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話舊
“霍先生，你瘦得多了，你的頭發好像也稀薄了些哩。”
說話的是我們的老朋友汪銀林，地點還是在愛文路七十七號，門前有一株高大的法國梧桐朝南的辦事室中。室中的布置還是老樣子，即使有些變動，也是微乎其微。最顯著的，那壁爐簷上的一枚手榴彈殼不見了；一隻淡青色的小瓷鍾還安閑地踞在架上，並且還在滴滴地走動，那隻雨過天青的古瓶也照樣存在，不過瓶中空著，沒有插什麽花。壁角的那隻鐵箱漆色已顯得陳舊。牆壁上那副沈筠章的五言聯照樣掛著，顏色自然也灰黝了些。其他文件箱，書櫥，書桌沙發，藤椅之類，還是八年前的老樣子，文件書籍也沒有散失，不過地板上的那條溫州席，因磨蝕破損而移去了。這是另一種顯著的變異。總之這曆史上創時代的八年中間，全世界每一角都有劇烈的變動，但在這小小的辦事室中，它的變動性委實是算不得什麽。
我得說明一句，霍桑在神聖的抗戰火炬燃燒之後，就匆匆隨著國軍撤離到後方去。我因著我的佩芹因流產而起的一場大病，還延了七個半月，不能離床，所以當時我被迫地留在孤島上，不能跟他一塊兒撤退。在起初的時期，這屋子由我照顧著，直到太平洋的風浪一天一天險惡，我不能不走的時候，這屋子才由我們的老朋友何乃時博士的介紹，讓給他的一個學生秦必強醫生做診所，四五年來，這屋子憑著醫生的掩護，雖也會遭到敵人兩次的搜索，卻沒有多大的毀損。勝利來臨之後，我首先回到上海，時間已是一月十九日。這屋子已由何乃時博士照管著。因為勝利以後秦醫生奉命到西安去，霍桑的行蹤不明，我也因交通的阻梗——要飛，缺乏資格，候輪船，也候了九十七天——遲遲不能回來到上海。霍桑的舊仆施桂和蘇媽也都從鄉間來了，恢複了他們的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