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有多少曲折，各国的社会主义改革都在世界或本国历史上留下过辉煌的一页。但是，也有个别例外。柬埔寨共产党1975年至1979年间在柬埔寨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非但没有带来国家的繁荣、人民的安康，相反以极端的做法给柬埔寨带来了灾难性的恶果，导致170多万人（约占柬埔寨当时人口的1/4）死亡，严重地歪曲了社会主义的应有内涵。
柬埔寨共产党的前身是1951年成立的高棉人民革命党。20世纪30—50年代，柬埔寨的共产主义者一直在印度支那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活动。直到1951年2月，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印度支那共产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越南、老挝、柬埔寨分别建立独立的共产党。同年6月，高棉人民革命党成立。成立后，高棉人民革命党便积极参与抗法斗争。1953年11月，法国承认柬埔寨独立。1954年7月，日内瓦会议达成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各项协议，柬埔寨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获得国际承认。日内瓦会议之后，印度支那地区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日内瓦协议》中关于柬埔寨中立的规定，越南武装力量撤出柬埔寨，亲越的高棉人民革命党的力量因此受到很大削弱。随后，以波尔布特为首的一批留法共产主义者回到柬埔寨，加入高棉人民革命党，并且在党内迅速崛起。
不久，美国开始干涉柬埔寨内部事务，扶植亲美势力对抗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政府。在是否同西哈努克亲王政府合作问题上，高棉人民革命党党内存在着严重矛盾，并激化了留法派和本土派的分歧。前者认为，柬埔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封建主义的西哈努克及其政权，主张切断同越南的联系，强调独立进行反封建的革命；后者认为革命的主要对象是美帝国主义，主张联合越南和西哈努克政权，共同争取柬埔寨民族的独立。最终，留法派占据了上风。1960年9月，高棉人民革命党在金边召开会议，人民革命党改称柬埔寨劳动党，留法派的波尔布特成为劳动党中央常委委员，英萨利成为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同年8月，西哈努克提出了三种“高棉”的提法，即亲美的“自由高棉”、亲法的“兰色高棉”、共产党的“红色高棉”。此后，“红色高棉”逐渐成为柬埔寨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别称。
1962年，亲越的总书记杜斯木遇刺，波尔布特继任。留法派从此掌握了劳动党大权，柬埔寨革命的路线之争告一段落。波尔布特成为领导人后，明确提出柬埔寨劳动党要模仿中国的革命道路的策略。1963年2月，柬埔寨劳动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独立领导柬埔寨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布、武装夺取全国政权道路的任务。1966年9月，波尔布特主持召开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决定更改党的名称为“柬埔寨共产党”（简称“柬共”）。1968年年初，柬埔寨共产党建立了柬埔寨革命军。在斗争策略上，柬埔寨革命军主要借鉴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经验，开展游击战。到1968年底，柬埔寨革命军基本上控制了柬埔寨东北部地区。截至1970年3月朗诺发动政变前，柬埔寨共产党在全国农村地区建立了广泛的革命根据地、游击基地、游击区，游击队人数增加到约5万。[44]
1970年3月，由于西哈努克亲王一直反对美国入侵越南，并允许中国政府开辟通过柬埔寨到达南越的运输线，美国支持朗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政权。不久，流亡北京的西哈努克发表了《告高棉同胞书》，以国家元首的名义宣布解散朗诺政府和议会，要求人民拒绝执行朗诺政府所制定、颁布的法令、命令和通告，并且宣布将组织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新的政府和军队。西哈努克的声明得到了以乔森潘为首的部分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的支持，双方开始就合作抗击美国及朗诺集团进行接触。1970年4月30日，美国政府以柬埔寨有越南南方人民武装的“庇护所”为借口，宣布派遣美国军队和南越雇佣军入侵柬埔寨。美国的做法不仅遭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更是加速了柬埔寨反美力量的联合。5月，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西哈努克担任国家元首，乔森潘任副首相兼柬埔寨民族解放武装力量总司令。“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建立，标志着柬埔寨人民反对朗诺集团和抗美救国的武装斗争有了一个正式的领导机构，也标志着红色高棉和西哈努克正式合作的开始。两者的结合——红色高棉的武装斗争与国内民众对西哈努克作为柬埔寨的合法领袖的认可——预示着朗诺政权的灭亡，也为红色高棉掌握柬埔寨政权开辟了道路。”[45]
