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作为双头怪的城市是一个由基本问题所激发的相遇场所，各种基本问题同时积极和消极地困扰着人们。城市的基本力量表现在这个领域范围内的生命力中，日常生活的转瞬即逝揭示了对犹豫不决意义的可怕坚持，及其作为集体行动中心的模糊性的焦虑。城市由于同时激发和抵制掌握其模糊性的集体尝试的能力而卷入善(the Good)的问题。正如乔治·阿甘本所说，善不是一件与世界分离的物品，正如超越“不是凌驾于万物之上的一种至高无上的存在”一样，而是“实体的发生过程、其最内在的外在性……(就像)……蠕虫的蠕虫存在，石头的石头存在一样”(Agamben,1993,14-15)。如果“世界上不可挽回的东西是超越和揭露每一种世俗实体的东西”,通过把它还原为另一个像其他东西一样的事实而遗忘这种“发生过程”,那么这种还原就有一种遗忘超越性的危险。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种实践的超越就是把“参考”当作世界上的一个事件(McHugh et al.,1974)。现代人把希腊人对这种根本模糊性的看法，重新设想为一种僵局，这在阿甘本的认识中得到了重新表述。
善的问题持续存在于城市形成过程所处的伦理冲突的关键点上，并且通过这种参与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这意味着，“超越性终结”是善本身的一种表象，因为善就呈现在否定之中，始终是一个开始，在城市中作为社会事实而存在。这个社会事实就是集体化的基本场所。
这种“挑战”通过一种叙事被接受，通过书写的实践揭示并(因此)超越发生过程。在这一章里，我把好城市的概念转化为这个疑难问题，即对于那些从功能性和象征性意义上参与其中的人来说，城市究竟如何提出超越性终结的问题。我为策划各种例子详述了一种策略，能够用不同的和异质性的方式把这样一种相遇带到人们的视野中。一个城市的生命力加剧了这种关切。
城市生活中转瞬即逝的时刻和参与会导致协调一致的行为和反应，可以揭示对意义模糊性的集体焦虑的严肃疑问踪迹，以及在有待解决的问题形式中的不可思议的持久性。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中，这种焦虑在体现和掌握实际问题的各种不同尝试中变得明显起来，在行动中它的每一个解决方案都只能留下一种不可思议的不确定性残余。城市的这种根本性“破裂”——由认识到实现这种观念的不可能性释放出来的焦虑——显而易见地成为一种问题—解决的情境。由此，城市似乎变成一场为控制其解释方式而进行的没完没了的斗争。
我想以一种非正统的方式，把柏拉图的好城市的问题恢复为“城市的善”。正如在城市的表现中反复出现的那样，这让我把城市看作一件物品(good)而不是这个善(the Good)。也就是说，在城市作为一种商品(commodity)的表现中，在某种程度上，它总是揭示出这种差异性的力量。我不会形而上学地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编码或者定义来探索；也不会通过考察或者把社会成员描述为一个信仰问题所获得的解决方案而把它当作某种可以解决的东西。城市的善的表现究竟适应什么样的人类需要，什么样的材料能够把这个问题定位为一个持续的并且有争议的集体生活中心?我力图发现在日常生活中个人和群体默默无闻地、含蓄地面对这个问题时的情境，从而把它当作一种现象来肯定，对它提出质疑，为它带来的不确定性提供解决方案，在总体上把它引起和释放的模糊性当作问题一解决的机会。雷蒙德·莱德鲁特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如果这个问题定期出现，那是因为它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同样也是因为它有一个真正的基础，无论它在理论上有多么糟糕，尽管事实上它在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中仍然无法解决，但是它符合正当的关切，符合一种真正的焦虑不安……这个目的是什么,一个城市的目的应该是什么”(Ledrut,1986,128)。我的目标是使这种兴趣可以被观察到，即使在口头上被否定的时候也是如此，因为它是吸引人们和群体的一种集体焦点，在确定性行为和解释之中通过总是指向城市表现方式被生动地显示出来。我将通过力图找出在城市社会实践中体现出来的这种持续关切方式，探讨好城市作为集体生活中的一个话题的问题。集体生活的持久问题究竟如何在常规的城市生活中取得物质的形式呢?
