏联模式，这也证明苏联模式在专制传统比较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的实践正负效应转换不会超过20年。随着中国开始“弱化”苏联模式，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也从20世纪60年代末的激烈对抗向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缓和过渡，进而从1989年开始步入正常化阶段。在这过程中，两国关系中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下来，国家利益和民族心理开始成为主要的影响因素。
[1] 参见[苏]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的决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 [苏]鲍·尼·波诺马廖夫等编：《苏联共产党历史》，6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 《秘密报告》的原文，参见[苏]尼·谢·赫鲁晓夫，[意]维·维达利：《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苏共“二十大”日记》，王德树等译，6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 参见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新编苏联史（1917—1985）》，52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5] 参见刘邦义：《哥穆尔卡评传》，162～163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6] [苏]兹·雷科夫斯基等：《波兹南事件的前前后后》，载《共运资料选译》，1987（10）。
[7] 参见《爱德华·奥哈布在二届七中全会上的报告》，载《共运资料选译》，1987（1）。
[8] 刘邦义：《哥穆尔卡评传》，173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9] 参见[苏]兹·雷科夫斯基等：《我们来承担责任》，载《共运资料选译》，1987（10）。
[10] Frank Gibney，The Frozen Revolution：Poland，a Study in Communist Decay，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Cudahy，1959，p.11.
[11] 参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二届八中全会记录》（节译），载《共运资料选译》，1987（1）。
[12] 参见[苏]兹·雷科夫斯基等：《我们来承担责任》，载《共运资料选译》，1987（10）。
[13] 参见[苏]兹·雷科夫斯基等：《我们来承担责任》，载《共运资料选译》，1987（10）。
[14]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关于波兰目前局势》，28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15] Ekiert Grzegorz，The State against Society：Political Crises and Their Aftermath in East Central Europ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45.
[16] Bela A.Balassa，The Hungarian Experience in Economic Planning：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9，p.222.
[17] 参见徐午：《试评匈牙利1953—1955年的改革尝试》，载《国际共运》，1985（3）。
[18] Ferenc Donáth，Reform and Revolution：Transformation of Hungary 's Agriculture，1945—1970，Budapest，Corvina Kiado，1980，p.254.
[19] “Price Reduction”，in Hungar y，April 1954.
[20] “Notes of Discussion Between the CPSU CC Presidium and a HWP Leadership Delegation in Moscow on January 8，1955”，in Békés，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p.62.
[21] 阚思静：《卡达尔与匈牙利》（内部发行），83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22] Jonanna C.Granville，The First Domino：International Decision Making during the Hungarian Crisis of 1956，College Station：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2004，p.50.
[23] Paul E.Zinner ed.，National Communism and Popular Revolt in Eastern Europe：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on Events in Poland and Hungary Feberary-November，195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6，p.403.
[24] Mark Kramer，“The ‘Malin notes' on the Crises in Hungary and Poland，1956”，CWIHP Bulletin，Issues 8-9（ winter 1996/1997），p.389.
[25] 参见[匈]赫格居斯·安德拉斯：《赫格居斯回忆录——一个思想阴影下的生活》，陈之骝、柴鹏飞译，290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26] Paul E.Zinner，ed.，National Communism and Popular Revolt in Eastern Europe，pp.409-411.
[27] 苏联内务部致苏联共产党中央的报告，1956年10月24日，АПРФ，ф.3，оп .64，д.484，л.88-89，В.К.Волков и т.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года，Москва，1998，с.368-369。
[28]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287～28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9] Károly Nagy，ed.，Significant Documents of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of 1956，Budapest：Atlantic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Public Foundation，2006，p.131.
[30] Miklós Horváth，“Losses of Life in the War and During the Reprisals”，in Lee Congdon，Béla K.Király and Károly Nagy，eds.，1956：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War for Independence，Boulder，Colo.：Social Science Monographs；Highland Lakes，N.J.：Atlantic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New York：Distribut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6，p.477.
[31] Alexander M.Kirov，“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1956”，in Jen? Gy?rkei and Miklós Horváth，eds.，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 1956，Budapest：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1999，p.193；《匈近况简报（1956年12月29日）》，北京，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194-03。
[32] Alexander M.Kirov，“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1956”，in Jen? Gy?rkei and Miklós Horváth，eds.，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 1956，p.187，pp.204-205.
[33]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关于判处纳吉·伊姆雷和他的同谋者死刑和徒刑的公告》，载《人民日报》，1958-06-18。
[34] Lstvan Rév，Retroactive Justice：Prehistory of Post-Communis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18；Bela K.Kiroly and Jonas Paul，eds.，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of 1956 in Retrospect，Boulde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8，p.80.
[35] 《2月15日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朱德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56-02-16。
[36]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377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37] [俄]瓦西里·西季赫梅诺夫：《毛泽东同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关系》，载《党的文献》，1993（5）。
[38] 《苏联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载《人民日报》，1956-02-28。
[39]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册，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40] 转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册，2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41] 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66～9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42] 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66～91页；另见《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43]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重要人物座谈，请他们帮助中共整风；5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展开批评的批示》。
[44] 参见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载《人民日报》，1951-03-24；傅雷：《傅雷家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鲁丹：《70个日日夜夜：大学生眼睛里的1957之春》，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
[45] 参见张锡锟：《三害根源》；群学：《论“个人崇拜”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林希翎：《我的思考》；张景中：《在1957年6月26日报告会上的发言》，以上文章收录在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张百生、黄振旅：《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课题》；储安平：《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章伯钧：《关于成立“政治设计院”的发言》；黄绍竑：《党不应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以上文章收录于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另参见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46] 参见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牛汉、邓九平主编：《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朱正：《1957年夏：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鲁丹：《70个日日夜夜：大学生眼睛里的1957之春》，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叶永烈：《反右派始末》，南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
[47] 参见《顾准文集》，33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48] 参见《顾准日记》，430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顾准文集》，62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49] 参见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198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50] 参见鲁丹：《70个日日夜夜：大学生眼睛里的1957之春》，178～179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
[51] 谭天荣：《第二株毒草》，见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33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52] 转引自叶永烈：《反右派始末》，431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鲁丹：《70个日日夜夜：大学生眼睛里的1957之春》，182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
[53] 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457～463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曾昭抡：《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一点意见》，载《光明日报》，1957-06-09；鲁丹：《70个日日夜夜：大学生眼睛里的1957之春》，182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江沛、王洪学：《50年代高校院系调整述评》，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3）；陈敏之、丁东主编：《顾准寻思录》，383～38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54] 所有这些人后来都正式平反或变化平反了，几乎百分之百都是错案。包括朱镕基总理在内的许多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都有过不堪回首的右派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