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回应了一个问题，这就是，是否一个未被社会抓住的世界的诸元素已经幸存下来并且仍然能够被经验到?他的这个回应的弯弯曲曲的轨迹证明，重访和例证他的关键点是正当的。阿多诺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提出了形而上学经验的问题。超越性被设想为一个承诺，这个承诺在对真正活着的东西的分散元素的真实经验中放出光芒，在对已经逃脱交换之网的微小的彩色踪迹的真实经验中放出光芒。在《否定的辩证法》结束部分，阿多诺写道，“形而上学漫游到显微学之中”,从而“躲开总体性(Totale)”(ND399)。尽管它有科学的戒指，但是显微学(Mikrologie,Duden 1990 s.v.)只是小题大做(Kleinigkeitskr?merei)、“吹毛求疵(pettifogging)”或者—-用阿多诺的话来说——“对细节的固执关注”(HTS127)的一种古老表现：“有的东西根据归类的属概念的尺度被无助地孤立起来了，显微学扫描粉碎了这样的东西的外壳，并且摧毁了它的同一性，即它仅仅只会是一个样本的假象。”(ND400)在与客观现实之诸般细节的迷人的直接遭遇中，孩子仍然能够拥有个性化的坚持，而这种坚持是忠实地经验不可交换之物的元素所必需的，因此孩子的扫视与显微学密切相关。与此同时，阿多诺说，遭遇不可替代之物的可能性正在变得越发靠不住；并说，这样一些经验正在日益变得容易遭到否定。在此语境中例证阿多诺的推理并不会确认某个观点优于另一个，而是会根据他著作中的不同段落同时阐明两种视角。阿多诺1967年的一卷《无指导原则》包含了五篇游记，每篇由几个不加标题的断片——长度在几行和一页之间——组成，它们记录了有关他游访的地方的经验和细节。如果按照本章的引导问题来加以系统地探讨，那么这些游记可以被解读为阿多诺的某些观念的表现，这些观念关涉到非社会的世界以及主体与其关系的问题。既然这些文本是高度暗示性的，那么接下来的讨论——再一次用邦斯的话来说——包含着“提供解释”。
(一)微光
阿多诺有关孩子沉迷于村名的意象详细说明了一点，即对一种逃避交换社会的现实的真实经验必须把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一件是对以其特质独树一帜的东西保持高水平的开放性，另一件是拒绝采用那些会把独树一帜的东西变得等价的普遍适用的、同一化的范畴。他游记中的某些章节所报道的遭遇看起来已经结合了这些特征，甚至也已经瞥见了某些不可替代的东西。这表明这样一些经验仍然是偶尔可能的，并表明阿多诺已经拥有了这样一些经验。他有关这种遭遇的例证频频涉及他的童年时代：“我……记得源出于乐谱的魔法，它确定乐器的名字并且精确地展示每件乐器所演奏的东西。长笛、单簧管、双簧管——这承诺不亚于彩色车票或村庄名字所做的承诺。”(1998a:3)事实上，如果有人能够以抗拒一般化的方式来面对现实，正如个性化所要求的那样，那么他就是“概念的新手”(伯恩斯坦，2001:427),他的智性的社会化仍然是不完全的。
阿多诺一家和他们的年轻人在巴伐利亚州的小镇阿莫尔巴赫(Amor-bach)度过了许多假期，他有关这个地方的一篇文章聚集了一系列令人回想起村名意象的经验。这些断片的主题的唯一性被若干文本特色所加强。关于“阿莫尔巴赫”,直接引起人注意的是阿多诺对第一人称单数的使用，这种使用是他通常所回避的(参见A&.H4641,MM50),而且这种使用在这里看起来好像传递了经验主体对采用社会上合用的概念的抵制。对一般化的相应反对由于对发生迷人遭遇的准确地点——只在此处不在别处——的详细描绘而得到突出。