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政治生态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政治风向整体呈现“左”倾趋势。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纯粹的资本主义方式已经无法解决其重症痼疾，利用社会主义因素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的中间化方案开始为多数人和多数党派所接受。当时普遍的观点是，认为引入凯恩斯主义、福利主义、社会主义的改革“组合拳”才有可能拯救欧洲于水火之中。在这种情形下，民主社会主义开始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各国社会民主党也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北欧社会民主党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最强大阵容。瑞典社会民主党自1932年起连续执政长达44年之久。芬兰社会民主党于1946—1958年执政后，1966年再次上台并连续执政了近40年。丹麦社会民主党从1924年第一次入阁起至1982年的近60年里单独或联合执政40多年。挪威工党则于1945—1972年、1973—1981年上台。冰岛社会民主党也在1944年冰岛独立后多次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
欧洲其他地区的社会民主党也有不俗的表现。1945年7月英国大选，以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提出具体化的福利国家建设的政策，战胜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成立了英国首届工党多数派政府，持续执政到1951年10月。1964年，工党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二次工党执政时期，威尔逊和卡拉汉领导的工党随后赢得了1966年、1974年和1976年选举的胜利，工党执政一直持续到197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经历了重组和转型后，1966年参加了艾哈德领导的大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在政府中获得了9个部长职位，党主席勃兰特出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196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终于获得执政地位，一直持续到1982年。法国社会党先后参加过戴高乐领导的临时政府，还同法国共产党、人民共和党组织过三党联合政府，在第四共和国时期是参与联合执政的主要政党之一。到1981年，法国社会党终于获得了执政机会。在其他欧洲国家，社会民主党人大都有着多次参政或执政的经历，在政坛起着重大影响。
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欧洲各国率先实现了资本主义福利体制从一般社会福利向福利国家转变，进而使得福利政策成为左右翼政党执政的普遍共识。以1948年英国首先宣布建成福利国家为起点，20世纪60年代，多数欧洲国家都相继宣称本国建成福利国家，福利政策逐渐发展成为由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和项目组成的制度体系。
社会民主党在执政或参政期间主要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借鉴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1929年至1933年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大萧条，打破了古典经济学派在经济学界的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理论。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否定了古典学派主张的供给决定需求的萨伊定律，认为产出和就业由总有效需求决定，其大小主要取决于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性偏好三大基本心理因素，而这三大心理因素都有递减的倾向。总有效需求不足将产生生产过剩和失业，形成经济危机。因此，解决失业和振兴经济的最好办法是政府干预经济，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扩大政府开支，从而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出现正好迎合了社会民主党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的理念。通过运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欧洲各国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充分就业的目标。因此，各国社会民主党赢得了社会各阶层普遍的支持，较长时期成为执政党。
第二，推行国有化战略，增强国家干预经济的物质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理念的重要体现，甚至一度被当作社会民主党之所以为社会主义政党的标志。因此，推行国有化战略是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期区别于右翼政党的一项重要举措。在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期，根据“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理念和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欧洲各国政府掀起了“国有化浪潮”，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对一些与国计民生相关、主要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产业，如通信、电力、能源、石油、航空、铁路、公共交通、医疗及邮政等产业实行了国有化。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欧各国国有企业产值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占工业总产值的30%。到20世纪80年代，多数西欧国家国有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仍达20%以上。[8]通过国有化，提高了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增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能力。
第三，提倡经济民主，扩大公民对经济的参与和监督。社会民主党认为，经济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不受民主监督是实现经济自由和社会公正的重要障碍之一。为此，需要对经济权力进行有效的民主监督，扩大工人阶级尤其是工会对经济活动的参与，以实现经济民主化和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在执政期间，各国社会民主党先后开展了不同模式的经济民主实践。例如，瑞典社会党的参与谈判模式，英国工党的共同协商模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共同决定模式，法国社会党的雇员民主参与模式等。这些举措使工会能够参与企业管理和决策，提高了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福利。
虽然基本原则相似，但是各国社会民主党在执政或参政的实践中仍旧各具特色，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模式”。
