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实行迁界的目的，是为了对郑成功的抗清据点实行经济封锁，企图切断郑氏集团与内地的联系。早在顺治十七年间，已在靠近厦门的同安县和海澄县实行小规模的迁界，沿海八十八堡居民被迫迁往内地。顺治十八年，又以江、浙、闽、粤沿海“逼近贼巢”为由，尽令迁移内地。福建沿海于康熙元年全面实施迁界，至康熙八年实行局部展界，康熙十九年后全面复界。1931康熙二十二年的复界特使杜臻，详细记述了福建沿海的迁界范围及迁荒顷数。
凡加“*”者为“入海”,即地处半岛，其余为“附海”,即地处内陆。由于福建沿海地形复杂，半岛甚多，因而实施迁界的范围也较大。根据清人有关记述，实施迁界的地区一般只限于沿海30里以内,而福建各地划定的“边界”,离界外村镇大多超过了30里，最远者竟有90里之遥。应当指出，上表列举的界外村镇，只是界外地区的少数最主要聚落，而不包括所有的界外村镇。例如，莆田县被划为界外的共有700余村,而上表中仅列举6处。此外，根据朱维幹先生的考证，杜臻所记录的迁荒顷数，实为康熙八年实施局部展界后的迁荒数，若据福建地方志中的有关记载，最初的迁荒数应为3万余顷，而非杜臻所记录的2万余顷。
清初强迫沿海居民迁往内地的做法，是极为残酷的。《榕城纪闻》记云：“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露处，放火烧屋。……部院派往海边烧屋，计用长夫一千三百名。”《莆变纪事》记云：“刻其十日内不迁，差兵**剿。……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境。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清廷在下令迁界之后，曾谕告各省督抚“迅速安插迁民，酌给田园房屋”198l,而实际上并未付诸实行。福清人薛熔在《桐林族谱序》中记云：“壬寅奉令内徙，火海滨庐墟之，听民自裹粮，挈男女老羸，惟所之而止。既不若贾让所言，出数千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又不若元封时徙东瓯闽越处以江淮之地，业与地两无所资。蹩蹙死亡之余，散依远近各乡，若外都邑及楚豫吴越，有相去千里而遥者。”1991在此情况下，被划为界外的聚居宗族无不土崩瓦解，流离失所。例如， 《诏安蒲氏家谱》记载：“清初郑国姓凭海为巢穴，本朝以迁界绝其交接。宗族居址皆属海滨地方，是以流离逃散，所有坟墓、木主尽失落焉。”1001《铜山南屿陈氏族谱》记云：“国朝康熙三年甲辰，铜被迁移，西平藩统大兵至铜山勒迁，推城焚屋，居民逃窜，惨甚不堪。祖祠焚毁，屋舍丘墟，而坟墓亦复凄然。族人分散各处，不可胜纪。”[101海澄县《圭海许氏世谱》记云：“康熙元年壬寅，禁严接济，朝议移界以绝交通，弃政桥以东为界外，遂使田里就芜，族姓鸿嗷中泽，而栖神祠宇竟销毁于金戈铁马之健儿矣。”[1021同安县《集美陈氏族谱》记云：“清朝康熙二年，被大兵进剿，阖族裔孙数千口，失散越国者，不知去向。”晋江县《东石汾阳郭氏族谱》记云：“顺治庚子十七年，兵燹、迁都，门庭鞠为茂草，堂阶尽属秽芜，父子兄弟流离失所，族谱一尽失落。”[1041莆田县《锦南蔡氏世谱》记云：“丙戌清明鼎革，中间治乱频仍，越辛丑滨海迁移，故园禾黍。既迁而复，复而又迁，将二十余年。子姓流离，不可名状，遑计及家乘乎?”11051至复界时，各族人口已大为减少，祠堂、祖厝、祖墓、族谱等已丧失殆尽，原来的宗族组织已完全解体，因而必须重新组建。
