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1917年苏俄诞生到1991年苏联消失，存在了74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除民主德国之外都诞生于1945年前后，民主德国诞生于1949年。到1989年剧变，社会主义制度存在了40多年。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末纷纷丧失政权？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相继崩溃？毫无疑问，可以从多个角度探讨这些问题。但不容忽视的一个教训是，在这些国家中，执政的共产党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正是这种变化使共产党失去了执政基础，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了人心。总结这方面的教训，对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健康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特殊性
依靠群众和走群众路线是共产党取得政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法宝。何为群众？群众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人民大众”或“居民的大多数”，即与“人民”一词同义；二是指“未加入党团的人”，表示“党员”与“群众”的区别，“干部”与“群众”的区别。这里用的是第一层含义，即“人民大众”。共产党为什么要讲群众路线？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的，共产党是最先进的阶级即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和最科学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结合物。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这样的话：共产党没有任何与群众利益不同的利益，如果有，那就是它始终走在革命运动的前列。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也可以等同于人民的公仆或勤务员，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群众利益没有小事等。可以说，世界没有任何其他政党能像共产党这样高调地宣称自己的属性和宗旨。也正因如此，共产党才敢说它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历史上最公平、最公正和最平等的国家。
为什么要这样做？不这样做或者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会有什么后果？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发生了社会剧变，执政几十年的各国共产党在很短的时间内纷纷丧失政权，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三个联邦制国家解体了。如今，地缘政治上的苏联东欧地区已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原“苏东地区”。原来的九国变成了大大小小二十八个国家，地理位置分布于中亚、外高加索、欧亚、波罗的海、东欧、中欧和东南欧等七个区域。由于承载着太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情感，20多年来，人们对东欧剧变原因的看法差别很大，甚至完全相反。有的人认为东欧剧变的原因是这些国家长期拒绝改革开放，坚持计划经济体制；有的人认为，东欧剧变的原因是执行错误的政治路线，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原则；有的人认为，东欧剧变的原因是叛徒戈尔巴乔夫出卖了社会主义事业；还有的人认为其原因是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等。应当说，东欧剧变与上述原因都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事实，就其实质而言，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主要不是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搞垮的，而是被人民群众抛弃的，是自己把自己搞垮的，是自杀而不是他杀。再具体地说，是党群关系的恶化造成了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失去政权，从而导致政治制度的改变甚至国家解体。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就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导致共产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的本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这种反向发展在非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或非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除了共产党之外没有一个政党，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外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崇高的宗旨。可是，这种反向发展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则非同小可，是致命的，因为共产党不是一般的党，是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先锋队，其领导干部是人民群众的公仆和勤务员。社会主义不是一般的国家，在这里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这些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梦想，正是这种梦想才使他们拥戴共产党，赞成社会主义。可是，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这种理想关系并没有实现或者虽有初步的实现也并没能延续下来，而是发生了异化性质的演变。其过程大体上是这样的：先是鱼和水的关系，然后是油和水的关系，最后是火和水的关系。
“水”，说的是人民群众没有变，变的是“鱼”，即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干部变了。是什么使党群关系发生如此的变化？罪魁祸首就是，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等领导人一直强调要克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四风”，它们使党群关系不断恶化。这“四风”可以概括为“特权思想”、“特权行为”和“特权阶层”。
二、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与人民群众“鱼与水”的关系
