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赫为该中心的研究计划提供了一些具体意见。他呼吁人们将思虑和成果公开，更强调要拒绝“犹太财主”的支持和领导，避免再次遭遇“辛迪加”的指控。他们应当接纳具有同情心的基督教徒，不遗余力地代表整个法国犹太人的意见。最后，在不否认法国和法国犹太人为他国犹太人提供支援和帮助的前提下，他们必须明确他们的事业“并非完全属于我们自己”④。
虽然无法积极参与其中，布洛赫却提出了一个三步计划，来应对一个危险的想法，即“全部犹太人构成了一个坚固、同一的群体，他们拥有相同的特征，服从同样的命运”。首先，他们必须付诸理性，分析有关“卑劣的犹太人”这一广为人知的原始抽象概念，知晓这个概念造成的最严重后果之一便是：它迫使部分目标人群将其进行所谓的分别与内化，接受一个“领土的”解决方案(驱逐)。其次，在揭穿这些“美妙的幻象”之后，他们必须理解一系列复杂的历史现实。最后，他们将意识到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犹太社区：被同化的(法国)和未被同化的(异国)。前者的生存依赖彻底的融合及合法地位的保有，而后者的生存则完全可以依靠某些形式的移民。①
可是，维希政府——毫无疑问，在德国的密集督促下——致力于隔离所有犹太人，控制他们的存在。1941年11月29日颁布的法律成立了法国犹太人联合总会(Union Générale des Israélites de France),这是一个庞大的强制性犹太议会，它总领全国，将所有的社会和慈善机构纳入统一的行政框架，并依附于扎维埃·瓦拉领导的犹太问题总署(Commissariat Générale aux Questions Juives)。法国犹太人联合总会名义上负责“代表犹太人与官方权威交涉”福祉问题，但这个组织明显是一个奴役整个犹太社区的工具。②
几十年后我们了解到，在纳粹德国和维希政府对待特定的人群方面，犹太问题是一个罕见的敌对与合作并存的交叉点。这不仅事关大273量德国和东欧难民的命运——他们涌入两个区域，承受着被围捕或驱逐的威胁，也和法国犹太人息息相关——他们被自己的政府和纳粹一点点地剥夺了权利、工作和财产。讽刺的是，维希政府最初成立法国犹太人联合总会以树立其在两个区域内的权威，但在1942年5月，迫于德方的压力，独立的民族主义者瓦拉离职，更为激进的反犹主义者路易·达奎尔·德沛拉波(Louis Darquier de Pellepoix)上台，联合总会已经从根本上成为纳粹的工具，操控和支配着法国境内的所有犹太人。①
法国犹太人震惊于这一强制性种族机构的诞生，如今它成为他们新的法律代表。法国犹太人联合总会使用“法属犹太人”而非“法国犹太人”这一称谓，蓄意将其和别国的犹太人混为一谈，将其要求和权利混入后者更庞大的数量和更危急的境况之中，并威胁对其进一步限制和没收。譬如，1942年1月16日，新出台的法令宣示一个噩兆：法国犹太人联合总会禁止将犹太财产转移到未占领区。②犹太教会激烈地反对这一法令，因其拥有强烈的国别认同，担心自身会被迫从法国社会、法律和体制中剥离。可是，法国犹太人联合总会的争议并未让法国公民简单地与外族针锋相对。无数难民拒绝加入，而与处在纳粹阴影下的欧洲人民类似，一批法国犹太领袖同意担任法国犹太人联合总会两大地区的议会成员，充当中间人，以“规避最坏结果”①。
