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等静观其变，秉持希望，全力准备。①
等待盟军拯救的法国，如今基本完全陷入了德国的统治。未占领区及其仅存的一点安全消失殆尽。直到1943年夏季意大利投降，罗讷河(Rh?ne)以东的八个省才摆脱占领。②除此之外，法国再不存在领土上的分裂。但是，分裂存在于国人之中、在顽固或消极的合作者与积极或缄默的反抗者之间，前者依然忠于贝当—赖伐尔政权，数量渐增的后者则反抗懦弱的统治者。毫无疑问，第三帝国必将失败，但问题在于如何取胜、何时取胜以及胜利的代价。③
此时的法国命悬一线。当盟军发布宣言，缓慢积蓄进攻力量以解放西欧时，纳粹德国则如一头受到致命伤害的野兽，展开搏命行动：进攻抵抗运动，并大规模逮捕、驱逐犹太人。1942年11月，党卫军上级突击队领袖(Obersturmführer)克劳斯·巴比(Klaus Barbie)抵达里昂领导盖世太保。维希政府则与第三帝国合作，积极贯彻其强制劳动法案，即《强制劳动条例》(Service du Travail Obligatoire)。1943年1月，维希政府组建法兰西民兵(Milice),以打击犹太人、共产主义分子、共294济会员和其他军事反革命行动的敌人。①
1942年年末的事件，促进了法国地下组织的团结。在此之前，南北方运动分别针对两组敌人，保留了各自的战略和领导层。此外，在德军越过分界线之前，南部鱼龙混杂，独立领袖们统率着旗下迥异、自主的部队。团结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依靠在国内、国际建立联系而逐步实现。让·穆兰(Jean Moulin)是最早的设计师，他甚至在盟军登陆前便为以夏尔·戴高乐为首的国内团结奠定了坚实基础。1942年年末，民意开始反对严苛依旧而如今脆弱的统治者和日益羸弱的维希政府。在北非小心翼翼平衡各敌对政治派别的盟军，开始更多地关注和支持法国城市内的反抗组织。戴高乐逐渐成为自由法国公认的不屈代表，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团结行动之中。法国国内几乎出现了一股不可压抑的势头，推进成立国家反抗军，融合南北，平衡中央和地方控制，协调军事、政治、社会服务和劳动者的力量，并将内部领导层与组织同阿尔及尔和伦敦整合。1943年年初，在穆兰的激励下，南部三大主要非共产主义组织一起并入统一抵抗运动(Mouvements Unis de laRésistance),这也是此后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Conseil National de laRésistance)的雏形。①
作为一名“老派的中世纪学者”,布洛赫认为，“救世主降临前必有反基督者”②,他意识到了当前的危机和希望。56岁的他待业在家，另谋教职几近无望，但他还不准备退休。他的积蓄已经耗去大半，更负担着一个庞大、年轻的家庭，还有几名投靠他的亲属。他的妻子疾病缠身，他本人也体质虚弱。布洛赫本可隐居乡下，一边照顾家人，继续从事研究，一边等待着救援。然而，这一消极的路线明显危机四伏，存在着许多个人障碍，其中不只包括布洛赫对自己“百无一用”的强烈感觉。当然，还有另一条出路——行动。③
1942年年末或1943年年初，布洛赫决定加入抵抗运动。在这之前的半年，逃过了《强制劳动条例》或德国人侵略的“第二代”年轻志愿者，在地下组织内平步青云。此前的许多南方首领都去了巴黎、阿尔及尔和伦敦。一个崭新的局部和地区性的领导层正在成形，它的主要任务是构建政治体制，为法国解放发展武装力量。布洛赫决定把主要的精力贡献在此。
爱国主义和荣誉感想必推动了布洛赫的决定。身为抵抗运动的一员，布洛赫得以在此存亡之际为法国效力，表现出对祖国的忠诚。当然，他也有个人的诉求，要维持五代以来的联系，将他的犹太身份和法国连在一起。在抵抗运动中，布洛赫和大批同化的爱国犹太人一道重拾被剥夺的公民身份，可以骄傲地宣称“吾为高卢人”("civis gallicussum”)①。布洛赫对行动的热忱和个人的雄心，也影响了他的决定。被捕和死亡的危险显而易见，布洛赫无疑做了一场豪赌。设若成功，布洛赫可能进入新生共和国的领导阶层；如果失败，他的家庭至少可以在殉道者的遗产中获取安慰。