复界后沿海聚居宗族的重建，可能经由两种不同途径：一是以少数官僚或豪强之士为核心，重新组成依附式宗族；二是由陆续回归故里的族人自由组合，形成某些合同式宗族。关于前者，以晋江县衙口施氏宗族最为典型。据族谱记载，施氏定居于南宋初年，崛起于明代中叶，嘉靖间始修族谱，崇祯时始建祠堂，至明末已形成颇具规模的聚居宗族。106l清代初期，其族人施琅因平台之功而显赫一时，其族众却因迁界而流离失所。据说，早在迁界期间，施琅已采取各种措施安抚族人，使之免于失散。如云：“虑子姓之颠连也，则于内地安置田宅，而给以牛种；又虑故庐之丘墟也，则于青阳建立祠宇，以联其族众。”[1071然而，大多数族人并未得到实惠，以致“颠沛流离，虽至亲不能担保”108I。复界后，施琅又极力招抚流亡者回乡，“族众数百家待以举火”L1091。与此同时，又倡修族谱、重建祠堂、恢复祖墓、广置族产，使原有的依附式宗族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康熙二十二年，施琅在《重修家谱序》中记云：“自辛丑迁移，诸巨族豪宗，凡销沉于兵燹流离者，指难胜屈。今日者，祖里栋椽虽烬，庐址依然，子姓之伦散而复聚，簪线之旧替而复兴。……爱于公余，载集诸宗老拓建庙宇，覃及宗谱。”康熙二十八年，施氏宗祠建成晋主，施琅又亲自撰文记云：“崇祯庚辰建大宗祠，甫二十余载值海寇为乱，顺治辛丑沿海村民尽移内地，祠因以毁焉。……余惟国事勾当祖灵未定为念。丁卯年冬，复建是祠于祖宇，越戊辰秋告成。今以己巳年季春二十六日奉主入庙，楹几聿新，爰志以垂后人云。”I1Ⅱ至于由施琅创置的族产，更是名目繁多，难以尽述。在他死后，诸子又先后创设“义学”,增置“义田”,制定族约，重修族谱,使这一依附式宗族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康熙五十四年，施氏族人在《提阃怡园公修族谱序》中记云：“今吾族人丧有助，娶有资，子弟之贫而读者，遇省试各予以资斧。”1151他们把这些都归功于施琅父子，并专门为施琅举行“诞辰特祭”116l,以示不没其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施氏聚居宗族的发展，是与政治特权相联系的，因而具有明显的扩张性，对当地的其他居民构成了很大威胁。早在康熙二十二年，施琅即以保护祖墓为由，在“结草山”一带实行封山，不许当地居民“混葬”11Z1。在他创置的族产中，也有不少凭借特权占有的“税银”。试见其子施世纶书立的《祀典租额碑记》呜呼!先公太傅襄壮公身受祖宗之庇，世膺茅土之封。其于敬修祀典，贻厥孙谋，创有供祭租额，享祀不忒，可谓至矣、尽矣!顾租额虽有簿籍登载，恐岁久或致遗亡，兹将租粟、草税、湖税、海税、店税五项岁所收入额数，详开勒石，置之大宗之庙，昭示来兹，以垂永远。….…
祀业额数计开：
一、衙口许婆庄等乡园租，每年壹万伍千零伍拾肆筋。
一、西周、埔宅等乡，每年草税银壹百肆拾叁两。
一、翁厝、龙湖等乡，每年湖税旧额银叁拾叁两捌钱。
一、浔美、鲁东、埔头等处，每年海税银叁拾两。
一、衙口店屋，每年税银贰拾肆两零贰分伍厘。
康熙三十八年乙卯仲夏谷旦，十七世孙世纶记。
上引碑文中的“草税”“湖税”“海税”等，都是政治特权的产物，实际上是强加于当地居民的法外之征。其中龙湖税银一项，于雍正三年被收归官有，当地居民为此立有《沐恩碑记》1191。据称：“窃俊等乡附龙湖之滨，所有田地产业赖湖息以资生，或取湖中草蔬为粪水者，或取湖中湿生以资口腹，此湖诚俊等湖滨残黎不可或缺者也。故历宋至今，湖民受纳课米四石二斗六升，载在额征印册。现据施府势炎，强征代纳湖米，横征税银。凡下湖者，通令必先向伊领签，每签例银三钱，方全性命。稍有乡愚无知者，炎丁、炎干如虎如彪?捆缚凶殴，极尽酷刑。所以，乡民不得不俯首而待命。计其签，年不下六七百根；计其赃，年不下二百余两。……俊等孱弱畏威，本不敢诉，只以横征靡极，脂膏已尽，虽生犹死，犹冀死里逃生。爰集众议明，本湖课米准许守分急公，照旧完纳，毋致横征万惨为妥。”为此，县令叶某批云：“嗣后湖内草蔬湿生等物，准尔等照旧急公输课，下湖采取，不许施家仍霸，勒令领签横征。敢有抗违，许公呈人联呈到县禀明，定行严拿究治，断不轻恕。”1201由此可见，衙口施氏宗族势力的扩张，一度激化了当地的社会矛盾。