莱德鲁特把我现在所说的城市的善的问题，等同于集体目标的问题。这让我开始把集体化本身当作符合社会学传统的城市生活的一个特征处理。假如人们不是直接而明确地对集体目标进行质疑，那么集体目标的问题就仍然是城市实践的一个代谢特征(metabolic feature),不仅在组织、社团和社会结构中可以被看出，而且在生活的节奏和强度中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个通过各种举措、项目、附属机构和协调行动涉及凝聚力的过程。城市以数不胜数的方式展示其集体生活的活力，并且总是通过这些行动含蓄地表现出对集体目标的愿景，在这些场合中，构想、争论和辩论各种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我们对这项工作的兴趣而言，这些实际的问题总是涉及空间和场所以及边界和属地界线的主权。
从历史上看，社会学的筹划就是强化具有强制性和规范性意义的现代社会。它的贡献就是要表明意义和规范性来自集体生活的定向生命力——以及涂尔干提出的作为“动态密度”"集体精神""集体灵魂"以及最广义的良知集体的集体关系、承诺和努力。(Swanson,1993,173)
在这项工作中，我们对文化的看法与集体的问题—解决相联系，这种集体一解决的方式在可以列举的场合中显示自身，在澄清集体目标并采取行动的需要下，释放出解释和行为。也就是说，集体目标的模糊性既是集体行为的根源，也是集体行为的主题。
城市的善，不是对什么是好的城市做出规范性的判断，也不是重申城市是一种价值(一个值得渴望的客体)。城市是一个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只有“以象征性的形式，也就是说，只有当行为者必须通过象征性行动的方式使自己面向这些对象时”它才是可以理解的(Schmid,1993,98)。因此，规范和价值的分配只是话语的一部分，因为文化的概念只需要所涉及的城市(作为对象)。在这里，我们把对象(城市)说成是一个行为过程的一种象征性秩序。既然这样一种相遇必须是没有预设目标的，那么行为者就可以坚持认为城市是一个客体，同时又可以指向其不同方面，而无需就其共同的属性达成一致意见。它们可以用各种异质性的方式，重塑城市作为一个行动焦点不可或缺的各种差异和矛盾。差异性、多样性和矛盾性不是外在于作为一个文化客体的城市，而是城市的用途不可或缺的东西。
文化并不是指以客体的名义所做的任何事情，也就是说，并不是指意义创造的一切行为，因为它是建立在决策过程的前景基础上的一种相遇，是一个群体的主权，因此是集体的。它坚持认为这个客体是一种可实施、可理解的秩序。通常，这样一个“过程”被等同于语言和表现，这样一种“秩序”必然涉及激活和确定表现的物质性主权场所。尽管如此，这种集体化的秩序或场所从根本上讲是模棱两可的。正如米歇尔·施密德在他对帕森斯所做的批评中说的：
这种情境意味着……即使集体接受并被看作共同传统的一部分的解决方案，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进一步的问题。这些问题，通过挑战行为者们必须面对的经验和逻辑条件，将使他们的共同情境重新变得不稳定；并且，因为行为者们永远无法确信新的问题可以给出传统的答案，所以他们的文化发展将找不到自然的支持点。不断反复的不平衡过程正是延续文化过程的最基本的条件。(Schmid,1993,111)文化的根本模糊性来自作为问题一解决情境的性质，而这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对这种情境本身的持续阐明，即对作为一个行为过程对象的持续澄清。任何一个文化客体，如城市，都发挥
着(如德勒兹所说的)一种问题表象的作用，并且这个问题，正如一些社会学家所说的那样(Swanson,1970,1971a,1971b),始终是集体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群体在某些基本问题方面具有自己的主权，会提出各种可反复改变这些问题的预期解决办法，产生各种有待解决的新问题。这就是像城市这样的客体“既涉及限制又涉及机会，并且……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导致行为者试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解决各种不同的问题……却没有持久的综合性成功前景”(Schmid,1993,110-111)的原因。
如果说“不断反复的失衡过程”就是“延续文化过程最根本的条件”,那么这是因为问题和解决方案的模糊性动摇了共同情境。但是所谓共同情境从根本上说是模棱两可的，因此，对于日常生活中的行动(人们可以说，这种共同情境本身就是不断地被“去稳定”)来说，这是一个持续的“难题”。“没有自然的支持点”或“持久的综合性成功前景”这一事实，会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文化的根本模糊性不是简单的分裂，而是社会交往中的一个创造性因素。此外，如果共同情境仅是一种表达集体目标的方式，那么集体目标就会是不稳定的，并且同样是问题—解决的一个源泉。柏拉图说，对真理和知识的渴望——澄清集体目标并且按照集体目标(共同情境)行事——仍然必须在面对没有“持久的综合性成功前景”时奠定筹划的基础。因此，因需要和渴望解决共同情境问题激发出来的集体问题—解决的文化概念，便允许我们预测这种去稳定化成为解释和行动焦点的原因(Sartre,1963)。