如今，布洛赫彻底迈进了他之前竭力避免的公共领域，但他并没有特定的政治理念。与抵抗运动中的许多人一样，他依旧鄙夷政党、
派系和第三共和国名存实亡的议会制度。布洛赫作为一名个体和历史学家，驱动他的是强烈的反法西斯情感，以及某种认为法国是人类自由之翘楚的信念。他在乡下重读了蒙田，后者在四百年前的黑暗时代中，便是人文主义和自由精神唯一的坚定代言人。①鉴于布洛赫的背景、智慧、活力、雄心和强烈的责任感，加入抵抗运动的决定同时出自理性的考量和深层的需要。虽然命运的谷底恰逢参与国家重建的时机，但这在任何层面上都未能减损布洛赫选择中的真诚度、洞察力甚至是必然性。类似的重要决定，即便很少被提及或解释透彻，却实实在在有着闪耀整个生命的力量。②
加入之前，布洛赫尚需处理现实中的一些细节。为避免两个最大的儿子和一名侄儿遭遇《强制劳动条例》或其他更恶劣的危险，也为了能让他们加入北非或伦敦的自由法国，12月底，布洛赫陪伴三人抵达蒙彼利埃，在一名抵抗运动联络人的护送下进入西班牙边境。③他的长女如今在利摩日一个儿童之家工作。他的妻子和三名年幼的子女，与她的小妹和其三名幼子一起，住在富热尔乡下的家里。布洛赫内弟阿诺尔德·汉夫(Arnold Hanff)是邮政部门的高级工程师，也是活跃的抵抗运动成员，他将成为布洛赫夫妇之间的主要联络人。
1943年初，想要跻身地下组织的领导层并不容易。南部抵抗组织由微小、紧密的网络组成，其基础是私人关系和心腹伙伴，时刻受到监控和背叛的威胁，因此并不准备暴露给外人，更何况此人还是一名上了年纪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布洛赫的主要联络人都在克莱蒙费朗，当地的抵抗和逮捕行动近期均有增加。在地区领袖亨利·安格朗博士(Dr.Henry Ingrand)的有力领导下，新成立的奥弗涅统一抵抗运动正在团结“战斗”(Combat)、“自由射手”(Franc-Tireur)和“解放”(Libération)三大团体，在乡间组织游击行动，在城区发展学生一工人运动，并根除间谍。①在这一狂热而危险的阶段，一个外来的申请者需要强力的支持和特定的关系，才可获准加入。
布洛赫经由斯特拉斯堡大学(克莱蒙费朗)的老友罗贝尔·威兹博士(Dr.Robert Waitz)(在当地的领导人之一)介绍，加入了人数最少的一支统一抵抗运动。②“自由射手”的前身是“法国解放”(France-Liberté),后者是1940年年末在里昂自发成立的组织，经常发布驳斥维希政府宣传的言论。“自由射手”组织成立于1941年年初，由前激进分子、左翼天主教徒和共产主义者联合建立。其领导人是年轻的复员后备炮兵中尉让-皮埃尔·列维(Jean-Pierre Lévy),此人原是阿尔萨斯难民商人，复员后来到里昂，他遍游南部各地，为组织争取到流亡中产阶级群体的联系和支持。在“自由射手”的历史上，它的核心就是自己的秘密报纸，“一份尽量按月发行的报纸，取决于大元帅政策的容忍度”(1942年11月后，还要加上“盖世太保”)。《自由法国》利用忠诚的印刷人、发行者链条，由专业记者撰稿，以简练、尖锐的文风著称。其报头写着“自由——平等——博爱”。①
与“战斗”和“解放”类似，“自由射手”代表着一个相对广泛的政治意见群体，虽然它基本被视作一个温和、独立的共和组织：民主、亲299欧、反对种族主义、反布尔什维克。②1942年，“自由射手”向戴高乐靠拢，开始时小心翼翼，随后便满腔热情，并且加入统一抵抗运动，成为各主要团体之间的协调者。1943年统一抵抗运动成立后，“自由射手”不无意外地刻意削弱其成员的特征。可是，“自由射手”之名不免令人想起1870—1871年热忱的志愿军，它也一直保留着鲜明的反维希立场，这也符合布洛赫的意愿。
威兹将布洛赫引见给21岁的哲学系学生莫里斯·佩西斯(Mau-rice Pessis),后者是运动的中坚分子之一，依附于里昂的领导层。佩西斯用了整整十天，说服上级接受这个热切而尊贵的候选人。这之后的1943年3月，更有可能是在1944年4月，佩西斯骄傲地向大家介绍了他“新招募的队员”。《自由射手报》主编乔治·阿特曼(Georges Altman)在两年后回忆道：