第一，“瑞典模式”。“瑞典模式”主要是指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主导下的社会模式，其倡导的高水平的福利国家制度和阶级合作政策成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橱窗”和“实验室”。[9]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民之家”计划被迫中断。战争结束后，瑞典社会民主党通过了新党纲，用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及建立计划经济的要求替换了之前有关所有制改造的观点以及国有化的要求，用“自由、平等为基础的公民合作的社会”代替了原来的“以阶级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表述，使自己的主张更容易为其他社会阶级和阶层所接受。此外，社会民主党还提出了一个包括27条内容的社会改造计划，以恢复国家经济，全面推展福利制度建设。[10]在此计划的指导下，1947年瑞典议会通过了全国《疾病保障法》，1956年又通过了新的《社会救助法》。进入20世纪60年代，社会民主党政府大力扩大公共部门，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强化政府职能，教育、养老、医疗保健和住房等各种补贴统一由政府包揽；借助劳资合作进行宏观经济管理，通过成立“全国劳动力市场委员会”，由政府、工会和资本家共同管理劳动力，负责劳动力计划、职业培训计划、就业服务、失业救济、长期经济计划等。到60年代中后期，瑞典建立了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福利范围涉及生育、抚养、就业、就医、住房、保健、养老等人生各个阶段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然而，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人民之家”计划暴露出了一些负面问题，社会民主党的威信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卡尔松提出了“职能社会主义”的理念。“职能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所有权并不是一个不可划分的整体概念，实际上是与所有物相联系的一系列职能的总和。它认为，可以通过和平渐进的手段，利用“职能社会化”的方式，对资本主义所有权的各个职能分别实现社会化，逐步虚化资本主义所有权。[11]“职能社会主义”理论为社会民主党从生产资料所有权问题入手改造和限制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良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其具体实践就是大规模的经济民主化立法改革运动。70年代前期，社会民主党政府通过的一系列法令，不仅将工人和工会参与决定的范围由传统的工资收入领域扩大到同企业有关的一切事务中，而且规定了工人代表参与企业决策的具体制度和程序。
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世界性危机的冲击下，瑞典陷入了经济危机之中。广泛的社会福利和庞大的公共部门加重了政府预算的负担，财政赤字加剧，继而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但是，过去屡奏奇效的赤字财政和刺激需求政策不但没能奏效，反而恶化了危机。1976年，面对危机难有作为的社会民主党失去了执政地位。随着“职能社会主义”局限性的日益凸显，“基金社会主义”方案开始在瑞典国内出现。这种理论强调，通过工人集体控制企业利润和股份，短期内可有利于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增加就业机会和缓解劳资冲突，从长远看可使工人逐步控制资本所有权，最终实现经济民主的目标。1984年1月瑞典社会民主党正式实施了“雇员投资基金”的政策。
第二，英国工党的国有化模式。国有化自1918年6月被列入英国工党党章第四条起，便作为一种进行经济建设的改良政策，一种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的重要手段，集中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党的政策调整和实践活动。
在1945—1951年执政期间，英国工党大力实施了国有化政策，推出了8个国有化方案，将英格兰银行、煤业、民用航空业、通信业、国内运输业、电业、煤气业、钢铁业等占英国经济20%的基本经济部门收归国有，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能力，提供了大批的就业机会，使传统工业部门很快得到了恢复。同时，工党还实行社会福利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最早宣布建立福利制度。工党政府通过的“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医疗保健法”，确认了政府采取一视同仁的原则，保证每个人都有享受社会福利的同等权利。此后，工党政府还促使议会通过了国民救济法、教育法和住房法等，通过完善法律体系，在英国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除国有化法案和社会改革法案外，工党继续保持和工会之间的紧密联系。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并不具备大规模国有化的物质条件或经济条件。国有化不仅没有带来像工党预想的那样高的经济效率和经济民主，而且对私营企业家的巨额补偿还大大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12]因此，工党内部自20世纪40年代末起就开始出现强烈地质疑国有化的声音，继而在1951年工党下台后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运输和普通工会领导人弗兰克·康森斯在1957年工党年会上直言不讳地说：“没有必要把国有化和社会主义捆绑在一起，但是又不能把没有国有化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13]直到50年代末，改变国有化政策的主张逐渐占了上风，工党中大部分人逐渐认识到，希望国有化发挥改造资本主义的关键作用是不现实的。
在此背景下，1964—1970年第二届工党政府没有采取进一步推进国有化的措施，而是改为“计划化”，试图通过计划的方式引导经济发展。其最重要的举措是成立了协同劳资双方制订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的经济事务部，负责把国家的、地区的和工业部门的生产都纳入计划体系，分别就投资、生产、就业和出口做出规定。然而，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随着英国经济的恶化，工党再次转向国有化。1974—1979年第三届工党政府掀起了第二次国有化**，除了把4家大飞机公司、船舶制造业、修理业、制药工业和城市建筑土地收归国有外，还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来扩大国有化的范围，如通过国家控股公司购买了25家大私营公司的少量股票，进行公私合营，以实现政府对这些企业活动的进一步干预。同时，工党还采用“工业民主”的方法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等，即根据1975年2月工党政府通过的“工业法”，成立国家企业委员会，由委员会同企业及其工会代表签订包括资本投资在内的计划协议。政府发放贷款给那些执行计划协议的私营企业，可得到企业股票。如果计划协议没有完成，政府可无偿将企业收归国有。
第三，德国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49年、1953年和1957年的大选中节节失利。面临新的挑战，社会民主党内开展了一场关于党的改革的大讨论。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通过后，社会民主党实现了“非意识形态化”和从工人党向人民党的转型。社会民主党影响力逐渐增强，到1966年终于同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大联合政府。
