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远远不等于认定，既是怀疑，就不能囿于一种成见去钻牛角尖，如果这样去思考，岂不就等于是认定啦？“纵向思维”是不利于摆脱这种误区的，每当此时，我都要借助于心理学家所倡导的“水平思维”。思路得拓宽，必须沿水平方向展开，寻找新的岔口，开辟新的通道。可是岔口在哪里？疑点，还是疑点，再寻新的疑点，岂不就可以有新的发现？
知道于鹃结账日期的就只有徐承柱吗？身高1米70左右的人多得很；会说唐山话的人也很不少，即使不会也可以学呀；那络腮胡子就一定是真的？在此类案件中伪装作案的比不加伪装的要多得多……一想到这些，我的眼前豁亮起来，思路也宽阔了许多。
然而，我的思路依然难于摆脱已有的思维定势，因为有一个个人特征是无法否定的，于鹃和汪成都认定那个作案人脸部肌肉较厚，两腮是鼓鼓的，用北京话说是“大腮帮子”，这样长相的人并不多，而且正是徐承柱的特征。
“大腮帮子”能伪装吗？我联想着我所见、所闻、所经历的各个伪装作案的事例，终于想起一部法国电影《勇探寻凶》，描述的是一个私人侦探协助警方侦破一起银行抢劫案的故事，那个抢匪为改变自己的面貌特征，在嘴里夹了两个牙医镶牙用的卡子，于是便变成了个“大腮帮子”。
汪成说过，那个歹徒吐字很不清楚，呜里呜涂的，好像舌头不好使，那歹徒会不会也是在嘴里塞了东西？“舌头不好使”如果不借助异物是无法伪装的，嘴里有东西，妨碍着舌头的动作，岂不是要“不好使”？
思路的岔口找到啦！唐山口音可以学，吐字也可以变得不清，但是音质是无法改变的。
我向麦鸥道出最新想法。
“啊呀，你干吗不早说？”麦鸥埋怨着我，“询问徐承柱的时候要是录下音来，有多好？”
我也有些后悔，再去录，有什么借口？师出无名，平白无故地录人家的谈话是侵权行为。
“这有何难？”正在抄写材料的白玉，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咱们有他的录音资料呀，你们忘啦，那回为罂粟粉的事，不是讯问过他吗？”
我和麦鸥连忙跑到档案室，把那次讯问的录音复制下来一小段。带上录音带，我俩又去五福楼。
“不，我听不出，那时我站得很远，在楼梯上，当时又吓得不成，两个耳朵嗡嗡直响，实在听不出。”于鹃很为难，不敢贸然肯定。
“我离得近，那坏蛋的喊声就在我的耳朵边上，”汪成细听一阵，肯定着，“不，这和那个坏蛋的声音不一样。”
“请你再确认一下。”麦鸥把录音又重放一遍。
“不一样，肯定不一样，”汪成肯定着，“那个坏蛋的嗓音比这细，比这高。”
行抢的人不是徐承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