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作为一个有意义的自由空间
符号的指示物——“超验所指”的错觉——只有参照城市问题所涉及的集体以及这个问题所隐含的一切才能变得具体。也就是说，“意义的自由空间”是通过“生活经验”或语言的行为过程以及涉及的用法来衡量的。相比之下，城市只是一个符号的规定，正如鲍德里亚所认为的(Baudrillard,1987),可能是作为一种策略的反讽，或者是一个基于对城市的碎片化和显而易见的分散性的解释得出的不成熟结论，或者可能是对通常被称之为它的多义性或“多重代码”的东西的一种简单肯定(Gottdinier and Lagopo-ul-os,1986).
如果城市是一个符号，这可能只是意味着，它脱离了任何可以动员人们以它的名义行动的集体目的，而这种集体目的就铭刻在人们认为城市要产生的差异性之中，人们假定在安置活动中定位的这种人群差异性就是推理和行为的基础。遵循这一思路的批评，可能意味着人们无法确定把城市彼此区分开来的特性。因为，据说缺少对定义各种集体——国家、社会、部落标准的一致意见——人们认为集体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它的名称，而名称在那里被认为是一个与实际做法无关的符号。这个命题说名称不会产生什么差异。但是这句格言在韦伯的阐述(Weber,1947)中成为一种研究挑衅，要求我们把场所和地方性的范畴当作“面向一种秩序的行动”来考察。城市之所以存在，就在于我们可以看到指向基于安置和地方性的一些可见的实践组合，从而可以清楚地把它描绘成一个相关的问题。
这种批评可能意味着城市并不是作为一种生动的经验而发挥37作用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看，任何集体实体的“客观性”都是虚假的，理由是它不能严格按照一组独特的性质加以描述。此外，我们从这一批评中认识到，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若干身份划分自己和他人。任何一个身份的“真理”都不足以说明它的用途。反过来，这又使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我们究竟如何通过城市(在与他者身份的区分中)以及它具有何种优先性来进行身份的识别，这两个方面都与我们选择的其他可能性有关，与用途产生的对比和语境有关。
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城市的存在，就是建议一个集体确定名称即一种身份来保持自身，而这种身份以不同方式融入城市的实践和解释关系之中。城市如果“存在”,那么就有可能被展示为对实践的一种限制，由此，它的名称便会出现在“被恰当标示的一套社会身份”中(Moerman,1965)。地方性的限制预计会以许多可见的方式呈现出来。城市范畴的优先地位经常在与其他身份有关的相互冲突的解释实践中得到观察和检验，而其他身份对忠诚提出了相互竞争的要求。我们也通常在有关城市的不同话语中发现，对居住在这个场所的人的种类及其与其他族群和其他场所的差异性的系统性关注，包括这个城市与其他城市影响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对当地习俗的想象性起源和连续性，以及这些习俗被认为是证明基本成员身份的方式有着一致的兴趣；人口和场所的结合，往往可以追溯到过去，让许多认同这些联系的人把一个人群的所作所为描述为这个城市的典型特征(Moerman,1965)。
在比较城市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提出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不在场，在谈论可能恰好与其他身份有关的人或做法时，地方性究竟有什么优先性?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地方性怎样以相互暗示和彼此界定的方式在城市、地区、国家之间产生对比，从而为比较提供一种适当的语境呢?最后，假如地方性有能力使不同的人群拥有“千載难逢的历史”中的共同事业(Moerman,1965),那么这样一种“普遍性”又是如何被具体表现在特定的城市情况之中的呢?在最基本层面上，城市的想象性结构，就是围绕地方性的相关性组织起来的，就好像一个“装置”一样：分配优先性，确立相关性的语境和比较，典型化自我保持的人口和自我延续的人口。在这个层面上，地方性允许我们把城市的想象性结构说成“共同文化”,而这种共同文化是人们可以在集体解释的权力和秩序中观察到的。(Garfinkel,1967)。
