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各国社会的剧烈变革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着非常复杂的内外动因的。
从内部看，剧变之前的东欧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首先，经济发展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表层上是经济增长停滞、恶性通货膨胀、外贸条件恶化和高额债务负担等现象，但深层次上反映的却是经济体制的失灵。
东欧各国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达到极限后开始大幅度下滑，1973—1987年的年经济增长率从3.9%下滑到1.9%，到1988年几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以1988年官方公布的GDP增长率为例，波兰是4.1%，匈牙利是-0.1%，捷克斯洛伐克是2.2%，保加利亚是2.6%，罗马尼亚是-0.5%。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短缺经济”特征更为明显。70年代中期后，随着经济停滞，各国的福利政策遇到很大困难，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给匮乏的现象更为突出，凭票的分配方式逐渐难以维持。[7]东欧各国在80年代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有限的价格改革。但是，价格改革非但没有缓解经济困境，反而带来了普遍的通货膨胀。其中，南斯拉夫和波兰最为严重。南斯拉夫的通货膨胀率1981年是46%，1985年是76%，1987年的通货膨胀率突破3位数达到118%，1989年则上升至1256%。波兰通货膨胀率在1980年为9.1%，1988年为61.3%，1989年则达到244.1%。通货膨胀率较低的匈牙利，在1988年也达到15.5%，1989年达17%。[8]恶性的通货膨胀使普通劳动者的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他们对经济体制乃至整个社会制度失去了信心。
在对外经济方面，受全球石油危机的影响，苏联提高出口的能源、原材料等商品的价格，东欧国家的处境愈加不利。另外，由于在经济互助委员会相对封闭的市场中，东欧各国的产品远离世界市场，缺乏与世界先进产品的竞争力，没有及时提高自己产品的质量和工艺的竞争力，导致生产技术与工艺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为了缓解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并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东欧各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向西方国家举借外债。到80年代中期，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等国背负的债务在100亿到300亿美元之间，超出国际公认的外债警戒线，形成了债务危机。到80年代末，匈牙利的负债总额是其出口总额的2倍，保加利亚的负债总额是其出口总额的3倍，而波兰则达到了5倍。为偿还债务，匈牙利、波兰和保加利亚不得不支付其40%、45%和75%的硬通货收入。东欧国家每年要用5%—8%的GNP收入来偿还债务，不仅严重地削弱了它们的投资能力，而且不得不靠借新债来偿还旧债。
经济增长停滞、“短缺危机”的加重、外贸条件的恶化和债务危机，只是东欧经济结构性危机的表象，因为任何一方面的改革在没有其他方面改革的配合下是很难取得突破的。此时改革已经到了必须突破计划经济模式的地步，而这一任务应该由各共产党政府来完成。然而，受意识形态教条的束缚，它们在经济危机面前只是做一些不触动经济制度的小修小改，收效甚微，以致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威胁到了政权的合法性。
同时，政治发展出现了深刻的危机，其表现一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面临着挑战，二是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着挑战，三是苏联的内外关系面临着挑战。
挑战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是东欧内部的政治反对派，其中，波兰莱赫·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最具代表性。1980年7月1日，波兰政府宣布冻结工资并且把“议价商店”的肉类价格提高40%—60%。波兰各地工人纷纷举行罢工，抗议物价上涨。这场大约有4800家企业、60万名职工参加的罢工浪潮，不仅在波兰以致在整个社会主义政权史上都可谓规模空前。格但斯克造船厂是这次罢工风暴的中心，罢工者超过1.7万人，领导者是瓦文萨。8月中旬，为了协调本地与其他地区的罢工运动，格但斯克成立厂际罢工委员会，并且根据“工人权利宪章”向政府提出了21条要求，内容主要包括：承认独立于党和企业主的自由工会，工人有罢工的权利，增加工资，降低退休年龄和提高退休金，工人及其家属享受全额公费医疗，保障消费品供应，完善社会保障和提高福利待遇，依照能力而不是党员资格选拔领导干部等。为了缓和矛盾和稳定局势，波兰统一工人党做了一些让步。8月底，波兰政府与格但斯克的罢工工人达成协议。政府同意工人成立独立的工会并有罢工的权利，有宗教和政治表达的自由。新工会遵守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定的各项原则，维护职工的社会利益和物质利益，不寻求发挥政党的作用，坚持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原则，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也不破坏业已确立的国家联盟体系。[9]这样，各地自发性的工会开始协商成立全国性的自治工会。1980年9月22日，波兰36个地区的工会代表齐聚格但斯克，以“团结工会”的名义联合起来，其成员加入团结工会，瓦文萨当选为主席。团结工会发展得很快，许多职工脱离了原工会组织而加入进来，到1981年初就有会员1000多万人，大约占全国工人总人数的80%、全国总人口的30%。团结工会自成立之日起就向波兰统一工人党提出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要求。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团结工会发动了一系列罢工来施加压力。
面对团结工会咄咄逼人的态势，波兰统一工人党于1980年9月5—6日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认为造成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党的领导在经济上的严重错误和社会生活的不正常，因此将爱德华·盖莱克免职，第一书记由卡尼亚接任。卡尼亚奉行的是坚持革新的路线与协商解决矛盾的原则，主张继续用协商的方法解决社会冲突。然而，团结工会的攻势并没有减弱。1981年9—10月，团结工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组建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瓦文萨为全国委员会主席。在通过的纲领和章程中，团结工会不再提“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而是要求自由选举议会，实行多党制，工会要有自由出版权等。
