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戈夫曼的说法，行为的情境描述了那些激发事件性和宿命感的期待机会的条件。用一个更古老的成语来说，它们就像机会结构一样。一种行为的情境为激发与环境的事件性和决定性关系提供了资源。让我们跟随戈夫曼深入一步：从……碰碰运气开始，我们进入因果性；从那里变成了那种命中注定的尽职尽责……从那里到行为——都是一种值得颂扬的自我决断的活动。并且，我们看到了这种命中注定，许多人都会回避，有些人出于某种原因会认可，而有些人则创造了一种可以专心致志于其中的环境。一些有意义和特殊的东西似乎涉及行动。(Goffman,1967,214)
假如我们不理会启发戈夫曼的人格概念的限制经济是一种自我表现和自我保护(其功利主义光环),那么就仍然可以跟随他来理解作为一种人格考验的行为情境的吸引力。
鉴于这些关于人格性质的争论，我们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行为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很明显，正是在行动的时刻当中，个人有时在关键的时刻向自己，有时向他人展示其行为风格的风险和机会。性格冒险，一个单独的漂亮的展示可以看作具有代表性，而一个糟糕的展示却不会轻易得到原谅或不会有重新尝试的机会。要展示或表达性格，要么我们强大，要么造就我们的性格。简单地说，自我可以自愿地接受再创造。(Goffman,1967,237)
这应该能够具体说明第七章提到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底 278蕴。戈夫曼关于“间接体验到的命运感”的观念，使我们能够掌握对生产性的重视如何在想象性结构中被取代和浓缩的方式，这种想象性结构把所有的机会都看作痛苦的场合，也由于这种挑战而被看作是令人兴奋的。我们可以开始把城市居民想象为行为者，从行为承诺的角度“寻找”情境。现在，行动是指使性格问题发挥作用的机会。这与巴塔耶的爱欲观念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在这个概念中，人类行为者“把他的存在置于疑问之中”(Bataille,1962,29)。在这里，我们不是简单地按照找路的模式，即按照在城市地形空间中找到自己的路的模式来设想社会行为者，而是把社会行为者看作由行为的预期及其所承诺的性格更新来指导的人。
为了这种满足信念和连续性的基本要求，我们在一种根本性的错觉中受到鼓舞。这就是我们的性格。这完全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不会改变的东西，不过，它仍然是不稳定和可变的。性格方面的可能性激励着我们，在我们所接触的社会活动的每一个时刻努力更新自己，特别是在社会活动中；正是通过这些更新，旧的惯例才能得以维持。在我们所面对的时刻，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赢得的，这样社会才能面对不同的时刻并且战胜它们。(Goffman,1967,239)
在这个概念中，性格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作为社会行动者梦想的作用，即更新既是可能的，也是被情境性嵌入的。难道我们不能把这一概念与城市景观联系起来，作为呼唤或质询行为主体的空间和环境的允诺镶嵌图吗?这使我们开始反思，在面对日益加剧的一致性时，一些城市的特殊性和持久性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矛盾，人们认为这种一致性消灭了城市的个体性。例如，如果纽约、伦敦和东京被认为是全球城市的典范，它们被经济标准化和企业涌入的浪潮所淹没(Sassen,1991和1994),那么它们作为集体完整性中心的持久力，或许就在于景观如何使社会行动的想象性结构变得更加丰富的方式。
也就是说，不管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公司一致性的外部表象如何，但是，作为一种行为场所的城市感仍然没有形成。我们不是在谈论伴随着城市变化而来的装备，如中产阶级化、滨水区项目，也不是在谈论吸引旅游业的资源。城市以不可还原为这些条279件的各种方式为它们想象具有事件性和决定性的生活提供了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作为“世界文化之都”有望成为可能——作为社会情境地形学的一部分——一种预示着性格更新的事件性和决定性的想象性结构。我们能够开始探索的东西，正是这种饶有趣味的假设。