像衙口施氏之类的豪门势族，为数不可能很多。不过，在复界后沿海聚居宗族的重建过程中，士绅阶层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根据笔者所见资料，这一时期沿海各族的祠堂、族产等，大多是由士绅阶层发起创置的，或者是由某些士绅独资创置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宗族组织，一般都是以士绅阶层为首的依附式宗族。例如，晋江县陈江丁氏的《列祖神主入大宗祠合祭祝文》记云：“大宗祠自午亭公重建，康熙乙丑倾损不可复睹，雁水公捐清俸百金，倡族人重新，完其中堂。”L121所谓“午亭公”者，为明代族绅丁日近，官至户部主事。他于万历二十八年重建了嘉靖年间被倭寇焚毁的祠堂，强化了丁氏宗族组织，其牌位被送入丁氏祠堂供奉，接受全体丁氏族人的祭拜。1221所谓“雁水公”者，即康熙时的族绅丁炜，官至湖广按察使。他于康熙二十四年倡修祠堂正厅后，又于康熙四十三年募集11名“董事”,各捐“四十金”,对丁氏祠堂进行全面改建。竣工后，族人“请雁水公并十一人董事祖考妣升耐”,并为之“列席合祭焉”1231。当时的11名“董事”,其身份不明，估计当为丁氏族内的豪强之士或某些较为强盛的支派。据说，丁氏祠堂中的配享者，原来都是“缙绅禄位”,是专门为“激励后人，优待缙绅”而设的。至康熙四十三年，“以就丁鸠银未能成事，阖族公议，有充银肆拾两共成斯举者，许晋祖、考及妣入祠，春秋配享”。这一时期，丁氏缙绅的特权地位已受到冲击，但尚未完全丧失。次年，丁氏各支派即于《晋主合约》中声明：“此系权宜，事竣之日，永不为例。”1251这表明，捐资晋主之后的丁氏宗族，仍然是以士绅阶层为首的依附式宗族。有些聚居宗族的重建过程，主要依赖于向族人派捐，因而从一开始就是依附式宗族。康熙二十七年，莆田县东沙蔡氏族人记云：“兹荷敕归桑梓，得藉茅栖。凡我子姓，依先人旧址，思先公之凭依无所，而子孙之对越宁无恫然乎?……丙寅春，合议建祠祀忠惠公，以东沙列祖配，苟合苟完。丁卯夏，风雨异常，祠又就圮。秋，更照丁鸠金重建。董其事者，叔祖当寅、叔树亭、昂叟，兄逸泉、弟辉山五人。”1261在这里，蔡氏宗族得以实行“照丁鸠金”,无疑是以对族人的某种支配权为前提的。由于蔡氏自宋明以来簪缨不绝，士大夫在族内的统治地位较为稳定，因而依附式宗族的恢复和重建也是较为顺利的。实际上，上文列举的“董其事者”,也都是早在明末已获得科举功名的“先朝遗老”L1271。至于完全由少数士绅捐资重建的宗族，自然更是典型的依附式宗族。康熙二十五年，漳浦县缙绅黄性震独资创建了“诒安堡、家庙、义学、祭田、学田、义田”等，并全部捐为族产，从而组成了功能完备、设施齐全的依附式宗族。据说，黄氏曾于明嘉靖三十八年“筑梅月堡，保聚族里，以卫祖祀”,至清顺治五年“以邻变被毁，复迁族湖西”。此后，虽有族绅倡修祠堂，皆“倏兴倏毁”,加上族产已**然无存，“宗族之秀者无以教，贫者无以养，散者无以聚，而居者无以固也”。因此，黄性震此举的目的，在于“妥先灵而资教养”,使族人有安身立命之地。他在有关碑文中记云：
当堡未建时，吾宗家此者仅数十椽，余皆荒烟蔓草。今惟敦睦之义，堡虽吾所独成，地仍不敢独有。凡有地之家，听家督公议地价，与之平买。买得之后，首以鼎建祖庙、义学。虑其上下左右鳝辅，复建小宗祠及房舍、书轩数所以卫之，并建广平王庙，以为闾里祈年建醮祝福。外此，量付本人自盖居室，余与六房阄分，公众盖造，不以尺寸自私，志公怀也。恐子孙数传渐成疏远，或以买地取回，或以卖地取赎为辞，今将所买分与公众盖造之地充为祭地，每年计间出地租银二分，轮房办祭，周而复始，杜争端也。复买祭田载种二十石，以供案盛；学田载种二十石，以备束膳膏火；义田载种四十石，以备宗族中之孤苦穷独不能婚葬者，酌其果否以助，彼素封者无与焉。公举房长、德望之人，递主其事，而时其出纳，以防侵蚀，为可久也。
此碑立于康熙二十七年，黄性震时为湖南布政使。两年后，他又为乃父、乃祖及曾祖分别设置祭田，卑立碑记云：“第念自吾身至期功、怨麻之亲，同此祀者盖不下千百指，因更为吾五服内之父兄子弟孝思计，置曾王考祭田种拾石、祖考察田种贰拾石、先考祭田种肆拾石。各照支派，按房次第轮主其事，将每年所入备四时祭祀，并纳本田赋徭外，所有余剩给与轮主之人，以资膏火，俾得少沾余润。”[1291在这里，他又依据“小宗”的模式，重建了以“五服”为限的继承式宗族。像湖西黄氏这种完整而又系统的宗族组织，在复界之初是很少见的，可能只有像黄性震之类的高官显宦才能做到。不过，这一事例足以说明，在士大夫的心目中，理想的宗族组织形态应该是既有“大宗”也有“小宗”,即依附式宗族和继承式宗族同时并存。当然，如果二者不可兼得，他们可能首先致力于“大宗”的建设，以整合全体聚居族人为己任。