说城市不过是一个符号，不应该分散我们对城市和地方性的范畴在组织日常生活中如何被作为一种优先性来使用的注意力。这样，陈词滥调本身就会成为一张研究的请柬。因为，如果城市只是一个符号，那么这个说法所推荐的东西应该可以在社会实践中被观察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作为一个范畴，发挥的作用不是一个标签，而是一种行为的过程。城市是什么是根据城市不是什么区分的，过去是什么或者未来是什么,是用来解释现在是什么的。这个结构——从来就不是一个空洞的术语——是通过解释性实践来完成的，最重要的是，它以典型的解释方式与所建议的任何东西相遇。也就是说，城市作为一个生命实体的主题在任何一个当下都会产生，并通过一系列实例阐述。
作为一种场所的城市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城市日常生活中充当一个实际的、可触摸的集体行动轨迹。正如在不断提出问题和矛盾解释的筹划中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的那样，这些问题和解释指向相对于城市内部的生活和环境、它的人民、历史和未来，以及其边界的不可渗透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是一个符号，而不是别的什么——一种尼采意义上的纯粹自夸——引导了许多关于全球性的工作，认为城市的侵蚀是忠诚度的一个重要焦点。我们将通过这样的研究，引导我们对许多城市生活领域的兴趣，坚持不懈地考虑它对城市表现和城市集体实践的影响。即便是多义性的城市也需要被看作由多义性所引起的，因此，城市的集体遭遇所隐含的愿景似乎就构成了各种言说方式的基础。
集体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讨论“背景”,体现在作为一种行为的词语所传达的相互承认中。即使城市被看作一件艺术品，也应该让我们想起语言中介的经典概念，在尼采的《悲剧的诞生》(Ni-etsche,1956)中，这种概念的模糊性得到了戏剧性的证实，并且被恰当地体现在表达一种“存在的方式”(Ledrut,1986,123)的符号观念之中。我们认为，词语永远是鲜活和神奇的，是指它们所肯定的内在的行为过程，因为即使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比如壶和桥，作为词语，对于我们来说，也意味着与这些事物相处的方39式和对待这些事物的方式(see Simmel,1959)。这种对城市存在的关切是在冲突性的解释中产生的，即它可能代表的地方性和场所的生活经验就是今天的某种东西，而非空无一物。如果城市是一个冷漠的意义场所，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语，是如何开始表达与其安置相称的方式的关切呢?如何标志城市是一种生活体验的地方性的持续集体参与呢?集体是言谈不可避免的背景，意味着语言具有某种心照不宣的主权和权威，语言具有区分关系重大的任何利益的能力，集体也是语言的背景。
我们如果开始把城市当作“意义的自由空间”看待，那么就必须从文明、社会或人民的角度来理解它的“存在”本身，因为它似乎是一种有意义的欲望客体。雷蒙德·莱德鲁特把城市的形象描述为类似于一件艺术品——某种类似于"神话"或"文学作品"的东西——它只能激发与这样一种结构相称的理论化，即一种以反身性和辩证性展开的理论化，它既能唤起又能把握它作为一种“情境”的众多声音(Ledrut,1986)。尽管没有理由提出，为什么城市在这方面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任何话题总是要求超过它自信的富有想象力的提问者，总是有很多话不能说，总是存在比词语能够表达的更多的东西。
莱德鲁，特关于城市是一件艺术品的观念，更深刻地表明，城市作为一个对象是一种持续的对话，一种隐含的、未发展的、抽象的表征组合，在不同文明中产生和传播，在语言和行动中不断地被塑造和重新塑造，仿佛就是一件艺术品。如果城市是一个分析的对象，那么我们就可以问，这样一个对象如何既掩盖又赋予一种持续性的关注，用体现和区分城市的方式把地方性表现为一种集体生活的焦点?我们可以把这个对话本身看作一个整体，既因为它超越了我们的论述的终结性，也因为它作为一个持续的创作(poiesis)作品而存在，我们只能通过遭遇它的部分(它的言说者)才能洞察它。这一整体的观点并不像德赛尔托所说的“太阳眼”的概念(de Certeau,1984),即一种从城市规划或总体规划的独立角度观察城市的全景视角。毋宁说，我们继承并沉浸于其中的就是这种对话，是希望恢复其力量的对话，也是希望通过有条不紊地使其基本形式变得显而易见澄清其模糊性的对话。这一对话的各个部分始终都是言说者，这些言说者出现在我们需要用声音提供观点的伪装之中。
