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赫鲁晓夫主政之后，苏联共产党对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对外政策等方面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
在政治体制方面，除了平反冤假错案、改变国家安全机关凌驾于党、国家之上的局面和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之外，苏联共产党还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加强集体领导和实行部分干部轮换制。1962年，苏联共产党决定“以生产原则为基础，自下而上地改组党的领导机构”，设立分别领导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领导机构，也就是所谓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总的看，上述做法没有也不可能根本改变过度集权、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的状况，没有能摆脱苏联模式在政治体制上的弊端。比如，赫鲁晓夫1958年3月又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将苏联党政大权集于一身。与此同时，他也利用各种场合突出自己，宣扬新的个人迷信。1964年4月17日是赫鲁晓夫的70岁生日，苏联几乎重演了1929年庆贺斯大林诞辰50周年的一幕。一位作家写道：“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有用不完的精力。在最近十年，我们在各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同化学家在一起他是化学家，同农艺师在一起他是农艺师，同动力工程师在一起他是动力工程师。大地和宇宙经常吸引着他的注意。赫鲁晓夫无论在什么地方、不管他做什么、也无论他谈什么，他永远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坚贞不渝的学生。”[1]
在经济体制方面，马林科夫下台后，苏联共产党进行的调整并没有停止。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农业体制和工业体制都进行了一定改革。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农业问题始终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关注的重点之一。“从1953年3月至1964年10月，除了3次代表大会之外，苏联共产党中央还召开了35次全会，其中有11次专门（或主要）研究农业问题（还不包括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问题之一而加以讨论的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2]在具体措施上，苏联共产党改组了农业管理机构，扩大农庄、农场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增加农业投资，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鼓励和发展家庭副业，开垦荒地大量种植玉米。1958年，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苏联共产党决定将拖拉机站改组为技术修理站，取消了义务交售制，代之以集体农庄按国家为各个地区分别规定的统一价格将产品卖给国家的制度。[3]在调整农业体制的同时，苏联共产党对工业管理体制也进行了调整，其中最重要的是减少管理层次，精简各级管理人员，减少国家的指令性计划，扩大企业在计划、财务和劳动工资等方面的自主权。1957年2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改善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组织》的决议，决定对全国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体制进行全面的改组。[4]接着，苏联部长会议单独或与苏联共产党中央一起又通过相关决议，将工业和建筑业的领导重心从中央转移到地方，经济管理以中央为主改为以地区为主，由垂直的“条条”管理变为横向的“块块”管理，为此划分经济行政区域并成立国民经济委员会。
这些措施在短时期内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农业的生产总值从1953年到1964年增长了70%，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80%，综合国力得到了大大的加强。不过，这些措施在实施的时候有些操之过急，并没有解决农业生产中的所有问题，甚至还造成农业生产曾经一度的停滞和倒退；大规模地下放分权又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地方本位主义，出现经济混乱的状况。由于光靠调整管理机构是无法消除经济运行中的弊端的，1961年10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二十二大又提出，进一步扩大企业的经营权限，加强物质刺激，充分利用各种经济杠杆，加强经济核算等措施。1962年9月9日《真理报》发表了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教授叶·利别尔曼撰写的《计划·利润·奖金》一文。叶·利别尔曼建议改进计划管理体制和工作评价制度，国家只需要向企业下达产量品种和交货期限，其他生产方面的计划全由企业自己编制。与此同时，按盈利率的高低来评价和奖励企业，用利润刺激的办法来代替烦琐的行政监督，用利润把国家和企业联结起来。[5]叶·利别尔曼的建议受到了赫鲁晓夫的支持，于是，全国报刊和有关部门围绕着叶·利别尔曼的建议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一些企业还按照叶·利别尔曼的建议进行试验，为1965年实行新经济体制做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在赫鲁晓夫主政的时候，除了提出“三和”理论之外，苏共还提出了“两全”（全民党、全民国家）理论。其中，“三和”理论被苏联共产党和赫鲁晓夫视为“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是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以及其他马列主义政党“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两全”是1961年苏联共产党二十二大提出的。苏联共产党认为，由于苏联取得了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进入了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时期，国内已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已变为全民的国家。“全民国家”已经不再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而是一种协调社会的阶级和阶层特殊利益的政治组织。在“全民国家”中，无产阶级民主正在变成全民的社会主义民主。随着“全民国家”的出现，“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为全体人民的党”“成为全民政治组织”。今天看来，“两全”理论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色彩非常浓厚。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迫“退休”，勃列日涅夫继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从1966年苏联共产党二十三大起又改称总书记）。到1982年去世，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
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也对苏联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进行了一些调整。其中，最有名的是1965年开始的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主持实施的“新经济体制”。“新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是，减少中央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提高经济杠杆的作用，通过利润提成方式加强对企业领导人和职工的物质刺激。由于采取了这些新的措施，苏联1966—1970年的工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8.5%。[6]在农业方面，由于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农业的税率，放宽宅旁园地的限制，粮食年均产量由“七五”计划期间（1961—1965）的1.303亿吨增加到“八五”计划期间（1966—1970）的1.676亿吨和“九五”计划期间（1971—1975）的1.861亿吨。与此相适应，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比如，职工月平均工资由1965年的96.5卢布提高到1983年的180.5卢布，集体农庄的庄员的月平均劳动报酬由51.5卢布提高到141.1卢布。[7]