在士绅阶层不发达的聚居宗族中，宗族组织的重建一般是采取按股集资的方式，形成合同式宗族。试见康熙二十七年仙游县钱江朱氏的《重修祠堂合约》:
立合同下亭房谨逵、小头房飞川等，因族中宗祠原系元至治年间文一公建立三座，奉祀祖先，捐租以供祭扫，以前三座祠地及祠租俱与下亭、小头二房无干。因迁移，祠宇煨毁。越今展界，合族兴复祠宇。念同一本，应凭下亭祖稷珩公、稷轲公二房分支复对半纠银，亦如文一公与小头房分支一例。但下亭、小头二房丁少力微，银两不敷，只照六房，各应一分，纠银协建。其下亭房下银两，俱系元煌、元太代抱使用，不得临时推扩。后来整祠及庙目兴复，前座俱听众六房各应一分，通行祭扫。其祠地仍系四房文一公派下掌管，并无取租取价情由。…乡族另有逸斋公遗下租及纠建六房祭租，仍照六房轮流当办。
朱氏祠堂原为文一派下四房所有，万历元年曾集资重建，也只限于文一派下的四房子孙。此次重建后，则改为“六房”所共有。所谓“六房”,是在集资建祠的过程中编造的，实为“六股”的代称。如果依据朱氏原有的世系，自始迁祖“逸斋公”而下，先分为稷珩、稷轲二房，而稷轲派下又分为文一、小头二房，至文一派下复分为长、次二房，其长房、次房又各分二房，共为四房。在上述《合同》中，由于文一派下四房承担了六分之四的建祠费用，而稷珩派下(下亭房)及小头房只分别承担六分之一，因而下亭房和小头房只能降格以求，与文一派下四房并列为六房，以示权益均等。值得注意的是，朱氏族内原有“逸斋公”留下的公共族产，这时也为“六房”所占有，与“纠建六房祭租”一并“轮流当办”。据《朱氏族谱》的《康口上吴地志》记载：“万历六年，若辉公合议，照丁出钱二两八钱，承买地七分，以固(祖墓)风水。递年轮流收租，祭扫逸斋公(墓)。”这表明，明代后期的钱江朱氏族人，已组成以“逸斋公”为标志的依附式宗族。然而，至复界之际，这一依附式宗族已不复存在，其地位遂由“六房”组成的合同式宗族取而代之。莆田县东沙蔡氏宗族，复界后曾一度重建了以士绅为首的依附式宗族，至雍正时又为合同式宗族所取代。在《锦南蔡氏世谱》的《列传》中，记述了与此相关的一次戏剧性事件，兹摘引如下：
曾祖讳仲……生平行事多由激而成。雍正间，吾宗多事，致祭租耗费，祖宗岁事不绝如线，有心者莫不感愤。一日，公与族众曰：“今日恢复祭租为急，吾意欲以每户乐愿者各出谷一石，酌赎纠祭，听其家下与享。未能者，必以不与祭为嫌，必勉强相致。如此，庶可恢复。”宗叔祖仪祚曰：“难。贫富不同，众寡不一。兄果能倡得五十数，弟予钱三千与祭。不然，兄倍偿予。”公曰：“诚如弟言，请决券。”于是，宗叔祖建叟、添人、协珍等，佥同为公正以附公，聿观厥成。公以义动人，愿出者六十余名。不幸秋成失望，所入者仅十之六。公积日勤劳，集登不得，自奋勇决，一一皆为代理，听族众明算便赎。……自兹以往，积渐恢复，由寡而众、而完。
这一事件的直接后果，是以60多户纳谷者组成的合同式宗族，取代了原来的依附式宗族。从表面上看，这一变化是由于祭产不足，实际上也反映了蔡氏士绅阶层的衰落。根据族谱记载，清代蔡氏科举仕途之兴，始自于乾隆中期，在此之前无一中举入仕者。[131康熙中期，蔡氏族内还有不少德高望重的明朝遗老，因而尚可以“照丁鸠金”的方式重建祠堂。延及康熙后期，这些遗老已相继作古，原来的依附式宗族也就趋于解体了。笔者认为，依附式宗族的形成与发展，一般是以丰厚的族产和强有力的士绅阶层为基础的。在复界之初，各族原有的族产大多所剩无几，士绅阶层也就成了依附式宗族的主要支柱。因此，在士绅阶层不发达的聚居宗族中，宗族组织的重建只能采取合同式宗族的形式。
