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和边缘之间差异性的消失以城市化的出现为标志，不过总是以各种成问题的方式出现。城市化和都市性之间的差异可以在旅行形象中得到把握，这种旅行形象与其说受某个空间的影响，或者相反地对空间产生影响，不如说永远不能保证它具有比运动更多的东西。都市性通过空间的历史经验与安置相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用一种隐含的现象学衡量城市化的概念的，而在这方面它总是可以被质疑。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差异性的消解——相互影响——在城市中变得明显和突出，这就是鲍德里亚通过对实在与表象之间差异性比喻所指的生活“矛盾”。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可以从这儿移动到那儿，这并不会使距离变得更重要，而是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在社会上占据同样的空间或者被分散在不同的空间里究竟意味着什么。“距离”作为一种古老的本质主义远未宣告结束，而当下的轻松运动却使距离的问题变得生动而引人注目。由于便利设施的扩展似乎使每一个场所都显示为相同的，也就是说，它似乎使所有的边缘都变成了中心，中心性的意义问题总是会被提出来。相同的商品在每一个地方出现，并始终留下了这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即商品是如何被经营的，如何导致凝聚力与排斥、市场和场景等多样性的社会形态，以及如何产生批评、精心策划和完善设施等社会形态。每一种便利设施或者良好管理都能成为一个微观社会世界的焦点，这个社会世界可以通过多样化的应用领域来拥护、阐述甚至反对它。便利设施和商品成为社交活动的促进力量，从而提出了城市化与都市性之间的差异性问题。大多数城市可能已经重建了中心和香醋厂，但是，“拥有”这些设施只是表明它们在那里被人们使用。其他城市建立了致力于进一步完善具有不同立场和差异程度的团体协会，它们以规模经济的形式出现，因而提出了反融合主义，用具有社会意义的方式抵制和批评这种用法。对个人和群体的审美和伦理的重新定义来说，商品成为资源，也成为解释人生意义、人生目的和人生观的资源，而这些资源都是决定性的和必然的东西。在城市里，丰富的商品本身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它使商品和善之间的差异成为一个持续存在着争议的地带，因为市场价值会使这种差异性陷入危险的境地。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区别正在消失，意味着商品和市场的整合和使用问题以最激烈的方式指向交流，指向凝聚和相互促进的场所，指向有组织的敌意场地，指向完善和多样化创业举措的机会，指向构建“形象”(Gans,1993)或者身份标志的材料，指向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迹象和与未来幸福生活相关的一切当下时刻的机会。正是中心和边缘之间正在消失的差异性被戏剧化从而使城市成为中心而不是边缘。城市是一个市场，并不意味着市场被城市化，而是意味着通过市场价值的透镜在自我肯定中把它当作考虑善(Good)的典型场所，通过关注中心事物和边缘事物之间的差异而持续地进行干预。只有在城市里，商品和便利设施(周边地区也“有”)的难理解性才成了问题，才变得富有戏剧性，因为它们在标识个人和群体时被作为资源投入千姿百态的社会用途之中。
在这里，解放主义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应该自由地满足自己的冲动，应该获得由自己的欲望所定义的幸福，应该只和精神上与他相似的人交往。(Shils,1981,3030)
