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十月事件之后，在走“波兰的社会主义道路”口号下，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党着手进行政治、经济体制上的改革和改组。政治上，扩大人民会议和议会的权力使之成为真正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目的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广泛建立工人委员会和实行各种形式的农民自治。经济上，将一些工厂企业的领导权下放，减少国家下达给企业的计划指标，企业有权用利润留成建立工厂资金、制订奖惩办法。对外关系上，强调独立和主权，妥善地解决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波兰苏联关系中的一些历史问题。
然而，波兰的这次“改革的春天”并没有持续多久。20年纪50年代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广泛开始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主要是针对那些想要突破苏联模式的独立自主倾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共同规律”的压力下，哥穆尔卡·波兰党在“波兰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步伐越来越慢。20世纪60年代末，哥穆尔卡已由一个反对苏联模式的英雄变成了它的“卫道士”，日益将党政大权集于一身，中断了波兰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化进程，实际上又回到了片面发展重工业的计划经济老路上去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0年波兰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十二月事件。这一事件的直接起因，是格但斯克、格丁尼亚等城市的工人、学生和农民抗议政府提高食品、日用品的价格，实际上这是哥穆尔卡执政后期波兰改革停滞的必然结果。正如盖莱克1971年2月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上所说的那样，“事情很明显，不能只在提价和提价方法所造成的痛苦中探讨十二月危机的根源。危机是多年来滋长起来的，并具有更深刻的原因”[16]。持续几天的全国性抗议浪潮被政府用军队镇压下去了，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最后，波兰政府不得不取消提高物价的决定，而且在随后召开的波兰党中央十中全会上，哥穆尔卡的第一书记职务也由爱德华·盖莱克接任。
上台伊始，盖莱克雄心勃勃，1971年12月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六大上提出高速发展波兰经济的战略，决定实行“高速度、高工资、高福利”的方针。虽然波兰经济在70年代上半期出现了快速增长，但是，盖莱克的做法不仅导致了积累过高、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财政收支困难的状况，而且盲目向外国贷款和引进专利、设备，外债急剧增加，背负了沉重包袱。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波兰又陷入了更为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之中。1980年7月，波兰再一次爆发全国性的工人罢工斗争。后来将波兰政坛搅得天翻地覆的团结工会就是在这次罢工过程中建立的。在这次罢工的冲击下，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取代了盖莱克。在一年以后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九大四次全会上，军人出身的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又取代了卡尼亚。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的频繁更换并没有改变波兰江河日下的经济形势，无论是硬性的军事管制还是软性的经济调整，都没有消除波兰深刻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1956年事件之后，卡达尔·亚诺什成为匈牙利党和国家新领导人。他总结了匈牙利以往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匈牙利社会发展模式虽然需要调整，但公开地与苏联对抗是徒劳无益的。所以，卡达尔执政后领导匈牙利进行“静悄悄地”改革。在政治上，匈牙利党政府尽量妥善地处理好1956年事件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没有笼统地将这一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而说成是整个匈牙利党、国家和人民的悲剧，对于参加者也不予追究刑事责任。20世纪60年代初，匈牙利党开始彻底平反拉科西时期的各种冤假错案，在为无辜受迫害的人平反的同时，还把拉科西、格罗等人开除出党。为了获得更多人的支持，卡达尔将拉科西时代流行的“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反对我们”的口号，改变成“谁不反对我们，谁就同我们在一起”[17]以后，匈牙利逐渐形成以广泛的联盟政策为核心的社会发展体制。
经济上，匈牙利从1968年开始实行了新经济体制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第一，国家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匈牙利虽然还保留着国家计划，但改变了国家直接向企业下达指令的做法。实行国家、地方和经济单位三级计划体制，计划部门同企业“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进行协商，运用税收、价格、贷款、投资、提成、利润分配等经济杠杆进行调节。第二，扩大企业自主权，把国家集中管理与发挥企业积极性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协调在一起。第三，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实行利润分成制，在符合国家和消费者利益的情况下，鼓励企业之间的竞争。第四，通过说服教育和典型示范的方式，吸引农民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放宽对农民束缚的政策，赋予农业单位制订计划、采购、投资、销售和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取消农民的义务交售制，允许农民到自由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农副产品。第五，允许甚至鼓励某些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允许部分劳动者从事“第二职业”，对部分公有经济试行私人承包或入股。
由于实行了上述这些有效的改革措施，在1956年以后的近20年间，匈牙利政治上局势比较稳定，经济上发展比较快，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大幅度的提高，曾被西方称为“东欧社会主义的橱窗”“苏联阵营中的一个消费者的天堂”。这些说法虽然带有讽刺的味道，但也从另一侧面证实了卡达尔执政时期匈牙利良好的社会发展。
