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原是中国的一部分，1921年在苏俄的帮助下独立，1924年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35]直到1945年10月20日经全国公民投票，蒙古才宣告脱离中国而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却进行着一场“非独立”的社会主义建设。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寄生式”的社会主义，从建立、发展到最终走向尽头，完全听命于苏联并遵循苏联模式。
蒙古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是1921年3月在恰克图成立的人民党[36]。不久，苏联红军支持它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不但政治经济模式完全照搬苏联，甚至连政治斗争模式和步调也都完全照搬。
首先，在政治方面，亲苏派在苏联的支持下逐渐掌控了人民革命党，并在蒙古进行了苏联式的政治改革。刚成立时，人民革命党内部存在着三个在外蒙古发展道路问题上有各自倾向的派别。一派是以鲍道为首的帝制派，主张外蒙古应恢复过去的帝制；一派是以丹赞为首的中间派，虽然赞同保留活佛制度，但是不同意恢复帝制，主张蒙古应该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继而过渡到社会主义；一派是以乔巴山为首的亲苏派，主张蒙古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蒙古独立时，帝制派和中间派在人民革命党内势力较大，蒙古建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鲍道、丹赞分别出任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和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而苏俄和共产国际所支持的亲苏派占据少数。但是，随着红军全线进驻蒙古，并且1922年蒙古与苏俄达成协议，同意苏军常驻后，蒙古的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22年8月，中间派和亲苏派联合起来处死了鲍道及其追随者。1924年，亲苏派清除了中间派，以亲苏派为主的乔巴山派开始崛起。最终，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了蒙古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封建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发展方针。1924年11月8日，由共产国际代表促成的外蒙古第一届大人民呼拉尔召开，颁布了苏维埃宪法，以法律形式宣布外蒙古建立苏维埃体制的共和国，通过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三大制定的总路线，并深化与苏联的政治、经济联系。[37]
然而，蒙古人民革命党内的派系斗争并没有就此中止。列宁去世后，苏联党内发生了派系斗争和“大清洗”运动，而苏联党内的各派和蒙古党内各派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大清洗”也在蒙古不断“上演”。1926—1928年，斯大林在苏联清洗民族主义分子，蒙古也清洗民族主义分子。为了清除“丹巴道尔吉右倾集团”，蒙古人民党进行的“党风大整顿”中有5306人被开除，占党员总人数的近三分之一，其他党员则被要求重新审查登记。1933年“大清洗”时，蒙古也查办了以中央委员会书记鲁浑贝为首的“反革命间谍集团”案。“大清洗”期间两个特殊机构凌驾于一切党政军机构之上，一个是作为最高军事法院的非常委员会；另一个是特别委员会。两个委员会的卷宗显示，到1939年4月共判处29198人为反革命罪，其中仅非常委员会就查办25785个政治案件，20099人被处决，5739人投入监狱。若按人口比例算，蒙古“大清洗”期间被杀害的人口比例并不逊色苏联。[38]
通过“大清洗”，唯苏联之命是从的乔巴山成为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人，亲苏派牢牢掌控了人民革命党。之后，人民革命党的重要干部都必须在苏联学习培训。“谁得到莫斯科青睐，谁就能在党内脱颖而出。谁有苏联背景或苏联妻子，谁就有了快速上升的重要资本。泽登巴尔能成为蒙古第二代领导核心，多少因为他的岳父是莫斯科卫戍司令费拉托夫将军，而蒙古的中层干部中，娶苏联人为妻者高达20%。”[39]
其次，消灭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一些尚未形成独立经济形态的民族资本主义也被一并消灭，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经济上依旧没有完全摆脱外国的束缚，几乎全部的商品生产和贸易都控制在外国资本的手中。蒙古甚至没有自己的货币。如何实现国家经济独立是蒙古首要的经济任务。1921年《俄蒙修好条约》签订时，蒙古曾经向苏方询问蒙古未来经济发展道路的问题。苏方的建议是建立新型的非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实践中，蒙古基本上按照苏联的经济发展道路来设计本国的经济。蒙古首先进行了“国有化”，把土地、煤矿、金矿、电站、电话线和电报线、军械修理厂等收为国有。同时，在俄国消费合作社的参与下，外蒙古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合作社——蒙古中央人民合作社。1925年发行了本国的货币图格里克。1929年实施对外贸易专营，接着又禁止私人商业从蒙古往国外汇款。