此时的社会民主党虽然已不再强调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与其政治对手联盟党、自民党相比，它代表的仍然是领薪雇员和其他社会中下层群众的利益。在大联合政府中，社会民主党并不占多数，但在参政期间还是提出了一些具有明显民主社会主义风格的政策。担任联合政府经济部长的社会民主党人埃希勒制定了一系列带有民主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包括利用政府投资来刺激经济，鼓励对基础建设进行投资等。社会民主党还致力于推动大联合政府制定有利于社会公正、保障中下层权益的法令，如关于工人生病期间工资照发的法令。
通过大联合政府时期的参政实践，社会民主党积累了行政经验，也积累了人气。在1969年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凭借“成功、稳定、改革”的竞选口号获胜，组成了以社会民主党为主的“小联合政府”，勃兰特出任政府总理。此后，社会民主党又获得了1972年、1976年、1980年大选的胜利。在长期执政中，社会民主党将其在“二战”后创新发展的理论应用于实践，推进了德国的社会福利国家建设。具体来说，社会民主党政治上主张在维护现存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民主化改革。经济上主张建立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公有制为辅，市场经济与国家计划调节相互补充的混合经济制度；实施企业法和参与共决制，使职工在企业、公司及各级经济组织中对经济的意向形成和决策过程拥有参与决定的权利，实现经济民主，保证劳动者的社会权益。在社会政策上，社会民主党实施以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补贴和捐赠及其他社会服务设施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福利制度，以此来实现“不断增长的社会财富，使人人都能从国民经济的收益中得到公正的分配，过上一种摆脱了不光彩的依赖关系和没有剥削的自由生活”[14]。在外交上，德国社会民主党推行新东方政策，缓和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打开了联邦德国外交的新局面，也推动了东西方关系的缓和。
第四，“法国式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党成为法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在1947年1月至1958年6月的第四共和国时期的27届政府中，社会党参加了21届，在其中的5届政府中担任总理一职。在此期间，社会党推行反共和联合中间党派的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路线，支持戴高乐的国有化政策。1959年1月第五共和国建立后，该党在政治生活中曾一度退居次要地位。20世纪60年代中期，弗朗索瓦·密特朗在首次参加总统竞选时提出“法国式社会主义”的概念，此后便成为法国社会党的理论基础。“法国式社会主义”是“将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多元论同经济的某种集体形式结合起来的中间道路”。它继承法国大革命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和第二国际以来的改良主义传统，倡导自由、民主、平等、人道主义和人的解放，维护多元政治和多党制，推行“结构改革”“自治管理”和权力下放等措施，以求通过议会选举，依靠“左翼联盟”战略，组成“阶级阵线”同垄断资产阶级抗衡，进行“平静的”变革，最终实现“民主替代”，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15]
1971年6月，社会党提出与法共结成左翼联盟的战略。此后，社会党力量逐渐壮大。1981年5月，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6月，社会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组成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左翼联合政府。1981—1995年执政期间，社会党进行了一系列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改革措施。政治方面，推行以权力下放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1981年社会党政府通过新的《权力下放法案》，扩大了地方各级权力机关的职权，中央政府从1983年起三年内分批把权力移交给大区、省和市镇，增加它们的自治权。这些措施被视为实行“自主管理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步骤。经济方面，扩大国有化范围。1982年国会通过的“国有化法”规定，将大银行、大工业企业和一些小企业国有化，通过国有化措施使国家在一些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公共服务的领域占有较大股份。税收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方面，积极修改税收制度以调节对社会财富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减轻低收入者负担。比如，政府规定年收入2万法郎以下的家庭免征所得税，月薪超过4万法郎的家庭征收工资税，对于年收入32万法郎以上的纳税者征收累进税。[16]同时，社会党政府加大对社会福利支出的公共资金投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养老金标准、残疾人补助金和住房补贴。在国际事务方面，社会党强调法国的独立自主，推动欧洲联合，主张东西缓和、南北对话，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除上述各党外，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多年的实践中也都逐渐找到一套适应本国情况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如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伙伴关系”、葡萄牙社会党的“中间道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自治的社会主义”模式等。
可以说，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彻底完成了自身的体制化，致力于在资本主义体制内融入社会主义因素来改造资本主义制度，成为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活动、遵守选举制度“游戏规则”的政党。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也因此获得了执政的机会。但是，社会民主党仍然坚持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并以此作为批判现实社会、构建未来社会的标准，政策中体现出对公正、平等的追求，维护中下层群众利益。