假如说，雷蒙·莱德鲁特所谈到的爱欲私人化及其和解似乎体现了现代城市的特征(他所指的是意义丰富的历史行为的消失),那么我们或许可以首先从其社会空间生活中的事件性和决定性参与感的消失的角度，把这一点理解为各种行动情境所提供的机会前景的消失。
这一概念允许我们用一种更具有特殊意义的方式研究城市居民的生活——各种日常工作和惯例——往往把她对空间的定位看作想象性的，而不仅视为对她进行惩罚的一种剥夺，就像批判理论及其对闲逛主义和作为消费者的城市居民的私人化的沉思冥想所做的批判认为的那样。在这里，我们可以开始想象，城市生活的积极面为何是其想象性结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戈夫曼把两种角色区分开来，一种痴迷于安全和保护，另一种则寻找兴奋和刺激。第一种角色类似于在寻路模式中描绘的行为者，为了完成一项实际的任务而在城市空间中大胆选择自己的道路，另一种角色则被设想为给这样的地形赋予一种富有事件性和宿命感的期待。正如戈夫曼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可能会扭转这种看法，并将这种类型学应用于情境本身。
在寻找行为在何处时，人们获得了对世界的一种浪漫划分。一方面是安全而寂静的场所、家、在商业、工业和职业方面的良好协调角色；另一方面是所有那些产生表达的活动，要求个人把自己置于边界之上，置于危险时刻之中。正是由于这一对比，我们几乎塑造了我们所有的商业幻想。正是这种对比，流氓、罪犯、骗子和运动员们都获得了自尊。也许，这是为了我们利用他们的表演仪式而支付的报偿。(Goffman,1967,268)
从我们对城市以及巨大变化的经验来看，从某种根本性的意义上说，城市的性质与它为性质的肯定和更新、为决定性表现的情境提供机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把他们自己置于边界之上”,并且在这些机会中，兴奋和无法估量共存，难道这不是可能的吗?这就要求我们考虑两种活动，它们都处于这种事件性和决定性机会的边缘。一种是戈夫曼所掩盖的作为“消磨时间”的活动，被用来当作一种无事件性的范例；另一种是步行的活动，他在文章中对此保持沉默。然而，在这两种意义上，消磨时间和步行都为深化我们对城市行为概念的理解提供了机会。根据戈夫曼的说法，与集体组织的“严肃工作”不同，消磨时间是“休息时间”活动种类的一部分，这很可能是成问题的和无动于衷的，“严肃工作要求个人努力适应其他人的需要，为了履行他们自己的义务，这些人指望他提供用品、设备或服务……[保存]其作品和交付以及处罚……假如他没有完成的话……的记录”(Goffman,1967,162-163)。这听起来好像是在打发时间，虽然有问题，却无关紧要。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样一种问题，即消磨时间如何能够被转变，如何被转变为决定命运的行动。
在这里，我们有典型的城市活动集合——购物、消费、散步、浏览、闲逛——所有这些活动都被描述为城市私人化的例子，被描述为孤独的资产阶级城市居民对自恋性的自我陶醉的癖好。然而，应该有一种以更有力的方式理解消磨时间的机会，消磨时间是社会行为者寻找行动的一部分，即在社会情境中寻找事件性和决定性的活动。如果消磨时间包括步行，那么我们就必须能够重新思考以想象性方式参与社会机会的“暂停行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也就是说，假如没有一种关于消磨时间的美学，那么我们就无法把闲暇理解为任何东西，除了反抗资产阶级——私人化的和异想天开的——对生产性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的要求。如果追求这一方向而摒弃这一现象，那么我们就有把城市生活概念简单化的危险，因为城市生活似乎与我们无法简单抵制的这些时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等待、懒散和打发时间
当开始把打发时间当作一种正规的、重要的、决定性的承诺来对待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理解城市公共生活的紧张程度。打发时间之所以是正规的，是因为它是由艺术来引导的，不管做得好还是做得不好；打发时间之所以在任何时刻都是重要的，在于平凡和有条不紊的特性在把空间划分为一个特殊和有区分的场所的时候会受到抵制；打发时间之所以是决定性的，在于当参与性受到差异性**的时候，它的遭遇会预示一种行动上的认识。