布洛赫决意公开反对法国犹太人联合总会。在与南部地区的朋友274和同僚商议后，他起草了反对联合总会领袖的抗议书。②布洛赫以“法国犹太人”的名义发声，他们因为爱、传统和为天主教与新教同胞服务而联合，他宣布这些人是他们“共同母亲”法国的“忠实子民”。尽管有近期的立法，但他们不承认自己是法国公民之外的任何人群。③布洛赫称赞法国犹太人联合总会官方的谋福祉这一任务之高尚和必要，但他敦促该机构避免采取任何“制裁或加重”“法国犹太人在道义上之孤立”的行动，因其可能刺激或疏离他们忠诚的法国同胞。虽然对于他们和后代而言，当前危机重重，他仍坚持道：“我们不关心超越我们与法国纽带的事宜。我们是法国人……我们想不到一个非法国的命运。”①
1942年5月1日，最后一稿刊发，即《关于法属犹太人联合会的说明》(“Note au sujet de I'Union des Israelites de France”),只有区区三位名流署名：文学学者本雅明·克雷米厄(Benjamin Crémieux)[1942年被遣送至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和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在魏玛(Weimar)逝世]②,前法国律师和图卢兹上诉法庭律师会主席——勒内·米约(René Milhaud),还有布洛赫本人。他们原封不动地重复了布洛赫一开始的抗议，效忠法国，宣布拒绝将法国犹太人联合总会的领袖认作他们的代表，呼吁同胞们“做好准备，准备保护”他们唯一可能的未来——“一个法国的未来”。③
布洛赫对维希政府政治上的有力攻击值得深入解析。他明显不愿意挑衅政府，他仍有公职，而政府官员也定期阅读他的信件。①但是，法国犹太人联合总会的领导层令布洛赫感到惊恐，他怀疑其中一部分人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而另一部分人只是天真地相信这仅仅是一个福利机构。1942年2月，最终解决方案已经开始实施，布洛赫意识到法国犹太人联合总会只是“敌对策略”的一部分，为的是剥夺法国犹太人的“真正国籍”。该组织将他们分解，与外国难民一道，归入牵强附会276的“犹太人群”中，并备好了一条通往“贫民窟和驱逐”的道路。②
布洛赫一贯拒绝接受与德国和东欧犹太人的种族联系，也因而拒绝和部分法国犹太人的关系，但这并非是他不忠或反复的表现。③布洛赫意识到，纳粹的苛政勒索和维希的模棱两可正变得愈加危险。他承认犹太祖籍是永恒的负担，但并未因此退缩，这一血统令他追求卓越，同时也使他在后代问题上殚精竭虑，倍感压力。④面对法律和公正的崩塌，以及反德雷福斯一派迟来的报复，布洛赫比以往更坚定地抓住自己的法国身份，不给同胞传达任何退缩的信号，不论排犹法令还是其他任何事物，都无法摧毁他对法国的忠诚和正义诉求。⑤
这一信念又要经受藏书室的艰难试炼。一年又将过去，布洛赫对取回藏书一事已经开始绝望。1941年12月31日，希特勒批准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的提议，清理所有撤离巴黎的犹太人的财产，特别任务小组更将行动升级，闯入无人居住的民宅。布洛赫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意识到他目前的损失可能不过是“巨大悲剧的冰山一角”①。卡克皮诺提议：将藏书赠予蒙彼利埃大学，以便将其从占领区转移。但布洛赫不愿与财产分开，坚持书籍归后代所有这一原则。②1942年2月初，一个忠实的学生告知布洛赫，他位于塞夫尔街十