从这个角度看，社会学家所指的去稳定化的共同情境，只是谈论表象场景的根本模糊性的一种外在方式，因为作为一种区分的共同情境本身是以许多形式表现出来的，并且是在许多不同信仰的支持下得到解释的。换言之，这种去稳定化的社会学观点构想出来的共同情境，遵循的是库恩提出的科学史的发现和修正模式的方法范式，在发展过程中，问题会得到解决，而且这些解决方案会因“进步”而被淘汰。可是这种去稳定化的规范性前景是在与不确定性和根本模糊性概念的关系中派生出来的。因为“实证和逻辑条件”受到科学进步的传统模式所描述方式的挑战，因此，共同情境变得不稳定。相比之下，当这种不稳定的共同情境被看作一种表象的场景时，这种观点就成为许多信仰中的一种，关于这个问题的话语便出现了。在这里，当被看成对立的东西时，稳定性和去稳定化如何预设一种共同情境的概念，是由实证和逻辑条件而不是由对共同概念中不可分割的关系的理解来限定的。相比之下，这种共同情境同时是同一和他者，不是变得不稳定的时候，而是共性以许多方式表现出来的时候；不是稳定的时候，而是许多形象都由一种集体的目标而被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因此，这种共同情境是一种不确定性的社会学假象，只有通过把握日常55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件的各种协调一致的集体努力才能认识到这种不确定性，这是在转瞬即逝而又热情洋溢、亲近而又遥远、消失而又重获、掌控而又无能为力所引起的犹豫不决的问题中形成的一种焦虑。
在这一点上，这种共同情境把城市确定为一个符号，并且没有任何更多的东西(或某种东西)。对于该命题作为一种区分和各种解释难题的模糊性所涉及的许多行为者来说，它体现为在具体伦理冲突中释放和反映渴望的行为。城市的共同情境首先是该难题成为集体化的中心，集体目的与其说是对规范性终结的一种渴望，不如说是为了澄清这一命题及其不同观点所建议的行动上的各种差异性。当把它视为一种行动情境时，共同情境的去稳定化就是表现的根本模糊性的一幅图像，只能根据一种成问题的共同情境概念来描述，以多种形式呈现给不同的人。这意味着，对不稳定的共同情境的看法或者信念本身就是一种行动情境(表现它的)表现的一个根本模糊性的形象。尽管出现的东西似乎就是去稳定化的共同情境，但是对我们来说，首要的是与这个命题，即与行动的模仿关系，在协调一致而又有争议的实践中认识这种表现的场景性预设。理论化通过在日常生活中确定这些显而易见的案例来接受这个构想性的挑战，而这些案例反映着这种表现所特有的伦理冲突(Sartre,1963)。
如果这个概念适用于整个集体生活，即适用于家庭、组织、友谊和各种群体，那么它如何与城市本身有关呢?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阐述与城市的典型关系，与城市的典型“经验”的关系，这就产生了它所特有的去稳定化的表现。特别是，城市的共同情境或集体目标如何，或者在什么样的解释领域，经验和行动是城市的一种特质、一种无可争议的主权。如果有些人可能以一种在直觉上似乎正确的方式来谈论场所，即谈论安置的关系，那么就需要更进一步指明，这种关系如何典型而具体地属于城市。这使我们能够开始处理据说一个文明化的城市所要体现、个性化地表现的特殊经验。在这方面，对于社会学来说，城市一直被认为集中了社会变革的问题。
社会变迁
知识的积累以及通过它取得的各种理性解释方法，无疑是现代化最普遍公认的方面，并且它作为一种心态处于这个过程的中心。(Black,1966,10-11)有趣的是，在这种范式文本中，心态被认为是现代化的核心，与布莱克根据“工业化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变迁”讨论现代化时所说的“政治科学”形成对比。在这里，通过把心态理解为在人群中被客观化和定向于社会变迁的一种典型经验，我们可以开始突破关于现代与后现代、现代化与现代性等之间的差异性争论。在这一分析中，我们开始将社会变迁纳入作为问题—解决的环境的一部分的文化，因为致力于澄清集体目标引起的共同情境的根本模糊性，总体上出现在关于社会变迁的争论之中，特别是出现在把城市聚焦为这样一种话语的形象争论之中。例如，可以把对创新、技术、资本、人员、公司和观念的全球“流动”的描述所引起的问题放在集体遭遇社会变迁问题的语境之中。共同情境的去稳定化引起的不安，作为一种社会学假象的社会变迁，涉及实现这种理想的不可能性的问题，在把握实际问题的各种尝试中，它作为问题一解决的方式已经变得显而易见。
在最发达的社会里，不仅是所有的物质世界，而且是几乎所有的组织……和几乎所有的人格品质，在原则上都被认为只是工具或资源。他们只能按需要加以修改、支持或保留。这一取向并不是通过市场机制把人和神圣的习俗盲目地转变为可销售的商品……这种转变不需要出现在服务某些技术官僚的梦想中……以符合社会效率的一些抽象标准，或者符合雇主或国家的扩张。其目的可能是人作为人类个体的财富和自由；即作为个人保障，人应占上风。无论如何，这种变革的方向不过是现代化的最新发展；从一开始就构成了现代化所希望的人格和社会应用。(Swanson,197la,138-139)
今天，对变革的这种强调是由一种启蒙的前景所激发的(或扭曲的)。然而有两个保留意见是井然有序的。在研究文化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致力于揭示文化，而不是外在地批评文化不符合某种标准。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修正”习俗，而是努力展示它们如何在集体的问题一解决中发挥作用(这种批评总是这个努力
的一部分，这在第一章“旅行”和“第二次航行”等部分讨论过)。如果集体目标在“发达”城市被看作一种启蒙性的问题一解决方式，那么我们探讨它所涉及的去稳定化的共同情境如何产生各种不同的遭遇，以及对于城市的发展方向及其生活质量方面提出的各种有争议的主张。即使我们当中最挑剔的人对这种说法持有保留态度(即使我们自己远离这种热情),对文化的社会学看法也包括这种怀疑主义，这是有关集体目标辩论中的一种声音。
此外，这种怀疑主义在形式上，都声称在哲学、艺术和人文、技术理论和社会思想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创新性，总是表现在与这些(这种工作要求产生的差异性的)变迁的解释有着始终如一和显而易见关系的主张中。这意味着，在传播中宣称现在与过去的任何背离都是一种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表现方式(如“上帝死了”“作者之死”“元叙事的终结”)的陈词滥调，各行其道，都是集体目标辩论中的声音，都是共同情境不可或缺的推论性姿态，总是被视为抑制当下的努力，通过一个令人信服的展望把它视为变革的关键机会。这意味着各种超越性能力就是共同情境的构成部分。