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把闲适的修养看作一种无所事事的完美体现(Chambers,1999),是为了应对生产性、流水线和机械化的重负，这种观点仍然保留着闲散性及玩乐性的偏见，这是由现代城市生活需要优雅的生存所决定的(Chambers,1999)。在这里，我们开始发现一种街道的修补术，这是一种都市文化。然而，在城市经验就是对城市日常生活的背离性颠覆的这种看法中，真相往往集中在逃避现实的性质上。相比之下，在一些目的是要恢复城市生活的积极经验的工作中，真相却往往被埋没在所谓的批判理论中，各种解释都集中在机会主义的更新不受控制的城市有形速度和意象的欲望上，通过一种“富有韵味的”参与模式，把它们定位于“改变客体的纯粹物性”(Latham,1999,466)和“挽救事物中被遗忘的人类残余物”(Latham,1999,467)。
在不同的情况下，城市都被认为唤起了强烈而生动的不受控制的情绪或反应，无论是重复、不安还是感觉过载。但是，在有关城市集体生活的隐性焦点及其培育“问题”等看法中，懒散的行为以及赋予无足轻重的外在事物以意义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行为，都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探索。我们怎么能够开始把打发时光想象为城市中的兴奋经济的一部分呢?齐美尔和戈夫曼都暗示了这一点，并且隐含在关于闲逛者的话语中。
在沃尔特·鲁特曼的经典电影《柏林：大城市交响曲》(1927)中，柏林首先出现的是一条指向城市生活中一天生产的难以察觉的运动装配线。这个城市以某种旨在展示身体匿名性的方式被描绘成运动和拥堵的喧嚣，仿佛是从笛卡儿式的观察者角度在社会空间中看到的抛射物，他的感知停留在景观上，这种景观就是一堆视而不见的机械操作的向量，一个吸引和排斥的社会原子轨迹，偶尔会相互接触和相互排斥，就像运输线上的物体，处在不断地演变和退化之中。
因为城市生活中的一天在这部电影里被当作出发点，从醒来到一天的夜间活动结束，所以这个城市被想象成了一个庞大的运行和运动的循环，就像一个绝对掌握这个全景的感知者所看到的那样。这个概念所释放出来的匿名性与观看者对行动场合的漠不关心有关。正是每一个场景的无足轻重才赋予一整天以意义。但是，这些无足轻重的场景，对处于运动与和谐中的这些视而不见的物体、身体的质感和活动，甚至是工作和娱乐项目的质感和活动的特写镜头，都并不意味着重要性。毋宁说，重要的是城市中一天的无足轻重。在不能把城市想象为一个行为场所的情况下，人们所看到的东西就只是城市的匿名性的重要性。柏林的道德原则本身并没有出现在这部电影之中，因为它希望把这个城市表现为一部由移动的身体组成的交响乐，把它一天的无足轻重当作这个城市，实际上是当作所有城市的重要而独特的东西表现出来。
这部电影以一种奇妙的方式获得了成功，既因为它把城市重新塑造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场所，又因为它非常尖刻，充满意义，把城市描绘成存在的意义和目的发挥作用的场所，并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电影本身突出一天中那些毫无意义的时刻，它似乎是机械运作脱离了任何更大的整体，含蓄地提出了从一天到一天的不同时刻以及从一种生活到另一种生活的不同时刻之间的关系问题。
假如承认柏林的虚假画面就是这个城市是什么(在构成这部电影的形象中所体现的脱离现实的运动装配线),我们就会忽略电影的“虚假性”的夸张之处，即被夸大的、比虚假更加虚假的形象的真理。这个城市的真实之处，就在于无足轻重的重要性，它的漂移点，它的匿名性。假如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如此，在某种程度上，柏林与芝加哥或墨西哥城没有什么区别，那么,它还是允许我们开始探索作为一种挑战、作为一种提出其身份问题方式的生活(日常事务)的匿名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戈夫曼所说的性格更新，富有事件性和决定性参与的前景，作为一个问题的生命无意义的一部分的解决方式和途径，难道不是使匿名性具有行动可能性的一种集体筹划吗?
城市的匿名性是被时时刻刻和日日夜夜的永无止境、无休无止的无事件性，用一种实现景观重要性的方式戏剧化的吗?而且，在压抑的无事件性中体验到的匿名性景观的魅力，难道不是一种被人们当作需要克服和掌控的经验唤起和期待的东西吗?因此，对城市行为的预期，在作为决定性和事件性参与的关键时刻的结构中，既基于这种无事件性的超越，也许诺这种无事件性的超越。如果这是第一次出现在作为一种事件性和决定性的行为机会的城市**中，那么,这就是需要得到发展的开端。前进的道路是把体验城市的社会行为表述为这样一种导向行为，即把短暂性事件转化为一种必要的行为，而这种必要性“与生命承载者的性格和身份联系在一起”(Simmel,1959,246-247)。