在城市中，市场价值作为一部戏剧而被加剧，产生了限制自由(限制了它的无限性)的平等(欲望行动者的共存)和挑战了平等的自由(渴望确立独特和特殊的价值)。平等和自由之间的辩证法体现在城市关于集体和个人真实或不真实地位辩论的伦理冲突之中。
多样性
从前面推导出的看法是，世界金融力量释放的流动性产生了一种不同人口居住在大城市中的循环组合体，这可能会让任何一个城市的主权陷入危险。也就是说，城市居民对家乡(习俗、传统)的多样性依恋使他们有可能方便地把现在的场所当作便利设施，仅此而已。不过，如果这一观察是真的，那么它就可以增添而不是剥夺城市的色彩；由于要更深入地探讨究竟是哪一种城市的混合形态，我们被引向一个城市究竟是如何进行融合的问题。多样性不仅是一个数值条件，因为那里的离开、到来和存在都是在过去的影响和对未来的期待的熔炉中形成的。正如流动性碎片的循环并不意味着都市性一样，碎片的数量聚集也不会带来多样性。
如果每一个大城市都是柏拉图《蒂迈欧》习语中的“搅拌碗”,那么我们可能会问，如何用某种都市性的观念衡量这种混合体，而无须假设它是无形式的，也就是说，如果混合对于城市来说是重要的，那么这种多样性又是如何被认为具有都市化性质的呢?一个城市的都市性是否存在于不同事物的简单数量以及给这个地方带来的影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多样性就是由数字规则来控制的。一个城市的都市性是存在于这样的数量变化中以及存在于各种颠覆中，还是相应地被这种场所吸引呢，抑或存在于一种相互作用中?例如，戈特迪纳认为，城市的无形式性(formless-ness)只有通过霸权性的篡夺才能得到解决，“空间本身成为社会互动的对象，而不是对比性所指。各种意义的冲突，往往是在受益于工具性功能的单义性能指的场所符号中，通过一切所指的衰退而得到解决的”(Gottdiener,986,213)。
这种城市的混合体——在人类学上是很有名的——实际上植根于这种符号学的视野之中。它的“多义性”和“多重编码”的现象出现在客体、符号和影响的循环之中。如果要把混合看作和定位于这种而非别的社会事实，那么对混合体本身的接受就必须结合我们这里所说的符号学和人类学元素。如果这种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城市太阳之眼的地面对立面，那么它就会被马西所说的“混合性”的人类学魅力所吸引(Massey,1999,109-111)。认可这种城市混合体的许多研究者都很难从符号学(或外部)角度把它描述为一种社会现象(在城市生活中如何确定数量及其程度的差异)。作为修辞学的一部分，史密斯、梅西和其他人都经常漫步于当地社区以充实研究或者作为研究的开始，尽可能使这种“混合性”成为一个当地旅行者的调查的即时**体验(Smith,
2001,108-110)。这是鲍德里亚关于符号系统概念的另一个例子。它以消解超验欲望的方式吸引所有参与者，因为在这里，调查者本人只能“注意到这个事实”,即符号多样性的旋风：“消除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差异性……同时也意味着差异化的控制”(Baudril-lard,1998,89)。问询者注意并赞扬这些差异性，而没有精心考虑真实和表面之间的差异性的问题。因此，真实的差异性与虚假的差别性的问题总是含蓄的，总是可以争辩的，而且确实是一个社会事实，即使在那些意味着“超验性终结”的实践中也可能被否定。这是因为，这样一种否定的还原论，只有在它明显转变为真实(质疑)的背景下才能被观察到。
如果不把多样性作为一种差异性的总和或者算术次序对待，那么,就需要将其当作集体化本身的焦点对待，当作行为定向的一种区别对待。这会引起人们对多样性如何在实践中出现的关切，即如何把集体的社会部分而不是数字碎片之间的关系具体化，怎样把这样一种相互承认的结构设想为把多样性本身确定为共同情境的一个特征?难道混合城市就意味着不同观点的持续共存和接触吗?假如是这样的话，这又如何转化为一种都市社会关系和一种可以被认为是属于这个城市的典型的行动路线呢?这些研究者大概想谈一谈彼此陌生的群体的集中化，或者不同的影响以及相互联系的不同原因。这种多样性作为城市本身正常运转的环境又具有什么样的社会意义?