福建沿海地区的继承式宗族，在迁界过程中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复界之后，由于族人的离散和历代祖厝、祖墓、祭田的丧失，原来的继承式宗族大多已经解体。因此，少数士绅及豪强之士，试图借助于重修祖墓、创建小宗祠堂及创置历代祭产等方式，重建原有的继承式宗族。上引漳浦县湖西黄氏的例子，即为其中较典型者。不过，在复界之初，百废待举，重建继承式宗族并非当务之急。就一般情况而言，沿海继承式宗族的重建迟于依附式宗族和合同式宗族。因此，直至清乾隆年间，仍有不少此类事例。同安县富商蔡经五，少壮时远游四方，“以一布衣名闻海内外”。乾隆初年回乡后，“鼎建鹤山小宗祠，置累世祀产。……自鹤山一世祖圃亮公至赠公，凡五代祀田，计六百余石。其遗诸孤者，不敢有加焉”L1321。泉州燕支吴氏第八代吴洛，于康熙后期自台湾归来，也致力于重建宗族组织的活动。乾隆三十六年，他在自编族谱的《跋》中记云：“丁亥岁自泉归来，即择吉重新宗祠，尽拓旧址，以成宏敞规模，约费白金二千两。又自始祖以来历代坟茔概行修理，本房列祖均置祀业，亦费有千两。”L1331在这些豪强之士的建祠、置产及修墓、修谱过程中，原有的继承式宗族显然已得到恢复和重建。当然，对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原来的继承式宗族可能很难恢复如初，甚至已经完全解体。根据近代统计资料，闽东南沿海的族田普遍少于闽西北山区，其原因可能即在于此。1341不过，由于继承式宗族是经由分家而自然形成的，因而具有很强的再生能力，一旦社会环境趋于安定，此类宗族组织又会得到普遍的发展。道光年间，诏安知县陈盛韶在《问俗录》中记云：“乃祖分产之始，留田若干为子孙轮流取租供祀，曰‘烝尝田’。厥后支分派别，有数年轮及者，有十余年始轮及，更有数十年始轮及者。其租多盈千石或数百石，少亦数十石。供祭以外，即为轮及者取赢焉。……然无田者奈何?予偶因公出，见道旁男女荷酒肉络绎而驰，问之，曰：‘无烝尝田，各备数豆，合伯叔以供祭，祭毕即撤馔以退也。”1351这表明，在清代后期的沿海地区，继承式宗族仍是民间最基本的宗族组织。
康熙中叶以降，福建沿海地区的社会环境渐趋安定，宗族聚居的规模不断扩大，各种不同形式的宗族组织都得到了稳定的发展。就其演变趋势而言，与闽西北山区的聚居宗族大致相同，兹不赘述，下文着重考察清代福建沿海散居宗族的发展。
明代后期，福建沿海可能已有某些散居宗族。据《莆阳岩溪黄氏宗谱》记载，崇祯年间，莆田县黄氏族人因黄巷始祖祠濒于倾毁，“金议葺建，凡祠为所自出咸会牒焉”[1361。由于黄巷为黄氏入闽初期的聚居地，其后人遍布于闽南沿海各地，如此举成功，自然也就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散居宗族。不过，即使明代已形成此类散居宗族，至清初也不可能得到存续。清康熙年间，有些散居宗族开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试见泉州《龙笋曾氏族谱》的有关记载：
龙笋房为清源郡公云帽公后。以“龙笋”名者，明其为龙山派，而世居笋江也，不忘本也。夫我曾姓自延世公入闽，至穆公凡七传，四子、九孙、二十八曾孙，皆登仕版。宋代簪缨之盛，为闽第一。故族姓蕃衍，散处泉、漳、兴、永各属，皆系一本之亲。其分房者，清康熙间祠宇修葺完竣之时，制定春、秋二祭，春祭似一房承值，冬祭亦以一房承值，计集四十房，在祖宗案前阉拈次序，周而复始，各房之命名即由是以定。龙笋见诸六十四世，大约在是时也。
如上所述，漳州、泉州、兴化三府及永春州等地的曾氏族人，曾于康熙年间同祠合祭，并统一“分房”,按“房”轮祭及排定“世次”。其所谓“房”,实为各地聚居宗族的代称，如“龙笋房”即“世居笋江”的曾氏宗族。可见，这一散居宗族的基本成员，包含闽南地区的约40个聚居宗族。至于这一散居宗族始自何时，其总祠建于何地，未见明确记载。不过，既有“康熙间祠宇修葺完竣”之说，则建祠当在此之前，估计不会迟于明末。此外，康熙间的修祠及“分房”之举，似应在复界之后，即康熙后期。