埃里克·甘斯告诉我们，在《等待戈多》中，贝克特把普遍人类学的状况或者无所作为的社会情境戏剧化了(Gans,1982),也就是说，通过赋予等待本身以意义，而无需考虑结果和最终目的，等待的无所作为便充满了意义。这些人物并不等待机会、利润、回报和确定性结果，而是一个不可实现的目标，并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把必要性和重要性赋予那些表面看来只是短暂的东西，仿佛这就是所有的存在。
与等待邮递员或者获奖竞赛结果相比，这种以等待死亡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无所作为之等待的“普遍”性质，却是一种更为“基本”的状况或行动。这个戏剧提出来的问题，就是真正的等待和虚假的等待之间的差异性问题，真正的懒散行为与等待某个结果的活动之间的差异性问题。因此，我们把生命本身理解为打发时间，理解为在等待死亡之时展现出来的无所作为。在这里，对于闲逛者的典型看法需要更新，因为由时间、空间的可触性和模糊性体现出来的生命的无足轻重，可以看作一种外部的环境，用齐美尔分析冒险的话来表达，这样一种环境提供了“与生命载体的性格和身份相连接”(Simmel,1959,246)的材料。
冒险家的秘密，就在于把打发时间的无所作为看作一种行动，他懂得因受到死亡的限制而被赋予意义的生命与只受制于结果的生命之间的差异性。也就是说，他知道死亡把意义赋予了当下的每一刻、它的外在性和无足轻重性，而这种意义就是培育生命的适当材料。冒险家所遭遇的打发时间的外在性，仿佛切断了与生命的联系，却又转向并且回到了生命的中心，仿佛是一种梦幻般的碎片。当下的时刻为未来提供了过去的梦想，显示出冒险家就是使短暂性变成永恒的这种不可能的愿望的化身。也许，我们可以预见到，既能激发不可控制的消遣情感，又能在面对打发时间的外在性时需要和渴望建立意义的东西，为何正是这种无所事事，这种性格的不着边际。
经历真正的无所作为总是指向这种差异性，即等待所期待的东西，是作为“目标”的结果与在它看来这种期待始终是一种目的性和重要性伪装的限制之间的差异性。无所作为必须首先拥有所剥夺的东西，才能以力量拒绝结果(否则，它就有成为“酸葡萄”、怨恨的危险)。因此，如果真正的无所作为放弃或者剥夺了当下O对它的控制，在其伪装中把它看作未来的东西，看作未来的过去，那么这种冒险性的精神就不仅与陈规老套作斗争，而且与对时间中的冒险存在本身的具有讽刺性的自我理解作斗争。城市能够拯救当下吗?齐美尔允许我们把对城市的体验——通过其理想的言说者的眼睛——理解为持续的斗争，从而使打发时间成为有意义的行为，并且成为对城市的体验——尽管“外在性”好像是一个异物——一种更新其性格和身份的冒险。让我们用这样一个概念评估有关闲逛者的典型讨论。
匿名性与亲密性
“开化”的文化根源，似乎总是坚持用未开化的人的巧妙方式提出它与天性的不同。从这一观点来看，天性通常表现为乡村，好像因为城市是一件人造物、是一种建成品的性质而被等同于文化。这种解释掩盖了城市文化中的张力，人们假定，这种围绕难以驾驭的倾向而组织起来的张力，普遍存在于所有的集体生活状况之中。也就是说，“天性的”东西不是乡下，而是教化本身的张力，这是为控制动**的需要和渴望而提出的基本问题。正如埃里克·甘斯认为的：
“文化”这个词本身意味着掌控这个概念的一个更具有社会相关性的定义。农业这个最初的隐喻术语的来源，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驾驭。耕地就是一种属于人类的有用秩序的征服，不同于自然的“无序”。“文化”这个词对人类的隐喻性应用，起初应用于儿童，然后用于成年人，成为伟大的艺术作品、音乐作品、文学作品等的……谆谆教导，相当于对自然的——以及未被社会认可的——人自身的“无序”的征服。(Gans,1982,11)
如果说，文化是对灵魂中的无序性的掌控，那么,它在城市中的应用就会使它与乡村的对比——与那种自然观的对比——而不像与内在自然，即与城市生活相适应的无序形象的对比那样明显。为此，甘斯说：“因此，艺术的‘掌握’的真正含义，就是对人类情感的掌握。要做到这一点，艺术家就必须对各种情境、对唤起这些情感的经验进行令人信服的表现或‘模仿’”(Gans,1982,11)。
这表明文化激发并加剧了它需要克服的情感或无序状态。从285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创造了需要被控制的情感，例如，通常注意到城市居民表现出来的焦躁不安、心烦意乱、疲倦不堪、匿名性、逆来顺受和虚无主义的情绪。我们能不能说，在富有事件性和决定性的想象性马赛克中，城市强化了这些情绪及其“克服”呢?因此，文化就会在需要强化和超越这种困扰日常生活的极端偶然性经验中定位这种张力。请注意，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有各种不同的方法。
