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各国都相继发生了急剧的社会变革。这次社会变革以其程度之剧烈，速度之快而前所未有。当然，由于具体国情不同，东欧各国社会变革的具体形式和特点又不尽相同。
波兰是东欧剧变中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雅鲁泽尔斯基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虽然使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缓和了下来，但并没有消除这些危机。1987年4月，波兰公布的《第二阶段经济改革问题提纲》提出，波兰要在5年间不仅恢复经济发展的平衡，而且要完成国民经济的改组，扩大经营管理的社会效益和提高国家经济的利用潜力。为了实现这些改革目标，提纲规定了具体的改革任务，其中包括保证国营企业的真正自主，为私营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整顿价格体系，完善工资和社会保障体制，改变中央的计划工作，减少各级管理机构的数量等。但是，这些改革措施实施的结果却不尽人意，很多企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不顾社会和国家利益，擅自提高物价和工资，使物价、工资轮番上涨，很快出现了投资失控、消费失控、物价失控、工资失控等严重的问题，损坏了改革形象。前面提及的通货膨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它真正导致民众实际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所以，从1988年，波兰各地大大小小的罢工此起彼伏。
在政治方面，经济危机频繁发生，民众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和实行军事管制等因素大大地降低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威望。1980—1988年，党员人数减少了31%，人们开始质疑波兰的社会主义制度，激进的学生甚至要求实行多党制。团结工会的影响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增大。为了恢复团结工会的合法化，瓦文萨等领导人出狱后，一方面声称恢复后的团结工会不是“1981年团结工会的翻版”，“不想推翻共产党”，“要帮助政府摆脱困境”；但在另一方面团结工会利用新出现的经济困难鼓动和组织工人罢工，向政府施加压力，不仅要求合法化，而且要求工会多元化，逐渐演变成一支强大的反对派。在这过程中，团结工会得到了西方国家的实质性的支持，如1983年10月瓦文萨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987年7月美国提供100万美元资助团结工会成为合法组织。
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波兰统一工人党开始松动自己的防线。第一，明显地改变了对包括团结工会在内的反对派的看法，开始同团结工会对话。雅鲁泽尔斯基说：“我们认为，广泛存在的各种倡议性协会的代表人举行‘圆桌会议’是可取的。”波兰统一工人党10月组建新政府时，甚至为“建设性反对派”提供了4个职位。不过，反对派拒绝进入。与此同时，支撑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在波兰人的心目中也开始变形。1987年9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刊物《新路》发表文章，揭露了30年代共产国际强行解散波兰共产党的内幕，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许多做法提出了质疑。1988年8月，波兰《人民论坛报》发表文章，就波兰共产党被共产国际执委会以莫须有的罪名解散而谴责斯大林主义。揭开的是历史疮疤，伤害的是民族情感，更为重要的是褪去了苏联以往头上的种种光环。1988年12月20—21日和1989年1月16—18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分两个阶段召开了十届十中全会。经过激烈讨论，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问题的立场》决议。决议宣布，波兰统一工人党要清除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官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管理体制，加强同各种思想倾向、政治主张的反对派对话，确立一种能够反映社会各阶层利益、政治方向和信仰的政治多元化新制度，这种新的政治制度应当建立在议会民主和公民社会基础之上。关于工会多元化，决议宣布有条件地承认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从而实现工会的多元化。
1989年2月到4月，来自各党派、官方工会、团结工会、教会以及其他“建设性的反对派”组织的57名代表在政府大楼举行“圆桌会议”。在持续了整整两个月的“圆桌会议”上，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就经济与社会政策、工会多元化、政治改革、结社与地方自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和艰苦的谈判。最终，统一工人党做出巨大让步，与会各党派就团结工会合法化、实行总统制和议会民主制以及提前在6月举行议会大选等若干议题达成了协议，通过了《有关工会多元化问题的立场》、《有关社会和经济政策及体制改革问题的立场》和《有关政治改革问题的立场》等协议。根据这三个文件，团结工会在保证遵守宪法、不成为政党、不破坏社会安定和不非法接受西方援助的条件下重新登记，取得合法地位。按议会民主和三权分立的原则改革政治体制，增设参议院，以总统制代替原来的国务委员会制。成立国家司法理事会，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