七号公寓楼上的第七层已被第三帝国军人占用。他所有的藏书和部分家具都被转移至六楼。4月初前后，他的全部藏书和四个书架都被移除。两个月后，身处蒙彼利埃的布洛赫才获知此事。③
这次失窃的原因不明，一名党卫队联络官员在事后第一时间就向军事部门报告。④罗森堡的办公室是最不可能的祸首，他们一般都会大肆掠夺犹太财产。党卫队很有可能处于幕后，将这一行动作为对流亡者和敌人的惩罚性举措，或者用于增加名下日益壮大的“科学研究”藏品。军队也可能插手，仅仅是为了清理下层楼层，为更多的居民腾出空间。从知情人那里，布洛赫只是得知他的书籍已被“占领当局没收，移出公寓，转运到了未知目的地”①。
这是另一场不公平的较量、又一处明显的失误、再一次的失败，还是一个引起布洛赫和费弗尔互相怨恨的原因，而费弗尔显然曾尝试提供帮助。②经过短暂的思虑，布洛赫接受了既定的事实。不过，他草拟了一封信给新任的国家教育部长、亲纳粹的散文家阿贝尔·波纳尔(Abel Bonnard),抗议非法没收他珍贵的教学和研究工具。“因公离开巴黎，受命于”波纳尔的前任(1942年4月，赖伐尔重新掌权，布洛赫之友卡克皮诺便是贝当一派中离任的人员之一),布洛赫拒绝承认己方任何为行动辩解的疏漏。他谴责这一破坏行为既“违反人权”,也违背教育部的服务宗旨。但相对于法国犹太人受到日益严峻的侵害之现实，布洛赫的损失不值一提，更不能再受到特殊关照。在赖伐尔政府的统治下，维希政府如今已完全与第三帝国合作，可能会针对犹太公民出台更为严酷的措施。③
过去一年中，维希政府的含糊其辞和多次背叛令布洛赫恼怒，而维希政府的领导更让他震怒，他开始找寻法国复兴的源泉。虽然强大的大联盟军(Grand Alliance)正在与纳粹德国作战，他认为法国也需要从内部重获自由，以牺牲和鲜血净化腐朽。①在黑暗的日子里，布洛赫在他习惯的环境之外，在乡间，在法国的青年中，有时也在他们的老师处寻得安慰。布洛赫在给独立、倔强的中学校长雅克的长信中，高度赞扬了牢固的乡村理念与个人自我修养的结合。②
和费弗尔一样，布洛赫担心令法国分裂的“两个地区的问题”。虽然如今所处的境况已大不相同，但有一个因素是一致的，“我们无法得279知一墙之隔邻居的所思所想。我们被各种单子所包围”。相比于纳粹德国，维希政府的统治更为温和，但它也加大了在当地的鼓吹和宣传力度。布洛赫所处的南部一隅看似平静，但他依然能感知到细微的“震颤”③。平静的表面之下是无处不在的暴力威胁，布洛赫照例被护送到课堂，而在1942年3月，右翼学生在学校暴动。另一方面，蒙彼利埃零星的抵抗队伍人数已然翻倍。④
诚然，布洛赫对未占领区内出现的反抗力量了然于心。在克莱蒙费朗时，他便结交了“战斗”组织的领袖。“战斗”在蒙彼利埃的领导人是布洛赫的年轻同事勒内·库尔坦(René Courtin)和皮埃尔-亨利·泰金(Pierre-Henri Teitjen),二人也创办了审查常委会(Comité Générald'Etudes,CGE),这是一个政治讨论小组。①他也和几名年轻的抵抗分子有私交：中世纪研究大家费迪南·洛特的两个女婿——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n)和让·卡瓦耶(Jean Cavailles),还有他自己的两个侄儿——让·布洛赫-米歇尔和亨利·布洛赫-米歇尔。②布洛赫的两个大儿子也是“战斗”的成员，这一小型组织的活动包括蓄意破坏，印刷并散发反赖伐尔和反希特勒的传单，在蒙彼利埃墙上刻洛林十字和“V”字符号，还有在佩鲁花园(Peyrou garden)的路易十四雕像底部公然涂鸦写出“我永不妥协!”①