1970年6月，美国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宣布撤出入侵柬埔寨的军队，实施“战争高棉化”的方针。此后，在西哈努克的支持下，柬埔寨共产党很快解放了朗诺政权统治薄弱的北部边远省份。1971年解放区的面积已经达到柬埔寨国土面积的70%，1973年扩大到85%，1974年达到90%。[46]
在解放区，柬埔寨共产党进行了多项社会改革。其中，诸多改革措施来自中国的“人民公社”和“**”的经验，而且柬埔寨的做法比中国更极端。究其根源，有学者这样评论：“早在1965年11月，波尔布特就曾到中国进行访问，并一直逗留到次年的2月。这时正是毛泽东酝酿和发动‘无产阶级**’时期。波尔布特说，在此期间，他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彭真等一些政治局委员，虽然没有见到毛泽东，但是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给他讲述了‘中国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特别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理论和经验。可以说，对于波尔布特而言，毛泽东的理论、中国的斗争经验实际在那时既已成为他心中的治国依据。”[47]具体来说，柬埔寨共产党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推行农业合作化。柬埔寨共产党没有效仿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做法——进行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民——而是“跳跃”式地移植了中国的“人民公社”模式。柬埔寨共产党直接把土地收归集体，并在此基础上组织农民，建立生产合作社。在生产合作社内，不仅实行土地公有，连农民的财产也被没收，农民只能保留极少数生活必需品，集体劳动，集体生活，吃公共食堂。其次，取消市场，废除货币流通，实行直接的物物交换。柬埔寨共产党在农村各地建立了一批物资交换站，用工副业产品同农业合作社交换农产品。再次，在城市开展“空城”运动。柬埔寨共产党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它会腐化干部和民众。要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就必须消灭城市。因此，柬埔寨共产党在占领一座城市后，就会疏散城市居民“下乡”，把他们编入合作社，参加农业生产劳动。[48]可以说，在柬埔寨十分落后的国情下，柬埔寨共产党所采取的措施只能是一种无视社会现实的、盲目地用教条进行社会改造的空想。遗憾的是，取得全国政权后，柬埔寨共产党以更为激进的方式把解放区的做法在全国推广。
1975年4月，柬埔寨民族解放武装力量解放金边。金边解放后，朗诺政权迅速瓦解，柬埔寨共产党建立了民主柬埔寨政权，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执政。执政之后，柬埔寨共产党施行了一套极“左”的“波尔布特式的社会主义”。
政治上，实行领袖个人独裁。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共产党内部确立了不可动摇的最高地位，掌控一切最高决策权。为了树立波尔布特的绝对权威，柬埔寨共产党在组织内部进行大规模清洗。内部清洗逐渐成为红色高棉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据统计，从1975年至1978年年底，柬埔寨共产党进行了四次大清洗，许多党政军高级干部或者“失踪”，或者被处决。高级干部被捕后，受其牵连的同事、部下、亲友等更是不计其数。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共产党人被逮捕，然后送往集中营。据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的统计，关进著名的S21集中营的约2万人中，仅有6人存活。[49]在一波又一波清洗下，柬埔寨共产党党内精英均受到摧残，人人自危，人的性格被扭曲，诬告、假供盛行，社会道德水平严重滑坡。同时，由于把精力主要放到“阶级斗争”和如何自保上，各级干部无心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日常管理工作，国家机器运转失常。
同时，柬埔寨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对旧政权人员进行清算。从结果上看，清算的范围不只是旧政权的官员们，许多与旧政权有关联的工商界人士和知识分子也惨遭迫害。首先，为了彻底摧毁旧的政权机构，清除和镇压反革命分子，柬埔寨共产党对所有人的阶级属性进行重新调查和定性。根据调查结果，被划归“阶级敌人”的旧政权的官吏、“自由高棉”的军人及其家属、亲朋好友被大规模地清算，其中，绝大多数人未经审判就直接被杀害了。屠杀的对象还扩大到工商界人士和知识分子身上。所有的工商界人士包括小商人，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教师，也统统被划入“资产阶级”“美帝国主义走狗”的行列，成为“阶级敌人”，并被毫不留情地镇压了。
镇压“反革命分子”后，柬埔寨共产党公开把全国人口划分成享有不同权利的两个等级。原来一直生活在解放区的农民称为“根据地人”，那些由城市遣散至农村的居民称为“新人”。两个等级享有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前者还负责对后者的监督和改造。后来，柬埔寨共产党又把全国人口划分为“完全权利者”和“候选者”，之后从这两个等级中进一步细分出很多小等级。“一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过去没有人为朗诺政权工作只有为革命服务的；“二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既有参加革命又有在朗诺政权那里的；此外还有“三级完全权利者”，其具体界限不太清楚。而“候选者”也划为两等，第一类是有亲友为朗诺政权服务，但多数是一般人，有些间接为革命服务过；第二类是完全没有亲友为革命做过事的。[50]在少数民族地区，为了把柬埔寨建成纯粹的高棉人国家，柬埔寨共产党不惜进行民族大屠杀，甚至有的民族全部被消灭。据统计，43万华裔有21万人非正常死亡；2万越南裔几乎全部非正常死亡；1万老挝裔有3400人非正常死亡；2万泰裔有3800人非正常死亡。[51]而柬埔寨共产党推行的各项极“左”政策交织在一起，造成柬埔寨约170万人非正常死亡，约占当时柬埔寨全国总人口的1/5。[52]