城市声音
我想从一个与通常研究有所不同的角度看待城市，考察不同文明给它们产生大量解释资源的方式及城市独特性问题所产生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城市的想象性结构指的是被构想的方式，目的是把城市的差异性作为常规问题一解决的一个特征来认识和保持。
通常城市之间的差异性被看作是由外部条件导致的，诸如历史环境、地理、景观、经济波动以及来这些地方生活和工作的人的组合。这些差异似乎既区分又限制城市，也造成了城市在这些外部条件上的不平等，生态和历史倾向于书写城市的历史，这些历史把它们阐述为由只能接受却从来没有真正授权的条件所决定的集体行为者。然而城市永无止境的创造性质不仅表现在对差异性的肯定或确认方面，而且表现在城市生活的特殊细节在这些差异中表现出来的方式，以及对共同问题的独特解决办法上。因此，注定一年到头都有海港、酷暑或寒冷的城市仍然可以被看作与众不同的地方，即使被认为在与其他城市共享的这种限制条件下也是如此。在认识城市的这些共同情境时，人们也可以说，独特的城市是不可能被效仿的。我这篇文章的研究所针对的，正是这种陈词滥调及其“非矛盾性的双峰”(Benardete,2000)。
承认城市在共同问题上不可避免的一致性，可以克服城市在外部条件方面的不平等。如果社会学有必要确认任何一个城市的共性和差异性，那么也就有必要理解一个城市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如何取决于各项工程和关键时刻。这些工程和关键时刻表明，在与所有城市共同具有的问题—解决语境中，这一城市的差异性是如何产生的。在这项研究中，我关心的是城市差异性的研究，这种差异性不仅是它与所有城市共同具有的问题，而且是它需要遭遇的集体生活的一个持续焦点。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与集体身份联系起来，作为日常生活中解释和行动的焦点。
如果城市彼此之间既是相同的又是不同的，那么我们总是要问，城市如何被认为是指向这种混合体(这种僵局)从而使这个唯41一性的问题变得有影响力、变得引人注目以及变得富有争议性的?在城市日常生活中，它们有时会富有生气地挑战这样一种假设，即它们彼此之间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肯定它们在性质上也有不同的可能性。在这些情况下，人们认为城市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即它们的差异性是否是独一无二的，除了程度的差异外(与大多数把文化视为程度上有差异的城市比较研究不同),它们的独特性如何可能具有更多的东西。
在蒙特利尔，魁北克省的地位问题引发了这一问题，其措辞涉及魁北克省人民如何或者在何种程度上是不同的或独特的，并且意味着它的主要城市也是如此。柏林在其特殊历史之后的重建，仍然迫使这个城市提出疑问，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属于柏林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就像都柏林的经济复苏要求该城市考虑这个问题一样，在面对这些变化之时仍然要保持其独特遗产部分。如果这些城市能够自由地承认作为一个大城市所具有的不同，那么关键时刻仍然会促使它们在实践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属于”这个城市的)差异性是否以及为何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打算在富有启示的时刻来审视这种提问被激活和参与城市生活的方式。这一策略允许我们不是把城市的身份当作一种定型的规定来对待，而是看作一种解决这个问题的对话，即城市的独特性如何(以及是否)在许多地区以不同的形象表现出来。
