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一些社会民主党开始执政或参与执政。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1917年开始和自由党联合组阁加入政府，1932年开始执政。英国工党领袖拉姆赛·麦克唐纳先后于1924年和1929年两次组建工党内阁。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出任魏玛共和国总统，1928年社会民主党又与资产阶级政党组建联合内阁。法国、丹麦、挪威等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也先后通过选举获得执政地位。
执政或参与执政之后，这些社会民主党开始推行一些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改革措施。尤其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面对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它们运用计划经济的一些理念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社会经济改革，改善了工人阶级的境遇。
此时的社会民主党虽然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理想，但仍然坚持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张，试图从经济上改造资本主义政权，维护工人阶级利益，仍旧宣称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1921年的《格尔利茨纲领》和1925年的《海德堡纲领》中都承认社会主义的实现要依靠民主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应当投身于民主共和国的建设中，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张，坚持只有通过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成社会所有制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从执政实践上看，社会民主党越来越相信，通过议会选举掌权，便可以实现对资本主义政权的改造和控制，因而更加致力于在资本主义框架内部进行改革，试图扩大社会所有制的成分和建立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新劳动市场关系，注重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和在改善工人阶级待遇中的作用，从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瑞典社会民主党自1917年便成为瑞典议会第一大政党，1932年后连续执政长达44年之久。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纲领是“人民之家”计划。“人民之家”，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像家庭一样充满平等、理解、合作、帮助的国家。它是社会民主党主张的阶级妥协和合作思想的集中体现，旨在不触及资本主义体制的前提下，通过社会和经济民主，消除阶级差别以及社会和经济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1]在“人民之家”计划的指导下，社会党通过了一系列社会立法，逐步建立起针对养老、健康、失业、工伤赔偿等问题的社会保障制度，例如，1934年建立了失业保障制度和住房建设补贴制度，1935年瑞典议会通过了缩短农业工人工作时间的法律，1936年政府增加了对家庭的福利补贴力度，1938年建立了全体职工享有两周带薪假期的制度。这样，瑞典就基本形成了由国家提供全面社会保障的政策体系，为“瑞典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另外，1938年，在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倡导下，工会联合会和雇主联合会签订了著名的“萨尔茨耶巴登劳资协定”。这个协定强调，要通过集体谈判和调节机制避免劳资冲突，建立由劳资和中立方代表组成的劳动市场委员会，举行协商谈判和签订有关协议，从而开创了瑞典阶级合作和政治妥协的先河。[2]
英国工党成立时只是工会及一些早期社会主义团体联合的产物，如独立工党、费边社等，只有集体会员组织，没有个人党员，也没有能够体现自己独立政治立场的党纲党章。它的目标只是为了在议会中建立一个单一的工人代表集团，因而还算不上一个现代意义的政党。1918年工党通过了第一个党章，尤其第四条关于“共同所有权”的表述，被视为工党明确的“社会主义承诺”的表示，工党也由此真正走上了独立的发展之路。此后，工党迅速吸引了工人阶级，在选举中获得的支持率也不断上升，最终于1924年1月上台执政。执政期间，工党采取了一系列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改革措施。它成立一个内阁专门委员会，负责制定提供就业机会的公共工程方案。后来，工党又试图改善失业保险制度，取消了按失业保险计划规定的补助金发放间隔，并增加了养老金和残疾退休费。从1924年8月起，男子失业补助金从每周15先令增加到18先令，妇女失业补助金从每周12先令增加到15先令，失业者的子女所得补助金也由每周1先令增加到2先令。工党政府的另一项重要举措是改革住房政策，以满足社会中下阶层的住房需求。[3]为此，工党政府上台后颁布了《惠特利住宅法》，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一种对工人阶级住房建设进行补贴的制度。《惠特利住宅法》规定，对于符合特定标准的住房给予每年9英镑的补贴，为期30年。但是，住房必须出租给现居住的房客，没有地方政府的同意不能转租，没有卫生部长或苏格兰委员会的同意不能出售。同时，该法案还附加若干个重要的补助条款，如规定在建筑承包合同中需要有合理的工资条款，房屋租金必须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同一地区工人阶级的住房租金为基础等。[4]但是，由于工党缺乏处理国家日常行政事务的经验，9个月后便下台了，它的许多主张也没有能落实下去。