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欧洲社会民主党大部分从政坛跌落。法国社会党从1981年开始上台执政，完成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早已经走完的社会福利国家之路，而瑞典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分别在1976年、1979年、1982年下台，后两者在野时间长达10多年。“冷战”结束后最初几年，整个欧洲进一步疏远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空间全面收缩。1991年欧洲社会民主党执政和联合执政的国家有9个，到1993年只剩下6个。瑞典社会民主党在1991年9月的大选中遭受了1932年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英国工党在1992年4月大选中连续第四次败北，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两德统一后于1990年12月举行的首次大选中的得票率创60年代以来最低，法国社会党在1995年5月总统选举中失败。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民主党奉行的传统经济政策失灵。一是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失灵。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危机的爆发，欧洲各国出现了通货膨胀的局面。同时，新科技产业革命所带动的经济结构调整造成了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凯恩斯主义的传统政策无法解决失业和通货膨胀同时出现的局面。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当经济处于萧条状态时，应采取宽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但采取这种政策会加剧通货膨胀。相反，要控制通货膨胀，应采取紧缩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但这样又加剧了失业和萧条。因此，欧洲社会民主党政府运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干预国内经济的能力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和放松控制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大行其道。自由化，就是主张推行自由贸易，放松甚至取消金融管制，全面开放金融领域。私有化，就是因为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效率低下，难以适应市场竞争，主张一切财产应属于私人，对国有企业及公共服务实行普遍私有化。放松控制就是反对政府干预，主张让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包括生产要素、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在内的一切社会资源。
二是国有化政策难以为继。生产资料公有制一度被社会民主党视作其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并在执政期间掀起了多次国有化浪潮。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民主党的国有化政策遇到很大的困境。一般来说，国有企业大都由政府直接管理，其经营的主要目标不是盈利，而是服务于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国有企业的产品、服务价格不是由市场确定，其价格有时甚至低于成本。因此，国有企业普遍效率低下，出现较大的亏损。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欧洲各国为了应对严重的“滞胀”局面，大都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为了减少财政赤字，大都对亏损严重的国有企业进行改革，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各国的国有企业比例大幅度减少。
三是经济民主受到削弱。经济民主是社会民主党的重要思想，也是社会民主党区别于右翼政党的标志之一。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民主的基础受到削弱。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流动超出了主权国家的范围。为了取得超额利润，跨国公司往往将生产基地迁往工资、福利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这使得原有的政府、资方和劳方的利益平衡格局被打破，力量对比出现了明显向资方倾斜的态势。同时，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欧洲各国传统的产业工人数量大幅度减少，劳工阶层和工会组织的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在劳资谈判中讨价还价的能力在不断降低。作为第三方的政府则为了留住或者吸引更多的投资，对资方做出让步，致使劳资共决的经济民主受到限制。因此，社会民主党奉行的劳资妥协政策的回旋余地便越来越小。
随着凯恩斯主义理论陷入困境，新自由主义理论迅速兴起。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私有化、自由化和放松控制。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先后于1979年和1981年在英美两国上台执政后，实施私有化、放松市场管制、“金融去监管化”等改革措施，进而在欧洲掀起了20世纪80年代的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经济改革浪潮。
第二，阶级结构新变化带来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工人阶级数量的减少和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加的现实，社会民主党致力于采取措施增加组织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来应对危机。但是，新科技革命兴起后，社会阶级阶层变革更为复杂。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已占据经济的主导地位，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也已经超过了第一、二产业的从业人员，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阶层。以德国为例，1976年独立经营者、公务员协助工作的家庭成员和职员等中产阶级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超过了工人的比重。[17]新中产阶层的政治趋向与旧的社会阶级和阶层有很大不同，它们在许多方面表明自己不是传统主义者[18]。其中，大部分人没有明确政治主张和阶级认同，通常只是在选举中根据竞选领袖和政党的某些具体政治方案来决定自己的选举行为。这种非定向选民的增加逐渐成为社会民主党不得不面对的棘手的难题。安东尼·吉登斯说：“社会民主党派不再拥有一个可以为其提供稳定支持的阶级集团，由于它们无法依赖自己以前的阶级认同，因此不得不去寻找适应于在社会和文化上更具多样性的环境的新的认同。”[19]另外，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之间的关系日益疏远。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一直和工会之间有着紧密联系，20世纪70年代后欧洲各国的蓝领工会数量继续减少，组织规模不断萎缩。工会影响力的减弱和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政策，各国社会民主党纷纷开始了旨在摆脱工会控制、实现自主独立的组织机构变革。最典型的是英国工党，它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便针对工会集体党员制度进行改革，扩大个人党员的比例，以保持和工会的距离。