阿多诺详细描述了阿莫尔巴赫铁匠铺里“耀目燃烧的火焰”,这铁匠铺“在主街上，可爱的波斯特(旅馆)的拐角处”(OL302);墙上旧吉他“的旁边是有着莫扎特圆形浮雕的钢琴……在波斯特的客房中”;一条从阿莫尔巴赫到米尔滕贝格(Miltenberg)的小路先是经过“后悔谷，一个离开戈特哈德(Gotthard)的和缓山谷的村庄……途经极为僻静的月亮泉，它位于穿过似乎正在变得浓密的森林的一个大幅弯曲处”,再越过“各种各样的废墟”,便通往“一道门，这道门由于林木位置的阴冷而被人们称作施纳特尔洛赫(Schnatterloch,即啁啾洞)”,它——“突然地、生硬地，没有任何过渡，就像在梦中般”——向着米尔滕贝格“最美丽的中世纪集市广场”敞开(OL305-306)。阿多诺的细腻描写表现了主体对特别之物的坚定不移的关注。他在他的遭遇中提及了身体的震颤，这些提及放大了他对经验对象的抽象和分类的拒绝：“每天清晨很早的时候，(附近铁匠铺)浑厚的敲打声将我唤醒。而我从未对它们生气”(OL 302)。阿多诺以相似的强度回想起他“陶醉”于“震颤的”“失调的”吉他琴弦的“黑暗不和谐音”(OL 306)以及“水上(美因河)渡船的声音”中：“人们安静地倾听的”声音(OL 303),个人以温柔的坚持来追随奇特的对象。
阿多诺谈及阿莫尔巴赫修道院的断片时重新聚集起所有这些文本特色。“湖滨花园被散发着好闻味道、生活着条条鲤鱼的池塘艺术性地藏在一群树后，从这花园中的一处可以看到修道院的一个小小的、可观察的部分。”在这里，“美……安静地得到恢复，而我却在整体前徒劳地探问美的基础”(OL 302)。明白无误的个人调子表现了遭遇的个性化，地理上的详细描述再次强调了主体对奇特细节的非一般化的、开放的关注，经验的身体维度的重新创造强调了它对概念抽象的避免。阿多诺似乎认为，“阿莫尔巴赫”所描绘的经验把经验对象个性化了。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他是否也相信他经验到了逃避交换社会的现实的诸种元素而没有被愚弄。人们也许会认为，他至少没有归结到这样一种现实对概念解析的抵制，尽管有点不确定。例如，经过施纳特尔洛赫到米尔滕贝格的道路被回顾性地描绘成一条通往“幸福”的道路。幸福紧贴不可交换的东西，紧贴同一性中的彩色断裂，这些断裂承载着“一个尚未被商业征用的知觉世界的最后踪迹”(1992a:55)。另外，阿多诺暗示了一些存在于他所遭遇的东西中的元素，这些元素已经逃脱了维持资本主义的人类活动：旧吉他缺少琴弦并且是失调的(OL 306);阿莫尔巴赫渡船“有着它的独特表达，因为它作为古老的船只”,并不是“心甘情愿地保存传统服装俱乐部以及历史性的纪念物”;修道院摆脱了“精力充沛的系统安排”。最后，这些对象中有许多细节符合阿多诺所做的详细描述，即把生活的彩色踪迹描述成起源于往昔(ND370),例如，从加油站之前的时代以来赫然耸现并且回**着过往岁月的声音的铁匠铺(OL 302-303)。
“只有在一个特别的地方，”阿多诺补充说道，“一个人才能够拥有对幸福的经验，对不可交换的东西的经验，即使它随后证明(不可交换的东西)并不是唯一的。”(OL305)这个句子允许两种解读(OL304)。阿多诺似乎在暗示，对于孩子来说，对于他的个性化经验来说，阿莫尔巴赫看起来是无与伦比的和不可交换的，反之，后来的成年人则明白，甚至阿莫尔巴赫、米尔滕贝格、维尔特海姆(Wertheim)的建筑也已经多少有些是标准化和可替代的了。由于相信瞥见了一种已经逃避交换社会的现实，孩子被误导了。然而，貌似也有道理的是，阿多诺暗示，阿莫尔巴赫似乎后来在生活中不再是不可交换的了，因为暴露于标准化世界中的岁月蒙蔽了成年人对特别东西的经验。先前无与伦比的东西后来似乎不再是唯一的，这只是因为成年人不再能够个性化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是成年人弄错了：有一种可能性仍然完好无损，这就是，孩子在阿莫尔巴赫所经验到的东西真的曾是一种逃避社会的现实。