康熙三十年前后，由于实行“粮户归宗”,福建沿海地区形成了不少以“户”为标志的散居宗族。所谓“粮户归宗”,是由闽浙总督兴永朝推行的一项赋役制度改革，其基本内容是按宗族系统归并钱粮花户、征派里甲赋役，试图以此取代原有的里甲组织。据乾隆《海澄县志》记载：“国初有大当、小甲之役，分里为十班，岁轮一班，凡钱粮及一应夫徭、杂费等项俱就现年征比，而屯田设小甲，亦如之。……后总督兴永朝复行归宗合户之法，革里班名色，任甲户归合。”138l在沿海地区，里甲内部的矛盾历来较为尖锐，因而“归宗”之法颇受民众欢迎。康熙《漳浦县志》记云：“漳俗，无里长户者即目之为小家。其有势力之人，必寻有里长衰弱之图立户，谓之‘顶班’;无势者虽田连千顷，不得不受人节制，至单寒小姓更无论矣。康熙二十九年，为闽中有里霸之弊事，奉文令民得归宗合户。于是，凡为子户者，各寻同姓里长符合，可无里长、子户之分。”139在“归宗合户”之后，同一户籍的族人往往遍及若干府县。康熙三十六年，漳浦知县在《详文》中说：“浦邑之丁，其在附近各县者固多，远至福州之闽县、永福，泉州之南安，皆有浦丁在焉。其户长年年往收，倘未足其欲，辄呈请关拘。问其何时迁去，则或百余年，或二百年，其近者又无论矣。而现住浦邑之人，其纳他邑丁粮者，亦十人而三。”1401这些散居各地的族人，原来可能并无统一的宗族组织，只是为了“合户”才重新“归宗”。康熙三十一年，安溪县陈氏族人在《归宗合约》中宣称：“迩逢生民父母部院兴于康熙辛未间……颁出归宗之令，扼腕而谈，洞刺民弊。我邑之匆匆者半，迟迟者亦半。 《经》曰：‘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其在此欤?于是，归感化原籍陈添祖户朋当里役，昌隆万代。虽出入之费不为纤细，然入欲鱼水之相谐，出必甘棠之系念，乃分之宜也。”[141据族谱记载，陈氏始祖于明永乐年间自漳平迁居安溪，始立户籍，其后裔陆续分徙本县水车、飞鸦、小标、厦镇及德化南程、永春留镇等地，原已各自分立户籍，彼此之间并无往来；至“归宗合户”之后，才开始形成以“朋当里役”为特征的散居宗族。[1421从理论上说，“合户”必须以“归宗”为前提，即只有在同宗之间才得以设立共同的户籍。但在实际上，民间往往为了“合户”而任意编造谱系，建立虚构的同宗关系。试见海澄县《大观叶氏族谱》的有关记载：
第一世，基澄公……此虚立名号。按濠门族谱，始祖曰“建激公”,名“长发”,意“建激”之号犹“基澄”也。传五子，分居各处，总立户册名“叶宏远”,载在海澄县三都二图户册内。长子豪山公，名仁，居濠门，立户“叶芳”;次鹿山公，名义，出祖内溪及漳城，立户“叶宏爵”;三润山公，名礼，出祖三都新安下尾，立户“廷春”;四华山公，名智，与润山公同卜居下尾，立户“才安”,名上、下叶；五观山公，名信，居大观山麓卿口社，立户“叶佳”。康熙戊午，实园公为濠门作谱序，亦云如右。今据以参订吾谱，似为信而有征矣。……姑本托始，尚须详考也。
叶氏的上述总户与子户之间的继嗣关系，显然都是虚构的。据说，叶氏谱牒早已失传，其上五代祖先皆为虚立名号441,始作俑者即“实园公”叶莲。康熙十八年，叶莲因“宗谱失据，漫无统纪”11451,开始编造历代谱系。但当时尚未实行“归宗合户”,其所编谱系仅限于本乡范围，并不包括外乡的叶氏族人。他在《叶氏族谱宗图序》中记云：“吾宗自(六世)文耀公以上，生卒、葬兆皆已失考。……第以吾祖分派来澄者，因邑取号曰‘基澄公’,是为吾乡上、下叶与高峰、坑内及山北、下尾诸叶之祖，此为一世。至吾祖分派大观山麓，因地标号曰‘观山公’,为二世，乃卿口之始祖。自是以下曰‘启祥公’,为三世，是为吾乡之世祖。世祖以下即元、恺两公，为四世。元、恺以下各分四房，即格、致、诚、正及修、齐、治、平诸祖，为五世。至文耀公辈行，凡六世。此即末推源，因源及流，著代如此。若纪实之所及见者，仍起自文耀公为一世，非敢谬为参据而妄传也。”146l这里述及的高峰、坑内及山北等地的叶氏族人，后来都未被纳入总户与子户的组织系统之内，而子户中的濠门、内溪及漳州城等地的叶氏族人，也未被纳入这一时期的叶氏“宗图”。很明显，叶氏总户与子户之间的继嗣关系，完全是为了适应“归宗合户”的需要而编造的。
在诏安、东山等地，还有一些异姓合户的事例。道光年间，诏安知县陈盛韶记云：“数姓合立一户，如李、林等户合为‘关世贤’,叶、赵等户合为‘赵建兴’是也。”[147l这些合立户籍的异姓，往往也有共同的“祖先”或“祖庙”,并按“房”分摊有关义务，其组织形式颇类似于散居宗族。