一名50岁的绅士，纽扣上别着一朵小玫瑰花结，灰白的头发下是精致的面庞，犀利的眼神透过镜框，他一手拎包，一手拄杖；刚开始，来访者略显拘束，但不久他便展露笑容，伸出手掌，礼貌开口说：“没错，我就是莫里斯的‘新队员’。”①
里昂是布洛赫的出生地。两年前，他在里昂的美国领事馆经历几番面签申请无果，如今，这里成为布洛赫的最后一处居所。尽管早期的领袖大批离去，然而这座古高卢首都——当时法国第三大城市，仍然保有“抵抗运动之都”的称号。里昂基本上位于巴黎和马赛的中点，罗讷河与索恩河交汇处，法国主要铁路和公路在此会合，因此，里昂的地理位置优越，是一个地下活动相对安全的地区。在两条大河岸边的老屋和仓库内，在富维耶(Fourvière)山的建筑里，在红十字区(Croix Rousse)看似没有尽头的台阶上，在各层级的入口和小巷(traboules)中，在那迷宫般的小道和工人阶级居住的街区内，有足够的机会去发散、搜集信息，寻求庇护和秘密调动。抵抗运动最重要的媒体和秘密部队(Armée Secrète)指挥部仍设在里昂。1942年的巴士底日(Bastille Day),十万里昂人在下午六点半至晚八点之间在市中心聚集，宣示强烈的共和信念。②
1942年11月德国人重占里昂后，城内的气氛极度紧张。虽然居所、食物和基本物资极度短缺，里昂仍旧维持了一个活跃的黑市，警察也只是偶尔处罚。不时出台的惩罚性宵禁遏制不了里昂人的抱怨。他们恼怒于维希或纳粹拙劣的权力展示，也厌恶法国和德国警察对犹太人的定期突击——要么为了清点人数，要么为了劳动营强征——更反感对抵抗运动成员的大规模周期性围捕。很少有人再相信合作，但302大多数人都畏惧统治者的暴力和报复的实力。①
布洛赫的抵抗生涯一开始并不顺利。他先被分配到阿特曼手下，在找到自己的位置以前，他能做的不多，都是一些杂务，主要是传信和送报。他既要打消新同志的忽视和顾虑，也要克服自身的怀疑和沮丧。在里昂的前几周，他化名“洛林先生”(“Monsieur Rolin”),游走在各大精致的公寓之间。这是在相对陌生环境中的守望和寂寞的新生活。杂乱、危险的通信路线，极少前往富热尔的旅行，都令他与妻子、家庭的首次分离更加难耐。布洛赫本有一线希望赴利摩日高层任职，但最终也未能成行。①
但布洛赫并未消沉。他以“富热尔”为笔名，完成了《历史作品集》
第四、第五卷的审阅。复活节时，他终于第一次去费弗尔在勒索盖的乡间小屋拜访。②布洛赫还通过秘密渠道和英国友人们保持联系。③
另外，布洛赫如今专注于政治和经济变化，二者在法国重生之时可能成为关键。④他尤其希望在法国教育界开展一场“革命”。作为国家教育部部长阿贝尔·波纳尔的后继者，雄心勃勃的他意图废除所有
特殊学校，结束以考试为纲和拉丁、希腊文化至上的情况，引入国际研究，鼓励教学创新并重组研究。①
布洛赫的教改计划载于抵抗运动新刊《政治手册》(Les Cahiers Pol-itiques)第三期。②此刊原本由研究总委员会在里昂创立和发行，受到穆兰启发，穆兰则意图为《审查常委会》(New Statesman)找到一个秘密伙伴，并对抗《两个世界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政治手册》面向少数的法国知识分子，向其宣传解放和战后政权的“政治、经济与304社会”方向。通过审查常委会的关系，布洛赫被任命为《政治手册》主编，他为之贡献了自己所有的出版经验和强烈的“历史学家”旨趣，来处理重组的诸多实际问题。③
晚春时节，里昂刮来一阵舒心的“南风”,英美在突尼斯接连取胜，盟军部队持续逼近欧洲大陆。④但是占领者很快反击，里昂人心惶惶，抵抗运动的主要领袖屡遭逮捕。6月21日，穆兰更是在卡鲁尔(Calu-
ire)郊区被捕，惨遭杀害。这一悲剧虽然疑点重重，却在全国和地区范围内阻碍了抵抗运动的融合进程。①
按照合并的协商，由统一抵抗运动统筹全国范围内的行动，但三大创始组织保留对各自媒体和宣传的控制。在责任划分上，“战斗”的领袖亨利·弗利雷(Henri Frenay)主管军事，“解放”的领袖伊曼努尔·德阿斯迪尔·德拉维热里(Emmanuel d'Astier de la Vigerie)统筹政治，列维则负责情报、安全和物质补给。从金字塔顶向下至各大重要地区，则需投入时间、精力和策略，才能让新生的统一抵抗运动逐渐战胜各大创建组织的“封建”倾向和敌对情绪。②