从根本意义上讲，当城市的性质就是我们所有人用来描述城市特征的陈词滥调时，城市的多样性就作为一个分析的对象而变得活跃起来。这种陈词滥调使我们可以把城市看作一种完全不同的和不相似的影响的组合，一方面可以把这些影响看作产生差异性的优势(经济两极分化),另一方面这些影响会产生过度刺激(不满的态度)。其中每一个在数字上得到确认的结果都需要转化为一种社会关系。如果经济两极分化公式所计算的是富人和穷人，那么在这种关系形成之前，它们把仅是类别的东西误算为部103分。作为一种陈词滥调，多样性首先会让人产生一种差异性聚集的形象，即每一种差异与其他差异的不同之处都只是在数字排序的方式上存在程度的差异而已。这些片段不是一种共同情境的差异化部分，直到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被认为通过对它们差异性地参与的共同问题的解释在社会上得到了调解。正是通过参与的概念，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才被表述为一种不只是算术上的集体化时刻。共同情境不是其各部分的算术之和，各部分是解决共同情境问题的多样性尝试，而算术顺序确立的只是一个运算(加法)而不是一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由于它们的差异化，由于共同目的的多样性表达，真实部分才“参与”(柏拉图)到整体之中。即使是比较不同的类别，如果没有通过分类的相关性而默认授权的数字规则，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如果整体是对共同情境和约束其行为者的结构的解释，那么,正是这些解释为所有分类，包括数字奠定了基础，并且我们认为，没有为所有偏袒(观点)提供基础的整体就没有部分，没有具体规定和说明整体的部分，整体就不可能存在。说一个城市是多元的，并不是通过数量或分类列举，而是在实践中表现出多样性，因为在伦理冲突中以它为导向，从而使真实和虚假的多样性问题成为一个永恒的参与话题。
当一个多样性的城市被理解为是以多样性为导向，并且表明多样性是一个集体问题的时候，它就会被看作一个在各种场合下遭遇集体化的城市，分裂和参与之间的斗争、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斗争就出现在这些场合之中。城市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别无其他的看法，意味着它只是一个范畴，并且别无所有。同样，城市中的任何一个范畴都再现或反映这场斗争。各种重大事件和案例研究都让人们在城市中看到了社会结构不断集体化的景象中分化与参与之间持续存在的张力。
混合的情境能够以产生保守、冲突或培育的方式表现出来，宣布它作为一种城市生活的事实，是一个始终需要解释性地植根于问题情境的开始。比这更重要的是，在多样性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以及多样性是它所在场所不可分割的部分方面，这种混合体的量化结构必须保持沉默。差异性在社会上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是以影响为导向的，我们可以把这些影响当作一种集体行为焦点纳入对城市的自我理解之中。也就是说，什么样的分析对象是多样性的?当它被辩论并在集体生活中采取行动的时候，把都市性与多样性联系起来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对居住隔离和歧视的描述为何仅是一个城市故事的一部分?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讲，我们需要遇到其特定组合的社会现象。如果对任何一个城市来说，性别、年龄和种族的差异都是典型的，那么,这些差异在城市的街道、公共空间和活动中是被如何分布的，不仅在特定的地区，而且在一天里的不同时间?也就是说，多样性究竟是怎样与城市的节奏相互渗透的?如果就政治经济而言，多样性体现在经济的两极分化上；对于城市规划来说，多样性反映在区域的不同使用上。那么,我们可能会问，多样性和同一性究竟如何具体影响城市的发展?一个城市的多样性是如何作为知识环境而产生活力的?