经济上，试图通过极端的手段促使柬埔寨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首先，实行彻底的公有化和集体化，废除私有制。在城市中，除了把所有工厂、企业、商店、土地收归国有外，全国300万城镇居民被下放到农村务农。在农村，推广老解放区的合作社做法。1976年年初，柬埔寨共产党宣布全国实现了合作化。到1977年，拥有700—1000户的高级合作社，占全部合作社的一半左右。[53]在农业合作社内，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社员家庭所饲养的家禽、家畜，以及房前屋后栽种的瓜果蔬菜都要归公。每年按照国家统一的标准留给农民口粮、种子和储备粮，其余粮食全部上交国家。其次，实行集体劳动和集体生活。居民全部被安置到合作社后，按阶级成分、年龄、性别编组劳动。合作社的人像军队一样编制，男女老幼统一着装，青年男女编组，过集体生活，吃大锅饭。根据柬埔寨共产党中央文件，每个村成立一个合作社，30—40户家庭编为一个大组，每个大组成立一个公共食堂，每10人一桌，饭菜统一定量。此外，所有人的生活必需品由集体配给，社员每天的食物供给是定量的，在同一等级内实行平均分配，但不同等级的人的供给量是不同的，而且受自然条件的影响，不同地区和季节的供给量也是不同的。最后，取消货币流通，实行原始的实物交换方式。国家与农民之间、各地之间采取以物易物、结余记账的方式保持物资流通。城市的工资制也被废除了，工人和职员们不再领取工资。
1977年起，柬埔寨共产党又提出“超大跃进”政策。“超大跃进”政策是为了落实柬埔寨共产党四大提出的“用10到15年时间把落后的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农业，把柬埔寨从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具有工业基础的国家”的目标。“超大跃进”，顾名思义就是中国“大跃进”的升级版，在波尔布特等人看来，柬埔寨的“超大跃进”要比中国搞得更好、更彻底。
为了完成“超大跃进”的指标，柬埔寨共产党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榨。一方面，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用精神上的灌输来填充现实的物质上的困乏。波尔布特曾说：“我们是否能完成这个计划呢？回答是在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达到目标，其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我们的政治运动。”[54]另一方面，加大对农民的监督，不仅设立了专门的监督小组到田间地头巡视，还颁布了专门的《处理懒惰人法则》，处罚无故不出工、迟到早退、磨洋工的懒人。“处罚办法：第一次警告，罚吃粥两天。警告三次再犯者，罚停食三天，带脚铐劳动。再犯则处死。处死办法是用实心木棍或竹棍，乘其不备时重敲其后脑勺，然后推入土坑中或原始森林里。”[55]
在文化方面，实行愚民政策。首先，割断柬埔寨的历史文化传统，所有传统文化都被看作落后、腐朽的东西禁止传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被当作“专政”和“改造”的对象。大批“旧社会”知识分子被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被驱逐到农村进行改造。据统计，柬埔寨全国2.5万名教师中有80%以上成为难民逃离家园，其中许多人被冠之以“叛徒”“特务”的罪名迫害致死。[56]宗教被视为精神鸦片，原来的国教佛教受到批判，寺庙里的僧侣们也被赶到田里参加劳动。学校关停，后来即便因经济建设的需要恢复了中等技术学校和电工学校，但是入校者首先要按阶级成分来挑选，而学生在大多数时间也不是专注于学习技术，而是卷入各种政治活动中。[57]
其次，实行书报检查和通信检查制度。原有的报社和出版社被查封或关闭，之前出版的书籍也一并销毁。即使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著作也未能在柬埔寨翻译出版。1978年3月，南斯拉夫的电视采访组在柬埔寨进行采访时，发现柬埔寨竟然没有出版过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民主柬埔寨时期的主要刊物是《民主柬埔寨》周刊，主要内容是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精神，用以供领导干部阅读及在群众集会时宣读。柬埔寨民众也不能自由地与外界联系，邮电通信和公共交通都实行严格管制。汽车、火车只供政府机关和军队使用，乘坐者必须有单位的公出证明。民众甚至连收听广播的权利也没有，收音机在集体化过程中被没收后，民众只能由军队、工厂、机关和合作社组织起来集体收听广播，而且广播内容清一色的是柬埔寨共产党的政治宣传。[58]