此后，蒙古人民共和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1929年，人民革命党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要求，全面展开对“封建主、富牧、僧侣”等反动派的阶级斗争，没收他们的财产，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大改造。据统计，1929—1932年，约有1500名封建地主、宗教社团和机构领袖的财产被充公，而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被投入监狱并惨遭屠杀。同时，蒙古还不顾客观条件，大搞畜牧业全盘集体化，取消私人手工业和小商业，导致牧民大量屠宰牧畜，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畜牧业集体化运动在3年内导致了700多万头牲畜死亡，从而引发广大农牧民的极端不满，暴力反抗事件层出不穷，继而演变为尖锐的政治危机。在苏联军队的帮助下，人民革命党虽然平息了国内的反抗运动，但是也充分认识到过“左”的政策难以维系。1934年9月，蒙古人民革命党纠正了这种“左”倾错误，承认蒙古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盲目照搬苏联经验是错误的。此后，集体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工人合作化运动停滞下来，允许牧民和农民拥有私有财产。蒙古经济得到了较好的恢复和发展。到1940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基本上完成了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任务。
最后，在对外关系上完全依赖苏联。1924年蒙古第一届大呼拉尔通过的第一部宪法规定，蒙古的对外政策要“符合革命群众的利益，适应全世界被压迫弱小民族和真正革命人民的基本任务”。实际上，这意味着蒙古在外交政策上选择了倒向苏联一边，因为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苏联。此后，蒙古与苏联关系越走越近。在经贸领域，苏联积极扶植蒙古发展内部经济和贸易，并且在外贸和投资上逐渐取代了其他国家，垄断了外蒙古的对外贸易。最终，蒙古在发展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蒙苏间形成了一种依附型的经济关系。在军事上，蒙古更是完全依赖苏联，不仅蒙古军队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的，而且苏联红军还长期驻扎在蒙古境内。20世纪3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对蒙古的军事威胁加剧，蒙古与苏联还缔结了军事安全同盟，签订了为期10年的《蒙苏互助议定书》。1945年，正是在苏联的压力下，中国政府同意在日本战败后由外蒙古人民通过全民投票决定其归属问题。最终，1945年10月20日举行全民投票，97.8%的人赞成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从此正式成为独立的国家。
1947年12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了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1948—1952），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根据五年计划，总投资额达2亿5千多万图格里克，到1952年，牧畜总头数增加50%，工业产品的总量将增加96.8%，劳动生产率提高40%—60%，而产品成本要降低12%—25%。计划还对增加职工人数、国产商品比重和发展文教事业做了具体规定。
经过5年的时间，蒙古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畜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发展较快，牧畜总头数基本上完成了计划指标，同时，在修建牧畜棚、储存过冬饲料和发展兽医网点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农牧业中获得了发展。牧民生产合作社、国营农场和牧马割草站的数量增加了近2倍。农业的投资大大增加，促进了农业的稳步发展。同时，工业也有较快发展。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后，蒙古工业每年提高9.8%，5年的工业总产量增加了151%，生产率提高了28.8%。这一时期还兴建了一批工业企业。交通运输业也有了显著的发展，建成了纳乌什基—乌兰巴托铁路；通信设备也相应地得到发展，国家建成了1500千米的直线电话，各县都有无线电话，三分之一的县都有了直通电话。
以后，蒙古又实行了第二个五年计划（1953—1957）和三年计划（1958—1960）。到1960年，新宪法确认：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中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已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人阶级同合作化牧民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
截至198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共进行了七个“五年计划”，它们使得蒙古经济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中稳步发展。概括来说，蒙古经济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经济体制上与苏联的经济体制紧密相连，改革也与苏联亦步亦趋。1961年苏联共产党二十二大前，苏联实行的是过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蒙古的经济体制与苏联基本一致。苏联共产党二十二大后，赫鲁晓夫提出在国家计划任务的基础上扩大企业的业务独立性和主动性，蒙古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1979年苏联通过了完善经济体制的决定，要在许多重要领域里采取改革措施，蒙古也紧跟其后，1980年在企业里推行了新的经济管理体制，采用经济核算制，提高按劳分配原则的刺激作用，改进、完善劳动定额的制定工作和工资报酬基金的计划工作。