每一个范畴(如年龄)不可缺少的多样性都要求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在城市生活中这种范畴本身是如何被定位的?在城市生活中，年龄的变化是如何表现的，这不仅是指年轻人和老年人在夜间活动中或者在其各个地区和街区的街道生活中的相对参与率，而且指其他范畴之间的相对参与?也就是说，年龄、种族和性别(如对阶级的控制),如何以产生不同的范畴(年轻的黑人男性、年长的白人女性)被分布在城市的空间和时间中，从而显示出城市的独特性?这些结构本身又是如何用可能为任何一个城市产生一幅凝聚和排斥的假想地图的方式相互关联在一起，描绘了一种集体序列的地形?一个多元化的城市是否意味着在年龄、性别、种族或阶级的范畴上存在相关的多样性，从而把每一个范畴都区分为具有内在异质性的?一个城市的多样性是否与其不同范畴之间和之内的交流流动性相关，而这些范畴可能产生种族间或代际间的联系和凝聚力?一旦我们开启多样性的概念来接受检查，它就会暴露出这种组合可能性和集体化实例的巨大范围，我们凭直觉预期这些可能性和实例是不是与这个“混合体”和城市有关的话语的一部分。如果混合体作为标记系统这一事实毫无意义，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预测城市激活、管理或使多样性的个人和群体类型和类别变得死气沉沉的极端点。
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差异性是由城市中的不同群体的流动来体105现的，因为这些影响的相互渗透总是会引发这一个问题，即这些差异性如何改变中心以及中心如何重新塑造差异?希尔斯所说的“传统的多样性”(Shils,1981,255)由于影响和人口的不断迁移而成为城市一个不可避免的特征。当这些影响变得明显可见的时候，融合总是提供一种观察增加、合并、吸收、溶解和冲突模式的机会(Shils,1981,240-286)。同样，城市并不是以不同群体的量化表现(以商品或设施的方式)把相互渗透的问题集体化，而是通过它释放出相互参与的期待和相互认识的结构的能力，这种期待和结构以它本身是中心还是边缘的方式涉及它在城市中心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世界上作为一种实体产生的距离概念，通过运动和聚集的数字被简化为另一个事实，而这些简化又以它自身的方式成为揭示作为一种集体化焦点的机会。这个时候，无论是关于城市化还是多样性，超验的问题都会被遗忘。
看不见的手
对城市终结的看法在许多解释中占上风。一方面，认为全球金融业务的流动性超越了不相关地区(国家、城市)的主权观念，这一看法充其量使城市沦为市政规章的纽带，最终取决于其他地方的决定(Delanty,1995 and 1997;Castells,1997)。在这里，对城市的研究不过是相当于对地方抵抗的无能为力或者地方政治决策的顺从做法进行一种没完没了的诠释。假如城市被想象成一个接受来自任何地方的影响的吸收性语境，那么作为行动者，它往往带有受害者的印记。城市只是一个符号，而不是别的什么,因为它将成为的一切都是由它无法控制的力量决定的。即使在被压迫民族的漫长历史中，这种外部条件与人民精神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创造性反应的无数方式，也通常被描述为一个集体的文化符号。因此，作为一种典型的声音，萨斯基娅·萨森很难找到这样的创造性，她认为某些城市目前正在成长(她的“全球城市”),这是因为：国家和全球市场以及全球一体化组织都需要全球化工作得以完成的中心位置。金融和先进的公司服务是生产全球经济体系实施和管理所必需的组织化商品的行业。城市是这些服务生产的首选地点，特别是最具创新性、投机性、国际化的服务部门。(Sassen,2000b)
请注意，不管是什么使城市成为“首选地点”,都被排除在这幅图景之外，这意味着城市对作为一种欲望的客体保持沉默。在这里，城市往往被看作商品，而没有更多的东西，就像“国家和全球市场”、组织及其“需求”中的价值标准一样，欲望“客体”令人垂涎。萨森的安置概念要求城市成为“全球化工作得以完成”的场所，按照市场价值来选择。因为她把这项工作描述为“先进公司部门”产生的“创新、投机和国际化”服务，因此，全球化的工作就是金融和公司专家的工作和它们所需要的服务。