“圆桌会议”结束后，波兰议会于1989年4月7日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工会法修正案、议会选举法、参议院选举法、结社法和农会法等6个法律，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圆桌会议”达成的协议。10天后，团结工会正式恢复了合法地位。6月4日，波兰举行议会和参议院第一轮选举。由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组成的执政联盟惨遭失败，在按比例分配的299个议席中仅获得2席，100个参议院席位中只获得1个。以团结工会为核心的反对派却获得按比例分配的161个议会议席中的160个、100个参议院的席位中的92个。6月18日，这两项选举又进行了第二轮，但结局与第一次相同。在议会的460个议席中，统一工人党得173席，团结工会得161席，统一农民党得76席，民主党得27席，宗教和世俗团体得23席。然而，在参议院的100个议席中，团结工会获得99席，个体农民1席，而统一工人党1席未得。对于这样的结果，雅鲁泽尔斯基公开表示，共产党在波兰自动的领导作用“已经成为历史”，它永远不会再恢复到过去那种垄断状态。党的影响决不能再建立在“垄断的基础上”。
从至高无上的社会顶峰跌落下来之后，波兰统一工人党成了强弩之末。在1989年7月19日总统大选中，雅鲁泽尔斯基在总共537票中获得270票，比总统当选所需票数只多1票。但在政府组建问题上，团结工会却坚决不同意雅鲁泽尔斯基向议会提出的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的联合政府的建议。不仅如此，与统一工人党长期合作的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也倒向了团结工会。在这种情况下，雅鲁泽尔斯基只好提名马佐维耶茨基担任总理并获得了议会多数票的通过，建立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产生的第一个由非共产党人领导、共产党人占少数的政府。12月29日，波兰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国家中起领导作用的条款，将国名改为波兰共和国。在这之后，波兰统一工人党社会地位每况愈下。在7月28—29日举行的十届十三中全会上，拉科夫斯基取代了雅鲁泽尔斯基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1990年1月27—29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华沙召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拉科夫斯基在大会上做的政治报告的突出之处，在于对苏联的否定和对苏联模式的否定。他说：“强加于我们并被接受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实际上一直持续到完全形成彻底改造的方针时为止，这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在如此大的范围内遭受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不仅仅由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已看清了它的实质。上述这一种产生在没有深刻民主传统的封建—奴隶制国家的模式，实质上是封建时代所特有的习性的历史性继续。”[12]大会最后通过了波兰统一工人党停止活动的决议。
匈牙利社会剧变是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宣布政治多元化和重新评价1956年事件开始。
在1988年6月29日举行的匈牙利国民议会上，非党人士施特劳布当选为国家主席团主席，主张多党制和实行三权分立的波日高伊当选为国务部长。格罗斯在同《人民自由报》记者谈话中说，多元化是发扬党内民主的体现，但党内多元化不能威胁党的活动能力和团结，从原则上和长远观点来看，不排除实行多党制的可能性。9月27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全会发表公报说，建立社会主义多元化是衡量政治改革的标准。与此同时，一些民众与反对派在多党制方面走得更远。比如，9月12日，一些环保组织和群众团体在抗议修建一座大坝的示威游行中喊出这样的口号：“国家是我们的，应由人民决定”“我们要多党制”。11月13日，近千人在布达佩斯成立了“自由民主联盟”，宣称它将致力于匈牙利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和退出华约。[13]
1956年事件始终是匈牙利人的一块心病。由于受制于苏联模式和同苏联的关系，匈牙利事件的“反革命帽子”一直摘不掉，但把它说成为一场“悲剧”是全社会的共识。1988年6月16日，在纳吉被处决30周年之际，数百人在布达佩斯示威游行，要求重新评价1956年事件。纳吉的女儿与另外4个受难者的遗孀要求为1956年事件中的受害者平反并为纳吉等人举行正式葬礼。匈牙利经济学家纳吉·塔马什认为，重评1956年事件的意义在于，“将这个事件看作真正的人民群众的反抗和针对匈牙利斯大林主义和苏联主导的为了独立而进行的斗争，而不是反革命运动”[14]。1989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二月中央全会认为，1956年领导人在革新方面的无能为力导致了政治性的爆炸，爆发了人民起义。在这次起义中，民主社会主义力量起了作用，但企图复辟的力量、社会渣滓和声名狼藉分子从一开始就鱼目混珠地混杂在一起。[15]在否定了苏联模式和改变了对1956年事件的性质的看法之后，为纳吉平反也就水到渠成了。5月31日，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就重新安葬纳吉等人发表公报，认为纳吉是1945年以后匈牙利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一生都与共产主义运动不可分割，是社会主义改革政策的象征。纳吉的名字是“与民族独立、自治和多党制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联系在一起的”。[16]6月14日，匈牙利政府发表声明说：纳吉是杰出的国家领导人。6月16日，匈牙利政府为纳吉举行重新安葬仪式，有25万人参加，其中包括议会主席、政府总理和几十个西方国家的大使。