最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为了在短时间内培养人民的共产主义信仰，强迫民众改变生活方式。一方面，施行组织包办婚姻。禁止自由恋爱，民众结婚要由“组织”介绍。“组织”会按阶级成分及社会等级指定结婚的对象，“组织”指定后个人必须绝对服从，然后举行集体婚礼，而婚礼前的结婚对象是保密的。更荒唐的是，柬埔寨共产党还禁止知识分子间通婚，知识分子的配偶必须是农民，目的是让贫下中农帮助知识分子彻底改造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59]另一方面，取消家庭。家庭本是最基本的社会单元之一，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和群体形式。但是，柬埔寨共产党认为，家庭是私有制的产物。为了尽快实现共产主义，需要取消家庭。于是，柬埔寨共产党要求民众过集体生活，吃公共食堂，住集体宿舍。婚后夫妇要分开居住，一年只允许团聚两次，每次45天。生育的婴儿在哺乳期后就要交给“组织”，由“组织”安排老年妇女统一照看，母亲一个月探望一次，父亲每半年探望一次；7—15岁的社员组成少年组，集体食宿；15岁以上的青年男女组成流动生产队，男女分别食宿。[60]此外，取消电影、戏剧和歌舞，人们不得佩戴首饰和穿着华贵的衣服，一律穿国家统一发放的黑色服装。
在对外关系方面，柬埔寨共产党奉行闭关锁国政策。1975年，世界上有86个国家承认柬埔寨政府，但它只同其中的12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77年，柬埔寨政府外交对象进一步缩小，除了中国、朝鲜、老挝外，其他驻柬使馆也被相继关闭。对外贸易方面，柬埔寨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只与中国、朝鲜、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越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老挝等国有贸易往来。
柬埔寨共产党的极“左”政策让民众生活在恐惧之中，甚至有时候既“不敢怒”，更“不敢言”。通过恐怖政策建立起来的政权“外强中干”，非常脆弱，不仅在国内缺乏牢靠的群众基础，在国际上也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最终，1978年年底越南入侵柬埔寨时，民众没有站起来支持柬埔寨共产党，国际社会也鲜有国家伸出援手。柬埔寨共产党这个靠游击战取得政权的党，瞬间垮台了。1979年1月，越南军队攻陷金边，波尔布特被赶下台。
失去政权之后，柬埔寨共产党实际上已被柬埔寨政治生活边缘化，1994年被宣布为非法组织。1997年，柬埔寨成立审判红色高棉委员会，2003年柬埔寨政府与联合国达成协议，成立特别法庭，对20世纪70年代制造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的民主柬埔寨领导人进行审判。民主柬埔寨成了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个“污点”。
[1] 1952年2月，印度支那共产党（包括中南半岛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三国）决定把党在越南的组织改为越南劳动党。
[2] 成立于1946年5月28日，成员包括越南社会党、越南革命同盟等组织中的进步分子，越南国民党革命派及1945年以后成立的越南总工会、青年联盟、妇女联合会等团体和许多宗教界、社会名流等。其宗旨是：各党派不分阶级、派别、宗教、政治倾向和种族，为祖国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团结起来。
[3] 转引自黄峥：《胡志明与中国》，137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4] 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编：《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1辑，38页，河内，越南外文出版社，1960。
[5] 《越南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51页，河内，越南外文出版社，1977。
[6] 公敬之：《看今年的越南经济》，载《世界知识》，1980（13）。
[7] 参见马迎公：《老挝党政关系与中国党政分开比较探析》，载《学习月刊》，2012（24）。
[8] 转引自谭荣邦：《走向全面革新的老挝》，载《科学社会主义》，2001（1）。
[9] 转引自陶红：《老挝人民革命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实践》，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1）。
[11] [泰]素拉猜·西里盖：《1975年以后的老挝》，载《东南亚研究资料》，1986（2）。
[12] 张锡镇：《当代东南亚政治》，102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13] 参见殷石：《老挝经济建设十年成果统计资料》，载《印度支那》，1987（1）。
[14] 参见丁传英、赵和曼：《老挝经济形势初探》，载《现代国际关系》，1988（4）。
[15] 朝鲜土地单位，1町步等于0.99公顷。
[16] 李爽：《驻朝苏联军管机构与北朝鲜土地改革刍议》，载《西伯利亚研究》，2012（2）。
[17] 李相文、韩镇涉：《朝鲜的经济管理体制》，载《世界经济》，1981（8）。
[18] 行光：《金日成的大清洗》，载《世界博览》，2010（7）。
[19] 参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历史研究所编：《金日成著作选集》，第4卷，201页，北京，外国文出版社，1976。
[20] [朝鲜]金日成：《金日成在朝鲜劳动党历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3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1] 参见毛相麟：《古巴共产党的前身及其独特的建党历程》，载《拉丁美洲研究》，2000（6）。
[22] 参见宋晓平：《古巴革命的历史意义和成就》，载《拉丁美洲研究》，2009（1）。