很显然，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萨森的主张(关于传统批评的概述，见Smith,2001),城市的集体化仅限于企业组织的创造性及其产生的项目，往往导致了清晰确定的企业“生活方式”的制度化，其中包括为它所服务的下层阶级(大部分是移民)的很大一部分。市场驱动的流通体系以游客、企业管理者和流动劳动力的形式把游客带到城市，他们往往在项目和集体化的时刻合并，从而形成一种生活方式。令人奇怪的是，城市的游客通过把集体自我维持的要求强加给常住居民来界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些居民要么接受它(中产阶级消费),要么在边缘(穷人)发泄敌意。客人通过寄生的过程来颠覆这个城市，城市内在固有的东西因为那些外在于其历史的人的议程设置举措而被外在化，而那些人只是出于工具性的理由才来到这个城市。
城市只不过是一个符号，因为它似乎是全球性解决和凝聚其“战略功能”的一个场所，也就是说，它只是被一些匿名但协调的公司“太阳之眼”所指挥的国际力量所使用。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城市，从这些非常有限的角度来看，也必须为它的身份和地位问题而斗争。也就是说，一个全球性的城市是被解释性地产生出来的，典型的说法就是城市是一个欲望的客体，因为人们认为，它产生其存在的一种解释性的可能性结构就是那种热情友好的地方。
萨森的观点力图借助于描述通过项目在行动中实施的方式进107一步推进这个循环过程。集体化的概念仅仅限于企业的举措和战略，仿佛这些利益如此巨大，以至于它们开始定义城市的文化。城市与其集体目标的关系要么被视为数量上不可及的，要么被看作是非理性的，因为它不能被格式化为一种“效用”,或者极有可能的是，认为在问题一解决的前景中已经变得精疲力竭，而这一前景似乎是由适应全球市场的地方性表现的需要所决定的。所有有趣的区别和概念，都不会被怀疑为是建构和典型化一种社会世界的成问题的方式，这种社会世界与被认为如此有效的那些世界有着共同的联系。市场概念、社会行为经济的概念、地方和全球经济的概念，在缺乏任何持续拷问的情况下，都被当作不言而喻的实际理解，却没有得到系统的阐述，而这些拷问把话语暴露和激化为一种争议性声音的差异性混战。自始至终，对调查声音的掌握仍然是一种固定的资源，没有表现出把自身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当作更具有挑战性的出发点的意愿，而不仅是一种自信的结论或主张。如果城市的地方性的细微差别总是在日常生活中作为顽固的踪迹而存在的话，那么一个一般性的概念就被当作一种解释性资源来建构和表现，因为这些资源与全球市场因素具有共同关系，从而使不同的城市看起来似乎是相同的。
然而，城市的集体化包括围绕各种兴趣而组织起来的各种社会形式，如节庆、嘉年华、社区举措、新的建设和改造、变动的联合和联盟、示威和抗议、国际网络的地方表现，以及用特定方式把地块显示为地方性的各种项目领域。正如秦安娜所说：
经由民粹主义者和企业、科学和文化、被排斥的边缘和新兴的中心糅合的各种项目，似乎都完全沉浸于同样充满活力的运动之中。(Tsing,2000,332)
假如城市以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集体化活力为标志，那么其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可能就是以日常生活项目和集中性的可见方式传播集体的目标。对任何一个城市来说，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作为一种力量的集体目标被封锁、被挫败、被分散，甚至被剥夺，或相反地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来，那么它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得到集中或分配，是否仅限于一个或另一个集团或派别。相比之下，我们这里正在考察的工作类型是，首先，通过将集体化限制在企业行动上(通过一种它认为涉及“因果”关系的主要参与者之间的交流刺激—反应模型),还原性地考虑集体化的问题，然后，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入其章程的组织合理性和形式(Meyer,1977),因此只能将企业行为的制定看作是“战略性的”,仅此而已。