与波兰、匈牙利相比，捷克斯洛伐克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并没有发生重大政治事件，但在60年代末却出现了震惊世界的“布拉格之春”和随后华约五国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状况。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以及随后发生的波匈事件，对捷克斯洛伐克也产生了冲击效应。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防止出现波匈两国发生的那样的社会动乱，捷共领导人诺沃提尼1958年被迫同意进行经济改革。2月召开的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提高工业和建筑业管理效能原则》，内容主要是减少管理层次，用劳动生产率指标等来取代总产值指标，给生产单位一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在计划工作上强调规划远景目标，实行普遍的奖励制度等。但是，这些措施既没有涉及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更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很难推行。另外，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1958年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展大规模的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运动，其核心内容就是否定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任何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捷克斯洛伐克这次改革的步子还没等迈出就收回来了。1962年召开的捷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便彻底否定了1958年的经济改革，全面恢复了以前的管理体制。
然而，捷克斯洛伐克的各种社会矛盾却没有缓和，相反越来越尖锐，经济形势越来越糟。在这种情况下，捷共党内的一部分人重新试图进行经济改革。1964年年初，著名的经济学家、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奥塔·希克领导一个专门委员会制订出了《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新体制的原则草案》，打算扩大企业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可是，这个计划草案刚一出台，就遇到诺沃提尼为首的守旧派的顽固抵制，所以推行起来步履艰难。随着这种局面的发展，主张摆脱苏联模式的改革派与坚持苏联模式的保守派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而前者将主要矛头对准苏联模式的坚定捍卫者安东宁·诺沃提尼，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在捷共1967年10月底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时为斯洛伐克共产党书记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要求改变捷共的结构，提出要党政分开。接着，又有人明确地要求诺沃提尼辞职。诺沃提尼请来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为自己撑腰，也遇到了捷共党内大多数反对诺沃提尼的人的抵制。在这种情况下，诺沃提尼试图逮捕主张改革的捷共领导人，但因没有得到各军区的支持而未遂。在这之后，诺沃提尼的政治生涯也就到了终点。1968年1月初，捷共中央决定将中央第一书记和共和国总统这两个职务分开，诺沃提尼辞去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只担任共和国总统；杜布切克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3月，诺沃提尼辞去共和国总统的职务。5月，捷共中央撤销了诺沃提尼中央委员资格并将其开除出党。
杜布切克上台执政后，便开始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1968年3—4月召开的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以下简称《行动纲领》），系统地提出了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设想，宣布捷克斯洛伐克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将一批支持改革的人选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
《行动纲领》宣布：“我们开诚布公地向你们提出了在当前时期指导我们和我们所要遵循的主要思想。每个人都理解，这个行动纲领中所包含的建议是意义深远的，它的实现将深深影响我国的生活。我们没有改变自己的基本方针：我们想根据我们的传统和以前的决定在我国充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想着手建设新的、高度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那种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但自身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一改使我们得出结论：通过旧道路，使用早已过时的手段和不断把我们拉向后退的粗暴方法，是不可能达到这些目标的。”[18]
在经济方面，这个纲领提出，实现企业独立和企业联合，以及企业对国家和机关保持相对独立性，完全和真正使消费者有决定自己消费和生活方式的权利、自由选择劳动的权利，不同劳动人民集团和社会集团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形成和维护其经济利益的权利及真正的可能性。对恢复市场的积极作用寄予很大希望，它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所需要的机制，将检验企业付出的劳动是否合理。但是，捷克斯洛伐克想要的不是资本主义市场，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绝不是那种自发的市场，而是有调节地利用它。
捷共的《行动纲领》就是要冲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摆脱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的控制。从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状况来看，捷共迈的步子还是很大的，带有突破性。也正因为如此，后来才被苏联镇压下去。
《行动纲领》公布后，全面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也轰轰烈烈地在捷克斯洛伐克展开了，“布拉格之春”也在5—6月达到了**。其表现，一是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共的改革主张得到了广大党员、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他们以空前高涨的热情投身于这场改革运动。许多人积极要求加入捷共，还有许多人甚至将自己的金银首饰献出来支持杜布切克的改革；二是《行动纲领》中的许多具体措施开始通过政府而制度化，通过国民议会而法律化。于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进程按照《行动纲领》规定的内容而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一直持续到8月苏联出兵镇压。
1968年8月20日夜，多次试图阻止改革未达到目的的苏联以及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共出兵25万进入捷境。捷共和捷政府发表声明抗议，同时号召不要公开抵抗。五国军队控制了布拉格并把杜布切克等领导人挟持到莫斯科。27日，苏捷签订了议定书，称等局势正常后撤军。但是，在10月苏捷双方又签订条约，使其他四国撤军后，苏军长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合法化了。“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下去之后，杜布切克于次年4月下台，再过了一年又被开除党籍并被发配到远离布拉格的地方管理森林。其他支持改革的人大体上也都遭受到了同样的命运。相反，当时亲苏的和不支持杜布切克改革的人，如胡萨克等则被推上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到70年代后半期，为了缓和国内经济、社会矛盾，捷克斯洛伐克一度实行了集约化和专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同时使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对经济结构进行有限的调整等。但总体上说，所有这些也只能是对传统体制的修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