柏林墙的拆除和魁北克省的全民公决(Referendum)显然只是外在于这些城市的条件，是不断被塑造和重新定义的经验和记忆，成为“内在”于城市历史的东西和集体经验的一部分。因此，把一个城市的居民与另一个城市的居民区分开来，标志着城市在性质上的差异，而不仅是在程度上的不同。这样的外部事件与城市居民的社会实践之间的持续辩证关系使城市的身份成为和不成为正在进行的工作。正如柏林作为一个独特场所的部分意义体现在冷战影响的实践中以及在公民身上持续存在的踪迹中，蒙特利尔的部分意义表现在把诸如全民公决(或冰风暴)等事件“消化”或吸收到其集体生活的叙述结构之中。对每一个城市来说，这些“影响”体现在特殊性和独一无二性的持续不断修正的意义中，在城市之间表现出巨大差异的情况下，即使受到共同问题的影响，这种特殊性和独特性也作为它与身份关系的一部分，作为城市居民持续参与的一部分发挥着协商作用。
因此，环境的概念不能被这样不成熟地接受，必须被分42解，被视为一种可变因素和一种运动。地理、地形和经济尽管相互关联，却并不是一回事。例如，威尼斯是一个避难的地方，最初被选择是因为容易进入，它也是一个商业场所，因为容易进入而变得繁荣起来。它的宫殿象征着财富增长的账房。它们打开了方便的门廊，那里是码头和仓库。这里的经济符合地形条件，并利用了它的优势。贸易带来的富足解释了威尼斯建筑正面的浮夸，几乎不免有些傲慢；也解释了一个面向东西方城市的阿拉伯式的奢华。海水和倒影中永恒的海市蜃楼，水晶粒子悬浮在潮湿的空气中——产生了某种梦想和某种味道，在许多诗人的音乐和许多彩色画家的温暖色调中得到了无与伦比的描绘。从威尼斯的环境条件和利用某种构成要素很容易成比例的民族混合物的角度来看，再没有比这里更完美的地方了，我们希望能理解一件艺术品的时间谱系。但是，威尼斯以一种非同寻常的自由影响了威尼斯。它的构造悖论就在于它与这些元素进行斗争，把罗马群众安置在沙滩上和水中；勾勒出多雨天空的东方轮廓，最初是为了在永久的阳光下使用而设计；用自己发明的设备发动了一场与大海无止境的战争——船舶廊台、砖石建筑工程，即墙壁；最后，见证了画家对风景的强烈偏爱，对离我们如此之近的阿尔卑斯山的森林和山脉绿色深处的势不可当的喜好。(Focillon,1989,149-150)
影响威尼斯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希望不仅使“环境”形象成为中心，也使所有这些条件成为中心，而这些条件由于明显的外在性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环境产生了一种导致新的问题和新的回应的反应。例如，威尼斯以不同的方式为不同类型和不同群体所使用，这体现在影响威尼斯自身成长的用法上。然而，我们如果把城市当作一种艺术品来欣赏，那么会看到，城市的历史表现出一种与其影响持续存在的辩证关系，它与各种构成元素发生冲突，并且用共同发挥作用的方式扩展和延续自己的声音。威尼斯的历史并没有描述它的声音，因为集体的问题一解决的持续性被重新洗牌，在关键时刻表现为努力面对每一个当下与过去和未来的不稳定关系。
作为一种欲望客体的城市
城市是一件“物品”,这在通俗和学术文本中得到了广泛而全面的讨论。作家们就像狗仔队追踪某个名人一样，并且事实上以他们的方式帮助城市产生了新的恶名。这些言谈倾向于使我们对城市有所了解，尽管不全面，却是一幅有趣的图画。话又说回来，一种话语并不是简单地附加在一个清单(比如意见)上的东西，因为它会引发一种干预的暴力，这种暴力可以像一场对话一样开始精心安排它的声音。
另一方面，对话(动词对话：甲乙)是由讨论中一种可能出现进展的想法所激发的；并不在于几个声音的并置，而在于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Todorov,1993,52)对话(dialogue)是一种对交谈(conversation)的干预，目的是创造一种进程，就像是某种叙事一样。此外，对话不仅“发现”交谈的存在，而且必须从社会舆论碎片和陈词滥调中创造一种对话，因为对话与其目的(利益)相关。对话创造了声音之间的互动，理论化将致力于把这些不同的伦理冲突作为问题一解决情境的外观来回忆。然而，这种情况一直隐藏着，直到我们通过利益和行动(探究)激活才会显示出来。如果在它们的隐蔽性中探究揭示事物(Benardete,2000,413),那么是通过恢复隐含在事物表面下的被压制的对话来做到这一点的。这要求我们把不同的声音组织成一种对话，旨在使对话以作为一种欲望客体的城市的根本模糊性的方式进行干预(Bonner,2001)。