苏联共产党的前身诞生于1898年，社会主义的苏俄诞生于1917年。到1991年苏联解体时，苏联共产党已有93年历史，执政近74年，拥有1900多万名党员。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成立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1945年之前处于非法地位，但他们领导人民进行抵抗法西斯、反对独裁、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除了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两国共产党之外，东欧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都是在苏联的帮助下独掌了国家政权。
在没有取得政权的时候，这些共产党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但是，这些共产党员却能舍生忘死，站在反法西斯、反独裁斗争的前列，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而浴血奋斗，畅游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比如，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的过程中提出“和平、土地、面包”口号，就迎合了人民群众当时最渴望的心理需求。东欧国家的当政者要么与法西斯为伍，要么逃到法、英当寓公，只有共产党在国内领导人民进行反法西斯、反独裁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并扩大自己的队伍和影响，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正因如此，人民群众才能以感激之情、希望之心养育和支持各国共产党。正是因为与群众建立起鱼水般的关系，各国共产党的队伍持续壮大，威信不断提高，最终在有利的国际环境下领导人民群众实现了民族解放，完成了民主革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建立初期，由于政权需要巩固，生存环境比较险恶，各国共产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多能够深入群众，努力保持着与群众比较亲密的联系。有文献说，列宁在苏俄建立初期不但创建了亲自接待群众来访的制度，而且经常在群众大会上直接向普通工人、市民发表演说，听听群众的声音。那时许多共产党领导人都很廉洁奉公，与群众同甘共苦。苏维埃俄国初期，粮食人民委员（部长）秋鲁巴在开会时突然晕倒，医生检查后说，他没有病，只是饿昏了，在场的人听后都很感动。这样的例子固然有特殊的产生环境，但领导人不搞特权还是可贵的。共产党从在野到在朝，从农村到城市，再加上“二战”后各国经济恢复初期，内外环境非常恶劣，此时反映出比较好的党群关系，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和群众是“鱼”离不开“水”！
三、苏联及东欧国家共产党与人民群众“油与水”的关系
遗憾的是，这种融洽的鱼水关系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并没有能一直保持下来。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种关系也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保持下来，主要是因为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太大。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最大的优越性就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可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人民群众能看到的不是自己当家作主，而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代而为之。从共产党人的角度看，共产党员有了至高无上的而且是没有任何挑战的权力，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自身的利益决定人民的一切，有条件为自己谋福利、争权益，特权思想、行为和阶层逐渐出现和形成。前南斯拉夫的一位领导人吉拉斯（又译密洛凡·德热拉斯）是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较早地批评共产党官僚化的人之一，他写过一本十分有名的书《新阶级》，后来成为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其实，吉拉斯写了好几本书，其中三本的内容刚好揭示了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党群关系演变的内涵。这三本书的名字是《新阶级》、《不完美的社会》和《新阶级的堕落》，他说的是一些党员干部因特权而成为一个新的阶级，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这个特权阶级而变成有缺陷的，终致这个特权阶级的毁灭。于是，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由于环境变迁、制度的缺陷而逐渐发生变化。共产党中的领导干部拥有特权并使之制度化，这些特权使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变成浮在“水”面上的“油”，成为凌驾于人民群众头上的主子、老爷，而人民群众以无奈和失望的心境背负着他们，慢慢地，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转变为“油水关系”。
随着单独执政地位的巩固，苏联及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的特权思想、特权行为、特权阶层以及这些具体化的表现逐渐显现出来，而且越发展越甚，甚至制度化。
第一，领导干部的有形或无形的高薪。从社会管理和行政管理角度说，不同的角色肯定会有不同的报酬，地位越高的人薪金多似乎无可非议。可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和苏联东欧的现实社会主义有太多的理想成分，诸如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群众是主人等。在这些华丽言语的映衬下，本来合理的并应有合理制度保证的报酬之差就成为不合理的了，成为特权思想、特权行为和特权阶层的重要标签之一。
从20世纪30年代起，苏联共产党对领导干部实行高薪制。1934年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比例是30∶1，而到了1953年已达到了50∶1。当时，苏联还实行了兼职取酬制度，一个人可以兼任几个职务并领取几份报酬。这样，党员干部和普通劳动者之间物质报酬的距离就拉开了，部长的月薪比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高达50多倍，如果再算上兼职报酬，实际差距就更大。苏联还长期实行向领导人员秘密发放工资附加款，即后来遭到人们大量抨击的“大信封”制度。领导干部每月都会收到一个装有许多钞票的大信封，里面的钱从几百到几千卢布不等，钱的多少取决于职务的高低，在数量上一般相当于公开工资的1—2倍。