因闻诏邑有军籍无宗者，共尊关圣帝君为祖，请置户日“关世贤”,纳粮输丁，大称其便。(康熙)五十年编审，公议此例，亦表其户名曰“关永茂”,众咸为可，遂向邑侯汪公呈请立户，蒙批准关永茂顶补十七都六图九甲输纳丁粮。……第迩因查县、府、司户册，有一户“关永茂即黄启泰等”,其间大有移花接木、藏头露尾之虞。夫事方三载，即如此互异，又安能保其后无桀黠辈从中滋弊、蚕诸子孙乎?于是，公诸同人，当神拈阄，分为七房。小事则归房料理，大事则会众均匀。叔伯甥舅，彼此手足，并无里甲之别，终非大小之分，不得以贵欺贱，不得以强凌弱。苟有异视萌恶，许共鸣鼓攻之。此方为无偏无党，至公至慎，爱立石以垂不朽。
大房：游继业、游琨玉、吴葛江、欧绍宗、蕃衍、洪福安、桑传嗣。
二房： (空缺),
三房：郑祯吉、唐绵芳、李玉承、廖光彩、吴日彩、何兴隆、田兴邦、张发祥。
四房：陈思明、思聪、思温、思恭、思敬、思问、思难、思义。
五房：姚嘉谟、翁万年、马柱、崔国桢、朱天庆、孔阳、曾徐、郭龙河、董杨、赖詹。
六房：林世发、世强、世明、世刚、世毅、发祥、发瑞。
七房：黄士温、士良、士恭、士信、士让。
康熙五十二年岁次癸巳阳月谷旦，珠浦东旭氏江日升撰。
东山岛原为明代的铜山千户所，其居民主要为军户的后裔。清初迁界后，卫所废置，军籍也随之取消。康熙四十年，始于东山岛编立里甲户籍，而军户的后裔因无宗可归，难免“傍人门户”,乃联合设立共同的户籍。因此，所谓“关永茂”户，实为东山岛军户家族的联合组织。其派下四、六、七诸房，分别为一姓所据，可能各代表一族，而一、三、五诸房，则又分别包含若干不同的家族。这种异姓合户的现象，表明当时的里甲组织已经完全家族化了，这是实行“粮户归宗”的必然后果。
清中叶以后，以同祠合祭为特征的散居宗族，在沿海各地得到了普遍的发展。这些散居宗族一般都不是以同宗为限，而是凡属同姓皆可参加。例如，安溪县缙绅官献瑶在族谱中记云：“余于乾隆庚申春假归过省，始见宗老湛岩，意甚倾洽。嗣后入省主于其家，尝出家谱示余，乃知闽中上官氏皆祖参军偕公。……乾隆丁酉，湛岩之子曰朱线以书来，曰祖居塔巷贸有旷地，可为参军祖建祠。又二年己亥夏，报云祠已建毕，涓日在八月望后请主入祀，上下游宗人赴乡举者皆可会祭新庙。……余命二子学礼、学诗，届期斋戒执事庙中。”[1491安溪官氏的祖先，据说原为复姓“上官”,不知何时改为单姓“官”。至于安溪官氏与上官氏入闽始祖“偕公”之间的世系源流，更是无从查考。尽管如此，官献瑶父子仍热衷于参加上官氏的建祠祭祖活动，而上官氏族人也欣然接纳。实际上，即使是福州等地的上官氏族人，也未必具有同宗关系。据宋人有关记述，福建上官氏的族源传说有二：一为“自晋永嘉以避地而南”;一为唐元和年间上官偕至闽任福州户曹，“卒于官，子孙不能归，遂家焉”。北宋元符年间，上官氏族人偶然发现了上官偕的墓碑，始有实据，遂推断为入闽始祖。此后，福建各地的上官氏族人皆奉“偕公”为始祖，但各自的谱系并不统一。乾隆年间创建省城始祖祠，也只是为了使各地的同姓族人可以同祠合祭，而不强求世系的一致。官献瑶在述及省祠的由来时说：“尝与湛岩议，邀闽中诸族姓，同立大宗祠于会城，祀参军迁祖，岁享祀有常期，宗人如期会祭祠中。……不及知昭穆，则以齿序。”1521实际上，在这种大规模的散居宗族中，是不可能确认各自的“昭穆”关系的，即使有统一的世系，往往也是虚构的。乾隆年间，闽南各地的尤氏族人合建“泉郡大宗祠”,并议定分为十二房轮流值祭，自二十二世以后按统一的字行命名，但由于各房并无统一的谱系，只好通过“扶乩”来确认各自的世次。[1531有的散居宗族则明确宣布，凡属同姓即为同宗，不必区分世系源流。试见《仙溪黄大宗祠公簿》的有关记载：
吾黄姓在仙，或自省来，或由莆至，或由泉迁，要皆来源于江夏。于是本亲亲之谊，建大宗祠庙于县城，祀晋江郡守元方公、晋郡长者守恭公、唐桂州刺史开国公岸公、监察御史滔公，其下按牌立主，置产岁时致祭，颜曰“敬承堂”,示尊祖睦宗之意深矣。
黄大宗祠的奉祀对象，包含了所有知名的黄姓入闽始祖，而当地的黄姓族人又都是以“江夏”为郡望的，因而凡属同姓皆可参加这一散居宗族。不仅如此，黄大宗祠的组织形式也是相对开放的，无论是否属于创建者的后裔，皆可随时捐资加入。如云：“凡乡中有前未入牌者， (每位)捐银一十二两”，“凡牌位者，各设一签……至期凭签领胙，以便稽核”。该祠创建于清雍正十二年，光绪年间曾再次重建，至民国二十二年共吸收542牌，分为六房“挨轮办祭”。