这项工作提出了把城市的声音聚集起来的东西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是一个主权问题，在这个问题中，“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竞争，都是为了控制把城市解释为文明生活中的一个想象性客体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开始认识到，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即城市中似乎最为明显或“富有戏剧性”的东西的消解，主要不是区域或地理关系，而是关于集体生活的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差异性问题的一种隐含辩证法。这是一种确定其根本形式的辩证法，在参与问题的争论中，在这种形式中，集体的“各部分”使集体化成为中心焦点。对参与的关注，意味着集体与其自身集体化之间的关系出现在商品与善之间、数量差异与社会多样性之间，以及在为自己争取解释手段而斗争中所处的立场之间的张力之中。在支配性声音与边缘化声音(正式/非正式、官方/非官方、高文雅文化/大众文化)之间的竞争关系中，城市的表现性经济作为一种重要而基本的力量得到了维持，这种声音不断地提出，城市是一个在实质性上有差异而不是程度上有差异的问题。关于城市的中心是什么这个问题，与其说是作为一个控制机构的城市化、多样性或战略定位的问题，不如说是作为一个场所焦点的问题，在那里，中心性与边缘性的问题在实践中被当作安置的“矛盾”进行争论，而这种“矛盾”不断地表现为一个隐含的先验焦点。
在城市中，差异性的消解与参与问题的剧增相适应，为争取对城市解释手段的控制、其集体目标和共同情境而进行的斗争都集中在冲突领域。这种差异性的消解与“谁在以及什么是城市的中心和(或)边缘”的问题有关，因为这个问题是在日常生活的伦理冲突中表现出来的。
因此，这种显而易见的集中化和公司权力的集中化在城市就是这种辩证法的形象，既释放对立的能量，也释放机械的同意或顺从，但是这些能量仍然取决于中心与边缘的差异性问题。真正的中心就是使城市成为中心而不是边缘的这种中心阵地(意义问题),就是遭遇这个问题的戏剧性场所。这就是说，因为城市通过为资产阶级提供空间而提出了究竟谁是中心和什么是中心这个问题，把中心与边缘的问题戏剧化了。因此，城市以牺牲自己为代价而成为了这个场所的中心：反全球化的抗议、少数群体权利要求的回潮、审美化波希米亚的商品化、地下和非正式经济的繁荣、对“解放主义者”的颂扬以及各种自我肯定的“姿态”,还有各种相关的异类声音与其企业文化和下层社会一样，也成为了城市集中性的一部分。
这就好像城市知道，其文明的中心地位取决于它愿意牺牲自己的意愿解决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差异性问题，愿意成为提出这个问题的主人或者愿意为这个问题提供庇护，城市总是释放出怨恨和暴力。为了成为文明的中心，城市以牺牲自己为代价，与“自然的”**作斗争，扩展并进一步完善它作为市场价值中心的权力。正是关于城市作为一个中心的意义问题，作为中心而不是边缘的意义问题的冲突，界定了此时此刻城市在空间中的存在。
当下时刻
城市的环境充满着时间性，因为它把当下时刻看作一种永无止境的行动机会，未来的生存在这种机会中成败攸关。当下经常被解释为无所作为就会产生未来损失的关键时刻：“它的长远眼光是群体享有优越道德地位权利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它的法律存在是永恒的，能够以未出生的世代的名义提出要求”(Douglas and Isherwood,1979,37)。《芝加哥论坛》系列在千禧时刻对于芝加哥的问题展示了这样一幅形象。这些文章建议，这个城市要努力通过一系列行动来维护它的集体身份，维持它作为一个特色城市的濒临危险的完整性。
这种变化被看作一种自上而下的变化，它呼吁政治和经济精英要谨慎地运用各种举措，把芝加哥的振兴带入21世纪。据推测，有信息表明芝加哥在世界经济中所具有的地位——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工业中心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这就意味着它减少了匿名性，也就是说，它只是在全球竞争者市场中的另一个城市。
损失和衰落的氛围以一种哀叹芝加哥独特性逐渐消失的方式110弥漫于这个系列的声音之中。芝加哥昔日的风光不再，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也不确定。当代形态的“全球化”文明进展势不可当，冷酷无情，就好像毫无人情味的冷漠无情的自然力量一样，只有迅速而强大的力量才能生存下来。这篇文章认为，“现实不等人!”,也就是说，真实的环境不会等待任何一个城市。“全球思考，地方行动”这一句格言，意味着要关注真实的环境(全球思考),如果你想让城市生存下去，相应地就要规划你的城市(地方行动)。