在里昂，统一抵抗运动的领袖或是离开，或是即将转移，后进人员迅速被提拔到领导岗位。布洛赫的测试期在1943年7月突然结束，他接替皮埃尔·加孔(Pierre Gacon),成为“自由射手”在罗讷-阿尔卑斯地区的领袖，也是其在统一抵抗运动三人地区领事会的代表。③新任的罗讷-阿尔卑斯地区领事会包括“自由射手”的布洛赫(如今代号“纳博讷”)、“战斗”的马塞尔·佩克[Marcel Peck,代号“巴特斯蒂”("Bat-testi”)]、“解放”的A·马拉雷[A.Malleret,代号“博杜安”(“Bau-doin”),此后为“布德尔"("Bourdelle”)]。在法国南部的领导问题上，“战斗”因其规模最大、组织最完备，在统一抵抗运动的六名地区领袖中占有五席。但是，在罗讷-阿尔卑斯地区，“解放”的代表却在1943年3月被全国委员会提名为地区领事会领袖。这既体现了里昂三大组织根基深厚、十分活跃的特征，也暴露出“战斗”候选人出现了政治和安全问题。“自由射手”似乎支持“解放”的候选人“博杜安”。即便“自由射手”的代表在严格意义上是一名联合伙伴，但他常在领袖和其竞争对手之间充当观察人、调解者，二者之间既有私人恩怨，也有对抵抗运动在东南部中心地带之领导与组织的两套完全不同的观念。①
7月，布洛赫继承前任的责任，成为地区社会服务的组织者和地区十大部门的监督员。他同时维持着统一抵抗运动与当地各区域组织的联系，包括情报和假文书、秘密部队和游击队，还有铁路和邮政服务。在里昂与维勒班(Villeurbanne)郊区交界的办公室里，布洛赫和几名特工解码、编码信息，再交予里昂街头的其他特工。他去办公室时总是随身携带一本书，里面的纸条记载着布洛赫的职责，为保护联络人，纸条都经过仔细伪装。②
如今，布洛赫的主要抵抗生涯已经展开，这些任务符合其能力和秉性。他迅速脱颖而出，将秩序和纪律带到这个此前混乱的组织。①他的责任瞬间成倍积累，他的联系人也在增加，而他的自由度和权威性亦随之提升。布洛赫被委以特殊任务，准备该地区的“登陆日”(Jour-J)——盟军登陆日——届时十大部门都将发动起义。他筹划设立“自由委员会”("Liberation Committee"),统领里昂和该地区，他也负责所有行动的细节，如人员、交通和联络，他还可能期待自己能出任委员会主席。②
作为秘密组织的领导，布洛赫过着双重生活。出于抵抗运动的经验，他以旅游商人“布朗夏尔”(“M.Blanchard”)的身份在卡鲁尔找到了一处安全的长期居所。布洛赫居住的橘园街(rue de l'Orangerie)静谧如乡村，远离喧嚣市区，不受猖獗的盗窃和恼人的宵禁影响。他的妻子可以来访，他也可以在这里用餐，过上一种更加“正常”的生活。西蒙经常从乡下给他送去食物、衣服、书籍和补给，使他能够坚持、过得舒适。“布朗夏尔”用壁炉烧毁了成堆的文件。邻居完全没有察觉到布洛赫的行动。③
布洛赫也有难以忍受的大段孤独期。他独自度过了57岁生日。他通过联系人，迫切地关注被流放的两个儿子的消息：从他们在西班牙监狱的漫长刑期到释放，再到逃往北非的自由法国(Free French)。①他也一直担忧长女爱丽丝的安危，彼时她是约八十四名4至12岁孩子的监护人，而他们在马斯基里尔(Le Masgelier)的儿童之家已经两度“被访”,一次是法国警方来搜寻武器，一次则是德国士兵来搜捕犹太人。②另一个儿子丹尼尔即将年满18岁，受到强制劳动法的威胁，布洛赫非常担心他的学习，要求他考入一所不错的农业学校，位于阿尔代什的讷维克(Neuvic in Ardèche)。③幼子让-保罗于1943年秋季成为古尔赫(Guéret)高中的走读生，但让-保罗身体欠佳，无法让布洛赫放心。④他思念着孩子和妻子。在与他们分离的这段漫长时期，他发觉
人生“沉重”,苦闷于自己“抛弃了他们”。⑤