但是，由于苏联经济改革的不彻底性，蒙古的新体制在突破苏联模式上也难有成就。改革以后的蒙古经济体制基本属于一种有限度的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市场机制作用的集中计划管理体制。一是，所有计划指标都是统一由国家自上而下制订的，计划囊括一切领域，具有法律的强制性。二是，虽然强调给予企业自主权、独立性、实行经济核算制，但是没有突破国家直接经营方式，国家仍然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只不过是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任务的前提下给企业以人事权，放宽了物质刺激基金的使用方法。企业仍然是国家计划的执行单位。三是，虽然承认市场机制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基本上还是实行计划调节，排斥市场调节。[40]
第二，对外经济关系上严重依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1962年，蒙古被接纳为“经互会”成员国后，其经济和贸易便被纳入由苏联主导的“经互会”分工体系。据统计，蒙古90%以上的机器和设备，100%的石油、石油产品和黑色金属轧材，50%的人民生活必需品都靠进口。其中，同“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外贸交易额占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贸交易总额的97%以上。[41]虽然“经互会”尤其是苏联的援助使蒙古获得了经济建设的一些资金和技术，但是这种严重依赖“经互会”的做法，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蒙古一味地按照苏联的发展道路生搬硬套，有时甚至违背本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和供求关系，死板地恪守“经互会”的运行机制，导致了它根本不能形成独立的民族工业。[42]
1984年，蒙古开始酝酿改革，但它的改革仍旧是服从于苏联需要的产物。随着苏联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陷入危机，蒙古国内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苏联共产党领导层也开始发生变化，改革派在与保守派的较量中逐渐胜出。最终，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开始领导苏联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苏联政局和政策的变化直接导致了蒙古的变化。1984年8月，长期担任蒙古领导人的泽登巴尔在苏联授意下被解除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和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职位，由少壮派巴特蒙赫继任。
与此同时，蒙古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完全苏联模式化，并在“经互会”一体化的“国际分工”中失去了经济的自主性，产业结构失衡、市场过分依赖外援和巨额债务等问题日益显现出来。据统计，“由于经互会成员之间贸易中初级产品与制成品之间的差价以及投资与贸易收支的转账处理方式，截至80年代末蒙古已积累了对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巨额债务。其中对苏联的债务达105亿转账卢布。按当时1美元等于0.6卢布的官方汇率，整个债务已超过了蒙古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0倍，按当时人口计算，人均债务已达7000美元”[43]。巴特蒙赫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于1987年开始实施一系列政治、经济上的改革措施。但是，1988年戈尔巴乔夫正式宣布放弃对各“卫星国”的内政干涉，要求各执政党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无疑给了已经丧失“自理能力”的蒙古致命一击，巴特蒙赫的改革由于没有了苏联的支持也毫无进展。
在国内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危机以及东欧剧变的背景下，1989年年底和1990年年初，蒙古出现了几个反对派组织，其中最主要的有民主党、联合党、民族进步党和社会党。这些反对党派大都接受了西方的思想，要求蒙古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并且不断向人民革命党施压，蒙古人民革命党则步步妥协。1990年3月和4月先后召开八中全会和特别代表大会，中心议题是“深化改革”。人民革命党在会上还改组了领导层，前总书记泽登巴尔和巴特蒙赫分别被开除出党和留党察看；通过了新党纲党章，确定了建设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目标；放弃了宪法规定的党的领导作用的条款，同意实行多党制；主张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实行国家调节的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1990年5月，蒙古修改宪法，开放党禁；随后颁布的《政党法》则给予了反对党合法地位。
1990年7月，蒙古国举行了首次由多党参加的大呼拉尔选举。人民革命党以85%的席位获胜。但是，人民革命党虽然得以继续执政，此时的执政却与一党专政有着本质不同。此后不久，蒙古第四部宪法明确宣布，蒙古国是独立主权的共和国，崇高目标是在国内建立人道主义的公民民主社会；国家承认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一切形式。1922年宪法生效后，“蒙古人民共和国”正式改国名为“蒙古国”，并更改国旗、国徽，彻底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