话虽如此，阿多诺并不认为真实经验的先决条件是未成年。他偶尔提到与“伦敦公交车上……许多彩色车票设计”的受**遭遇(A&.B 71)。孩子“眼睛的(感觉中枢)”尤其有助于遭遇“从日常灰色中闪耀出来的”颜色(1992a:55),但公交车票是被一个流亡于英国的还保留其感觉中枢的成年人经验到的。相应地，阿多诺有关他战后旅游的游记中所包含的一些段落与那些来自“阿莫尔巴赫”的段落非常相似。它们零星地暗示一些遭遇，他看似认为这些遭遇仍然成就着，要接触交换社会之外的踪迹就必须个性化坚持。远离日常灰色语境的旅游也许很好地加强了主体对常规经验模式的反抗。
人们所熟悉的来自“阿莫尔巴赫”的三个文本特色，在一篇有关漫步穿过卢卡(Lucca)的托斯卡纳(Tuscan)城的断片中再次露出面来。阿多诺使用第一人称单数，这标志着他对普遍合用的范畴的抵制，而他对地理上细节之处的坚持则表明了他对一般化所做的斗争：“在来来回回无尽地询问方向之后，在圭尼基宫(Palazzo Guinigi)里，在我尚不知道的一刻钟里……高高的塔楼上有一棵冬青栎，城市的地标……花坛上塞满自行车和各种各样的残渣。”通过唤起一种体力的感觉，阿多诺道明了他经验的身体维度以及他与抽象概念相反的对特定客体的不懈追求：翻过花坛里拥塞的残渣，“我找到了通往有着蓬乱光彩的花园边缘的道路”(OL 397)。
阿多诺对幸福的评论看起来也把他选定的一些旅途遭遇表达为个性化，对幸福的真实经验拒绝用同一化的概念把它固定下来。孩子被证明只有隔开一段距离才能通过期望幸福而在村名中经验到幸福，这是在卢卡发生于阿多诺身上的事情：“店里的展示，甚至是稀疏的展示，具有某些值得珍视的东西。它们对于仅仅只是路过它们的人来说也已经是合用的了。它们的**便是该**所承诺的幸福。”(OL396)一旦阿多诺意象中的孩子进入村子里面，幸福就会像彩虹一样向后退去。可是，孩子并不感到失望，因为他们认识到真正的幸福经验并不能够以同一化来紧紧握住幸福。在斯美塔那(Smetana)《被出卖的新嫁娘》(Bartered Bride)的一场维也纳演出之后，阿多诺写道：“装饰是自然主义的，我并不为已经喜欢上它们而感到羞耻。村庄的意象(原文如此!)知道作为形式的舞台装饰的秘密——把思慕中的遥远之物拉得如此之近，仿佛人们就在它里面，但却没有减少距离的气息。”(OL425)两则断片都描绘了一种时空的距离，即真正幸福的经验坚守它所遭遇到的东西，它的开放以及它对那些得到普遍应用的概念的抵制与它在这样一些契机中的适当是程度相当的。
这些可能成为对一个逃避交换社会的世界的真实踪迹的经验吗?阿多诺与卢卡的两次遭遇引发了一种不确定的“是”。第一次，那里有“蓬乱光彩的花园”,阿多诺在经历许多麻烦之后找到了它。再向后翻几页，继详述他在卢卡的圣米凯莱教堂(San Michele church)前“深沉、清冷的暮色”中的位置之后，阿多诺描绘了这一景色：
空****的四层楼教堂正面伸展到灰蓝色的天空之中，它毫无保护，仿佛随时就会倒塌。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它没有任何功能且违背建筑智慧却如此美丽。它展示了它自己的无功能性，而并不要求它所是的装饰之外的别样东西。(OL400)