我所关心的是介入关于城市的对话——在我看来，它以许多伪装的形式出现——为了把各种声音转化为关于城市作为一种社会形式、作为一种普遍和独特生活形式的问题的对话，并运用这样的叙事“进展”聚焦城市作为一个欲望客体的模糊性所激发的集体问题一解决的方式，这种方式涉及对城市活力的不同看法，也涉及城市品质的多样性概念及其可辨别、特殊、可能是个体的性质。我们能否开始在这些水域中航行，从而恢复城市在其众多复杂的推论性序列中所表现出的某种程度的稳定性?能否救活被雷蒙德·莱德鲁特称为“伪文本”(Ledrut,1986)的东西，在这种对话中，城市作为一种欲望的客体有助于在这个意义上聚焦集体化?由于城市牢牢地保持(尽管它有许多不同的颜色和变体)一种持久的魅力形象(作为话题)而把研究者聚集在一起。然而，对于进行探究的我们来说，城市只是一个话题。因为我们认为，城市始终(尽管形态和形式多种多样)是日常生活中一个正常、典型的(尽管层次分明)对象(经验),在一个群体的社会事务中始终是一种基本力量。
场所
对城市的理论化和研究总是被场所问题所困扰，被城市作为一种场所的余韵所困扰。我通过追问对场所的兴趣，即如何预先假设一种把空间与时间的概念结合起来的兴趣，开始思考这一共同的理解。这样，在社会生活中恢复一种强烈的场所观念是振兴集体超越能力进程的一部分。
吉奥-乔·阿甘本说，把城市只当作一个符号，意味着“忘记事物发生过程中所固有的超越性(通过……把它降低到另一个事实的地位)”(Agamben,1998,16)。然而，正如阿甘本所知道的那样，超越并不是一种“给予”,尽管它作为集体生活的一种潜在力量无所不在，而是必须使它作为一个欲望的客体出现。当对公共空间的解释方式和方法发生冲突与争论时，这往往变得显而易见。以一种不那么高调的方式来说，当谈到一个城市的文明时，我们就可能会提到这种超越的能力，隐含的和未充分发展的趋势把问题本身作为问题—解决即集体化的一部分。对于探究者来说，案例研究反映了一种利用集体生活潮流的尝试，因为它把案例带到了辩论场合中。
如果“超越的遗忘”可以在例子中被观察到，如吉拉德所指出的，尼尔森和徐在合并冲突中所讨论(Nielsen and Hsu,2002)的仇恨冲突，就不因辩论中的每一种或其中一种对立立场而协调一致。他们的固执己见导致被“锁定”在一方或双方能够赢得争论而牺牲另一方的对决中：“当关于合并的合法性或非法性具有同等权重的话语不再指向相互之间的反驳时，就会出现一种倾向，即各自都会沦为战略性反应，它们被冻结在僵化和相互排斥的立场上”(113),这是因为“在使用不同的理由时，每一方都声称考虑到了问题一解决的最有效率和最有作用的解决办法，并且各方都认为自己的选择最能体现地方性民主的利益”(113)。请注意，因45为每一方都以其资源为基础，对地方民主的性质和“利益”进行一种压制性的对话，因此，在这种交流中缺少的就是这种对话的机会。如果对话缺失，那么只会因为它的缺席而被注意到，因为在对立观点之间的对抗中，对话的缺席本身对于理论化来说似乎是一种隐含的在场。
当尼尔森和徐提出，参与者可以把缺席的对话定位为一次机会时，他们认为对话既是缺席，也是在场，更重要的是，尽管这种缺席很明显，却是可以克服的。因此，超越并不是超凡脱俗的、轻飘飘的和没有实质内容的超越，假如它可以作为克服对立的一部分愿望来实践，不是取消而是通过保持明显差异性就是同一性的表达(解决什么是地方民主的共同问题的不同解决办法)。
正是由于对话性承诺的缺席，一个现代城市才可以同时是大众的和公共的。如果城市表现为一种物质，表现为一种超越性终结的化身，那么这个终结就总是可以被开启，并通过看起来似乎是死亡的碰撞被带到人们的视野中。随后的研究确定了作为案例使用的场合，当这些问题可以变得显而易见时，它们便成为范例性和说明性的关键时刻。
我们总是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个案研究如何开始像镜子一样反映社会的超越性和“反思”能力。鲍德里亚再一次指出，作者不能仅依靠开始时所面对的反对意见，而且需要通过跟踪表面上的二元性，运用一种确定案例的规则恢复对话暗流，而另一个潜在问题则取决于一种更为内在的模糊性(Baudrillard,1990,23)。正是这种根本的模糊性，像地方性民主及其利益问题一样，需要被当作保持对话(反思)的集体化焦点来激活，即使在任何答案都注定要留下一种剩余物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案例研究发挥着干预的功能，目的是扩大公共文化的资源，通过把自我理解的局限性作为一个问题一解决的阐述来中断各种表现。在这里，案例成为理解集体问题一解决方式及其不变的道德性质的关键场合。
理论家