与城市的共同情境和集体目标预测有关的表现和行动，是受城市理论化的需要和愿望所启发的问题—解决的一部分。普通人和他们的地方性筹划在这样一种欲望经济中表现为解决这种欲望总是会释放出来的任性——无序、动**——的各种努力。
社会动**不仅意味着个人的不满或不安普遍存在，还意味着人们想要一种新的或重建的社会秩序，取代他们认为不公正或无效的社会秩序；意味着他们相信这样一种秩序会逐步发展，如果他们共同努力的话……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动**的参与者那时已经具备处理社会关系以及在与他人互动中建立组织的技能。他们的判断和预测可能是仓促、错误或不知不觉的，但是，如果他们不知道社会组织在处理某些类型的问题方面的重要性，或者在建立组织或使用这些组织方面缺乏经验，那么根本就无法使它们成为现实。(Swanson,1971a,126)
城市提供了旨在解决集体目标问题的地方性新举措持续景观，无论是作为城市独特的共同情境的标志，还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方面，城市本身都被作为一个客体。集体化，就像电流一样贯穿于社会生活，通过解决去稳定化问题的愿望，始终与动**和无序联系在一起，这种愿望经常被客观化为解释和行为的一个重要焦点。如果说，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文化所指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会注意到文化与共同体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这些问题带来了难以克服的阻力：“社会不安无处不在，因此，建立在文化之上的集体进程也同样如此……它不需要卷入一种急急忙忙的、口齿不清地对社会不满的倾泻。每一个组织的职业生涯，无论大小，都包括频繁的也许是定期的更新、复兴或重新承认的时期。每一个时期都源于集体凝聚力的削弱，无论是实际的还是预见到的。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是参与者完全满意的。某些不公正和无效的措施在群体中是普遍存在的。任何参与者都不会对任何组织或其内部的某个特殊角色做出不可动摇的承诺”(Swan-son,1971a,127)。在某种程度上，城市的工作可能就在于，是否有能力让有组织的动**成为民众的一个景观，成为他们接触其引人入胜的时刻展望的场所，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变革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客体的城市所引起的动**不安就是论题，建议把我们的材料确定在这些可以列举的场合和环境之中，在那里，这种动**不安被表现为一个难题，并通过筹划和举措来加以“解决”。
如果社会变迁是共同情境的“地方病”,那么这就意味着当下不断出现又消失，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具有一种确定性和不可估量的关系。社会变迁是对作为时间上的一个事件的当前时刻的根本模糊性的外部看法。根据前文关于社会变迁的引述，行为者在任何当前时刻都会根据过去和未来考虑需求和欲望(McHugh,1968;Shils,1981)。然而，由于人们在需求和欲望方面存在着差异，精于算计的当前行动要求必须根据不同的视野以许多方式表现出来。社会变革也是对作为空间上的一个事件的当前时刻的根本模糊性的外部看法。根据前面关于社会变革的引述，行为者在任何当下时刻都只能通过典型化的方式来“解决”时间的模糊性，而这些典型化只能通过使透视性差异对所有实际目的都变得无关紧要来保持它们的协同共存(McHugh,1968)。社会变迁和动**是“地方病”,在任何当前时刻，时间和空间上的集体存在的模糊性在社会实践中都既是被遮蔽的，又是透明的。城市作为一个客体获得了作为社会变迁和动**的场所的特殊性，因为它独特地通过错综复杂和富有争议的伦理冲突，使“解决”时间难题和空间难题的集体需要和渴望变得生动起来。正是这种框架(假设?命题?)引导着当前工作并启发我们去寻找使这种基本情境变得可以观察的案例或事件。
当下的时间
在关于城市的所有研究中，我们注意到的是，城市通过对一种共同情境的某种展望因它们与空间的关系而被聚集起来的路径范围。因为共同情境是一种必须提供对变迁的解释的情境，因此，不同研究之间的差异性就以社会行为者被表述为服从于变革，服从于时间性事件的方式表现出来。非常不同的研究就必须解决这个决定时间和空间相关性质的共同问题，即安置的难题。也就是说，对情境的具体和差异化的描述，对于探究者所想象的行为者和他们自己来说，通过假定的在时间上的空间存在问题的方式而变得容易理解和令人信服。无论细节如何，都可以从每一种研究关于共同情境的观点开始的方式中看到这一点，而这种观点总是发生变化，因而是去稳定化的。每一种研究都力图通过有关当下的隐含现象描述行为者与空间的历史关系，力图恢复这些创造意义的方式。在不同情况下，共同情境表现为一个问题一解决的场所，每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都是对变革的理解，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并且人们乐于接受这种理解。
这些探究的共同命运，不管其多元性、异质性和多样性的方法如何，都是为了使这种变革呈现给行为者的不同方式变得可以理解。变革不仅是一个“偶然遇到”的外部事实或事件，而且是去稳定化的共同情境的一部分。这些探究由于他们的假设而产生了变化，他们所描述的行为者把共同情境定位为一种变革的情境。 60任何一种研究都试图把现代行为者描述为一个变化的主体，从而含蓄地将其描述为现代性的(典型)主体。因此，我们可以公平地向任何一种研究提出，如何理解这个现代难题(aporia)及其主体，变迁究竟是如何出现的，为了什么,如何看待这个受到当前与过去和未来的关系制约的关键时刻，它如何反对主流看法，以什么样的声音，赋予这一变革的基本问题有什么不同和具体的形式。我将考察两个具体的例子，首先是欧洲社区，然后是德国/波兰的边境城镇。