阿多诺多次暗示，他在卢卡真的遭遇到了交换社会之外的现实。卢卡的花园被描绘为蓬乱的(被忽视的，不整洁的),教堂正面被描绘为“毫无保护”。这意味着，它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未被人类活动打扰了。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花园和教堂正面已经逃脱了维持交换社会的人类活动的影响范围，并因而逃脱了社会本身的影响范围。阿多诺继续说道，卢卡的花园“产生了前庭的灰色所否认的东西”(OL397),教堂正面从天空的灰色中区分出来。这些段落和阿多诺对某种观点的时刻反对之间的相似性太过显著,以至于不可能是巧合，这就是，他根据逃避交换生活的彩色踪迹来反对社会的灰色无所不在这种观点。花园和教堂正面承载着颜色的踪迹，最终的线索由教堂正面的“无功能性”所提供。一个“被交换原则完全统治的……社会”实际上“自始至终都被功能化了”,它仅仅由那些强迫任何事物都履行社会功能的人类活动所维持。“无功能的东西”逃避了对这些活动的把捉，并且“不接受它们所维持的语境”(1976:41)。无功能的东西抗拒被化约为一种用以实现某种社会目的的可交换手段，因而也反对变得可与那些被迫替代该目的的其他手段彼此互换。“无论什么只要有功能就是可替换的，只有虚无有益的东西才是不可替换的”(1976:103)。“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违背以下状态，即在这种状态中，“任何存在之物”都只是一种“为他物的存在”——第一章中表明的阿多诺所描述的当代资本主义状态。阿多诺看似认为，他在卢卡遭遇到了某些元素，这些元素起源于在特定社会条件中运作的生产，它们自那以后就逃脱了人类的制造及其交换社会的语境。①
当阿多诺出版他的游记时——首先是在1958年起的报纸上，然后是在《无指导原则》中——它们被“当作‘专栏副刊式的喋喋不休’而……受到冷落”(帕布斯特，2003:215)。在那期间，这些“缩影”(2003:10)鼓舞了一些传记性的研究。可是，它们既未提及童年时代的记忆也未提及它们的个人调子，未提及它们对微小身体反响的解释，未提及它们对游访地点的细腻描写，未提及它们私密的幸福报告，这使得阿多诺的游记主要是自传性的。所有这些对于他的作品来说非典型的特色传递了一种非典型的经验模式。游记看似报道了一些遭遇，这些遭遇把个性化当作真实经验的必要性加以突出，并且暗示性地例证它的实现。所援引的段落很大程度上放弃了理论的论证。否定显著地不在场，而否定正是阿多诺许多文本中的插入、断裂、转动、再构造和相互性的条件。拷问这些遭遇的既不是对经验主体的反思，也不是对客体的批判性审查。它们的理论节制表明了游记对于完善理解阿多诺社会理论的重要性。否定的沉默道出了这样一点，即阿多诺的某些遭遇也许甚至不明显且诚然不确定地提供了一些瞥视，即瞥视到阿多诺仍然认为可知觉的逃避交换社会现实的那些日益稀少的踪迹。米尔滕贝格的集市广场，卢卡的教堂正面、花园，这些也许是真正美丽的陌生者，而不仅仅是看似美丽(而实际只是可爱)的商品。举例来说，阿多诺认为他的“直接经验的松散序列……是非常微妙的(隐秘的、精微的、深奥的)”[阿多诺和托比施(Tobisch),2003:169]。游记似乎使得阿多诺的一个经常述及、经常读到的观点至少暂时不像他希望被读到的那样确凿无疑，这个观点就是，不再有什么东西不被资本主义社会所中介。
(二)否定和微观社会学
然而，切不可认为这些段落是阿多诺有关本章所讨论问题的最终定论。不可以忽视他的一个社会学插入，即资本主义整合的进展阻止主体拥有直接的个性化经验，并且总是把更多的客观现实加以社会化。甚至“无功能的东西”也有倾向地被“利润”抓住了(1976:41)。刚才所说的那种暗示性的遭遇——包括阿多诺自己的(记住他的“我们”)——越来越不可能并且遭受到审查。游记例证了这个问题，在有些遭遇中，主体的瞥视看似已经超过或者越过了社会，但是这样的遭遇被否定了。阿多诺对真实经验的批判最终与他的社会学计划相交。他否定对一种非社会的现实的假定经验，这些否定始终体现着他对阻挠这样的遭遇的社会条件的承认。游记把这些无所不在的条件聚光为障碍和人类苦难的条件。
阿多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偶尔到锡尔斯·玛利亚(Sils Maria)的罗曼什—瑞士风格的村庄度假，他的一篇关于这个地方的文章写道：