如果城市的各种表象都表现为隐含对话中发挥作用的言说者，那么我们通过与他们相遇来表达这些命题，就像第二次遇到他们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一个人让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一46样。因此，旅行的隐喻是恰当的：我们在一个地方范围内而不是到另一个空间旅行，在它们的遮蔽中揭示事物的时候，可以说是第二次遇到了共同看法。共同看法并不深奥，因为它们就是我们的看法，把我们与研究的材料联系起来。我们遭遇了多样性，不是因为前往阿巴拉契亚甚至蒙古的旅行，而是因为通过把我们联系起来的共同差异考问我们。最奇怪的是，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性质，以及为了表达和客观化所属的话语而忍受这种斗争的能力，而我们就密切地属于这种话语。
旅行意味着治愈概念的缺陷，准予我们可以在其中“阅读”它的身体……身份的悖论在于你必须旅行才能揭露它。同一性也可以被承认，前提是它是一个他者。它与这个概念是一样的，因为它在别处，不是很远，但在别的地方，需要很少的移动。现在发现他或她的身份正在构建这个身份的空间。身份不是道德或物质特征的问题，而是一个空间问题。空间化凭借自身的品质呈现出概念与其肉体的同一性，保证了事物和人都呆在“他们的”场所里，并坚持他们的身份。识别旅行的(旧)模式是通过移动到另一个场所来找到相同的东西……于是，问题来自背向的行进：在同一中发现他者，也就是说，学会错过自己的路。(Rancière,1994b,32,36)
从理论上讲，遭遇城市的过程并不像一个外国探险队需要接触异国情调那样被看待，更多地被看作一种让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的方法。多琳·马西说，我们可以通过思考非洲来了解西方城市(Massey,Allen and Pack,1999),维特根斯坦可能会说，我们是通过思考它们来了解西方城市的，因此，首先要把这个城市作为一个客体来思考(恰好就在这里!)。
我们看到，弗雷泽的叙述多么误导人，从这个事实中我们可以很好地想象一下自己的原始惯例，只有当它们实际上在某个地方被发现时，才是偶然的。也就是说，按照这些惯例所遵循的原则，比弗雷泽所显示的要普遍得多，而且我们在自己身上也发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为自己想出这些不同的可能性——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如在某个部落里，不允许任何人见国王，或者部落里的每个人都有义务去见他……也许不允许任何人碰他，也许他们会被迫这样做。(Wittgen-stein.1979.5'假如我们认真倾听这些命题的含义，城市是一个符号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一种外因的结果，一具被肢解的身体，或者一个用来表达多样性的搅拌碗——那么这种观念就是一个开始。因为当我们说一些关于城市的非常真实的话的时候，它们就会让我们把部分图像恢复到对话中去，这种对话可以把它们当作对话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整体。这就是朗西埃的“背向行进”,我们不是到他者的场所中寻找相同的东西，而是试图在相同的东西中发现他者。这样的假设把城市化等同于城市，或者主张城市的碎片化，或者主张它的侵蚀就是凝聚力的焦点，每一个问题都经过思考而展现出来。对于理论化来说，这是它们的命题所依赖的一个错综复杂的象征性领域，假如我们接受它们含蓄提出的这些挑战，那么这些问题就会促使我们找到分析的机会。
那时，城市的声音出现了，当谈论城市的时候，我们把作为一个分析对象的城市当作意义的一部分来处理。如果说城市是一个激发解释能量的场所，那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聚焦集体化，因为对城市的解释隐含地把它定位为需要图绘的一个推论性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仅是以它的名字把这种对话集合起来。尽管一个城市在空间和时间中被设定为所谓的场所，但是它也是无场所性(placelessness)的，在这个意义上与“它”的接触就始终是一种想象性结构的一部分。城市(如芝加哥、多伦多)似乎属于那些可以称为他们自己的城市的人，属于那些居住在它的区域内以及似乎有权把它称为“我的场所”或者我的家的人。对于研究来说，这些声音总会引起是什么样的场所或家是什么的问题，以及“我的”和“你的”、“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差异性问题，因为不同的和有争议的主张都把城市当作一种解释的对象。如果我们通常假设对一个场所的密切了解就是一种解释性权利的形式，那么在这一点上仅依靠自己的权限与城市的理论化是不一样的，就像一个具有(拥有?)一个名字或类别的人一样，不能依其本身(eo ip-so)就假定她对这样的亲密接触有最终发言权(Wittgenstein,1953;Derrida,1973)。把城市看作一种不可改变的地方性、狭隘性和亲密性的景观，总是赋予居民专门性知识的声音，仅此而已。从理论化的角度看，与城市空间和风俗密切相关的专门知识只能是城市话语的众多声音之一。这就是我们为何可以说，理论化使得城市声音的问题成为有问题的，因为它希望将这个客体(城市)重新创建为具有许多声音的领域。