在玛丽·科克伦对都柏林、伦敦、图卢兹和都灵的欧洲社区研究(Corcoran,2002)中，对受访者来说，当下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来自对现在和过去之间的差异感。受访者认为，现在已经没有了曾经的东西，又出现了不曾存在的东西。科克伦的丰富文本，给主体对引人瞩目的缺席(清洁、友善)、曾经存在的东西的改变和消失(财产和人员的更替、反应能力的水平),以及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东西的在场(污垢、排队等候)等持续而恼人的定位提供一种良好的判断力。对于科克伦的现代主体来说，空间不是一种人口的变化(新型的人群),而是对那些解释它们的人来说所具有的“意义”,也就是变化的重要性。科克伦挑动受访者表达抱怨，因为在这样的时刻，就会揭示他们与场所亲密关系的生动性，即使似乎被打乱了。例如，在都柏林和图卢兹，在修理房舍方面的拖延被看作漠不关心的表现，是以缺乏尊重的方式被对待的表现，仿佛那些受到如此对待的人仅仅被看作一个空间的占用者，而不是被视为深深植根于赋予权利和义务的情感依恋。时间渗透着这些永远来来回回的反应，不管是回顾性的还是前瞻性的，都对比着失去了什么和增加了什么。科克伦的论文让我们了解到，变迁对于受访者来说如何被表现为一种焦虑，而不仅仅是由于社区中新来者的在场，而且以他们认为自己是不断更新的方式，因为没有过去或传承的东西能够让他们获得尊重的友爱情谊，并与其他那些最近来的人区分开来，仿佛他们总是而且每一次都重新开始。仿佛就像受访者所认识到的那样，他们无论作为个体还是作为集体都不再有什么差异。
科克伦怀疑，由每一次这样的变迁释放出来的丧失和重组，使亲密关系陷入危险之中。变迁只是被简单地等同于现代化，没有具体说明现代情境给变迁带来了什么(她所描述的始终是那种变迁)。这不但让她把传记作为一种资源(一种想象人与空间的亲61密联系的比喻),而且作为集体生活中不断涉及的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在这项研究中，个人传记受到空间的制约，这种方式使和解工作得以开展。也就是说，如果长期居住者不再有所作为，那是因为空间本身既没有在现在和过去之间，也没有在现在居住在这个空间里的人之间显示出某种差异性。现在的空间不同于曾经所是的空间，因为如今每一个人都被看作是相同的。这种从其历史中分离出来的空间，对许多人来说，似乎夸大了与安置的扭曲关系。然而，这项工作仍然存在问题，因为变迁是有问题的。变迁之所以是有问题的，就在于认识到一种产生显而易见的差异会带来在实践中决定的差异，并且这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也就是说，变化的问题是持久性的，因为我们总是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外围条件发生改变了，“核心”是否还存在连续性。一种改变似乎会导致某种新东西的出现，一次改变可能类似于一次修改，尽管它有新的面貌，但是，一切本质的东西似乎还会继续存在。因为科克伦的世界对那些有能力改变这种变革过程的人和那些无能为力的人进行了区分，所以，面对这样的变幻莫测，她的现代行为者所面临的难以预测的情境就是不断地彻底改造的新的开始，因为对于那些社会底层的人来说，每一个当下都需要一个新的开始，他们需要面对不断的变化，需要对传记进行修改。现代生活的一个重大难题是，人们如何通过把变革看作一种事件来适应他们的情境以及他们如何在行动中有选择地利用或漠视这些解释。通过这种方式，科克伦提出了在这些条件下集体化可以并确实发生的各种自我决定过程。我们放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感觉到，场所侵蚀的基本脆弱性创造了一种永无止境的辩证法，拥有敏锐眼光的人，可以在这种辩证法中看到哀叹、顺从和选择的振兴机会共存。
如果说，在科克伦的敏锐眼光里，对话者就是资产阶级、房地产开发、规划者以及那些无能为力的人所拥有的相似力量的漠不关心，那么在杜尔施米特和马修森的眼里，对话者则是欧洲一体化(欧洲联盟)和经济全球化相互关联的总体计划的组合(Durrschmidt and Matthiesen,2002)。与“前社会主义”的过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下被锁定在过去所是的东西和将来应是的东西之间、旧欧洲和其国家界线之间、新欧洲和其可渗透的边界之62间。在任何一个当下时刻，都是这样一个主体，对他们来说，用一种既连贯又统一的方式让不同影响的混合体存续下去，是一个有待完成的实际问题。对要求把握的东西而言，过去的消失必须在当下通过对未来的预测来应对。这使得他们在东德研究的边境城镇古本/古宾(Guben/Gubin)成为这些大规模进程的微观例证的理想场所。
科克伦的案例研究表明，叙事是为了揭露现代主题及其问题—解决而产生的。认为被总体计划掩盖或忽视的东西是这种居间的生活经验，或者似乎是聚焦于行为者实践推理的所谓“杂糅”的东西。某些主题，如变革的破裂性以及个人控制其过程的无能为力，持续存在并且与强有力的机制形象结合起来，由此，时间不仅挑战了与空间的密切联系，而且挑战了忠实性和规划本身，从
而使任何一个当下都表现为一种不确定性的时刻。杜尔施米特和马修森把他们的主题描述得比困惑、痛苦或无能为力更复杂，描述为睿智、探索，不仅寻找强化意识形态的习惯，而且寻找能够在不确定的世界中作为持久惯例来忍受和强化他们的新习惯。
在谈到无场所性或“非场所”时，这两项研究都是以这些方式进行的，即当过去不存在并且未来尚未发生时，场所(以及任何区分)的衰退都在当下变得丰富生动。时间就是死亡、丧失和不确定性，作为共同命运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困扰所有的当下，这是一种起源缺席并且结果只能是一种重复情境的振兴和复兴问题。这些研究可能以肯定当代欧洲的语气继承和扩大了当下的声音，使他们在日常的主体生活中看到的东西变成现代怀疑主义的典型例证，而对变革的现代颂扬冒着正在被边缘化的危险。我们能说这些就是现代生活黑暗中心的快照，主体在时间中的根本无能的表现吗?