芝加哥与郊区、腹地、国家和世界的关系，被人们理解为是由于经济和技术变化而引起的，这些变化已经改变了芝加哥的面貌。这种令人恐慌的叙事暗示，芝加哥行将失去它的身份，即将变得一无所有，将在城市中成为一个非实体，这旨在提醒芝加哥人思考当地的生存、永续性和延续性。芝加哥必须在现实世界中明确方向，也就是说，必须用弗朗西斯·培根的精神来观察世界，为了掌控它，必须服从它的命令。“成为真实的”意味着对环境的观察会产生一种预测能力，从而实现掌控的目的。这一警告所引起的反思使这些文章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芝加哥是否仅靠其资源维持下去，或者说，是否还有更多的东西，某些对芝加哥来说属于常量和不可缺少的东西，不受资源基础波动的影响。这个问题无法回答，但是一些决定性的行动可以解决伦理冲突。
芝加哥所面对的“去工业化”的复兴、制造业的撤离以及股票市场向虚拟系统的转变，都被表述为呼吁专业化的项目，呼吁能够确定“芝加哥做得最好”的举措，目的是在世界市场上与其他城市进行有效竞争。号召芝加哥以新的和原创的方式进行创新，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些方式就可能会更新它的生产性。当下的芝加哥似乎冒着失去差异性的风险，缺乏与其他城市区别开来的独特性，除非它能够组织起来迎接环境的挑战，也就是说，除非它能够发现一些可以控制和展示的特有功能。环境首先指导城市，想象它所特有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安排途径和手段，展示和传播与其他城市不同的、作为一种符号的自我表现。城市可以思考如何组织起来使自己成为一个欲望的客体。
芝加哥做得最好的事情将是找到让自己变得引人注目的东西，这样一种探索基于对环境(作为一个系统的世界)所需要的知识。芝加哥没有任何内在的东西可以借鉴，因为这个文本已经决定，它的了无个性(facelessness)已经注定它要从其经济衰退中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被保存的东西和被改良的东西都在经济上表现为这个城市的资源基础。
由于把城市与生命周期的不成熟阶段——童年、青春期联系起来——仿佛当下就是成年期，因而也是试金石、它的现实性时刻。关于芝加哥的系列文章的修辞学否定了它的过去。环境的现实性总是被界定为当前环境所带来的挑战。当下并不是要更新过去，而是要求为未来创造一个绝对的新开端。当下是作为彼此分离的两个时刻的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一个过渡时刻。过去不再意味着它的影响不会延伸到当下，并且意味着它毫无价值。就任何一个当下而言，这种惊慌失措的叙事渴望把握一种城市的政策，恢复或者取代一种已经变得空洞无物的身份。
通过用这样一种方式把芝加哥置于其未来之手，这个系列肯定了历史在当下的终结。在当前的“危机”中，促使芝加哥把自我反思等同于在竞争者市场中进行优化的合理性。芝加哥的命运在于，在资源稀缺和城市间竞争的当下条件下，它可以为自己争取优势。在当下时刻，对城市的需求就是设想它的差异性——它的身份——完全只是在经济方面的，以及把“文化”看作能够在真实环境中增强自我表现的任何东西。芝加哥的自我保持将取决于创造经济专业化商机的能力。即使在这里，这种优势也被承认是困难重重的，不稳定的，好像集体化的失败会让芝加哥无计可施。
这个城市的美也同样脆弱。因为，如果芝加哥的命运被看作世界城市历史上的一个偶然时刻，那么芝加哥的面貌——象征着其独特的艺术与自然融合——很容易受到侵蚀。例如，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建筑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崩溃，只能承认这种维修的失败是一个技术问题。在这里，为了视觉上和美学上的连续性，芝加哥对自己的爱护被认为受到漠不关心和市场驱动的联合力量的威胁。最后，这种“危机”延伸到了芝加哥本身的正义，112因为损害其真理和美(芝加哥的独特性)的力量似乎保证了多样性的人口，除了作为一种资源基础或“重新开发”手段外，不能被认为是其他任何东西。并且，只能把芝加哥本身看作劳动力流动的一系列“机会结构”之一，它们无法把这个城市想象成一个发挥私有化能力的场所。
当前时刻对这个城市的这种解释是在一种危机展望的支持下进行的，这一展望是由城市资源不足的外部力量所引发的。面对这一挑战，人们认为这个城市毫无防御能力，因为它的脆弱性，这是经济决定的，只允许它做出反应，而不是发展它已经拥有的和现在所具有的东西。与当前的任何情况一样，这种恐慌的叙事渴望把握城市的政策，希望恢复或者取代一种已经变得空洞无物的身份。
结论