以波日高伊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控制了社会主义工人党之后，在1989年6月23—24日召开中央全会上，社会主义工人党进行了重大人事调整。涅尔什当选为党主席，涅尔什、格罗斯、内梅特和波日高伊4人组成中央主席团。涅尔什宣称：社会主义工人党要毫不含糊地抛弃旧的社会主义概念。波日高伊则说得更为直白：匈牙利正在设计近似于西方式的社会主义模式。[17]8月19日，社会主义工人党公布了两份重要文件。第一份文件《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宣言（草案）》，确定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提出要把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与社会民主党人的价值观结合起来，既忠于马克思主义，又忠于左派的价值观念。虽然历史上没有从专制的社会主义过渡到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先例，但是，匈牙利的社会和经济必须改变。改革的主要方面是改造党本身，包括更改名称在内。第二份文件是供全党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讨论的文件《我们历史道路的教训》，认为斯大林通过拉科西将苏联模式强加给了匈牙利，卡达尔与纳吉在1956年以不同方式追求相同的目标，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改革未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18]根据波日高伊的提议，10月6—10日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将党名改为匈牙利社会党。在大会通过的《纲领声明》《基本章程》等文件中，匈牙利社会党宣布完全抛弃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全面接受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工人党与反对党于1989年6月13日召开了“圆桌会议”，参加者除社会主义工人党外，还有民主论坛、青年民主战士联盟等9个反对党派，以及工会、爱国人民阵线等7个其他社会组织，讨论的问题是由一党制向多党制和平过渡，确定民主政治进程的原则和规则，克服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由于在匈牙利由谁来领导和走什么道路等问题上分歧很大，这些党派进行的协商持续了3个月，先后进行了238次会议协商。“圆桌会议”协议也是陆续达成的，同意将“匈牙利共和国是独立、民主的法治国家，在这个国家中，资产阶级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都可实现”加到宪法导言中，就建立宪法法庭、制定政党法等6项重大立法草案达成一致。10月18日，匈牙利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改为匈牙利共和国，取消了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国家的条款，实行多党制、总统制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
1990年3月25日，匈牙利举行了多党制后的首次大选。经过两轮投票，民主论坛获164席，自由民主主义者联盟获92席，独立小农党获44个议席，社会党获33个议席，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和基督教民主人民党都获得21个议席，其他党派共获11席。根据大选结果，民主论坛联合小农党和基督教民主人民党组阁，民主论坛主席安道尔·约瑟夫出任政府总理。自由民主主义者联盟全国委员会委员根茨·阿尔帕德5月2日当选为国会主席，8月3日当选为首任总统。由于没有任何一个党愿意与其合作，社会党沦为在野党。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剧变的方式介于波兰和匈牙利之间，执政的共产党在反对派的紧逼下步步后退，直至失去政权，自身也演变成为社会民主党。