我把城市的声音重新创造为一种话语，这与柏拉图的回忆或记忆(anamnesis)方法产生了共鸣。在某种程度上，我把本书采用的方法限定在了古典意义上的模仿(mimetic)所体现的理论和方法上，目标不是简单地把城市里的声音复制为文本表达的言谈，而是似乎是各种明确观点的喉舌。毋宁说，这种介入所采取的是把这些不同观点重新塑造成一个故事的形式，不仅是一个杂乱无章的意见，或者是一种东拉西扯的重新排列，而且是模仿其表现行为的戏剧化。例如，城市只不过是一个符号的看法，在城市的各种观点和意见中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表述，而是对讲述故事行为的一种模仿，把这些声音当作不言而喻的基础来激活。模仿把这种用法戏剧化为一种话语，反过来又把这种话语戏剧化为围绕着各种伦理冲突的观点组织起来的叙事“进程”,这些伦理冲突把材料组织在一起，就好像是一个不可言说的集体焦点。因此，我的叙事并不认同这些观点，而是模仿或体现声音弥漫于其中的表现行为，仿佛是出于伦理上的动力要澄清或“解决”根本模糊性的问题。这种看法中的好理论就是一种介入，这种介入在这些材料中提出问题，即什么是好故事，什么不是好故事。
结论
城市只不过是一个符号的命题是一个反讽，受到对超越性终结展望的启发。客观来说，这是为了挑战并因此开启属地空间与话语空间之间联系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文化是一种象征性秩序，那么它就不是被定位于任何场所，因为在文化上它似乎是无场所性地存在的。这种现象展示了不可分割的属地性形象的模糊性，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模糊性不断地表现为一种伦理冲突，充实关于城市只不过是一个符号的词语，赋予这个命题像这种行动一样的生命，在棘手的不可决定性的表现中肯定城市的存在。
城市只不过是一个符号的命题，是一个追问城市如何存在的问题，即我们在与城市的接触中肯定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通常是极小、受限制、有限度的，尽管可能具有刺激性，但这是一种缺乏深度的关系。作为一个符号，城市似乎更像所有其他商品一样，被工具**换所控制，或者充其量是方便设施的问题。然49而，我们提出了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的方法，城市如何成为人们与集体约定的意义和区域盟约承诺之间关系的中心；城市如何开始用它的集体化方式和意义来体现一个群体的参与。
在后面的章节里，我试图在与那些表达城市的人的关系中，即在通过这个客体把他们彼此联系在一起的亲缘性内在结构的关系中，并且在由于他们的共同存在而把他们与这个客体联系起来的关系中确定城市应有的地位。城市凭借其共同的焦点把人们联系起来(把他们社会化),又通过人们不同的动机、能力和期望把他们与城市联系起来(把他们社会化)。城市通过聚集和区分多元化而结合起来，不同的是，许多形象都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但是都由于这种一致的利益及其外观而被结合在一起。假如城市的模糊性(以许多形式表现的权力)在其中释放出关于它是什么和它意味着什么的冲突，那么正是由于人们之间差异性(他们有不同的利益和脾性)的结合，才会出现不同的信仰，并且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展开竞争。在这个图像和信仰的世界里，当不同信仰的人以不同的名义来理解这个客体时，伦理冲突(在理论家看来，与信徒相反)就表现为实际而明显的形象，标志着表现场景的根本模糊性(Plato,chapter xxiv,v1.510,225)。柏拉图的“分界线”隐喻告诉我们，只有当把不同信仰之间的冲突设想为客体话语的物质形象本身，并因此想象为进一步探究的材料时，理论化的提升才能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