1929年后，工党利用群众对当时经济状况，特别是严重失业情况的不满，再次组阁，麦克唐纳出任首相。第二届工党政府制订了有关公共工程和经济发展的广泛计划，宣布政府将直接有效地干预失业，重组煤矿工业，对矿产进行公有化，调查钢铁和棉纺业以便发现某种合作形式，以改进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以及改善住房、养老金制度等。但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的爆发严重打乱了工党政府的计划。经济危机导致生产下滑，失业人数增多，依靠失业保险度日的家庭41%陷入贫困之中，工党政府内部也在是否削减政府公共开支和提高税收上存在着严重分歧。最终，麦克唐纳不顾工党内大多数人的反对在1931年8月与保守党、自由党组建了联合政府，共同应对世界经济危机对英国的冲击。作为回应，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9月份将麦克唐纳及其支持者开除出党。[5]
在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生产大幅下降，依靠领取社会救济金或补助金生活的人激增。为解决这些问题，社会民主党在执政期间积极推进社会福利国家建设，希望通过制度建设来改善劳动者和其他中下层人士的生活状况。为此，社会民主党政府发布了许多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策。
第一，规范劳动力市场，协调劳资关系。社会民主党政府使用“强制安排”的手段禁止解雇行为，并主导重新就业工程。1918年11月颁布的《和平生产转业令》要求企业主必须配合政府行动，“避免任何形式的解雇行为”，以解决面临的人口大量失业的问题。接着，政府又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规。《职业介绍令》要求地方政府必须成立非营利性的职业介绍机构，以“平衡劳动市场的供需关系”。《合同法令》规定，劳动部有权对那些被证明在合同领域或劳动条件规范方面违反合同的事件进行裁决，终审判决可以介入对劳动合同的适用范围和劳动形式的判决。《企业代表会法》正式确立了政府在劳资关系问题上的决断权，政府有权对任何一方的违法行为予以惩处。
第二，改革保险和救济政策。在社会保险方面，为解决战争造成的失业者与战争伤残者以及战争受害者的生活困境，政府扩大了受保范围，调整救济职责。《扩大保险义务令》扩大了受保对象的范围，将儿童纳入事故保险的适用对象中，把农业工人与家庭作坊的工人纳入疾病保险，并加强了对孕妇和行动困难的妇女的援助。在社会救济方面，1918年11月12日颁布的《关于失业者特别救济法令》，允许中央与州二级政府各出资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来救济那些愿意工作但尚未达到国家救济标准确实贫穷的人。为实施失业者救济，政府还成立一个由劳资双方代表对等组成的“救济委员会”监督实施法令。
第三，调整经济运作模式，增进经济民主。国会1919年3月通过了社会民主党提出的《社会化权限法》，此后还相继出台了“煤炭经济法”“碳酸钾经济法”等。这些法令旨在成熟的经济领域中逐步推行社会化，扩大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建立“共同经济”。同时，政府试图扩大经济民主，设立专门讨论经济问题的“经济议院”。1920年4月19日，“经济议院”正式运行，当时共有68名农业与森林经济代表，6名园艺工人与渔民代表，68名工业代表，44名商业、银行与保险业代表，34名交通与公共机构雇员代表，36名手工业代表，30名消费者代表，16名公务员与自由职业者代表，12名地区经济委员会的代表以及12名政府代表。除中央一级外，州和地方政府也被要求成立相应的经济委员会。[6]
法国社会党在1936年竞选中提出了“面包、和平、自由”的政治纲领，1936年5月同激进党建立了以社会党人勃鲁姆为总理的联合政府。执政时期，社会党领导的政府先是促使劳资双方签订了《马提翁协议》，保障了工人的一些基本权利，包括订立集体合同、工人言论自由和参加工会的权利以及提高工资等。以后，法国社会党又进行了法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化改革，提出了包括40小时工作周，调整劳资关系，改组法兰西银行，成立国家小麦局、控制农产品销售，举办公共工程，实施军事工业的国有化，防止并惩罚资本外逃的行为，取缔逃税和非法涨价，改善社会保险制，规定矿工退休制，改善公职人员和退伍军人待遇，延长义务教育的期限等具有国家调控色彩的措施。[7]其中，1936年通过的关于带薪假期的法律使法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行带薪休假制度的国家。
总之，通过参与本国议会政治的进程，各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了初具特色的执政风格，提出了一些反映工人运动要求的纲领和政策，在联合中下层群众和平反对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中积累了人气，从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民主党的重组和复兴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