“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之后，胡萨克坚持认为，“布拉格之春”是反社会主义的，苏联出兵是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国际主义援助。但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胡萨克在坚持原有政治经济体制的同时，也不得不进行一点小修小补的改革，如从1987年开始试行新的计划和管理原则，可这些无法平息民众对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的不满。1987年12月，雅克什接替胡萨克任捷共中央总书记。1988年是“布拉格之春”和苏联侵捷克斯洛伐克30周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许多针对苏联模式和苏联的政治事件。在“五一”节这天，布拉格等地发生了多起游行人群扯下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国旗的事件。8月20日和21日，成千上万的人集聚在布拉格瓦茨拉广场，高呼“俄国人滚回去”“杜布切克万岁”“我们要民主和自由”。示威者还散发了有数万人签名的“十点要求”呼吁书，要求苏联军队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出，取消新闻检查制度，尊重人权。
进入1989年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游行示威更加频繁，“七七宪章”运动等反对派组织要求为“布拉格之春”平反并不断掀起抗议浪潮。1989年1月，为纪念大学生扬·帕拉赫抗议苏军入侵自焚20周年，布拉格数万人进行了持续一周的公开反对捷共的游行示威，“七七宪章”的成员也积极参加，哈维尔等7人还因此被捕入狱。6月，“七七宪章”等反对派组织发表了《几句话》宣言，提出为1968年事件平反；承认反对派的合法地位，同它们进行平等对话；释放政治犯，实现新闻言论自由。8月21日，捷克斯洛伐克群众举行要求为“布拉格之春”平反的示威游行，遭到当局的镇压。10月11日，雅克什在捷共中央全会上再次表示绝不向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妥协。11月17日，近4万名大学生为了纪念捷克斯洛伐克大学生反法西斯斗争50周年集会而举行了示威游行，他们喊出的口号是“雅克什下台”“取消一党制”。这次示威游行是1968年以来规模最大的，结果被警察当局镇压了下去，许多人被打伤。为了支持大学生，布拉格的工人进行两个小时的总罢工。19日，布拉格再次发生由几万人参加的反政府示威游行，喊出的口号针对性更强，除了“雅克什下台”“取消一党制”之外，还有“自由选举”“惩办凶手”等。
为了同捷共进行对话，反对派决定联合成一个松散的政治组织公民论坛。公民论坛在其纲领性文件《我们想做什么》中提出，捷克斯洛伐克必须成为法制民主国家，依据《人权宣言》以及《国际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的基本原则制定新宪法，彻底改革现行政治体制。公民论坛随后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所有参与策划华约部队入侵、毁灭“布拉格之春”和对社会条件全面恶化负有责任的捷共中央委员都要下台，对野蛮驱散17日大学生游行负有责任的内政部长和布拉格市委第一书记辞职，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在过去几个月里对待示威群众的错误做法，取消宪法中捷共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和对宣传的垄断权，破除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文化艺术必须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枷锁的限制，积极参与欧洲一体化等。
面对反对派和民众的强大压力，捷共中央于1989年11月24日召开全会。雅克什为首的领导班子集体辞职，卡雷尔·乌尔班内克继任捷共总书记。与雅克什的镇压政策不同，乌尔班内克主张以政治方式解决社会危机。26日，布拉格爆发了50万人参加的集会和示威游行。政府总理阿达麦茨来到现场，表示政府将通过对话实现全民谅解，尽量满足民众的要求。杜布切克在集会上讲话，要求苏联、民主德国和保加利亚等国就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道歉，要求捷共现任领导人为“布拉格之春”平反。同日，捷共召开非常全会，决定除在1990年年初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之外，还明确提出要与“公民论坛”对话，吸收各党派和非党人士参政。在捷共的立场软化之后，持续了一周的示威游行结束。28日，阿达麦茨代表政府开始与“公民论坛”就如何解决社会危机进行协商。经过两轮协商，双方就在12月3日前组成多党联合政府、修改宪法中关于捷共领导地位的条款、进行自由选举和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重新评价“布拉格之春”、谴责苏联侵捷克斯洛伐克等问题上达成一致。
然而，多党联合政府的组建却颇费一番周折。1989年12月3日，阿达麦茨改组政府，新政府的20个部长中15个来自捷共，5个来自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但是，公民论坛发表声明说，“新政府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阿达麦茨应彻底改组政府，在12月10日之前必须释放全部政治犯并宣布辞职。若这些要求不能满足，公民论坛将在11日发动全国总罢工。面对公民论坛最后通牒般的声明，5日，阿达麦茨再次改组政府，17名部长中有9人来自其他党派或无党派，共产党人成为少数。7日，阿达麦茨辞职，其职务由第一副总理马里安·恰尔法代理。经过与其他党派协商，恰尔法同意组建新政府。8日，胡萨克发布大赦令，宣布停止追究那些犯有颠覆共和国、损害社会主义国家利益、攻击国家领导人和破坏宗教团体监督等罪行的人的刑事责任，释放因上述罪行而正在服刑者。10日，胡萨克正式任命恰尔法为政府总理，并且批准了后者组建的新政府。在这届政府中，除了恰尔法之外，1个第一副总理、3个副总理和5个部长是捷共成员，其余11人都来自其他党派或无党派。新政府成立后，胡萨克辞去总统职务。15日，捷共中央主席团决定，为了适应修改后的宪法，捷共在人民军、内务部队、国家安全机构、司法部门、国家仲裁机关、检察院、总统办公厅等部门停止活动。