第二，种种特权。有人做了这样的概括，一是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者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各种主副食品和其他商品。二是特宅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占据。三是特教权。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四是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五是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六是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其实，不管什么时代，也不论什么政体，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在权力、责任和利益等方面都有而且是一定要有些特殊的地方，问题是必须合法、合理，对于共产党来说，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还必须合情。因为上面说了，共产党不是一般的党，社会主义不是普通的国家。所以，对于苏联东欧党员干部的这些特权，无论是旁观者还是体制内的享受者，都有不同的看法。
法国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是一个同情苏维埃、同情共产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曾经是“苏联的老朋友和维护者”。他在1935年访问苏联后说：“对党自身来说，可能不知不觉地形成由久经考验的领导人、忠于党的技术工作者、各种先进生产者以及工人大军、集体农庄庄员大军和士兵大军的精英人物组成的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他注意到：“宫廷中的达官显贵过着特权阶级的生活，但人民却仍然不得不为了谋取面包和住房而进行艰苦的奋斗。”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个官僚特权阶层有50万—70万人，加上其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人口的1.5%。
俄罗斯联邦第一任总统叶利钦原本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但在苏联临终时变成了坚定的反共者。他在自传里对此写得入木三分：特权阶层有“专门的医院、专门的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那赛似‘皇宫盛宴’的特制佳肴，还有舒服的交通工具。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以享受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那时就会觉得什么世界革命、什么最高劳动生产率，还有全国人民的和睦，就都不需要啦。”
第三，贪污腐败现象严重。国家公权成为特权阶层寻租的工具，他们或者以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作为资本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以谋取利润，或者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通过倒买倒卖社会紧俏商品以牟取暴利。例如，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仰仗岳父的权势，扶摇直上，仅仅10年时间就从一个普通民警跃级而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1976—1982年，他贪污受贿654200卢布，约合110万美元，酿成了震惊全国的“驸马案”。又如，20世纪80年代初的鱼子酱走私案，涉及渔业部副部长、渔业生产销售管理局副局长等高官，以及苏联外贸部、食品工业部、太平洋舰队、莫斯科及其他城市的酒店人员，共300余人。
党员干部的特权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至少对于被列为特权的种种事实不能简单论之。其实，不论哪个国家、哪个政党的领导，都有相应的特权。但是，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苏联、东欧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国家，官员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和公仆。与其他政党不同的是，苏联和东欧国家执政的是共产党，而共产党又自称是没有任何特殊利益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这些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支撑点，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和发展的支撑点。特权化使党员干部从“鱼”变成了“油”，党员干部在充分享受的同时，也一点一点地挖空自己的基础。特权加深了党群之间的隔阂，严重损害了共产党的形象，使它们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严重损害，人民群众无法感受到共产党是在代表他们掌权，被欺骗感和失望感日益加深。
四、苏联及东欧国家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火与水”的关系
在党员干部的特权化日益严重的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受到严重伤害，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幅度不大，甚至有的群众得不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如果说前者损害的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石，那么，人民群众的这种境遇摧毁了他们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任。两者叠加，苏联及东欧国家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又从“油和水”变成了“火和水”。
共产党保持与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必须关心并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民主问题和民生问题。民主问题是要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让人民真正感觉到是社会的主人。民生问题是要让人民群众真正享受到社会主义发展带来的好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恰恰在这两方面，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都没能交出让群众满意的答卷。
在民主权利问题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共产党的宗旨，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是真正的主人，人民当家作主，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和公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赞赏巴黎公社原则，为了使国家行政管理人员从人民的“老爷”变成人民的“公仆”，使国家机关真正成为高效、廉价的为人民服务的机关，巴黎公社不仅强调把一切公职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并且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而且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人同样的工资。