里昂有两种抵抗分子：一种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也参与地下活动；另一种则是全职的秘密队员。前者大都是里昂本地人，后者则是法国和国外难民，与当地人联系甚少。布洛赫即属于后者，他有一“帮”姻亲。好客、善良的魏尔(Weill)一家，他为他们着想、提供建议。他也和在战斗中十分活跃的两名侄儿与一名侄女保持联系。他在抵抗运动同僚中建立了一个亲密的友谊圈子，包括阿特曼和埃利·佩吕(EliePéju),还有经常和他一起用餐的年轻人佩西斯。
布洛赫展现出令人惊异的适应能力，如今的他有了一群年轻、热忱的战斗员与之共事。为了安全起见，所有的抵抗分子都隐藏了自己的身份，但布洛赫却很容易辨识。一名年轻的前通信员形容布洛赫是一名“小个子的年长绅士，笑容可掬、和蔼可亲”,在里昂众多桥梁中的一座，她假装和布洛赫偶遇，以传递信息。①在办公室里，布洛赫对所有任务一视同仁，很快大家便发现他是运动中最实际、锐利和善辩的长者。多数的年轻同志都和这位优雅的巴黎绅士保持着忠诚、信任、敬重的关系，但他避免泛用亲密的称呼“你”。在一个需要胆量与计划、个人主义与集体合作、缄默与交流技巧，还有最重要的对某一事业献身精神的时代，布洛赫是一名模范领袖。他热爱练兵，是一名负责的军官。虽有众多缺憾，布洛赫大都保持了轻松愉悦的姿态，似乎还悠然自得于个人自由和地下活动者的生理与物质匮乏。②
新生活令布洛赫再度四处奔走。作为地区领袖，他要巡查全区，这也让他得以短暂地探访家人。③不久，他亦要每月前往巴黎，和审查常委会的全国领导们会面，讨论解放后的行政事宜，以及《政治手册》的转移工作。①三年后他重回首都，巴黎正值美丽的夏季，比里昂具有更为怡人的气息，塞纳河的瑰丽灯光让布洛赫流连。尽管这里有德国鬼子，议会大厦上依然高扬着万字旗，街道上禁行汽车和公交，地铁拥挤不堪，不时传来恼人警报，但是布洛赫宁愿留在这里。②接下来的五个月里，他六次前往巴黎，最后一次更是携妻同行。他在上好的餐厅用餐，光顾电影院，遥望此前的住所——如今那里住着德国军官，阳台上还装有防空照明灯。布洛赫也走访亲戚，每次都拜访费弗尔，后者认为其一如往昔：“思维清晰、乐观积极、精力旺盛”③。这些旅途时常是最后一刻才定下，也是危机重重、令人不适，但它们却为这个里昂抵抗运动的领袖带去了难得的人际交流、影响、信息和决心。
布洛赫发表作品众多。他显然在为《自由射手报》撰文。他也和阿特曼一起创办、编辑新刊《自由评论》(La Revue Libre),成功发行了两期。《自由评论》的学术式结构由文章、档案、见证、评论和其他抵抗运动刊物的通告组成，其文风简练，一针见血，也向“法国社会的革命性转型”致辞，故明显带有布洛赫的印记。①此外，布洛赫还匿名为《政治手册》撰稿，评论1940年溃败的原因②、纳粹主义的宣传基础③、法国学界的种族主义和精英主义④、战后世界经贸合作的前景⑤,还有解放后进行彻底、全面净化之必要，他更坚持“审判的真正时机……尚在明日”⑥。布洛赫的这番倾斜甚至比其学术文章更为激烈，反映出一个比此前更加激进的政治倾向。他还可能写作、集成或编辑了统一抵311 抗运动的匿名传单，多次号召各自由委员会的人民进行动员，强调起义必须成为一起当地深得人心的起义。①
1943年9月布洛赫收获了两次喜悦和希望，先是盟军在意大利南部两栖登陆的消息，之后是苏联收复斯摩棱斯克(Smolensk)。②但随着秋日益深，白日渐短、渐灰、渐潮，冷风日起，寒意和孤寂给布洛赫的精神带来了负担，他也如被占领的法国一般，受困于普遍蔓延的疲乏感，其中更夹杂着苦涩和急躁。自由何时来到?③
冬日带来更多的等候与绝望，更伴有日益增加的危险。1943年12月，预计到盟军登陆和国内起义，狂热分子约瑟夫·达尔南(JosephDarnand)被任命为法兰西民兵头目。他上任后立即与德国人全面合作，向抵抗运动发起大范围的野蛮行动。④伴随着这一波恐怖逐渐接近里昂，布洛赫谨慎地策划出逃。他坚韧而勇敢，静候自己的命运。他已做好必要的财务安排，也知会妻子打理他希望发表的学术作品。参加抵抗运动将近一年后，布洛赫即将迎来最大的危机，他知道太多人、冒过太多险、太不注意自身安危。他察觉到各种信号，知道自己行将被捕。①
被捕前晚，布洛赫挂念的全是他人：他勇敢坚忍的导师费迪南·洛特②,他之前的学生们③,尤其是他的家人。他试着安慰女儿，给予她未来的希望——后者的工作随儿童之家的关闭而结束。④对远方的儿子们，他说自己对必需的生活方式还不习惯，虽然劳顿却仍然感到满足。⑤虽然极不情愿，他仍勉强同意丹尼尔加入游击队的决定，并立刻展开工作，帮助儿子。被捕当天早上，布洛赫请求妻子原谅他的“远行”⑥。