12月底，捷联邦议会分别选举杜布切克和哈维尔为联邦议会主席和共和国总统。1990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举行联邦议会选举，“公民论坛”和公众反暴力组织大获全胜，赢得了300个议席中的170个议席，而捷共只获得47个议席。在新政府中，捷共被完全排除出去，沦为在野党。在社会制度剧变的过程中，捷克斯洛伐克的国体也出现了演变。1990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将国名改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一个月后又改为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1993年1月1日，和平分出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
受国际形势和东欧其他国家的影响，从1988年起民主德国开始发生社会动**并且逐渐波及政坛。1月，100多名教徒在柏林参加纪念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活动时打出标语示威，要求出境自由。2月，德累斯顿市也有200多人要求出境。3月，东德发生多起公民驾车或乘热气球强行越过柏林墙的事件。附着在这些事件上面的，是诸如“公正”“自由”等政治方面的要求。但是，更多的人还是要求通过合法途径出境。据西德教会的估计，到1988年9月初，至少有25万名民主德国的公民以书面方式提出迁居联邦德国的申请，而不断为这支申请大军补充人员的预备队甚至有500万—600万人，约占民主德国总人数的1/3。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德国政府放宽了政策，决定从1989年1月1日起，公民在提出申请并得到有关部门审批后，就可以到联邦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旅游。1989年5月，匈牙利拆除了与奥地利接壤的边界防线，只要持有效护照的人员就可以经此自由往来。大批民主德国公民以去匈牙利旅游为名，取道奥地利进入联邦德国。由于过境的人太多，匈牙利不得不为逗留者建造宿营地。另外，许多民主德国的公民进入联邦德国驻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大使馆。联邦德国宣称，它有权为民主德国公民提供庇护，同时要求匈牙利政府根据《联合国难民公约》允许滞留在匈牙利的民主德国公民自由出境。经过与联邦德国协商，匈牙利政府9月10日做出决定，滞留在匈牙利境内的民主德国公民可以根据本人的愿望自由出境，同时宣布单方面废除1969年同民主德国签署的《关于禁止对方无有效证件公民去第三国的双边协定》。这样就形成了东德人“二战”后出逃的最大一次浪潮，此次浪潮在西欧各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民主德国的政局也开始动**。1988年9月19日，反对派组织“新论坛”成立。它的主要目的就是推动民主德国进行像波兰和匈牙利那样的政治改革，结束统一社会党大权独揽的局面，在民主德国建设另外一种社会主义。由于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并被指责为反社会主义和威胁统一社会党的领导，“新论坛”不断地组织群众与当局对抗，在柏林、德累斯顿、马格德堡等城市组织了大规模游行示威，要求改善生活状况、实行新闻自由、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取消干部特权等。一些激进者甚至喊出了“反对统一社会民主党领导”“反对派组织合法化”“实行自由选举和真正的多党制”等口号。
面对危急的政治局势，德国统一社会党虽然坚持不与“新论坛”对话，指责它是由“社会主义制度的敌人拼凑而成”，但也开始做出让步，如以人道主义考虑为借口允许一批公民出境。在是否仿照波兰和匈牙利的样子进行改革的问题上，德国统一社会党内部存在着明显的分歧，甚至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很多人要求昂纳克辞职。1988年9月19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在柏林召开第九次全会。会议开幕不久，昂纳克就发表了一份声明，以健康原因宣布辞去党和国家的一切职务，并向中央委员会和人民议院推荐埃贡·克伦茨接任。比起昂纳克来，克伦茨属于党内的改革派，24日在第九届人民议院第十次会议中又当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主政后，克伦茨不仅提出要彻底革新社会主义，释放了在游行中被逮捕的人，宣布与民众进行全面的对话和合作，承诺进一步放宽对新闻和旅游的限制，并且根据工作成绩提高工资。但是，群情激昂的民众并不为克伦茨的表态所动，“新论坛”等反对派组织更是认为，统一社会党变换领导人并不表明局势会有根本性的变化。从21日起，德累斯顿、柏林、马格德堡、莱比锡等地再度掀起新一轮的示威游行。示威者要求在民主德国进行全面改革，反对特权，实行自由选举，允许“新论坛”等反对党派合法存在。为了缓和紧张局面，民主德国政府和统一社会党试图通过集体大换班来表示改革的决心，取信于民。10月7日，政府成员全体辞职，人民议院推荐汉斯·莫德罗组建新政府。8日，统一社会党中央召开十中全会，原政治局成员集体辞职。
在克伦茨的推动下，1988年11月9日，民主德国政府宣布，在人民议院通过新的旅游法规之前，先实施过渡性的公民到国外旅游和经常性出境旅行的规定，在原来的内务部门即可办理多次出入境手续。多次往返手续可以在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所有边境口岸出境。[19]这意味着民主德国与西方的边界全面开放，柏林墙由此倒塌，人们如潮水般地涌向联邦德国。然而，随着边境的全面开放，民主德国国内的局势更加难以控制，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各地的抗议示威此起彼伏，参加者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主要组织者就是“新论坛”等反对派。抗议者把矛头直接对准德国统一社会党，要求它结束单独执政的局面。