在最直接的层面上，如果说城市是自由和流动的堡垒，那么,它也是怨恨获得某种特定现代形态的场所。这是与解决不平等现象的自由和主观的个人怨恨的需要相称的，这些场所被想象为把他们与中心(行为所在的场所)隔离开来的条件。城市的性质及其多样性与一个人群的混乱情绪有关，他们的怨恨与中心和周边的这种分层模式联系在一起。排斥和对社会剥夺的怨恨充斥着整个城市，因为在任何时候，一个人都不在行动所在的地方，也就是说，一个人是外围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克服”或者消除这些情绪，城市的文化体现了唤起这些情感的情境。城市的文化产生了魅力、自怜和恐惧，因为人们与行为的隔离被认为是由生活的机会释放出来的分化所导致的。困扰城市及其担心他们被排除在行动之外的最“敏感”的居民的焦躁不安，是城市的想象性结构的组成部分，导致焦躁不安的方式各不相同，有形形色色的阴谋论，各种想入非非，诸如错失机会、对“高雅生活”的神秘感、名人场景、难以进入社交圈子、流言蜚语以及被称之为“城市神话”的种种形象。城市里充斥着正在被错失的事情，正在发生的事情，唤起了一种持续不断地对行动场景的不可思议的集体感，引起了一种排他感和遥远感。这种感觉总是顺着作为一种隐秘场所、一种都市乌托邦的边缘地带在别的地方流动，这种感觉煽动着怨恨和**，总是对城市里焦躁不安的灵魂起着一种**作用。
按照这种观点，城市的文化是以这样的方式被揭示出来的，即通过短暂的地形学释放的焦虑，唤起并产生碎片化的形象及其超越。卓越的城市方法是增强它的魅力，因为城市的匿名性和碎片化的拥挤景观就是控制怨恨的手段。在激活这种匿名性的景象时，行为的情境激发了对它进行掌控的需要和欲望。因此，在被想象为一致性承诺、亲密性允诺之更新时刻的表现中，城市模仿对匿名性的掌控。从这个意义上说，行为的情境把对生活的事件性和决定性参与——遭遇的偶然性和无常性——表现为对其掌控的真正承诺。这种行为情境的形象把匿名性当作永恒的负担戏剧化了，而城市居民则可能通过应对教养的挑战来克服这种重负。在甘斯看来，作为这种掌控的延迟而具体化了的教养，是因为城市的多样性、生活机会在现代生活中释放的怨恨，以及一心想着那些未能实现和被挫败的欲望而成为必要的东西。因此，教养会出现在那种使怨恨变得文明的努力之中(Gans,1982,11-12)。
为了预见某些方向，这种行为的承诺为匿名性的戏剧性质提供了无事件性。如果没有铭刻在行动的想象性结构中的这种期待，无事件性就会等同于无聊的苦差事。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这个国家被确定无疑地指责为平静无事，那么,它就是那种没有行动(承诺)的无事件性的生活。在这个国家里，无事件性的生活就会变得无聊起来。相比之下，城市的无事件性与在富有事件性和决定性的活动中所期待的克服共存。正是这种共存，把无事件性戏剧化为匿名性的景观。城市的无事件性因与行为中的克服相关而被赋予了戏剧性，而这种行为又使都市的无事件性成为一种匿名性的景观，而不是一种无聊的体验。行为的情境是对亲密性的承诺，是对成为真实的自我的承诺。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的这种无事件性，与这个国家的无聊明显不同，可以被理解为躁动不安。正是这种无事件性，用一种获得景观重要性的方式把匿名性戏剧化为躁动不安。
换一种方式来说，城市的无事件性就是一个事件，因为等待和期待的方式——寻求行动——本身就成为一种景观。如果说，等待意味着在那种会熄灭它的活动期待中经受着无事件性的痛苦，那么,相比之下，无聊简直就是在忍受看不到尽头的无事件性。赋予等待以戏剧性的东西，就是行动机会的社会分化。行为的目的总是在怨恨的征兆下被想象出来，这不仅因为无事件性的痛苦只能通过行动补救，而且因为无事件性的痛苦是按照他者的生活所证实的这种可能性观点设想的，而他者就在行为所在的地方。他者的难解之谜和他们的满足感——存在于行为的所在之处
——是对事件性真理的一种持续证明。等待的戏剧性，不仅是期望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而且他者就在那儿，因而不仅通过行动克服一种希望，而且他者总是站在某个立场上想象着要进行的行为事件的希望。等待的戏剧性与行动机会的分层有关，在某种程度287上，强调等待是一种可以通过亲密性事件克服匮乏的分离。在无聊中，无事件性只是生活本身的一个参数，而城市里的等待的无事件性则把一个人的存在戏剧化为二合一，把一个人的存在与行动分离开来，并且能够克服这种分离。
城市文化既造成了混乱，又产生了克服手段，这意味着城市把人类与有限性的关系戏剧化了，使时间和空间的挑战具有“可怕的”广袤性，同时使进取心的“替代性宿命感”成为克服必死性(解决问题)的手段。可替代性的幽灵暴露了城市领域中的空间限制，城市彼此之间(从根本上说)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它们丧失的幽灵也暴露了时间的限制，人或事物的任何一种价值区分都注定会消逝。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日常生活中的即兴艺术和以“替代性宿命”的形式释放出来的模仿性传染，都必须保持生活在当下的典范性的生命方式。