科克伦、杜尔施米特和马修森的案例研究，似乎所描述的主题之间的私人化，除了生存技能外没有任何力量，不管他们在生活中的命运如何。在这个意义上，“超越性遗忘”在私人化本身中表现为那种常规的还原论，这种还原论描述了周边城市居民的特征。尽管这非常有趣，但是，科克伦的主体把所有街坊的变化等同于新来者的出现。如果这些新来者代表变革，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扰乱了这些主体的连续性经验，因为这种新的关系必须得到管理。与那些新来者协商新的关系正是出于这种需要，而新来者 63背井离乡的奇异经验是作为一种解释而产生的，对于“探究者”所想象的现代主体来说，这种新的情境并没有给他们与新来者之间的差异性留有一席之地。由于与空间的这种新型关系，科克伦的现代主体的经验被认为是不光彩的。更引人注目的是，边境城市似乎效仿了公共空间的概念。小镇不仅位于边界上，而且从中间被劈成两半。它的本质似乎是他者而不是它自身。这个城市的名字(古本/古宾)听起来像是口吃，可能是一种重复，不断地给这个问题制造麻烦，这个空间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个东西呢，还是一个东西里面有两部分呢?不同主体都会用城镇来实现各自的目的，一种情况是天命，另一种情况是其他追求的垫脚石。人们留在这个小镇上是因为不能离开(“他们有房子”),所以他们的现在取决于他们的过去，或者说，因为小镇给他们提供了做生意的机会，因此，他们的现在也取决于他们的未来。在当前这个时代，没有一个人喜欢这个小镇。然而，现在欧洲的每一个国家和城市在“小人物”看来都是一个打破边界的奇观，欧洲地区之间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模仿古本/古宾与其他地方之间可渗透的边界。杜尔施米特和马修森认为，古本/古宾能够成为新欧洲的原型空间，对要么被监禁要么恰好在这里的居民来说是一个避难所。在不同情况下，对当下的解释与过去和未来密切相关，从而产生一种主体的观点，即一个社会行为者从属于作为一种时间事件的安置。
尽管在这个意义上，这些研究都非常特别，但是在一种情况下，变化似乎无所不在，这种变化反映在更替和新来者的出现上，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反映在保持基本不变的修正之中。这就是说，虽然边境城镇可能正在遭受外部变化的影响，但是居民只能适应这些紧急情况，如适应囚犯或投机者而“改变”。阶级的图景变得越来越清楚，因为顺从和机会主义可以粗略地表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尽管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同样受制于需要适应无法控制的力量的共同情境。在科克伦的研究中，不断的变化使任何当下的经验变得要么过时(老前辈),要么被排斥(新来者)。这意味着，在任何当下，每个人都受到时间力量的影响，即差异性的毁灭。在生命的某个关键时间，每一个人都是新来者和淘汰者，这意味着，在任何当下，所有人都会把自己看作是相同的。64在某项研究中，按照囚犯和机会主义者的方式，任何当下的共同情境是所有人都可以被替代。在另一项研究中，老人和新人由于外部条件的无可奈何，变得都是相同的。如果任何当下的共同情境都是一种无情的损失，那么私有化的出现就涉及受制于时间的私人化的友爱情谊。有限性的陈词滥调把当下概括为所有清醒的人的共同处境。如果这样的观念告诉我们对于任何当下的现代经验来说都是一个冷酷的不幸，那么这是否限制了对共同情境的救赎性理解?其他可能的机会是什么?超越和“暴露”这一当下的共同情境表现的产生过程的东西是什么?