黄大宗祠的成员散居于全县107个村镇中，其派下各房主要是依据聚居地和牌位数划分的，并不具有支派的意义。在此前后，仙游县林大宗祠共设1200余牌，其成员遍布于全县14里中，“轮流首事以十二阄分应”159l。其分阉的原则是：“每阄以一百牌为单位……如该里不及一百牌，须与隔里合数达八十牌以上，即应一阄；如不止一百牌，须有一百五十牌以上，方应二阉，亦不准两年相接。”[1601林大宗祠的创建年代不明，清同治年间及民国初年曾重新修建，也是以奉祀入闽始祖为主的同姓组织。161此类同姓组织的发展，可能与当地族际矛盾的激化有关。道光年间，陈盛韶在《问俗录》中记云：“仙游小姓畏大姓甚于畏官。其畏之者何?一朝之忿，呼者四应，直有剑及寝门、车及蒲胥之势。”[1621在此情况下，各姓皆以族大丁多争雄，自然也就无暇计及宗派的异同。更有甚者，小姓为了对抗大姓，也组成了“合众姓为一姓”的同姓组织。如云：“其初，大姓欺压小姓，小姓又连合众姓为一姓以抗之。从前以包为姓、以齐为姓，近日又有以同为姓、以海为姓、以万为姓者。”[1631在乡族械斗较为激烈的地区，就连大姓之间也有此类拟制的同姓组织。民国《同安县志》记载：“雍正六年，包、齐会聚众格斗。大姓李、陈、苏、庄、林为‘包’,杂姓为‘齐’,互杀伤。”1641这种“异姓称族”的习俗，据说始自于明末，至清代已习以为常。江日升在《台湾外纪》中说，漳州府平和县一带，“崇祯间乡绅肆虐，百姓苦之，众谋结同心，以万为姓”[1651。延及清代，乡绅阶层也积极参加此类活动。漳浦县旧镇一带，原有陈、张、钟、吴四姓混居，“相亲相爱，有逾骨肉”。至乾隆五年，“翰林检讨张公光跻等共奉圣母，以庙为祖，鸠集父老，分为四房，序以昭穆，诚旷典也”L166l。民国十三年，当地士绅在《重修天后庙序》中，也公然宣称：“比邻之同姓既可为兄弟，则异姓亦可同祖庙!”[1671在这里，同宗、同姓乃至异姓的差别似乎已不复存在，任何一种社会组织都可以改造为宗族的形式。此类同姓宗族及异姓宗族的发展，既反映了宗族组织的拟制化，也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家族化。
综上所述，在闽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宗族聚居的规模较大，依附式宗族形成的年代也较早。明中叶以前沿海建祠之风的盛行，反映了以士绅阶层为首的依附式宗族的普遍发展。明代后期的倭寇之乱和清代初期的迁界之变，使沿海地区的聚居宗族受到了全面的冲击，有不少宗族组织一度趋于解体。在战乱之后重建的宗族组织，最初大多是依附式宗族或合同式宗族，而继承式宗族的恢复和发展则相对较迟。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破坏了沿海地区固有的社会秩序，激化了族际矛盾，导致了乡族械斗的盛行。因此，明中叶以降，沿海聚居宗族的军事防卫功能得到了强化，而经由联宗、合姓而组成的同姓或异姓的散居宗族也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以后福建沿海地区的宗族组织，是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不足以代表中国传统宗族组织的正常形态。然而，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宗族的发展表现了更多的可能性，使我们有可能更为全面地了解传统宗族组织的内在特征。还应当指出，在其他一些战乱较为频繁的地区，如明末清初的江苏、浙江、广东沿海地区及清代后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宗族的发展可能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因此，明以后闽东南沿海宗族组织的发展进程，同样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