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走俄国人的路”成为致力于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的越南共产党人的坚定选择。1930年1月6日越南共产党成立，同年10月把党的名称改为印度支那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支那共产党吸收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斗争中建立军队、根据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建立了“越南独立同盟”，胡志明任主席。
1945年8月起义胜利，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但是，法国殖民主义者并不甘心退出越南，9月法军在英国军队的帮助下再次侵入越南，不仅占领了西贡，还逐步向北推进，试图推翻越南民主政权。法国的入侵遭到了越南人民的抵抗。1946年12月20日，胡志明发表了《号召全国抗战》的告人民书，呼吁全体越南人民团结起来抗击法国侵略者。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越南人民军借鉴中国的革命经验，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开展游击战。1951年2月，越南劳动党[1]“二大”根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在分析了越南的社会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力量和革命的领导者之后，确认了越南革命的性质是“民族、人民民主革命”，制定了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即首先争取民族独立，实现人民民主，进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越南劳动党“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还明确规定，越南共产党“以马恩列斯的学说和毛泽东思想与越南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作为党的思想基础和一切行动的指南”。同年，越南仿照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统一战线形式，将“越南独立同盟”和“越南国民联合会”[2]合并组成了各党、各派、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参加的“越南国民联合阵线”。越南劳动党还效仿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先后开展了整党、整军和整顿群众工作的“三整”运动；通过“土地改革纲领”，越南土地改革方案、政策、路线及分配土地的原则基本上仿效了中国土地改革的做法。1954年7月，法国被迫签署了停战协议后，越南北方领土获得解放，南方仍由法国统治。所以，越南的社会主义建设首先在北方进行。
这一时期，越南的社会发展道路受中国影响非常大。由于历史上的亲密关系和共同被西方国家殖民的经历，在两国关系发展的初期，中国视越南为必须扶持和支援的手足，而越南也在此种认同的基础上，愿意接受中国的扶持和支援。在抗法时期以及抗美战争期间，中国给予越南巨大援助。20世纪50年代初期，许多越南人认为毛泽东的理论更适合越南。因此，越南劳动党在革命和建国初期，全面向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军路线和革命经验学习。正如当时胡志明所讲的：“越南和中国的社会情况十分相似，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越南革命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历了几十年的斗争用鲜血换来了一整套经验，这对越南来说是无价之宝。只要把这些经验学到手，结合越南的实际，加上自己的决心，越南革命就一定能够取得辉煌胜利。”[3]
因此，1954年北方获得独立后，越南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选择了人民民主的发展道路，吸收社会各个阶层人士来参加政权，参与社会管理。其重要的标志就是，1955年9月将“越南国民联合阵线”进一步扩大为“越南祖国战线”，职能基本相当于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越南祖国战线的纲领也与中国的政协相似，主要是完成民族独立，实现祖国统一，建立民主制度，发展经济和提高生产，发展文化教育，奉行和平独立的外交路线，维护全国人民大团结。在经济上，越南模仿中国的恢复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做法，制订了恢复经济的三年计划（1955—1957），主要任务是完成土地改革，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到1955年年底，越南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原属于殖民者、地主、教会的80多万公顷土地被没收、征收或购买，分给了农民。此外，越南政府还免除了农民向地主交纳的地租。经过土地改革，农村的封建生产关系被消灭，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巩固了工农联盟，为北方农村走向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经过3年的努力，恢复经济的任务也得以完成。到1957年，北方许多重要厂矿已恢复生产，工业企业的产值超过了战前最高水平。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占26.4%。国营企业的建立和初步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到1957年，国营经济已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农业生产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主要农作物的产量迅速增长，远远超过“二战”前最高水平。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扩大了国内市场，并为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完成了土地改革和恢复经济的工作后，越南立即转入了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以便建立社会主义制度。1958年11月，越南劳动党第二届中央十四次会议确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提出集中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越南从1958年下半年起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1959年4月，越南劳动党中央为农业合作化运动制定了“坚决依靠贫农和下中农，紧密团结中农，限制以至消灭富农的经济剥削，改造富农的思想，防止地主抬头，继续给地主以进行劳动改造的出路，坚决引导农民走农业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路线。到1960年年底，北方有85.8%的农户加入了初级农业合作社。后来，合作社的规模不断扩大，一部分初级农业合作社还转成了高级农业合作社。与此同时，越南还对手工业进行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改造。1958年6月颁布的《手工业合作组织暂行规章》规定了手工业合作化的三种形式：手工业供销生产组、手工业生产组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政府还成立了对手工业管理的各级组织领导机构。到1960年年底，87.9%的手工业者加入了各种合作组织。越南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用了和平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公私合营来逐步改变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到1960年年底，对100%的资本主义工业、99.4%的资本主义商业和99%的资本家经营的交通运输企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越南逐步建立了以经济上高度集中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控制和协调经济生活。