在这种形势下，德国统一社会党打着深化改革旗号大踏步地后退。克伦茨1988年11月10日晚在基层党组织党员集会上说：“我们正准备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这就是在德意志土地上进行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将使民德成为经济上更有效率、政治上更加民主，道德高尚并面向人民的社会主义。”[20]具有代表性的做法包括：11月17日，莫德罗17日在人民议院宣布他将组成一个联合政府，26个部长中将有11个由非统一社会党人担任。12月1日，人民议院通过了修改宪法第一条的提案，删去民主德国“在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的提法。政府发言人宣布，德通社、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不再是统一社会党的工具。12月3日，统一社会党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将昂纳克等12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全体辞职，组成赫伯特·克罗克尔任主席的特别党代会工作委员会。12月6日，克伦茨宣布辞去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自由民主党领袖曼弗雷格·格拉赫代理国务委员会主席，民主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非共产党人的国家元首。12月7日，根据统一社会党11月28日的提议，民主德国第一次“圆桌会议”在柏林举行，与会者有包括统一社会党和“新论坛”在内的14个党派、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的代表。经过激烈争论，各党派同意在1990年5月6日举行人民议院大选。12月，德国统一社会党召开特别党代会。在这次会议上，新当选主席的格列格尔·居西作了长篇报告，其核心内容就是，要同按斯大林主义所创造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思维和组织结构决裂，建立一种多元化的政治体制，重新回到欧洲大家庭当中。[21]与此相适应，会议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临时党纲宣布该党以建立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为目标。1990年2月，该党又进一步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
1990年3月18日，在提前举行的自由大选中，由右翼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社会联盟和“民主联盟”组织的“德国联盟”在联邦德国政府大力支持下获得48.15%的选票，获得400议席中的192个；民主社会主义党得票率仅为16.33%，获得66个议席。最终，“德国联盟”“自由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组成新政府，民主社会主义党沦为在野党。新政府上台后，加快了两德统一的步伐，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
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克和民主德国发生剧变的同时，地处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也同样未能幸免，但方式却各有不同。
南斯拉夫作为一个多民族的联邦国家，它的剧变除了具有东欧其他国家的共性之外，还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国家在血雨腥风中四分五裂。铁托去世以后，随着南斯拉夫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的加剧，反对派组织开始出现，同时也有人抛出多党制的主张。起初南共联盟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明确的，即南共联盟的历史功绩不容否定，实行多党制必将使南斯拉夫陷入四分五裂之中。但是，在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剧变的影响，西方施压和国内反对派公开挑战的形势下，南共联盟在1990年初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试图寻找摆脱危机的良方。由于在党的性质、作用和社会发展道路等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与会者经过反复争执之后，决定在南斯拉夫实行多党制，将南共联盟改造成为社会民主党。会后，斯洛文尼亚共盟宣布独立并且改名为斯洛文尼亚共盟—民主复兴党，克罗地亚共盟和马其顿共盟也相继改名。南共联盟实际上分裂为6个共和国组织。5月26日，南共联盟宣布解散，各共和国联盟又陆续改名为“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民主改革党”等。