城市能够激发人们对当下的渴望，不仅是为了打发时间，而且是一种承诺的事件，按照那些构成希望图景的环境和场所中发生的事件性行动的**，它也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这样的景观使城市充满了一种无限的、但又未实现的亲密性氛围；城市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不断地塑造自己的形象。从社交场合的阈限到大众文化、非正规和类似的经济，到显眼和荣誉物品的区分，每一种形象都体现在使用的区分和行为之中，并且在城市中通过协会、个人当作机遇的情色景观的一部分发挥作用，成为各色各样的和狂欢性的掌控虚无主义一般理论和方法的一部分。
怀旧与享乐
我将继续考虑闲逛者的欲望。他的热爱渴望在掌握城市时表现出来，通过在各种姿态中迷失自己。不同寻常的是，通过肯定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这些姿态充当了他讨好城市和赢得青睐的手段。城市不能被控制，而且闲逛者必须渴望，对城市的这种不可能的掌握会在他对现在与过去和未来的分离中被揭示出来。城市的行为总是在别的地方。一方面，居民在城市的历史中缺席，288在某种程度上，激起他不断地诱使城市的历史展露过去，从而把怀旧释放成为他的受虐式漫步的可见途径；另一方面，当下的**表现为一顿要被吞食的饭菜，表现为未来某一时刻要被消化的物质，在这里，过去的分量，对于这个当下而言，严格说来是无法预测的。
这意味着城市居民从来就不是城市的一部分(从最好的意义上说，这是他渴望成为的东西),而是期望在城市成为他的一部分的时候享受时光。城市**的模糊性张力释放出来的这种“客观性反讽”(Baudrillard,1987,38),为城市居民提供每时每刻都令人兴奋的张力。
这就是作为一个诱饵的城市，作为宠儿的城市。城市说：“你试图通过知识来占有我，试图成为我的一部分是毫无希望的，但是，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成为你的一部分。”用拉康的惯用语来说，闲逛者放下他的武器(自我抑制),以便敞开自己的胸怀去拥抱城市的**。只有当冒着放弃城市匿名性的风险时，他才能最终在当下的希望中活下来，把城市铭刻在他的未来，使其成为一种值得纪念的过去。
如果在这里，对于闲逛者与生产性的复杂关系，有关闲逛者的话语在直觉上是正确的，那是因为闲逛者可望使他的当下时刻在城市里成为“生产性的”,因为通过赋予这个场所中的此时此刻以一种宿命感，他的生命对现在是什么和继续(或未来)是什么将会是决定性的。在城市里的这一段时光，这个当下时间的事件性，就是一个人的传记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他必须认识到，在未来的每一个当下，他是怎样不离不弃地把城市当作他命中注定的过往。而在当下“产生”的具有重要性的东西，就是现在体现在他的这个场所中的丧失和更新，这将在未来被确认为他自己创造的历史。齐美尔关于奇遇中梦幻般的性格概念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就像风流韵事一样，这是对“永恒有效性的时间性表达”,闲逛者对当下这种稍纵即逝时刻的生产性，就是使自己的性格和身份变得必要的方式。齐美尔对奇遇与艺术品的比较是富有启发性的，因为闲逛者通过使当下充满不可能的永恒重要性，充满(我们可以称之为)传记的集中性，从外在的事物中创造出意义。
人群
对于一个完美的游手好闲者，对于一个热情的观察者来说，在人群中，在潮起潮落中，在喧嚣繁忙中，在转瞬即逝和无穷无尽中建立起寓所，就成了一种巨大的快乐源泉。呆在家里，在任何一个地方也都有一种在家的感觉；看一看世界，置身于世界的中心，这就是独立的、浓郁的和没有偏见的一些精神的小乐趣。(Baudelaire,1972)
不被如此接近和如此包罗万象的事物所感动，就是要给自己证明有某种力量。闲逛者留在人群中并且依赖于人群的需要，似乎与这些精神的“独立”形成鲜明的对比。闲逛者在匿名性的潮起潮落中伪装自己，就是要看一看他的完整性是否经得起这样的考验，这种沉浸感、定向感而不是随意性。利用一天的节奏，他在人群中移动，他伴随高峰期的人群移动，他被流动所吸引，他着迷于工作的时间和明确的标志，迷恋于游戏和一天中不同时刻之间的社会间隔。在这种人群的潮起潮落中，物种的基本凝聚力可以被理解为拥挤——数量、密度、未知物体的碰撞、传染病的威胁、边界和分类的物质性，仅此而已。