布洛赫被严重暴露。近两个月来，他一直是罗讷—阿尔卑斯地区人员的实际领袖，鉴于马拉雷(“博杜安”)在1月初匆匆赶赴巴黎，而他的继任者阿尔班·维斯特尔[Alban Vistel,代号“弗朗索瓦”(“Francois”)]又罹患肺炎，现在的布洛赫是两名新任的地区领袖——来自“战斗”的维斯特尔和R.布朗克[R.Blanc,代号“德拉克”(“Drac”)]的上级领导。布洛赫的副手让·布洛赫-米歇尔[Jean Bloch-Michel,代号"隆巴尔”(“Lombard”),他代替了11月被捕的佩克]是布洛赫哥哥的长子，布洛赫之前曾帮助抚养他。1944年2月，布洛赫在里昂中部的喀特夏普(Quatre Chapeaux)街一号(科尔得利大厦，the Cordeliers Build-
ing)的一家缝纫工厂的六层建立了新的支部。经由当地一所大学的关系，他以M.布朗夏尔的身份将该办公室转租，用作科学研究，里面散落着一些德国书籍和学术文章。布洛赫化名“纳博讷”,与秘书和两名助手一起勉力保全并维持着统一抵抗运动组织。1944年3月8日下午3点，原定举行地区人员全体大会，讨论多项事宜，其中包括解决继任者难题。①
大规模逮捕的序幕在3月7日拉开。当天12点15分，“弗朗索瓦”原定与“德拉克”会面，准备8日的全体大会。四十五分钟后，维斯特尔在“战斗”的伙伴仍未现身，他便感觉不妙。实际上，当他抵达会面地点时，盖世太保已经逮捕了五名重要人员：“杰奎琳”(“Jacqueline”,当地“工人行动”领袖)、“维林”(“Velin”,宣传和发行事务)、“伯纳德”(“Bertrand”,地区联络人)、“隆巴尔”和“德拉克”。②
此前一小时，布洛赫和“沙尔东”(“Chardon”)碰面，后者刚从上萨瓦省(Haute-Savoie)抵达，是战斗的一名成员，他告诉布洛赫，盖世太保突查了“德拉克”的办公室。③布洛赫的侄儿“隆巴尔”未能在午餐时出现，“德拉克”则错过了与布洛赫在沃土广场(Place des Terraux)的会面。布洛赫搜寻二人无果，之后便从“沙尔东”处得知二人被捕的消息，“沙尔东”更提出在下午五点到五点半之间将“德拉克”的档案移交布洛赫。此后，布洛赫与“沙尔东”和忠心的“莫里斯”一同用餐，再去卡鲁尔的邻居家参加一场小聚会。①
次日清晨大约八点半，一辆盖世太保的汽车抵达布洛赫所在的街区，车里人向各店主问询一位名叫布朗夏尔的老居民。一个面包店老315板指了指某个方向，而此时，拎着小皮包的布洛赫正从那里走来。大约九时，布洛赫在环形桥(Pont de la Boucle)上被捕。②
因“纳博讷”未能出席午间会面，他的副手勒内·塞鲁[René Sey-roux,代号“沙左”(“Chazaud”)]拉响了警报。“纳博讷”和“德拉克”均未出席当日下午的地区会议，“弗朗索瓦”深感不祥，迅速撤离。“沙尔东”担心布洛赫保管的重要文件。下午五点，布洛赫的秘书“娜塔莉”[“Nathalie”,即尼娜·莫格乐夫(Nina Morgueleff)]抵达科德利埃(Cordeliers),乘私人电梯到达六层，告知“沙尔东”和首席裁缝雅科托女士(Mme.Jacotot)布洛赫被捕的消息。“沙尔东”建议她把与政治、财务和盟军登陆日(Jour-J)等相关的重要文件藏好。雅科托同意与将她引见给布洛赫的弗洛伦斯教授(Professor Florence)一道将部分档案用小提箱保管。①
第二天，即3月9日早上，盖世太保突击检查布洛赫的办公室，宣布查获一个接收装置和一系列不法文件，“证明羁押者乃抵抗运动之一员”。德国人也搜查了布洛赫的住处。“娜塔莉”提前收到消息，在德国人到达她住处之前成功逃离。同一天，科德利埃店主布伦女士(Mme.Brun)被捕；当天下午，雅科托和弗洛伦斯在一家咖啡厅被捕。搜查办公室和居所的行动持续了一周。总共有约63人被捕，包括统一抵抗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及其附属的行政、工程、铁路、邮政、劳工、情报和军事人员。②