从那里的屋顶上，我们不得不在傍晚观看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Sputnik)。如果它不在它的轨道上蹒跚而行，那么它就无法同一颗星星如金星区分开来。这是人类的胜利所系于的东西。他们由以支配宇宙的东西即那已经实现的梦想好像梦一般地被动摇了，变得昏倒无力(无力量且无意识),就如同它试图颠覆的那样。(OL326)
有种观察被期望在与一个逃脱地球交换之网的遥远世界的遭遇中达到顶点，这种观察立即被否定了。阿多诺的否定体现了他对侵害这样一些遭遇的社会语境的意识。占星师的经验并不是以彻底的个性化来回避社会化的经验模式，而毋宁是被迫分享(“不得不观看”)一种由社会所中介的乌托邦梦想的观念。此外，斯普特尼克例证了社会化如何迫近所有可能逃避社会的客观元素。阿多诺承认，“无数所谓乌托邦梦想……电视、抵达其他星球的可能、比声音更快的运动，已经得到了实现”。可是，瑞士的景色加强了他的怀疑，即“人们不再为它们感到高兴，这些梦想本身已经在它们的实现中假设了一种奇怪的……无聊性质”[阿多诺和布洛赫(1964),1988:1]。“无聊，”阿多诺强调说，“乃是对永远相同之物”的“客观灰色的反映。”(CM171)人造卫星表明，“乌托邦的实现一般来说仅仅在于对永远相同的‘今天’的重复”[阿多诺和布洛赫(1964),1988:2]。太空旅行非但不是使个体能够“爱陌生者”并关联于非社会化的世界，反而是以摇摇晃晃的胜利来并吞甚至地球之外的东西。社会的统治和整合延伸到甚至超越于世界，并直接破坏了与逃避社会的现实的遭遇。
阿多诺在另一则断片中回忆道，“二战”前，维也纳普拉特(Prater)公园的地面上仍然承载着“森林小径”,它“听从于人们的双脚”并“促成他们的幸福”(OL423)。既然阿多诺于20世纪20年代生活于奥地利首都(缪勒-多姆，2009:82—94),那么当他在1967年重返此地时必定记得这些景象，但只会感到失望。普拉特“已经……失去了它的味道”并变成了一个谎言。这部分是由于公园的战争创伤，“虽然树木重新在成长”。更为重要的是，现在树木有了警告人们当心树枝坠落的指示牌，而且人们走在沥青路面上好像是在纽约的中央公园，那轻轻地刺激身体并激起幸福的森林小径已经被抹去了：“我得到的解释是，铺沥青有助于节省成本，否则的话，就无法支付那些负责道路保洁的员工的费用。”(OL 423)阿多诺在对社会整合的承认中否定了他对幸福的期望，人类活动已经使公园屈服于他们的主宰**换原则并抹除了它的彩色遗迹。社会化被揭示为使世界陷入商品交换关系之中的暴力，被谴责为永恒不幸福的引擎。
在瑞士恩加丁(Engadin)山谷的一次远足中，阿多诺记录了超出社会世界之外的风景的“距离悲怆”,“它不呼出……人性”。“超出树林线之外的未被触及的”东西反驳了“那种认为自然是……供人打算的某物的想法”,并“揭示了它在宇宙中看起来相仿佛的东西”。“那处风景所特有的冰碛石，”阿多诺补充说，“肖似于工业的小附件、采矿的碎石堆。”这个附录主要旨在进一步破坏把自然当作“田径场”的资产阶级田园诗般的意象。不过，悖谬的是，阿多诺的附录也发出了一个挑战，即挑战对超出社会之外的世界的假定瞥视。这个挑战建基于对阻碍这些经验的诸般条件的令人不安的承认，并把它们带入批判的视角之中。更早的时候，阿多诺插入道，死亡经验无法同对物化社会生活的经验区分开来。而在这里，阿多诺瞥见了风景对那种认为一切现实都可以与人性和解的“文化哲学”的反对，因此看似将目光投向了人类制造之外。但是，这种经验直接援用“文明化的疤痕”以及它的“对自然的统治”:和冰碛石相似，它们看起来同样不可与“历史上熟悉生活”的“区域”和解。阿多诺的意象因而可以被解读为社会僵化之一种，它如此之严重，以至于使得经验不能够区分以下两样东西：一样是第一自然，它逃避交换社会；另一样是社会的第二自然，它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但是表面上就好像从人类影响中被远远地移除出去了(OL327,另见1999:68)。