南共联盟的解体使南斯拉夫丧失了维系民族团结的凝聚力，各共和国要求脱离联邦的倾向加剧，各种民族主义势力乘机抬头。在1990年4—5月各共和国举行的首次多党制大选中，除黑山和塞尔维亚的共盟获得胜利外，其余各共和国的共盟均失去执政党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先后于1991年下半年宣布独立，塞尔维亚和黑山则于1992年4月成立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这样，在民族分立主义浪潮的冲击下，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土崩瓦解，分裂成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波黑）、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南斯拉夫联盟五个独立国家，其中波黑还陷入了长期内战的深渊。
本来保加利亚的局势比较稳定，反对派的力量也不大，不过在东欧其他国家和苏联局势变化的影响下，从1989年起保加利亚也卷入了剧变的旋涡之中。其导火线是1989年6月开始的境内土耳其人外逃。大量土耳其族人出走引发了保加利亚各种潜在的社会矛盾。民族危机逐渐演化成为政治危机，保加利亚社会局势也开始动**。
1989年10月下旬，欧洲环保会议在索菲亚召开，这对保加利亚国内反对派组织的发展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西方国家公开表示，希望保加利亚加入“东欧改革俱乐部”，成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下一张牌”。利用这次会议的机会，保加利亚国内持不同政见的人发起并建立了“生态公开性”“支持工会”“争取人权独立协会”等反对派组织，不断地举行示威活动。在内外压力下，日夫科夫被迫辞职，积极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姆拉德洛夫接任保共总书记。1990年1月底2月初举行的保共第十四次特别代表大会通过了《保加利亚民主社会主义宣言》和新党章，宣布“发展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放弃了宪法对关于共产党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作用的规定及对政权的垄断，取消了保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和社会的领导力量等条文。不仅如此，4月初，保共改名为保加利亚社会党。在6月举行的大选中，保加利亚社会党获得胜利，姆拉德洛夫出任总统，卢卡诺夫则任社会党政府总理。但好景不长，在反对派的压力下，社会党人先后放弃了总统职位和组阁权，成为在野党。以卢卡诺夫为总理的社会党政府也仅存在了70天，就在来自议会和街头两方面压力的夹击下垮台了。
罗马尼亚的剧变从表面上看带有突发性，但实际上也是长期潜伏着的社会矛盾激化和总爆发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末期，面对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的变化，齐奥塞斯库不思改革，反而更加坚持僵化的体制，强化专制统治，反对引入市场经济和实行政治多元化。一触即发的矛盾和问题被人为地压制并积累起来，最终以突发的形式表现出来。1989年12月16日，罗马尼亚西部城市发生百万民众抗议政府强行驱逐持不同政见者和匈牙利族新教神父拉斯洛·托克什的“蒂米什瓦拉事件”。这一事件点起的火苗迅速蔓延全国，其他城市接连发生示威游行。在日益激烈的全国性抗议声中，独断专横的齐奥塞斯库政权土崩瓦解，齐奥塞斯库本人及其妻子也于12月25日被处决。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接管政权，它颁布的新纲领宣布，罗马尼亚“放弃一党领导作用，建立多元化的民主政体”、“自由选举”和实行“三权分立”。1990年5月，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在大选中上台，新政府宣布与社会主义分道扬镳。
阿尔巴尼亚是东欧最封闭的国家，但也没能逃脱剧变的厄运。长期以来，阿尔巴尼亚一直固守斯大林模式，自称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实是搞“贫穷社会主义”的典型。面对东欧剧变，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开始试图顶住压力。党的总书记阿利雅在1989年9月提出了“四不原则”和“三不让步”。前者是指，永不允许为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剥削开辟道路，永不允许削弱人民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永不削弱和放弃党的领导作用，永不允许损害国家的自由、独立与主权。后者则指，不应在任何领域向资产阶级思想让步，不应向宗教势力让步，不应向错误表现让步。但是，1990年7月发生大批公民外逃事件后，国内外压力加大，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开始妥协退让，同意实行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1991年3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第一次议会自由选举中获得多数议席。不过，迫于反对派民主党的压力，议会决定取消国名中的“社会主义”和“人民”两个定语。阿尔巴尼亚国家和政权的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6月举行的阿劳动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将党更名为社会党，宣布“遵循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1] 参见《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苏群译，329～3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 参见《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苏群译，305页。