这期间，布洛赫本人自然没有采取任何明显的行动，但他绝非完全被动。他可能帮助组建了“战斗”。他多次参加审查常委会的会议，讨论战后法国政治和经济的重建，也许还参与起草了一份报告。②1942年4月，布洛赫受此前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著名同僚之邀，在克莱蒙费朗进行了一系列演讲。在给费弗尔的信中，布洛赫稍稍透露了他的主题(“当代英格兰”)和他“非学界”的听众。③他的挚友之一、蒙彼利埃的同事此后称布洛赫为隐秘的高等军事学院(école Supérieurede Guerre)服务，该机构专为培养秘密军队(Armée Secrète)的高官而建。①布洛赫请求和费弗尔重归于好，他在信中多次暗示了自己有趣且重要的行动，希望能和费弗尔讨论。他写道：“你明白，我不只在思考中世纪。”②
事实上，布洛赫独自一人搜集着自己和法国所受苦难的资料。③他和英国同僚通信，大量阅读德国和国外报刊，并从巴黎和维希媒体上掌握此前显赫人士出尔反尔的证据。他详细研读了关于溃败的剖析文献。1942年夏，依据自己的结论，结合最新发布的总参谋部的秘密文件，布洛赫为私下写作的回忆录《奇怪的战败》增添了注脚。①
犹太人问题和法国之应对仍然是布洛赫的关注点。初秋时节，在他那宁静的克勒兹乡间，再度掀起了逮捕、驱逐外籍犹太人的浪潮。布洛赫亲眼见到了运送的卡车，即便是他最不“政治”的邻居们也愤愤不平。克莱蒙费朗也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斯特拉斯堡大学学生因被指参与颠覆活动而遭开除。①
在这黯淡的几个月里，布洛赫勉力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他克服了一次次长时间的阻挠和干扰，还有年岁渐长与现实条件带来的疲惫和虚弱的身体。他探索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根源，阅读J.M.凯恩斯(J.M.Keynes)、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歌德和瓦莱里的作品。尽管他遍寻档案，勤阅最新资料，他仍将自己的努力称为“储备”而非重要产出。②他的授课再次唤起了他对经济史和理论的痴迷，他的旅程激发了他对当地的热爱。他探访、研究了周边的纳博讷(Narbonne)市，这里在中世纪曾是一个活跃的犹太社区，一年以后，布洛赫的名字将与这座城市合而为一。③
布洛赫的诗歌也展现出另一个维度。诗歌的主题包括写给妻子的情歌、梦想、死亡之冥思，和悼念一名在佛兰德斯死去的同人。①布洛赫的智慧跃然纸上。在蒙彼利埃的一次论文答辩会上，作为外部(巴黎)评审出席的布洛赫，写下了一首诙谐的小诗：
记一次论文答辩
答辩人开坛布道，絮絮叨叨，
他把双肘撑桌上，(灯罩)绿玻璃摇摇晃晃，
他高声宣布：“先生们，据我所知，毋庸置疑……”评审无情打断：“纯属臆断，一派胡言……”
哦，神啊!哦，天啦!如此无聊!倘若，我为愉悦身心，拿出《战斗》,或伸展手指，塞满烟丝，舞弄烟斗，要不就干脆去打断弗利什的讲话!