当代城市的体验
理论化显露并表明工作模糊性的直接方式，这是通过对共同情境以及与意义环境有关的典型社会行动者参与的公式化、平庸表现的游戏性抵抗来体现的。理论化可能把社会行为者描述为坚定的行动者而不是决定论的“火柴人”(Benjamin,1998,307)。哲学家大卫·威金斯举了下面这个和朋友一起看电影的例子。
我转向我的同伴，问道：“这些电影让人感到如此孤独的东西是什么?”她的回答是：“除了电影中有那么多关于海怪互相吞食的事实外，令人不安的东西就是似乎没有任何安宁的东西”。至于游戏，无关利害的好奇心或者单纯的静观，她可能会补充说，这些似乎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我们能投射到一种生命形式上，除了生命本身的追求，我们在那里发现没有任何非工具性的关切，对这个被认为比谈论中的动物更持久的世界没有任何兴趣，就需要这个世界来维持动物自己的生命，因此，在某种相当大的程度上，生命的形式对我们来说必定是陌生的。(Wiggin,1976,344)
对城市共同情境的表述，通常在他们的社会世界中充斥着行为者就是海怪的看法，他们被理解为对集体目标漠不关心。然而，对这样一种霍布斯式的观点的反应，是鲍德里亚(见第一章)通过对符号的循环所着迷的社会世界的概念所暗示的“进步”。虽然这些“能指的”演员可能看起来是比海怪更复杂的代理人，但是正如他所指出的，他们仍然经受着对超越的漠不关心(没有灵魂，65没有影子，没有副本)。社会行动者的这些不同观点之间的张力，既与城市的共同情境有关，也与把城市理论化的人以及在我们的叙事中想方设法评价这些**的人不可分割。在揭示集体化的斗争及其共同情境中的根本模糊性时，任何表现都开始把它的声音恢复为某种东西，而不是可怕或能指的言谈。虽然在进行研究的时候需要使共同情境陌生化，但是我们通过这种姿态把它恢复为某种熟悉的东西(真实的生活经验),而不是陌生的东西。
我们可以通过想象雷蒙德·莱德鲁特和盖伊·德波之间关于现代城市品质的交流，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同样的问题。德波把前所未有的现代城市特点表述如下：
第一次……这种新生活经验的形式匮乏和庞大传播都来自它的群众性质，这隐含在其目的和现代建筑状况之中……同样的建筑出现在所有在这方面落后的工业化国家，成为一个被植入在那里的新型社会存在的恰当领域……霸道的汽车，初级商品阶段丰富的试验品，在高速公路的控制下，给环境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使老城市中心变得混乱不堪，需要进行更大的疏解。同时，各种不完善的城市结构重组阶段都在“配送工厂”周围出现了暂时的分化，巨大的购物中心建立在空****的停车场上；在导致拥挤的地方被重新安排之后，这些地方变成了疯狂消费的殿堂(Debord,1967,173-174)。旅游，被认为是消费的人类循环，是商品流通的副产品，从根本上说，不过是闲着没事去看看已经变得平淡无奇的东西而已。到不同地方旅游的经济组织，实际上是对它们的相等物的保证。同样的现代化缩短了旅程的时间，也消除了空间的真实性(Debord,1967,168)。
对于这种哀叹，莱德鲁特(当然是假设性地)带着疑问回答说，作为一种迷人客体的现代城市景象如此困扰着(和激怒)德波，以至于让他陷入瘫痪，无法想象融入其成就的生活，太傻了，不想把城市作为一个客体进行理论化吗?“今天的城市是不是比昨天的城市更没有意义呢?”(Ledrut,1986,122)莱德鲁特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
所有城市都是有重要意义的。现代城市和曾经的希腊城市一样“重要”。它只是“意义”有所不同而已。它表达………它的时代和它的制度社会，就像中世纪的城镇一样。(Ledrut,1986,124)
从莱德鲁特的观点看，德波的解释描绘了被异化的现代城市，它本身就属于这个城市，因为异化的表达是城市的声音之一，是城市作为一种场所在现代生活中被体验的方式之一。城市被异化的观念是城市生活经验的一部分，既是他分析的主题，也是他分析的一种资源。
这种异化，以不同的形式成为所有人的共同命运。它取决于真正的城市经验的矛盾和断裂，其原因是多方面和根本性的。在“城市语言”层面上，这些分裂和不连续性是通过一直未被注意到的沉默来解释的。与其肯定城市不再对我们说话，不如更好地认识到它以不同的方式言说，并且并不言说所有的事情。正因为它现在用功能性的话来言说，用生活经验的话来言说，而且这两种语言不能被组合成一种统一的语言，所以城市在可能把这两种语言融合为一种语言的问题上仍然保持沉默。(Ledrut,1986,130-131)
莱德鲁特说，即使在“被异化的”城市里(Ledrut,1986,122,128,130),也无法逃避意义。这呼应了赫拉克利特的格言，即逻各斯没有什么可隐藏的。如果异化是我们共同的命运(Ledrut,130),那么这种经历就会在对我们言说的城市的声音中被记录下来，“它只是‘意义’有所不同而已。它表达的时代和制度社会，就像中世纪的城镇一样”(Ledrut,124)。即使有不确定性，也不意味着形式的缺席(虚无),而是意味着社会关系的确定性形式是迷人的模糊性的连接点和相互行动，“意义是普遍的，并且从不缺席，有一种荒谬本身的系统”(Ledrut,1986,116)。
请注意德波是如何围绕商品流通的观念把空间和时间的问题结合起来的。这种相等的韵味成为文明中产生城市命运的东西，使这个过程及其承诺的区分和区别逐渐消失。在德波看来，当下的力量使过去变得无能为力，使未来变得黯淡无光。过去之所以无能为力，是因为无法在当下做出令人信服的区分行为；未来之所以黯淡无光，是因为不能被想象出除了当下之外的任何东西。德波所书写的是一个注定要自杀的人。