在政治体制方面，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废除了按生产原则划分党组织的做法，恢复“按部门原则组织工业管理”，撤销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取消1961年二十二大通过的关于干部按比例定期轮换的硬性规定，提高苏维埃和工会、共青团等社会团体的地位。
在对外政策方面，1975年以前，苏联实行与西方“缓和”的政策，改善同西方的关系，进一步加强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力量。1975年以后，苏联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如1979年出兵阿富汗。这种在“世界革命”旗号下对外扩张、争霸的政策，使苏联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包袱。苏联的军费开支由1965年的326亿美元（占当年国民收入的15.2%）增到1981年的1550亿美元（占当年国民收入的21%），增长了3.75倍。[8]在这期间，苏联在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40多个军事基地，在十几个国家驻扎军队和军事人员70多万人。
但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由于内部体制的僵化和对外扩张政策，社会发展开始进入衰退时期。首先，经济发展速度的降低。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由“八五”期间的7.4%，下降到“九五”期间的6.3%、“十五”期间的4.2%。1982年社会总产值的增长率只有3.3%。与此同时，相应的国民收入增长7.8%、5.7%、4.3%、2.6%。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由“七五”期间的6.1%下降到“十五”期间的3.3%。[9]在政治领域中，衰退主要表现为最高领导人专权和宣扬个人崇拜，其带来的后果主要有两个。第一，“官僚特权阶层”的扩大。“官僚特权阶层”是一个以高级领导干部为核心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约有50万—70万人，加上其家属共有三百多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5%。[10]这个阶层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已经完全丧失了当年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本色。主要是由于这个阶层所属的苏联社会主义和苏联共产党在民众中的威信大大降低了。第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兴起。这个运动包括民族主义运动、宗教运动、社会民主主义改革运动和被称为“西方派”的人权运动等几种不同类型。运动兴起的原因在于，苏联党和政府对体制和政策中的问题表现的麻木不仁，反映出人民中的不同阶层对党、政府的不满和改革的强烈要求与愿望。苏联共产党对政治思想和理论领域进行控制、垄断，在这些领域工作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也是产生“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深刻根源。
“官僚特权阶层”的扩大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兴起反映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政治危机的不断积累，从不同的方面为苏联剧变准备了基础和条件。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理论。1967年11月4日在庆祝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的讲话中，勃列日涅夫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11]但他讲话的中心内容仍是建设共产主义或为共产主义而奋斗。1968年5月5日，苏斯洛夫在纪念马克思诞生150周年庆祝大会的报告中提出，苏联已经建成了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几个阶段，苏联已逐渐步入“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12]1970年4月21日，勃列日涅夫在纪念列宁诞生100周年的报告中再次强调：“我们有可以为纪念列宁而汇报的东西。社会主义在世界文明史上第一次取得了完全和彻底的胜利，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且为顺利地建设共产主义创造了条件。”[13]
根据苏联共产党的看法，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20世纪30年代以前为过渡阶段，即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阶段。30—60年代是第二个阶段，即基本建成社会主义阶段。60年代以后为第三个阶段，即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根据勃列日涅夫的看法，“在发达社会主义时期，各种生产关系按社会主义内在固有的集体主义原则进行的改造已完成。为发挥社会主义各项规律的作用和提示社会主义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优越性提供广阔天地，社会制度的有机完整性和生命力，社会制度在政治上的稳定性以及牢不可破的内部统一，就是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最重要的特征”[14]。
建设“发达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对赫鲁晓夫的“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一种修正。1959年1月底，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宣布，苏联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已经达到了这样的高峰，在经济生活中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各方面实现了这样宏伟的改造，以致使我国现在能够进入一个新的、极重要的发展时期——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15]2年之后，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二十二大上进一步提出并且系统阐述了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理论。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较短的历史阶段，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标志着建成了社会主义，就应当开始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苏联已经进入了建设共产主义的时期，应当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赫鲁晓夫的“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理论，严重地脱离了苏联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将20世纪30年代以来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倾思想推向极端，也是赫鲁晓夫1958年以后凡事急于求成的集中体现。相比之下，“发达社会主义”向后退了一大步，反映出勃列日涅夫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看法比赫鲁晓夫清醒。尽管如此，所谓“发达社会主义”实际上仍是过高估计了苏联的社会发展阶段，仍然没有摆脱超越历史阶段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