可是不要，我要继续强装正经于是一切终将变得“十分体面”即便我们心知肚明，杰作不过虚幻依循惯例，我们也会大加称赞。②
尽管布洛赫不再积极主导《年鉴》的发展方向，他仍旧投身其中。③
直到1942年年初，他才收到1941年第一期刊物，他虽然高度称赞本期，但在看到“执行总编：吕西安·费弗尔”这一刺眼的公告时，他也不免情绪难平。1941年的两期刊物大幅缩水，总共只有27篇文章、调查和评论长文。其中，费弗尔撰文13篇，而布洛赫以新笔名“富热尔”撰文4篇。勒内·莫尼耶(René Maunier)在一篇时文中，将这一序列当作一个“社会群体”①来研究。
战时的《年鉴》远不及之前锋芒毕露。费弗尔报道了两名同人朱尔·西翁和阿尔贝·德芒戎的逝世，他的行文也明显更为慎重。“富热尔”主要关注农村历史，而费弗尔经过考量，也用笔名发表了一些文章，涉及多个主题，包括情感与历史、路易十一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并分析了亚眠在改革与反改革时期的财产清单。
费弗尔在《年鉴》上宣布发行一个崭新的系列——“农民与土地”,由伽利玛出版社在布洛赫的指导下刊发，如今编辑一栏已没有布洛赫的名字。费弗尔为该系列的法国分册写了一篇非常得体的评论，强调此前的老搭档为法国农村史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即《法国农村史》,然而布洛赫本人并未接受。②费弗尔也评论了布洛赫《封建社会》的第二卷，他的语气远不如第一卷尖锐。费弗尔指出，作者无疑才高八斗，但在“情感”方面略有欠缺，使其在理解过去居民的内心和精神时，尚存有明显断层。至少在私人层面上，布洛赫很快便开始为自己辩护。①
布洛赫感激费弗尔为保存刊物而作出的坚实努力，但他仍然希望285能在幕后参与总编工作，并修复两人渐渐稀疏的联络。但是，他并非没有去指责费弗尔赋予了《年鉴》一套崭新的“外交”辞令。②即便在暂时停刊的时候，布洛赫依旧寄出自己的稿件和评论。1942年8月中旬，杂志复刊，改名为《社会史论丛》(Mélange d'Histoire Sociale)。这一命名折射了费弗尔的策略，他希望绕过维希和纳粹对期刊的规定。《论丛》并未定期发行，因此可以摆脱上述控制。③
《论丛》的第一卷规模不大，主推两名年轻作者夏尔·莫拉泽(Charles Morazé)和菲利普·沃尔夫，以及两名前辈学者乔治·埃斯皮纳(Georges Espinas)和夏尔-埃德蒙·佩兰(Charles-Edmond Perrin),费弗尔撰写了5篇长文，“富热尔”则贡献1篇。布洛赫还撰写了一批短评，涉及作品的主题包括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与欧洲东南部地区，文章的风格一如既往，直截了当，要求术语精准，批评人为的时代分野，并强调比较相似和不同之处。①费弗尔将一篇题为《坚持》(“Maintenir”)的评论放在显著位置，该文评论之作品研究了巴黎古建筑外形的损毁。②他也宣布了三名同人的离世③,另有三人被德国战犯营收押④,此外还有几则人事任命信息，其中包括C.-E.拉布鲁斯(C.-E.Labrousse)履职索邦，“取代在蒙彼利埃任教的马克·布洛赫”⑤,虽然费弗尔为《论丛》撰写了大批的稿件，但“富热尔”却贡献了几篇关键的文章。第二卷中，他细致、公正地评判了学生安德烈·德莱亚热(André Deléage)的两卷本巨著《十一世纪初期勃艮第的农村生活》(La vie rurale en Bourgogne,jusqu'au debut du Xle siècle),他也仔细、热情地评价了蒙彼利埃同僚勒内·库尔坦的作品。⑥第三卷中，“富热尔”使《调查》栏目重生。基于最近在奥弗涅与埃罗档案馆内的研究，他修正了布洛赫1929年关于法国土地分区规划的文章。①他还发表了其他23篇评论。