面对社会结构出现的新变化，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陷入了新一轮的组织危机中，最主要的表现是党员人数的骤降。瑞典社会民主党20世纪50年代党员人数曾经达到120万人，1989年下降为60万人，90年代以后人数锐减到26万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70年代党员人数超过了100万，1989年东欧剧变前还有92万人，到1995年只剩下82万。70年代英国工党没有对集体党员制度改革前，党员数量高达700万人，1983年降至645万，到了90年代初降至300多万。法国社会党在70年代是发展最快的时期，党员人数从1971年的7万人跃升到70年代末的20万人，1985年高峰时曾达到22万人，但自东欧剧变以后，党员人数急剧减少。[20]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第三，东欧剧变后来自“左”边的压力不复存在，政治天平“右”倾。作为长期的意识形态对手，欧洲社会民主党对东欧剧变普遍持赞许的态度，认为这是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胜利。当时，各国社会民主党普遍认为，东欧共产党统治的崩溃会迅速带来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广泛认同，但现实中“政治红利”并没有到来，等到的却是苦果。在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时，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也失去了那种在本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西方集团和东方集团之间左右逢源的空间和舞台。因为在西方资产阶级眼中，苏联的失败就是共产主义的失败，就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民主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理念的一部分也是如此。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历史就此终结了。
除此之外，在全球化时代，人口老龄化问题、移民问题、环境问题、跨国犯罪等新问题不断涌现，使社会民主党的原有理论日渐成为“过时的口号”，因为单纯以充分就业、社会保障、国家干预和工会力量为基础的传统改革措施，无法解决层出不穷的新问题。
由于新的政治环境中左右对峙的格局已经结束，阶级界限趋向模糊，各种理念和价值观相互交织，社会民主党需要适时调整方向。20世纪80年代后，开辟一条位于传统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逐渐成为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口号。但是，实际上“中间道路”的开辟是以放弃若干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为代价的。各国社会民主党为发展自己或者更准确地说为了在选举上获得成功，改革的措施大部分照搬了新自由主义政党的主要做法，如国有企业私有化、降低税收和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放松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只是程度有所不同。[21]社会民主党新自由主义化的**就是“第三条道路”。
[1] 参见金重远：《战后西欧社会党》，14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 参见杨玲玲：《形塑中间阶层：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兴盛与探求》，载《当代世界》，2014（5）。
[3] 王海良：《试析英国工党早期执政理论与实践》，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5）。
[4] Richard W.Lyman，The First Labour Government 1924，London：Chapman & Hall，1957，pp.115-116.
[5] 陈晓律：《对英国第二届工党政府的历史思考》，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8（3）。
[6] 相关内容参见孟钟捷：《试论魏玛共和国的社会政策》，载《德国研究》，2003（4）；孟钟捷：《试论魏玛“福利国家”的早期实践（1918—1920）》，载《安徽史学》，2008（5）。
[7] 陶樾：《论法国人民阵线的形成和政策》，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
[8] 《欧洲也有国有企业：“洋国企”也是资本主义的特色》，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b381e30100u6c7.html，2017-06-15。
[9] 参见黄安淼、张小劲编：《瑞典模式初探》，5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
[10] 参见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国外社会主义问题教学组编：《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内部资料），439～443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
[11] 参见张小劲、李天庆编译：《从职能社会主义到基金社会主义——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4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12] 倪学德：《论战后初期英国工党政府的国有化改革》，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13] Martin Francis，Ideas and Policies under Labour，1945—1951，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7，p.92.
[14] 参见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国外社会主义问题教学组编：《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内部资料），153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
[15] 参见李兴耕编：《当代西欧社会党的理论和实践》，180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16] 参见吴国庆：《战后法国政治史（1945—2002）》第二版，32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7] 参见[联邦德国]弗里德里希·菲尔斯滕贝格：《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社会结构》，黄传杰等译，3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8] 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孙相东译，44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19] [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24～2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0] 参见金重远：《战后西欧社会党》，3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王学东：《当代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及其原因》，载《教学与研究》，1997（12）。
[21] Erhard Eppler，“On the Need to Construct Social Democracy in Europe”，Internationale Politi kund Gesellsachaf，2010，No.4，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