对闲逛者的批判性评论总是把波德莱尔对人群的描述当作一个例子。他的目空一切，他在谈到乌合之众时对无所不能或令人作呕的独特性的言过其实的渴望，仿佛他的独特感是要以牺牲无差别的人群为代价而发展的。在最糟糕的情况下，闲逛者被看作渴望权力的人，在最好的情况下，他带着一种治疗性声音的俯就语气，声称他想接近众多的人，可是又没有任何联系，就好像他“害怕参与”一样(quoted in Latham,1999)。但是，减少这种冒险并不能公正地对待辩证法：人群是惩戒性的、“不受管辖的”异物，与生命的连续性断绝，需要回归到生命的中心。跳进人群之中会引起难以预料的外在性和难以控制的心烦意乱，这就是对冒险的挑战。人群中最外在的东西不是缺乏独特性，而是释放出来的匿名性力量。在人群中，一个人是未知的，或者只是在表面上为人所了解，没有任何保障使有限的圈子里的相互交往变得容易。一个人似乎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对于这些他者来说，就是一个异类，反过来说，以各种不同方式唤起所有人的不受约束的没有品位的经验，唤起无须社会区分的武器而不得不保持自己地位的不受约束的经验。借用拉康(Lacan,1981)对艺术作品的解读，在人群中，我们放下了武器，冒着赤身**和毫无防备的危险把自己交付给他者。大众之所以令人兴奋，并不是因为提供了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感的机会——不是因为那种超然脱俗——而是因为有能力创造挑战来维持我们的存在，即通过“其偶然性外力的特殊包容性”(Simmel,1959,247)保持我们自己的挑战。波德莱尔在他的劝告中捕捉到的这种人群的兴奋，即任何一个在人群中感到无聊的人，自己就是一个无聊的人，一个他鄙视的傻瓜(Baudelaire,1972),我们可以在对闲逛者(一时的喜悦和危机四伏的悲伤)来说那种必要的喜悦和悲伤的混合体中看到这一点。
在集体的运动中，物种的凝聚力被感受为一个在数量的力量中体现出来的原始联系信号，这种数学的力量存在于表达形式和范畴的人造物和教化之前。拥挤本身作为一种吸引闲逛者的诱饵，成为一种让人们想起物种在其形成过程中的团结一致的方式，面对脆弱和危险的时候，便会提出这个始终让人困惑的问题，即它的持续性和连续性，它将留下什么样的记载，它将证明什么样的遗迹，它的当下在明天会是什么样的纪念碑。
现在，我们能够开始理解，对于作为理想言说者的闲逛者来说，他们对城市的爱，为何是描述城市居民与城市之间关系的另一种方式，就像齐美尔意义上的风流韵事一样，对闲逛者来说他本身就是一种出色的奇遇。因为作为一种欲望的客体，闲逛者在城市中的存在就是“一种‘命运的眷顾’——即使这是一种瞬间的、**的、突然抑制的**”(Simmel,1959,252-253)——这种命运的眷顾与居住者的生命永恒的有效性和理想重要性联系在一起。作为典范性的冒险活动，城市中的生命尽管有其外在性，但还是要回到我们的中心，就像对我们的性格和身份如此有效的梦幻般的那种体验，只能允诺在未来会不可避免地困扰着我们。我们推迟了对无法拥有的城市的掌握，同时，把它的必要性保留在我们无法逾越的内心深处，这是“彼此相依的两个灵魂”的命运，这是一种永恒的时间性表达。
结论
美的概念首先是把城市当作一件艺术品来讨论，然后是当作对韦伯关于艺术和科学区分的回应，最后是在齐美尔的客观性文化概念中。波德莱尔允许我们把美重新表述为这种方式的一个特征，即任何当下的短暂性质都体现在出现和显现的表现之中，“现代性就是短暂性、稍纵即逝；它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Baudelaire,1972,403)。城市是这个“样子”出现并且变得明显的场所，特别是在呈现一副要被展示和观看的面孔的时候，包括呈现自我的时候，目的是在被观看之中唤起人们最引人注目、最令人钦佩、最有价值的东西，“我曾说过，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马车，有它自己的表情，有它自己的姿态”(Baude-laire,405)。
城市把短暂性、稍纵即逝和偶然性的呈现戏剧化了，在一定291程度上，表现在需要以一种积极的态度为这种展示提供机会的时候，并且在这个时间和这个场所使一种“积极态度”具有景观的意义。城市之美就在于通过这些场合把它的短暂性环境组织成具有魅力的方式，从而吸引城市里的人们前来观赏，用他们的眼光看待自己，在公众面前进行表演或演出，让人观看和引人观看。关注这一时刻使我们能够恢复一种“积极态度”的集体观念，使其众多的日常生活和环境具有这样一种偶然性的特性，通过赋予城市的日常生活以装饰的品质从而给实用性增添乐趣。城市之美就在于敢展示和炫耀它的肤浅性。它的矫饰主义，因为对生活的渴望而体现在它压倒一切的世俗性之中。