毫无疑问，费弗尔是主导者，而布洛赫并未参与《论丛》的日常工作，他经常抱怨没有收到利摩日(Limoges)印刷厂的校样。布洛赫尴尬地回应莫拉泽的询问，说当他看到文章时，“《年鉴》(原文如此)成品已经到手”。费弗尔却以大量的指责反击，再次撕开十八个月前二人争吵
的伤疤。拿到第二卷刊物后，虽然主要文章的作者是其老对手埃米尔·科奈尔，布洛赫也表现得十分温和。他为刊物的生存而欢欣，也为“他们”(与费弗尔)能够继续合作而鼓舞。1942年秋，在他最后一个开学日的晚上，他请求他们能忘记过去，共同为未来而奋斗。②
布洛赫将其最后一部手稿《为历史学辩护》带回蒙彼利埃，他断断续续地准备这部作品已经三年，更在上一个夏天全身心投入其中。③与《奇怪的战败》类似，从许多方面来看，《为历史学辩护》更像一部回忆录，取材于他在黑暗时期的痛苦和坚定的希望。1941年5月，布洛赫写下献词，以本书纪念去世不久的母亲：“致亲爱的母亲”。在布洛赫与费弗尔为《年鉴》的未来和自己放弃赴美逃脱计划而吵得不可开交之时，布洛赫还写下第二版致费弗尔的献词：
长期以来，我们并肩战斗，将历史推向更加宏伟、更为人性的方向。如今，我们的共同目标遭到威胁……但我坚信，我们会等到一个时机，令我们的合作可以如过去一样再次开诚布公，无拘无束。书中每一页都有你的影子，就我而言，合作会继续下去。①
全书以布洛赫儿子的一个问题开篇：“爸爸，告诉我，历史有什么用?”面对这个天真却根本的问题，布洛赫效仿苏格拉底，决定“引出他的结论”。最终的答案不仅要为其终身的追求辩护，更需要证明他对西方文明的根本信仰，而其中的根基便是一直与历史保持密切的关系。就在几个月前德国人进入巴黎当日，一名年轻的总参谋部官员脱口而出：“我们要相信历史背叛了我们吗?”②
布洛赫表示，研究历史的第一个原因是历史对想象和智慧的持续追求。作为一名老练、热心的实践者，他不否认历史的诗意成分，即“对陌生之物的巧妙美化”。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一个饱受战乱、行将迎接原子或星际爆炸的世界里，历史能明晰人类故事，使之易于理解。诽谤历史之人攻击历史的肤浅和危害。在书中，布洛赫如古希腊师者一般，避开深奥的哲学辩论。他转而提供了自己的工具和方法。如此便成就了本书副标题——也是更为人知的标题：《历史学家的技艺》(Métier d'historien)。布洛赫让读者决定历史的用处。本书甫一开篇，他便承认，历史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与当代物理学一样，缺乏永恒的规律。他的结论令他背离了“羞怯的”老师瑟诺博斯(“自我提问永远有益，回答问题则危险万分”)①,也将他置于一切人为决定论的对立面，包括涂尔干的社会学。对于布洛赫来说，抓住这一机会，运用自己的智慧、胆识和高度的责任心，去应对爱因斯坦式不确定世界的挑战和危险，无疑就是他为这门技艺作出的关键贡献。②
该书分为四个章节和一篇残文。布洛赫将历史定义为“研究时间中的人的科学”,并继续攻击此前的恶习，即“源头崇拜”,过去与现实的人为分野，宣扬“历史的敏感性”。和他许多课程的引言一样，布洛赫跨越时空的界限，自由地选取新近的例证和轶事穿插其中。他勾勒了一名历史学家工作程序的个人版本，即在各种文献中搜集证据以发掘“路径”;对来源进行严格的批判；在分析数据时，极力追求恰当的措辞，做到不偏不倚。本书最后一章讨论历史因果论，却在抵达结论前戛然而止：“和所有事物一样，历史的原因无法臆断。我们需要去找寻……”无论是命运作祟，抑或某种内在逻辑使然，布洛赫将这一探寻留给了后来者。①