由于社会整合抓住了每个人和每件事，所以那对不可替代的细节的表面个性化经验越发容易受到否定。细节之前的坚持经过了否定并且再度出现，这种坚持是作为阿多诺关于交换社会的微观社会学、作为社会整体从单个——现在完完全全是社会的——现象出发的外推。“世界越是社会化，它的客体就越是密集地随一般性的决定而旋转，个体的实情(Sachverhalt)就……越是直接地通透于它的普遍性；人们能力越强，借助看它，越能通过对它的显微学观察而从它身上看出(aus ihm herausschauen)内容。”(ND90)“辩证”社会学被迫连接“显微学”和“由总体性而来的中介”以作为彼此的“对位”(PD39)。
阿多诺在形而上学和社会学上的观念分享着另一个交叉点。如果看似真实的经验由于那些会使人回想起原始而永恒的风景的社会关系而易于面对否定，那么彻底的绝望就当然是有**力的。可是，它仍然是意识形态的：与接受交换社会之外的超越性承诺的现实遭遇在未来的适宜条件下仍然是有可能的。要支持这个反对被误导的绝望的见解，就要求否定必须得到回应，其方式就是指出冻结的条件会有融化的可能性。阿多诺的游记例证了他对以下两样东西的反对，一样是意识形态的意气消沉，另一样是阻挠和否认与不可交换之物遭遇的诸般条件固定不动的观点。接下来的段落强调了社会学在支持思想对误导顺从的抵抗中所能起的作用，而起作用的手段就是提供对社会现实的可变性的瞥视。
阿多诺的奥地利断片中有一条与他的朋友L①告诉他的逸事有关：
作为圣心学校(Sacré Coeur)②里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她正在乱涂乱写，弄得笔记本上墨渍斑斑。执教的修女告诫她说：“如果你继续这样，那么亲爱的圣婴耶稣会感到受伤的。”她回答道：“好吧，那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件事，她被这所虔诚的学校开除了。然而，她只不过是以一种完美的应和表达了维也纳的形而上学。
这并不是说L直截了当地驳斥了超越性。她的形而上学既不怀疑上帝也不怀疑上帝对她的涂写的忧虑。
她只是在正视天主教秩序之上的一种更高秩序。顽固等级制度的秩序，正视掌管冷漠的维也纳命运女神，任何东西都无助于反对她。
超出神性之外的宿命主宰着存在……世界的路线被认为是不可改变的，就像封闭的办公室，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向它屈尊。(OL 423 —424)
维也纳的形而上学想要给超越性的观念留出空间，但是却在无意中否定了超越性，因为它把超越性想象为从属于一种内在的社会秩序，而这种始终不渝地坚持其路线的社会秩序已经使它永远黯然失色了。由于不仅使她自己而且使上帝服从于这一秩序，L表达了超越一个统治着全部生活并且像不妥协的命运那样运作的僵化社会的困难。然而，她的即席绝望也容易遭到批评。就人们能够想象到社会变革的可能性而言，人们也许仍然是把超越性的承诺当作未来条件中的经验内容来加以考虑。由于向作为命运的现状投降，并且把“怀疑论”本身“尊崇为绝对”,维也纳的形而上学错误地否认了这种可能性。阿多诺还根据维也纳人面对所爱者死亡时的那种声名狼藉的冷静对L的即席之举进行观察，这种即席之举把奥地利与他所熟悉的“德国的工作世界”区别开来。甚至，L的即席之举揭示了它的阴暗面：“对邪恶在某种程度上的认同……对不可避免的东西的顺从变成了它的可取之处。从这里开始，它离幸灾乐祸就不遥远了……不把它放在心上的人乐意让负担按其常规进行。”(OL 424)①这则1967年的断片和阿多诺1953年的社会学论文“个人与组织”之间的交叉并不是巧合。阿多诺在这篇文章里论证道，个人在介入社会形成上的“无能”使得他们的“进步”像是某种“形而上学造成的”东西，并且使得他们的现状像是某种“绝对的”东西(SSI445)。社会学的任务是通过强调社会条件的可变性来支持思想对误导绝望的抵抗。“彻底的决定论”是“神话般的”(MCP 189n16)。