3月15日，信息部长菲利普·昂里奥在维希宣布，逮捕大批人员，收缴大量资金、文件和武器，并宣称“抵抗运动之都里昂已经覆灭”③。通敌的媒体“额手称庆”,宣扬“警察和法兰西民兵”剿灭了里昂的“毒蛇窝点”,称这是一群意图发动内战的恐怖分子，月开支1.73亿法郎，攻击法国人民超过3000次(而仅有80次攻击针对占领者),他们披着戴高乐支持者的外衣，实际上是莫斯科的走狗。④
媒体主要关注的是被捕领袖的身份，称“恐怖分子总司令”是一个“化名法国南部城市的犹太人”。①《人民观察家报》(Volkischer Beobacht-er)盛赞赖伐尔打击法国恐怖势力的积极行动，强调布洛赫作为“暗杀队伍的领导”,受伦敦和莫斯科的慷慨资助，为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诉求即犹太群体旨在覆灭欧洲其他各国，提供了充分的论证。②
三月围剿的规模大、花费高，但其并未如维希宣传者所鼓吹的一般“歼灭”了抵抗运动。维斯特尔接过大旗，迅速向同志们保证：“抵抗运动仍在继续……”3月11日，他公开表态，驳斥昂里奥的夸耀和其针对地下组织的“谎言”。3月17日到22日之间，十万份维斯特尔的发言副本被广泛传播，这位新任地区领袖迅速行动，复兴、重整抵抗运动的力量。③
对于德国人而言，这些逮捕行动喜忧参半。昂里奥的讲话凸显了317维希政府和占领者站在坚决镇压抵抗运动的同一阵线，但他在讲话中夸下的海口未经党卫队高层的审批，故而夸大了达尔南和赖伐尔的作用。④这些扫**确实卓有成效，截获了当地大量的政治、行政、经济、媒体、劳工和反间谍材料。另一方面，党卫队和军方情报机构已经取得了盟军登陆日的全国纲领，如今他们掌握了更多的地方细节。因此，当局倾向于将里昂行动视作一系列地区打击的一环。事实上，这激化了当地人民和法国地方官员的矛盾，且并未在登陆日前夕降低里昂和周边地区的“恐怖”级别。①
维斯特尔即刻便针对布洛赫被捕发起了问询，并销毁了地区名册。由于损失严重，大量人员失踪，虚假消息层出不穷，调查遭遇阻碍，但也因为意料之外的释放以及关键证人的突然出现和作证，调查得以继续。②最初的嫌犯是局外人“沙尔东”,其所属的组织“战斗”所受打击最为严重。他与“纳博讷”联系密切，后者被捕不久，他即消失不见。但“沙尔东”的解释并无漏洞。故事确实更为复杂。③
显然，布洛赫被捕是统一抵抗运动遭到一系列抓捕、泄密甚至可能是叛变的结果，它们始于3月初的巴黎，并迅速蔓延到里昂。①维斯特尔的调查指向了“沙图”(“Chatoux”)。沙图负责发行《战斗》报刊，认识所有领袖，3月6日被捕后，他似有泄密。第二天，据称他曾被目击在盖世太保车内指认会面地点。“隆巴尔”则指控3月7日被捕的“德拉克”不堪刑讯，吐露信息。“隆巴尔”此后承认在严刑之下说出了叔叔的地址。②另一名嫌疑人是雅科托女士，她于3月11日获释，此后被目睹乘坐盖世太保的车辆，据称她熟知拘押在六层的显赫长者，还以此夸耀。③一旦盖世太保得以拼凑几个禁不起推敲的细节，以审慎和不计个人安危而著称的布洛赫便很容易落网了。
被捕后，布洛赫被带到盖世太保位于贝特洛(Berthelot)大街内军医学院(Ecole de Santé Militaire)的总部，这座以克劳斯·巴比为首的机构以其众多冷酷的刑讯方法——烧灼、冷水浴、棒击——和地下室处决而著称。①第二天，历经审问和刑讯的布洛赫被转移至蒙吕克(Montluc)监狱，侄儿“隆巴尔”看到他处于“极其不好的健康状态”。在第二次审问和刑讯之后，布洛赫饱受双侧支气管肺炎和严重挫伤的折磨，在医务室待了四周。②
布洛赫只是告知了德国人自己的真名，这也许是期望外界干预，也许是出于自尊或争取更好对待的愿望。离开医务室后，3月22日和25日，布洛赫两度受审，但他仍拒绝泄露信息。盖世太保似乎对大部分羁押者都失去了兴趣，释放了一部分人，但对于如布洛赫一般涉嫌同审查常委会和其他政府官员有来往的显要，却尤其关注。蒙吕克副典狱长数次审问布洛赫，但他明显未能如意。③
漫长的痛苦之中，布洛赫保持冷静，坚忍如故。在距离里昂中心不到两千米的地方，他被羁押在一座拥挤不堪、难以逾越的19世纪军事要塞之内，此处因劣质食品和肮脏环境而闻名。为了“打发时间”,盟军的进攻日益临近，准备撤退的德国人开始处理大量囚犯，其中一些被转移到第三帝国的集中营。但自4月开始，尤其是进入6月初以后，为避免抵抗力量的觉察和报复，大批囚犯在夜间被转移至里昂周围的各大独立地点，执行枪决。②