布洛赫在书中极力褒扬他所推崇的大师们，公正地指出历史学究与非史学理论家的缺陷：前者沉迷于编年纪事，后者则忽略变化；他还讲述了自己过去三十年的研究成果；书中时时透露出动人的智慧、乐观和自信的精神。《为历史学辩护》是一部独树一帜的作品，受到拥有不同理念和背景的学者的推崇。布洛赫是一名杰出的历史学家，拥有渊博的社会科学知识，可以对双方阵营持续地构成挑战。虽然各个学科都有意识地在历史中寻求解释，但它们不能忽视一切个体、社会现象和观察者角度中普遍存在的流动性。
虽然布洛赫的二版献词极为殷切，但若将该书看作与费弗尔合作的产物，则有点不太合适。②如果把该书看作“年鉴学派历史”的先驱，就无疑犯了时代错误，虽然它极力强调社会和行为科学、物质因素与结构分析。①布洛赫的文章并非凭科学、方法或哲学独创性而出290众，它也并未收录任何勾勒“总体”历史的具体蓝图或策略。面对野蛮和毁灭的巨大力量，布洛赫仍对生存与自由充满信心，在岁月的阻碍和困难之前，他试图理解不同代际、众多文明、过去和现实之间意义深远的联系，这本《为历史学辩护——历史学家的技艺》——无论它以何种间接或残缺的形式呈现给我们——是一位睿智、勤奋的大师级工匠的冥思成果。他如蒙田一样，用信仰中最真诚的信条启迪、激励读者。这也是他对未来希望的见证。②
这个夏天比预期中更轻松，也更多产。布洛赫的心情稍有好转，苏联在斯大林格勒的反击也让他振奋。10月初，他满怀信心地结束假期，回到蒙彼利埃。和所有人一样，布洛赫热切关注进攻北非之前组建同盟国的消息。③
然而，陈年的问题再度浮现。7月，配给削减，食物短缺，价格昂贵。从基本营养(奶、肉、脂肪、蛋和面包)的保障来看，蒙彼利埃属于最困难的八个城市之一，城中也缺乏布匹、鞋、燃油和轮胎，黑291 市生意则蒸蒸日上。布洛赫牵挂体质脆弱的妻子，然而她每天5点不得不排队领取食物，这进一步拖累了她的身体。①他忧心成年孩子们的事业和安全，尤其是在9月维希通过了强制劳动法案后。秋季的美丽天气带来了希望，但表面看去，人们都小心翼翼、互不往来、沉默寡言。媒体受到严格监控，禁止报道任何有意义的新闻。盖世太保(Gestapo)出没的证据，在愈演愈烈的信件拦截和逮捕中可见一斑。1942年11月5日，在蒙彼利埃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弗利什院长告诫听众，要“多做”而“慎言”。在关于教员年度成就的报告中，他对布洛赫的作品只字不提。②
布洛赫原定开设两门课程：一门是美国经济发展，另一门是中世纪法国农民与庄园。③课程甫一开始，便传来盟军在11月7日至8日晚间登陆北非的消息，此后则是阿提拉行动(“Operation Attila”),德国入侵未占领区，时间恰恰是1942年11月11日。④敌人直接侵入，官方警告布洛赫立即离开，他带着家人分成两队，只留大女儿爱丽丝在靠近西班牙边境的地区照顾79名孤儿，仓皇出逃至富热尔，同布洛292赫妻子的姐姐和孩子会合。①
布洛赫再度失去了仅剩的藏书和全部笔记，匆匆逃离时，它们连同许多东西一起被丢弃。不过，令他欣慰的是，自己并没有被敌人逼迫得毫无用处。在年龄最大的两个儿子的帮助下，他很快便在乡间居所内建起一所名副其实的学院，在剩余的学期里教导青少年。他也打听过函授课程和广播授课，还为未来制订了计划。②
由于阿提拉行动以及贝当和赖伐尔的顺从，维希政府独立的面纱被无情地剥离。对于工作或为自身和孩子提供保护，布洛赫不再有任何幻想。12月，法令要求在身份卡及配额领取卡上打上“犹太男子”或“犹太女子”的印记，两种卡片对于生存都必不可少，这也将所有外籍和法国犹太人置于危险的境地。当盟军就近调配资源准备袭击法国城市时，希特勒下令逮捕、驱逐帝国的敌人、犹太人、共产主义分子和戴高乐主义者(Gaullists)。③在这一紧要的节点，布洛赫若要保持对未来的信念，必须去亲手打造未来。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