但是，这种体制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实行统包统分，经营者没有自主权，经济发展缺乏动力。追求经济成分“一大二公”，通过农业集体化和对手工业、小商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片面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和军事相关的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1959年新宪法宣布，越南的社会主义制度正式确立。1960年9月，越南劳动党召开的“三大”提出，越南北方“具有不必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充分条件。北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必须是一个从各方面进行革命变革的过程，其目的是使北方从一个生产资料以个体所有制为主的经济，走上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从小生产走向社会主义大生产，从分散、落后的经济状态建设成为一个按比例发展的现代化的经济”[4]。从1960年开始，越南共产党开始在北方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然而，随着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中苏分歧逐渐升级、苏联自1964年起对越南战争的态度由“漠视”转为积极援助，越南劳动党开始疏远中国而“倒向”苏联。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和越南双方不仅在越南战争的战略和战争原则等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而且随着苏联对越南援助的加强尤其是逐渐超越中国后，越南开始公开拒绝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必须反修”的政策，认为中国共产党把苏联视为头号敌人已影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中国共产党已成为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敌人。实际上，1969年胡志明去世后，中越关系已经貌合神离。中越关系的变化也最终导致了越南社会发展模式的完全苏联化。
1975年越南统一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越南实行封锁政策，加上苏联在越南战争后期给予的巨大援助，越南在统一后完全照搬了苏联模式，而少有自己的探索。
在政治方面，1976年越南劳动党召开“四大”，改党名为越南共产党，黎笋为总书记，形成以亲苏派为核心的新领导层，亲中派则被排除在党中央之外。随后，越南共产党（简称“越共”）在全国确立了一元化领导体制。越南共产党是领导国家、领导社会的唯一力量，绝对地领导国会和政府及其他权力机关，掌控利益表达、综合、决策和执行的全过程。党政不分，国家行政机关高度依附于党组织。越南实行立法权和行政权相统一的形式，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立法和司法机构不能独立行使自己的权力。不过，在越南统一初期，苏联式的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在整合社会力量、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越南很快结束了国家分裂的局面，对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实行了改造或者整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强有力的管理体系，通过国家和政党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推动了越南统一后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在经济方面，越南共产党也照搬了苏联经验。这主要体现在1976年越南共产党“四大”制定的国民经济建设路线和政策上。首先，把计划原则绝对化，否认市场机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其次，优先发展重工业。越南共产党“四大”提出“在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上，合理地发展重工业，经济与国防工业相结合”。其中，建设重工业体系，优先发展重工业，努力发展机械、钢铁、冶金、电力、化工、矿产等，这是决定性的任务。最后，推行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越南共产党“四大”提出，尽快取消多种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把资本主义经济变为国营经济，“争取在大约二十年内基本上完成我国经济从小生产走向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过程”。越南共产党“四大”认为，“这是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谁胜谁负’问题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基本内容”。[5]
在外交上，越南共产党把联合苏联、反对中国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越南独立后在外交上奉行“一边倒”的政策，即完全倒向苏联一边。《越苏友好合作条约》签订后，越南从苏联获得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而苏联则成功地租借了美国在越战期间建设起来的金兰湾军事基地。依靠苏联的军事支持，越南试图利用美、中、苏三国间的矛盾在印支半岛乃至东南亚地区建立“领导地位”，搞地区霸权主义，声称“强大的越南将为东南亚的政治局面发生深刻变化做出贡献”。同时，越南共产党认为，越南革命是世界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积极地向老挝、柬埔寨和泰国等周边国家输出革命，甚至进行直接的军事入侵。
由于不顾国情地盲目移植苏联模式，同时为了保持所谓“世界第三军事大国”的地位，越南军费开支庞大，致使经济建设资金匮乏，经济很快面临困境。越南共产党“四大”没有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医治多年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力上，而是热衷于生产关系的变革，提出要在五年内基本完成南方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争取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使越南经济基本上完成“从小生产向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过渡”。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僵化的传统模式和内外政策的失误，越南陷入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之中。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为代价，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基础建设和生产规模过大造成原材料短缺，过半的工业企业开工不足，开工的企业也因为缺乏自主权和活力而效率低下。强迫实行农业集体化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下降，素有“世界粮仓”之称的稻米出口国竟然粮食不能自给，每年还需进口几十万吨大米。对家庭和个体经济的偏见，尤其是过快地消灭私营工业和手工业破坏了南方已有的商品经济基础，造成南方经济萧条。越南基本消费品全面短缺，人民生活十分困难。[6]到1980年，越南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均落空，整个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共产党开始反思苏联模式，并最终提出了“革新思维”的概念，以挽救濒于崩溃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