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现实怎么样呢？这些美好的设想根本实现不了，因为社会管理、国家管理、政治管理是非常复杂的，不可能这样简单而为之。更为严重的是，苏联东欧国家都实行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代替人民“当家作主”的是各国共产党，确切地说是党员干部逐渐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主人和公仆位置完全反了。在过度集权的体制中，有关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都是党中央、政治局做出的，立法机构只是履行一下认证手续，人民群众难以履行自己的权利和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各级领导干部实行的都是任命制，他们只对上级领导人负责，主要关心如何保住自己的官职，怎样才能得到上级的青睐而晋级。在实践中，党员干部常常靠长官意志和强迫命令的手段贯彻上级的意图，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容不得来自下面的批评。许多党员干部对上级百依百顺，而在人民群众面前却横眉冷对。更糟糕的是，当党遇到危机遇到困难时，这部分干部首先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选择背叛党。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的调查机构对苏联高层党政官员的调查结果显示：有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并拥护改革，他们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有76.70%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
人民群众既无法监督党员干部，也没有途径表达自己的意志，与执政党之间联系的渠道实际上是走不通的。在这种情况下，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日渐疏远。久而久之，人民群众不仅与执政党离心离德，而且对执政党和社会主义的不满与日俱增。
在民生问题上，苏联东欧国家实行过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要求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而这些又是以牺牲轻工业和农业，并且归根结底是以牺牲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为代价的。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经济危机似乎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其实，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着经济危机。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是商品过剩，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是商品短缺。比如，在苏联，由于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消费品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1989年年底，200个城市中，在1200种商品中有1150种经常脱销。在211种食品中，有188种不能自由购买。由于商品短缺，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都实行了凭票供应的办法。
罗马尼亚学者著名汉学家萨安娜告诉笔者：关于我们罗马尼亚人的那个悲哀时代，可以讲许多许多不堪回首的故事。少的不仅是食品，其实，短缺的东西还有很多。当时的电力不足，电视每天只能看两小时。总之，各个方面的情况都是很不好的。有的工厂没有钱购买需要的新设备，有的工厂甚至没有钱进行基本建设，这是齐奥塞斯库时代的一个特点。“我那时在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的食堂吃饭。那个食堂每个星期有一次可以在两点之后买一些东西。我通常就买奶酪，是很咸的那种，还有一截肠子、一点奶油、一块黄油，有的时候也能买到一点水果。不过，我们能够买到的东西实在不多，因为我们是两点钟进去，而党中央的工作人员12点就下来买了。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东西基本都卖空了。就那样，我们还是拼命地挤，有的时候只能买到一块已经臭了的奶酪。这可是我们一家一个星期的食物啊。有时候，我一进商店就忍不住苦笑起来，里面空空的，售货员就在那儿干坐着。油、糖等生活必需品不仅凭票买，还得排队，而且也不是每天都能买到，每次都得拼命。”[1]
就连南斯拉夫这个东欧国家中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起也陷入了经济危机。在80年代之前，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水平曾经与奥地利、意大利、希腊经济水平相近，但之后经济陷入停滞，整个80年代的社会产值年均增长率仅为0.7%，从1990年起变为负增长。经济停滞带来了严重的失业，80年代末期的失业、待业人员超过100万，为就业人员的16%。另外，在就业人员中大约还有三分之一的隐形失业人员。雪上加霜的是，物资也出现了严重匮乏，商品价格飙升，通货膨胀率持续抬升，1981—1985年平均每年为48.6%，1986—1989年分别为88%、118%、199%和1255%。
这样发展的结果就是，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既不能在路线方针上代表人民的利益，又不能在实践中切实维护人民的利益，满足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迫切要求。与此同时，党员干部的特权、贪污腐化进一步使共产党在生活方式、政治环境以及感情上彻底背离了人民群众。据1991年年初的民意调查：对苏联政府的支持率仅有13%，不支持率达73%，对苏联共产党的支持率仅有14%。由此可见，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苏联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自然就不会像当年保卫苏维埃政权那样奋不顾身了。苏联发生剧变的时候，有420万党员自动退党。苏联共产党的4288座办公大楼、180个社会政治中心、16个社会政治研究所等设施，及大量银行存款在被查封和没收时，竟没有遇到任何反抗。俄罗斯各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和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被解散或被禁止活动时，既没有党的各级组织的抵抗，也没有出现工人、职员和苏联共产党党员自发地集合起来保卫苏联共产党的区委、市委，或者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的情况。一切都是那么令人害怕的悄然无声，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的顺利无阻。在讲到东欧剧变时，人们常常认为罗马尼亚的最暴力、最血腥。事实并非如此。扬·伊利埃斯库说，罗马尼亚当时有过流血，但并不多，因为军队、警察都拒绝开枪。没有人愿意跟着齐奥塞斯库夫妇走，最后只有齐奥塞斯库夫妇，在被捕之后很快就被处决了。罗马尼亚共产党一夜间垮了台，但国家机构并没有瘫痪，基本照常运转。东欧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差不多都是在多党议会选举中败北，实际上他们都是被人民群众抛弃了。共产党都失去了政权，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不再存在，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最终为党群关系上的失误付出了不可弥补的惨痛代价。