[3] 参见[苏]多布罗霍托夫编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政治对抗1500天》，王南枝等译，143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
[4] 参见[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卷，吴乃华等译，586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5] 辛灿编：《“8·19”事变后的苏联》，3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
[6] [苏]多布罗霍托夫编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政治对抗1500天》，王南枝等译，364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
[7] Hüsnü Kizilyalli，Economics of Transition：A New Methodology for Transforming a Socialist Economy to a Market-led Economy and Sketches of a Workable Macroeconomic Theory，Aldershot，Hants，England ；Brookfield，Vt.，USA ：Ashgate Publishing Ltd.，1998，pp.165-167.
[8] Micheal Bleaney，Do Socialist Economies Work？ The Socialist and East European Experience，Basil Blackwell Press，1988，p.122；Simon Commander，Fabrizio Coricelli，“Price-Wage Dynamics and Inflation in Socialist Economies：Empirical Models for Hungary and Poland”，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92，Vol.6，pp.33-53；Jacob A.Frenkel，Mark P.Taylor，“Money Demand and Inflation in Yugoslavia 1980—1989”，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1993，Vol.15，issue 3，pp.455-481.
[9] 参见[波兰]沃伊切赫·盖乌任斯基、莱赫·斯泰凡斯基：《波兰团结工会成立记》，吴一、陈成译，204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
[10] 参见《戈尔巴乔夫说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必须平等》，载《人民日报》，1987-04-12。
[11] 《戈尔巴乔夫在南联邦议会演讲》，载《人民日报》，1988-03-18。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编译：《东欧问题资料》，8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0。
[13]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编译：《东欧问题资料》，223～22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0。
[14] Ivan T.Berend，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1944—1993，p.274.
[15] 参见中共中央党校国际共运研究所本书编写组：《苏联东欧风云录》，227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16] 《匈党中央就重新安葬纳吉发表公报称纳吉是社会主义改革政策代表人物》，载《人民日报》，1989-06-02。
[17] 参见中共中央党校国际共运研究所本书编写组：《苏联东欧风云录》，233～234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18] 转引自中共中央党校国际共运研究所本书编写组：《苏联东欧风云录》，236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19] 转引自[德]埃贡·克伦茨：《89年的秋天》，张劲松译，216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
[20] 转引自中共中央党校国际共运研究所编：《苏联东欧风云录》，263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21] 参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社会主义党主席居西在党的特别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编译：《东欧问题资料》，135～187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