这场关于城市之典型经验问题的争论，暗含对城市作为一个客体问题的争论，显然它使异化成为核心焦点的问题。然而，我们看到，所处理的难题在更深层次上与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密切相关。它们被时间的问题所吸引——今天的城市不同于过去的城市67吗?——取决于德波对城市之间正在缩小的空间的解释，这会威胁到它们之间的区别。德波和莱德鲁特共同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城市的普遍性在今天是不是前所未有的。他们涉及对城市共同情境的思考，这样一种思考为何总是对城市作为时间和空间中一个客体的看法进行反思。
城市就是一件商品的观念一直困扰着这种交流。对德波来说，过去可能会让人回想起一种纯粹使用价值的不可分割的时刻，与当前受制于交换价值的城市表象形成鲜明对比。莱德鲁特则把城市的不确定性斗争想象为无论在过去还是在未来都是一种商品。也就是说，如果城市是一种商品，那么它的命运就会被不确定性所困扰，因为曾经存在的东西已经失去了，而将会是什么东西却无法估量。在这里，城市遭受所有象征性秩序的命运及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存在，既是一种结果又是一个开端，是风暴来源和后果都无法用某种观念来掌控的一个时刻。
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德波和莱德鲁特之间的区别就变得越来越清楚。尽管他们两人都可能会同意城市异化的这个事实，但是，德波认为形象好像是整体的东西的一部分，而莱德鲁特则认为形象是整体的一部分。德波的错误并不在于事实，而在于他把一个部分看作整体的绝对论，即一个形象就是原本的东西。莱德鲁特从德波的不准确的观点开始，不是出于事实而是由于对它的偏袒，准备通过恢复这种关系及其根本模糊性来恢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这意味着，莱德鲁特能够区分过去、现在和未来。因为他可以想象过去的生活经验受制于它的当下时刻的强度，他可以预见未来的生活经验取决于它的当下体验的强度。德波却只能把过去和未来看作对当下的反映，尽管他承认现在有不同于过去的差异性，但是，在他的当下不会产生任何差异。然而，德波提出了城市的善的问题，尽管这项提问的工作仍然有待于发展，但是必要、可取和永无止境的。对于莱德鲁特来说，这项工作需要把似乎分开的东西结合起来——这种分离或分裂似乎体现了遭遇现代城市的主体的特征——尽管认识到并没有“整合”主体的总体计划(“没有天然的依靠场所”),但是必须始终保持的东西就是差异性、不可调和性和根本模糊性的踪迹。这个问题必须提出来，并且迫切性依然存在，对任何一个渴望提出疑问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城市的经验是什么?对这种经验的解释为何必然与它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存在联系在一起?城市是如何言说的?谁有权为它说话?假如城市对于这些问题仍然保持沉默，那么,我们会怎么弄明白，怎么能让它发出声音?
在这个方面，对技术、建筑和工程成就的启发性特征进行的批判，抓住了当下城市的救赎性质。这种性质既被理解为令人兴奋的成就，也体现在其成就的引人入胜的景象之中，同时，由于它释放出来的魅力(因为是虚假的意识)而让人感到丢脸。
记忆与历史
在许多有关城市的研究中，时间(场所也是如此)的声音，是通过“记忆”和“历史”等资源提供的，这些资源作为解释模式的一部分发展起来，“批判”或者记录社会建设是一个没有明显开端或终结的过程。就像尼采所说的那些“随处可见”的人一样，如果过去不可挽回地失去了，而当下又在不断地消失，那么未来就只能像梦一样存在，正在变得无处不在的观看，就像把城市看成只是一个符号一样，除了正在到来和正在消亡的东西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只是“注意到这种事实”。因此，为我们准备的工作就是确定能够增强救赎理解的案例的一种筹划，以便通过对这种冲突的研究揭露和超越共同情境表现的“发生过程”。
许多关于城市的研究把社会变革看作那些商业驱动的重建举措的一种延伸，而这些举措遍布现代城市的景观。变革是由那些非常了解怎样利用当地公共资源来控制其进程的人自上而下发起的。有研究指出，北美城市的典型特征是，城市的解体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把当下看作充斥宣传、市场营销和商业及其支配着所有生活领域的模仿歪风。例如，在以企业流入为典型特征的城市中，现代主体就是企业本身，因为人民的声音是沉默的，自始至终都被认为是采取行动而不是行动。在资本主义举措中，被人格化了的企业体现了不断瓦解过去的经济创新力量，为了当下 69的使用总是以导致抵抗的方式机会主义地编辑和选择它的剩余物(包括在这种情况下，记录事实并进行批评性的研究)。假如说德波把这种工作当作典型，那是因为他认识到了企业怎样利用这种景观方法来吸引人们，引起他们对成为一种技术和艺术融合的盛宴所产生效果的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