城市的表现是界定这个讨论的全球化话语的直接部分。作为一种语法这种话语强调流通的现实性、多样性和分裂性的限制、社会能量的零星或脆弱的爆发机会，以及当下时刻作为一场解释性参数环境的戏剧，任何一个城市都必须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地方性问题的争论，始终是与这种环境打交道的一部分，是其现实性的一种辩证遭遇。这种现实性往往以无法估量却可观察的方式反馈给它，在城市方向问题上出现伦理冲突的情况下表现为根本上含糊不清的问题。
在把当代城市辩论看作对传统形而上学有关区分与区别的对话的具体转化时，我们必须毫无保留地在一些领域采取行动，带着反讽的态度去接受诸如经济全球化、后现代主义的陈词滥调，以及(甚至)是集体生活的真实而又从根本上模棱两可区分的城市。在城市的叙述过程中逐步分析这些陈词滥调的判断，不是为了摧毁或者解构它们，而是作为策略的一部分，目的是想表明，它们的不确定性思想所释放出来的模糊性是集体生活中一个持续而令人烦恼的问题，是一个协调一致的能量和集体自我认同的中心。为此目的，我想把文化的概念恢复为另一种陈词滥调——一个在这种集体欲望经济中发挥作用的中介概念。因此，文化观念的创新与城市观念和社会观念的创新携手并进。然而，这些陈词 113滥调的踪迹究竟是什么?以及这些陈词滥调如何暗示以社会为导向的更新做法?不是要埋葬城市和社会(因为人们认为是社会变革导致了这样的毒害)。在当今的城市里，城市和社会是如何以生动和可观察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我不是用城市表明社会的终结，而是把它作为理解结构的一部分讨论它所谓的权力下放。根据这一结构，城市被想象为一个欲望的客体，是一个符号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的陈词滥调(本质上是指城市的终结)以及城市是一件艺术品的陈词滥调(从本质上说它留下的只是其诗意或历史的不纯洁的踪迹),两者都以它们的方式成为这样一种想象性结构的部分或形象。观念往往被描述为已经灭绝或者最新的东西。一种备受指责的过时观念通常指的是它的最初意图已经被耗尽，以至于它在集体生活中没有任何明显的适用性。通常情况下，意味着这一想法在过去就已经是支离破碎的，但即便是被掏空的观念也必然会留下掏空的踪迹。比这更重要的是，我们还不清楚这些踪迹是如何赋予它们以新的形状而发生改变的，从而可以过早地隐藏它们的密切联系。因此，观念就像齐美尔对废墟的看法一样(Simmel,1959),尽管也许注定了始终表现为消耗的修改，在集体生活中最好地具体表现为一种振兴的场所。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城市的“概念”不是从集体生活中消失了，也许更有用的做法是，看作经过改造了的概念，并因此以新的形式被保存下来。
这里有一种比它的批评者建议的更有力的标准观点，一种比这样一种区分的迷恋者建议的更深刻的“范式”转变的看法，作为一条持续和改良路线的结构性观念的概念(Rossi,1983)告诉我们，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关键点上，在每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过去和现在都会作为一个放大的时机发生碰撞。也就是说，如果观念就是废墟，那么它们并不一定会被遗忘，因为它们是被翻修的场所，重建和复兴所产生的项目。城市的表现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如果我们有耐心的话，必然会有抓住想象性结构的种子的办法。当我说“结构”是隐藏的时候，意思是需要阐述它、解释它，并且使它变得具体(Hegel,1904)。我不知道最终会发生什么,但是可以直觉到在某种意义上把场所、地方性和都市性连接起来的一种轨迹。如果城市不是一个非场所，那么它的能力就是持续和延伸我们的对话，甚至是有关证实它的共同体建设的各种权114 力，因此也是不言而喻地证实其安置权力的对话。城市可能就是双头怪，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既绝不是场所而同时又是场所，对于这种“非矛盾的故弄玄虚之词”(Benardete,2000)需要理论化。我不是在寻找圣杯(Holy Grail),而是为了把一种可以想象的影响汇流表现为一种集体生活中的基本问题—解决情境。各种对话声音的暴露都显示了它的局限性，因为除了言说者及其诠释学定位是对话本身及其声音的永恒余韵，这种汇流的声音最终是不能被占有的。我希望表明的是，这种对话标志着一种系统性的张力——一种与模糊性的根本遭遇——可以振兴和探索从而开始理解集体生活的一些典型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