从新近的收押者处，蒙吕克的人们几乎立刻便知道了盟军6月6日登陆诺曼底的消息。这一久候的喜讯通过敲击墙壁，以密语的形式如海潮般在各牢房传播。几天后，6月中旬，布洛赫被转移到另一间囚室。③
6月16日晚约8时许，羁押在蒙吕克不同牢房的28人集合在一起，两两铐牢，登上一辆敞篷卡车(小卡车)。德国军官和士兵装备汤姆逊冲锋枪，乘坐汽车在前后护卫，将他们运到白莱果广场(PlaceBellecour),这里在5月轰炸后成为盖世太保的新总部。他们在车内等了大约20分钟，期间一名烂醉的德国军官辱骂他们，还吹嘘伦敦即将被V-1火箭摧毁。①
确定方向后，一行人沿着索恩河向北前进，途经卡鲁尔、索恩河畔讷维尔(Neuville-sur-Sa?ne)和特雷乌(Trévoux)。卡车在经过特雷乌后又向北行驶了几千米，最终抵达圣迪埃尔德福尔曼村外一处叫拉鲁西永(La Roussille)的地方，停在一个周围长满高灌木的牧场旁。其余两辆车一前一后，停在50米以外，和卡车成一直线。此时已将近9点。德国人下令让四名囚犯下车。松开手铐后，他们被指引由一个狭窄的入口进入牧场，几秒后，便传来重机枪的声音。之后又有四人被带走，其中一人做着无谓的努力，逃脱未果。就这样，四人一组，他们被依次带进牧场，由四名身着统一制服的士兵在近距离射杀，直到二十八人全部倒下。过程中没有出现求饶的声音，有人高喊着“法国万岁”“永别了，我的妻”之类的话语。①
行刑持续了10到20分钟。行刑后，德国人巡视尸体，在头部和后颈处补上最后一击。毁灭了一切身份信息后，德国人登上卡车和两辆汽车，迅速离去。屠杀现场惨不忍睹、混乱不堪——尸体有的仰卧，有的俯卧，有的侧卧，还有的扭作一团。其中一位盲人握着手杖，一位受害者右臂装着义肢，还有一具尸体佩戴着荣誉军团(Legion ofHonour)勋章。让·克雷斯波(Jean Crespo)和夏尔·佩兰(CharlesPerrin)两人奇迹生还，得以重述此事。②
次日上午，当地学校校长、圣迪埃尔市长助理马塞尔·普瓦黑(Marcel Pouvaret)发现了尸体。市长调来特雷乌的宪兵队(gendarmerie)。因为无法辨识尸体，警察从里昂召来权威法医，拍摄照片，提取指纹，搜集二十六具尸体上的零散证据。之后，尸体被收殓，葬于圣迪埃尔。③
布洛赫在1944年3月的失踪自然敲响了警钟。他最亲密的同僚“莫里斯”坚信布洛赫的力量和沉稳，并未出逃，而是在得知布洛赫的痛苦后，试图解放他却未果。①布洛赫的妻女在为两名幼子找到庇护所后，去里昂寻找他的下落。西蒙此时罹患胃癌，虽未确诊，但在布洛赫去世后不到一个月，西蒙也黯然离世，没能去辨别布洛赫的照片。西蒙的弟弟阿诺尔德·汉夫几乎于同一时间在利摩日被捕，1944年3月26日，他在布朗多姆(Brant?me)挖好自己的坟墓后，死于大规模枪决。其妻珍妮(Jeanne)被转移到奥斯维辛(Auschwitz),在那里去世。②布洛赫在富热尔的住所于1944年5月被废弃后，曾受到占领和掠夺，罪魁祸首据称是激进的共产主义分子。里面的家具都保存完好，但许多珍贵的私人物品却再无踪影。③
费弗尔从一名认识两人的同僚处得知布洛赫被捕，他谨慎地在巴黎传播该消息。④他起初希望布洛赫能被遣送至德国。但经由另一名可靠的联系人，费弗尔成为最先得知圣迪迪尔枪决的几人之一。1944年9月3日，美国、自由法国和抵抗运动的部队终于解放了里昂。此后不久，费弗尔心情沉痛，独自前往里昂，搜寻失踪老友的消息。①两个月后的1944年11月上旬，布洛赫之死获得官方认定，女儿爱丽丝和西蒙的妹妹埃莱娜·魏尔(Hélène Weill)终于确认了他的私人物品：眼镜，夹克和领带的碎片，常佩戴的三个装饰物，还有指纹这 324一坚实的证据。②此刻几乎完全从德国占领下解放的法国，传出了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教师、士兵和爱国志士惨遭杀害的消息。对于布洛赫的孩子们来说，这是一个更为惨痛的损失，而他尚有三子仍在军中。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