因此，当波德莱尔富有典型性地描述吸引艺术家注意的各色人等——歌剧中那些上流社会的年轻女性、有抱负的郊区女演员、兜风的中产阶级家庭、游手好闲者、举止粗野的人和妓女——的时候，他对这庸俗性的嗤之以鼻掩盖了他所发现的种种相似之处，如那个时代的“表情”或“姿态”。请注意，为何不同于布罗代尔把城市视为肉身的蠕虫之眼的描绘，波德莱尔的肉身城市所关注的是一种相面术(physiognomy),这种相面术不只是“正在溃烂的”东西，而且是表现性的东西，在受这种看法的影响中，这种相面术把城市表现为一种泰然自若和尴尬笨拙的混合体。波德莱尔的案例要突出表现的是一个共同的渴望，即这种场合激发仪式性注意力的方式，因为利害攸关的渴望——偶然的、短暂的——以无法掌控的方式出现而又消亡。因此，它始终因为对失去的恐惧而激发兴奋，同时又是在同一时刻闪光和突出的机会。波德莱尔的方法需要一个规则，如果观察那些令人兴奋地专注于表现的人，我们就会开始理解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希求以及价值究竟是如何在集体生活中得到体现的。城市之美无非就是具有能够吸引所有被感动的人的那种力量，从而把日常生活当作壮丽的景象和环境，当作永恒的激励和机会，冒险参与到城市的表演狂之中，即承载着价值的标志——成为核心的和最时新的标志——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文明。这意味着，这种城市的主体确实是一个伤心欲绝的动物，永远处于繁衍欲望的魔咒之中，渴望重新恢复相似性，找回喜庆、兴奋和亲密的迹象。
这种形象所代表的对城市的爱，是城市的想象性结构本身的一部分。对城市居民来说，奇遇始终是一种欲望的对象，有时是292怀旧，有时是戈夫曼的激进主义形态，但是更深层次的东西，是要把在这个场所里的时间打发转变为一种精神的冒险。我们能够想象城市在如何为冒险创造空间方面发生的改变吗?
如果我们从波德莱尔的文章中想起，据说闲逛者一直困扰着世界的文明之都(Baudelaire,1972,400),那么对已经失去的闲逛者的哀叹，同样能够告诉我们对城市已经失去的东西的痛惜，言下之意，也是对失去它所允诺的冒险的悲伤。从最好的意义上说，城市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世界文明之都。这可能开始表明，闲逛者的失去与城市之间有分量的差异感的丧失是相称的，它把文明之都区分为城市的倒数第二形态。事实上，(在“全球主义”的条件下)匿名性似乎危及城市本身的特征，很有可能会消除任何一个城市与他者之间的差异。你还能爱一个城市吗?在这样一个更新的过程中，你还能与城市建立起联系吗?
这些问题以非常有趣的方式把对城市匿名性的看法复杂化了。如果首先出现在私有化和异化的形象中，那么闲逛者的例子就会使我们把匿名性定位在城市热爱者的内心运动中，他们渴望把可爱之物当作“文明资本”,因而当作形成性和决定性的资本来突出和拥有(不可能的)。现在，城市作为这样一个欲望的客体以及闲逛者的客体的退出，使得当代城市居民的匿名性就像本雅明的不可避免的怀旧一样。不过，这是围绕一个陌生人或者流浪者对城市居住的掠夺性策略而组织起来的一种怀旧，这种策略使打发时光变得有意思和富有效果。假如本雅明的筹划是把居民的印象集合成一本城市之书的碎片，为一种独特的匿名性形态提供参考，那么我们应该开始探索的正是这种超然性与城市热爱者之间的张力。在一定程度上，城市的探险培养了对怀旧和都市生活的回应；必须克服即时性和敏感性。只有从隐含在这样一种反应中的**出发，教养才能获得力量。如果关于城市独特性的争论仍然存在的话，难道不是针对城市是否、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激发冒险的问题吗?它如何能够而且必须以各种不可能的欲望客体的名义坚持下去呢?
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波德莱尔通过体验短暂性的兴奋感把城市之美与城市的幸福感联系在一起，那么这种联系则是把兴奋与进取心以及对间接体验到的被压抑而永恒期待的命运感联系在一起的结构凝聚。这样一种在大众文化和边缘性市场的不断创造中293体现出来的对城市的兴奋感，在边缘上不断变化的呼声作用中得到了证实，试图在城市生活的各个领域通过追求和做事情塑造自己的利益。由于受到机会和丧失的兴奋力量的制约，城市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力量总是作为一种竞争性的景观发挥作用，反过来又提高公共生活的兴奋节奏。正如左派所认为的，全球化会把那些无法抓住机遇的人排除在期望之外。右派认为，城市持续不断的机会主义正在摧毁长期存在的重大差异性。从任何角度来看，城市被认为是把每一种区分都当作一个机会，而每一个机会都被视为一种交易，使每一代人都有可能对这些问题提出质疑，从而在任何时候都能激起人们对青年活力的蔑视和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