阿多诺以这种方式来努力挑战意气消沉，该努力构成了他巴黎游记中的一个有趣段落的特点。这篇游记是他相比较而言为数不多的专门论及绘画的陈述之一(参见NLII319),它写于一次法国国家影像美术馆参观之后(阿多诺等人，2003:77)。阿多诺强调说，鉴于法国印象派的德国继承者们旨在“不受扰乱地听从于自然”,法国印象派的主题包括了像“铁路桥”这样的“现代性标记”。法国印象派正确拷问了直视过去社会化社会的当前可能，而不是注意人类所生产的材料本身已经固化到看似不能触及的物化的程度：现代的“人工制品……已经针对人类的身体和眼睛而变得自主起来”,并且看起来“仿佛它们就是……自然”。可是，法国印象派在避免意气消沉上同样是有教益的。通过它的描绘，阿多诺说道：那公然违抗经验的东西却……应当被经验到，那被异化的东西却应当变成亲密……绘画的实现想要使甚至被异化的东西与活着的东西相似，与对生活的拯救相似……灰色事物有着它们彩色影子的……事实……便是这样变形的感性外观。(OL 321-322)
在法国印象派绘画中，灰色内在性之上的意识形态的绝望面临着颜色的踪迹——尽管不像阿莫尔巴赫或者卢卡，没有由已经逃避交换社会的现实所产生的颜色，但却有社会自己灰色标记的彩色影子。恰恰就这一点而论，颜色标志着一种对彻底绝望的适当干预。在当前的条件中，与交换之外的现实直接遭遇的企图——例如德国绘画努力争取一种不受扰乱的与自然的关系——常常会遭到否定。可是，屈从于灰色同样是错误的，因为经验一种逃避灰色内在性的现实在未来也许是可能的。非直接浮现出来的作为灰色社会现实——绘画通过指出这种现实是活人的产品来反对它的异化——的影子的诸般颜色正确地标志着那种可能性：把人造社会转变为有利于真实地经验一种不服从交换的生活的诸般颜色的潜在可能。
值得跟随阿多诺再次回到阿莫尔巴赫。这篇游记的第八个断片以童年时代的回忆开始。译解这个段落是困难的，但是如果我对它依赖的关键词的歧义性的预感是站得住脚的，那么这个断片在这里就是有启发性的。阿多诺回忆道，作为一个男孩，他过去经常在阿莫尔巴赫之外的巴伐利亚州和巴登—符腾堡州的界桩间玩。尽管有怀疑，但这个区域感觉起来就好像“不属于这两个州中的任何一个，它是自由的”。政治的边界，“正如我惊讶地发现的那样，恰恰并没有产生风景中的任何变化”。“他们圈起来的……土地……乃是无人之地。”进入其中感觉仿佛是“逃避”那些“限制”。通过暗示土地摆脱财产关系而来的自由，即它对把分界线强加给世界的人类活动领域的逃避，阿多诺看起来正是在暗指与一种逃脱的社会现实的假定遭遇。可是，历史的进程很快就激起了怀疑。“后来，在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个词(无人之地)的出现用来指两方前线之间遭到毁灭的区域。”通过突出“无人之地”这个术语的歧义性，阿多诺再次强调了今天这样一些经验的可疑性。真正非社会的世界(第一自然)和被社会本身抓住并毁容①但现在看似不为人类介入所及的世界(第二自然)之间的区分已经变得很难划出了。