当时苏联东欧国家流传着许多政治笑话，用冷幽默讲述着对现实、特别是对共产党的不满。
比如，苏联有一则这样的笑话。集体农庄庄员伊万在河里捉到一条大鱼，高兴地回到家里和老婆说：“看，我们有炸鱼吃了！”老婆说：“没有油啊！”“那就煮着吃吧！”“可是，还没有柴火啊！”伊万非常生气，走到河边把鱼扔了回去。那条鱼在水里游了一个半圆，上半身探出水面，抬起右鳍激动地高呼：“斯大林万岁！”
再比如，罗马尼亚有一则这样的笑话。在布加勒斯特，许多申请出国的人正在排队领取护照。齐奥塞斯库也在其中，排在他前面的人很吃惊，问他为什么也排队。齐奥塞斯库回答说：“既然大家都要出国，那我也要出国。”这个人立即对齐奥塞斯库说：“如果你走的话，那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出国呢，不走了！”
特权就像慢性毒药侵蚀着共产党的肌体，也损伤了人民群众的心。不公平、不公正、不平等，导致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之社会主体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两败俱伤。共产党就成了“火”，而人民群众就成了波涛汹涌的大海。当这种不兼容的关系遇到适当的条件时，愤怒的大海终于淹没了已病入膏肓的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和罗马尼亚共产党就是这样在瞬间垮台的，东欧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是在第一次（个别的是第二次）多党制选举中被民众抛弃、暗淡地走下权力神坛的。没有一首挽歌，没有一声叹息，只有一片令人心寒的冷漠，甚至还有反向的叫好声。
五、苏联及东欧国家党群关系的几点反思
第一，从鱼水关系，到油水关系，再到火水关系，变得是共产党，而不是人民群众。也就是说，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要时时防止自己的蜕变。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没有成功的经验，只有失败的教训。特权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关键在于产生这种现象的制度。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制度建设上的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如缺少有效的监督机制和防范措施，口头上的意识形态或道德上的说教与现实的差距太大。或者自己有病让别人吃药，或者虽然自己吃药，但吃错药，这是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没能有效遏制自身蜕变的根本原因。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看似是小事，但是，正是这些“主义”才逐渐使党员干部从“鱼”变成了“油”，变成了“火”。舟行人不觉，慢慢地就走远了，甚至走向自我毁灭。
第二，不能用后来否定从前，也不能用从前说明后来。一些人用后来失去政权、社会主义制度不复存在来证明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有“原罪”，它们不该掌权，不应出现。其实，这是对历史缺乏了解的表现。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用“和平、土地、面包”赢得了人民群众，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欧国家政府及其领导人中，一些人站在法西斯一边，一些人在国难当头和民族危难之际逃亡国外，而共产党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进行抵抗法西斯的斗争。不论后来共产党变成了什么样子，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如何，这些都是不该否定的。中国共产党不也是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打败了国民党、取得了政权吗？人民群众为什么支持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原因有两条，一是中国共产党当时生活于人民群众当中，提出了类似布尔什维克党的“和平、土地、面包”这样的口号，如“打土豪，分田地”等。二是蒋介石独裁，国民党腐败，不得人心。同时，往日的辉煌又不能替代后来的失误，不可能证明苏联、东欧共产党曾有的辉煌将长期延续，永远地将它们固定在国家领导的位置上。水能浮舟，也能覆舟，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共产党是“鱼”的时候，人民群众感恩地养育着它们；共产党是“油”的时候，人民群众无奈地托举起它们；而当共产党是“火”的时候，人民群众则愤怒地消灭了它们。
第三，共产党执好政就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前提。社会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好的重要理论支撑之一，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标志是什么？它唯一的标志就是共产党执政，因为共产党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真正代表。理论上可以这样讲，但是，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表明，它们都没能解决党员干部当家、人民群众作主这个难题。不仅如此，抽象的“人民群众”的境遇从天上无情地落到地下，而具体的党员干部在人民群众的头上建造起一座沉重的金字塔，两者地位异化，最终的后果就是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实际上，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是一种虚化的、政治性很强的词语，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操作性，甚至所有含带操作性的社会管理、国家管理和行政管理都是对所谓“人民当家作主”的反证，即凡事都由你做主，怎么可能由听命于你的我当家呢？与此类似的词汇还有许多，其实，它们不是给共产党“增彩”，而是“添乱”，反倒不如不过度宣传。高调做事，低调做人，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持久拥戴。
公平、公正、平等不是装饰门面的涂料，而是一件一件的小事，如一间房、一亩地、一辆车、一句话、一次审判、一个工作岗位、一次参与、一顿饭等。它们看得见、摸得着，背负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这些不是虚的，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它们关系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在革命时期，共产党有自己的对手或敌人。在建设时期，共产党人最大的对手或敌人就是自己。战胜敌人取决于成败的因素，战胜自己就要克服那些不正之风的小事。这些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用不着讲多大的道理，但这些小事最终会决定大事。
[1] 孔寒冰：《寒冰访东欧》，116～11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