[23] 参见毛相麟：《论古巴革命——纪念古巴革命胜利40周年》，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4）。
[24] 古巴土地单位，1卡瓦耶里亚相当于13.40公顷。
[25] 参见毛相麟：《论古巴革命——纪念古巴革命胜利40周年》，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4）。
[26] 蔡同昌、江振鹏：《苏联（俄罗斯）与古巴关系的演进》，载《拉丁美洲研究》，2012（5）。
[27] 参见贺钦：《古巴革命的历史特点与意义》，载《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28] 参见袁东振：《古巴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挑战与改革》，载《拉丁美洲研究》，2009（2）。
[29] 杨章明：《第八讲 古巴的社会主义》，载《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1985（3）。
[30] 徐世澄：《论古巴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载《江汉大学学报》，2006（3）。
[31] 参见[古]罗德里格斯：《国际经济急剧变化中的古巴经济》，载《世界经济译丛》，1999（9）。
[32] Yuri Pavlov，Soviet-Cuban Alliance 1959—1991，New York：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4，p.76.
[33] [古]罗德里格斯：《国际经济急剧变化中的古巴经济》，载《世界经济译丛》，1999（9）。
[34] 陶峰：《古巴90年代的经济改革》，载《国际资料信息》，2000（2）。
[35] 此时蒙古并未得到国际社会认可。
[36] 1925年改名为蒙古人民革命党。
[37] 彭传勇：《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外蒙古政治的干预及其结果（1921—1932）》，载《黑河学院学报》，2010（2）。
[38] 段宇宏：《蒙古国的集体化和大清洗》，载《炎黄春秋》，2012（7）。
[39] 段宇宏、周宇：《社会主义蒙古的转身：老大哥送来的政治转型》，载《凤凰周刊》，2010（32）。
[40] 参见梁云彤、杨承生：《试谈蒙古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特点》，载《外国问题研究》，1985（4）。
[41] 参见[蒙]云登钦·奥其尔：《蒙古同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载《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3（4）。
[42] 赵彬：《蒙古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因与启示》，载《党史博览（理论）》，2012（12）。
[43] 恩和：《蒙古外贸体制转轨与中蒙贸易前景》，载《当代亚太》，1999（12）。
[44] 参见[柬]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共产党正确领导下柬埔寨革命的伟大胜利》，31～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45] 于臻：《论西哈努克在当代柬埔寨政治演变中的作用与影响》，载《南洋问题研究》，2007（2）。
[46] 参见谭实、赵和曼、张万生、周中坚、晨光：《柬埔寨》，202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
[47] 李丹慧：《西哈努克、波尔布特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载《国家人文历史》，2013（11）。
[48] 参见谭实、赵和曼、张万生、周中坚、晨光编：《柬埔寨》，203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
[49] 郑鹏：《浅析红色高棉失败的原因——基于革命党与执政党区分的关系维度》，载《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1）。
[50] 程映虹：《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大屠杀研究》，载《二十一世纪》，1999（53）。
[51] Ben Kiernan，The Pol Pot Regim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p.458.
[52] 杜运泉：《柬埔寨共产党执政史殷鉴》，载《探索与争鸣》，2008（3）。
[53] 参见金鑫：《红色髙棉始末》，载《百科知识》，1999（4）。
[54] 王爰飞：《波尔布特》，136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55] 徐然：《波尔布特及红色高棉的历史悲剧》，载《记者观察》，2000（3）。
[56] 参见王士录著编：《当代柬埔寨》，235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57] 参见谭实、赵和曼、张万生、周中坚、晨光：《柬埔寨》，213、214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
[58] 徐焰：《波尔布特：“左祸”的一面镜子》，载《百年潮》，2001（3）。
[59] 参见杨木：《采访红色高棉：一个驻外记者的手记》，43～44页，广州，广州出版社，1999。
[60] 参见永孚：《“左”葬送了红色棉》，载《东南亚纵横》，2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