波兰发生的一切工人运动引起了苏联的高度关注。在苏联的压力和要求下，1981年10月16—18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了九届四中全会。卡尼亚辞去了党的第一书记职务，雅鲁泽尔斯基接任。雅鲁泽尔斯基主政后，对团结工会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为了对付团结工会，11月底召开的统一工人党九届六中全会，要求议会授予政府实行“非常措施”的权力。与此同时，团结工会也召开会议并且通过决议，声称如果议会授予政府上述权力，那么它将在全国组织抗议性罢工甚至总罢工。13日，雅鲁泽尔斯基在电视讲话中宣布波兰进入“战时状态”，成立由他亲任主席的“救国军事委员会”，暂时取消或限制宪法规定的通信、结社、言论、出版、集会以及示威游行等公民的基本权利，禁止一切群众团体活动。“战时状态”开始实施后，团结工会以及其他一些组织被取缔，总部被警察占领，瓦文萨等工会领导人被逮捕。“战时状态”在波兰持续了19个月，到1983年7月22日才结束。军事管理暂时地恢复了波兰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特别是避免了大的动乱和苏联出兵干预，但也为后来的剧变埋下了伏笔。
与波兰相比，这一时期东欧其他国家的情况要好得多，几乎都没发生太大的社会动**，但绝不是没有问题。第一，出现了反对派组织。1988年9月，匈牙利的一些联合组织、小组、俱乐部和政党性质的派别成立了匈牙利民主论坛，宣布代表民族利益、民族的价值观以及社会的民主化潮流，主张建立民主的法治国家，促进独立、民主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反对派组织名为“七七宪章”。“七七宪章”本来是一些在“正常化”期间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和被开除的共产党员在1977年签署的一份要求保障人权、同政府对话的文件，后来成了一种社会运动的名称。从1987年起，“七七宪章”逐渐开始公开从事反对现存体制的活动。第二，共产党内出现严重的分歧。在1988年5月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是否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的问题上出现不同派别。以中央委员、匈牙利爱国人民阵线总书记波日高伊·伊姆雷为首的激进改革派，主张与过去的做法彻底决裂，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实行多党制的议会政体，进行新的民主社会主义实验。以政治局委员格罗斯·卡罗伊为首的渐进改革派，主张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与反对派进行对话，建立以社会主义工人党为主体的、多党联合执政的多元的社会主义体制。最后，改革派在会议上占了上风。1986年12月，胡萨克在12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被迫辞职，继任者是雅克什。1988年10月，阿达麦茨组建了新政府。捷克斯洛伐克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中强硬保守派的一统天下局面开始被打破，温和派的力量在增大。第三，民族和宗教矛盾日益凸显。这方面的问题几乎在所有东欧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但在东南欧尤其突出。比如，保加利亚强迫30万土耳其伊斯兰教徒更改穆斯林姓名，禁止在学校教授土耳其语言，规定在个人身份证上不再登记族别，加剧了保加利亚人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在罗马尼亚，主体民族罗马尼亚族同少数民族之间的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罗马尼亚共产党从20世纪70年代起推行农村规范化计划，把经济较发达的大村、大乡同周围比较落后的小村、小乡合并。然而，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这些落后的小村、小乡，因此认为罗共此举是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其抵触情绪极大。南斯拉夫各民族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在是否允许各共和国独立、给予各共和国及自治省多大范围的自治权力方面争吵不休。从80年代开始，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要求升格为共和国、要求独立的力度加大，手段也更加激烈。南斯拉夫联邦政府的政策也更加强硬，甚至不惜用武力镇压。
从外部看，苏联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给东欧“松绑”，西方国家的支持刺激了东欧各国的自主发展，这些弱化了苏联对东欧的控制。
在“新思维”的指导下，戈尔巴乔夫一改苏联以前控制东欧的做法，主张在“自由选择”“绝对平等”和“互利合作”的基础上发展苏联同东欧国家的关系。1987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问捷克斯洛伐克时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关系应该无条件地建立在平等和相互负责的基础之上，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各兄弟党都在根据本国的条件确定自己的政策。苏联并不强求其他国家模仿它的社会发展模式，并不强迫其他国家在内外政策上与自己保持一致。[10]1988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访问南斯拉夫时表示：“所有国家都有权选择他们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抛弃以任何借口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做法”。[11]从1989年8月开始，苏联报纸连续发表文章，承认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干涉内政”，破坏了捷的“民主革新进程”。在《改革与新思维》中，戈尔巴乔夫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新关系的原则，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要严格建立在完全的独立自主的基础之上”，承认各国社会主义革命进程应该有所不同，各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式应当有所差异。
西方国家则利用资金、媒介等方面的优势不断加强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和渗透，推动东欧国家进行以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扶持东欧国家的亲西方力量，煽动各国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1982年6月，美国总统里根提出，要与苏联展开“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和平竞赛”，通过思想和信息的传播来影响东欧人民，用西方的“民间组织”和采用“公开”的方式“帮助”这些国家的人民建立起“独立的”工会、教会、政党、大学、报纸和司法机构，最终使苏联东欧实现西方模式的“民主化”。1983年6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宣称，“和平演变”是西方的共同目标，要运用西方掌握的现代科技发展的巨大资源，“为那些渴望自由的人点燃希望的明灯”。1985年2月，里根就《雅尔塔协定》签订40周年发表声明说，美国“决定要达到在东欧实现自由”的目标。1989年，布什就任总统后，提出了所谓“超越遏制战略”，它改变了过去遏制、对抗的传统战略，转向积极发展关系，扩大联系与合作，运用诱压兼施等手段，促使苏联、东欧“逐渐实现自由化”，通过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融化掉社会主义”。布什在1989年7月东欧之行时，会见了瓦文萨，支持团结工会，表示波兰当局应当尊重建立自由自治组织的权利。在文化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是利用各种手段向苏联东欧国家传播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这些对东欧社会剧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