可是，这个断片的最后一句话陡然转离了彻底的绝望。“无人之地”这个词“然而(aber)却是”——请注意方向上的突然变化——“希腊词乌托邦的如实翻译……我对它了解得越多，就知道得越少”(OL 305)。阿多诺对意气消沉的抗拒利用了乌托邦一词的歧义性。总体社会化的社会已经使任何有关乌托邦的看法、任何对这个词在其原始意义上的理解变得困难重重——“没有地方”“乌有之地”在这里是一种已经逃避社会的分裂性财产关系的现实。②可是，这个词激励阿多诺“然而”藐视绝望，这是因为“乌托邦”也有一个第二的、固定的意义：“变得完美的世界”,这由阿多诺有关它的原始意义日益生疏的评论所唤醒。阿多诺认为，在原始意义上抛弃乌托邦这个词将是草率的，因为人们也许仍然会在固定的意义上来考虑乌托邦。逃避交换社会的现实——原初构想的乌托邦——仍然能够在未来的有利条件下、在固定意义的乌托邦中作为潜在经验内容得到考虑。阿多诺对这种可通约状态所给出的构想正是在于，它将在“无人之地”上摆脱不幸福和失望。社会可以转变为由固定意义的“乌托邦”所意指的完美世界，这种可转变性足以拷问总体决定论的令人绝望的意识形态结论，这就是，原始意义的乌托邦即交换社会之外的“无人之地”永远不能再被经验到了。社会学的任务正是在于为对非社会化现实的经验的否定给出这样一些回应。阿多诺陈述道，任何一位“严肃认真地对待乌托邦及其实现”的思想家“都不是乌托邦式的，他只是如实地看待现实，以便不被它扰乱”。可是，这恰恰就是这位思想家如何来检查改变现实的可能性，他“想要把那些被封闭于其中的更好之物的诸元素从它的囚禁里面解放出来”(SSI37)。
1954年，阿多诺第一次乘飞机从洛杉矶前往纽约，这次旅行给他的另一篇文章以灵感，这篇文章在形式和主题上属于《无指导原则》(Ohne Leit-bild)的游记集，但是在他去世后收于《杂集》之中。这个文本对这些反思中所出现的各关键点做出了一个说明性的总结。“飞行之梦”产生了对与常规知觉和认同相对抗的去语境化遭遇的期待——也许，对于初次乘飞机旅行的阿多诺来说，这要比借助其他方式来旅行的梦想更加强烈。“失重的自由”、气旋和晕机的预期激起了想象，即想象经验一个逃脱了维持社会统治的人类活动的控制的世界。可是对于阿多诺来说，他在空中所花费的十个小时主要说明，在资本主义的整合之中，这种经验也越来越有待审查和否定。“当梦想实现时，就与人们如何梦想迥然有别了。这也适用于飞行”:“飞行的意象已经变得迟钝而单调”(VSII549-550)。①
阿多诺的批判性探究主要集中于乘客们的主观经验，即集中于对需要同非社会的现实相遭遇的个性化瞥视产生阻挠的社会障碍。飞机突出地表现了主体整合到主体的幸存所依赖的结构之中：
人们必须做的或者必须克制不做的事情……通过标语而被知晓。有时候它们传递的是人们应当系上安全带……人们怀疑靠安全带所能确保的是，万一发生灾难，没有人可以主动地逃脱……
相应地，经验的智力被全面地同化了，主体——在这个文本中不再是“我”,而是一以贯之的“人们”——对社会合用的同一化概念的反对崩溃了：
瞥视……最终……看到数百万人以前曾经看到过的东西，并且不由自主地重复他们的器官曾经执行过的东西……每个人看起来都完全习惯于那正在继续的东西，甚至谈论飞行也被认为是有失身份，人们……几乎不朝外看。
以通用程序来包围和排列经验的技术—制度之茧关闭了对特殊之物的公开聚焦：
人们从他们指望的印象中分离出来，这更多地不是因为高度，而是因为组织的隔离层。也许这对乘客的冷漠做出了某种解释。最令人兴奋的经验被如此地调控，以至于经验几乎不会发生。(VSI 548-549)
早期遭遇所特有的身体反应已经萎缩了：
没有什么东西会使人们从他们的座椅上站立起来……甚至长期以来对飞行犹豫不决的人也一直没有恐惧。在庞大的飞机中，气压被平衡了……晕机不再存在，荒诞故事中的气旋无法被注意到，甚至离开地面的瞬间也不能够确定无疑地获得特殊性。也许这被引擎的无度轰鸣淹没了，这些引擎事先发动起来，人们感到被交付给了它们，他们被剥夺了同自己身体的任何关系，以至于屈服下来而完全感觉不到害怕……着陆无非是一种温柔的撞击。
与阿多诺村庄意象形成的对比是惹人注意的。在这些条件下，甚至孩子们也不再被打动到意乱神迷的程度，“他们很少注意到什么正在发生……安静、游戏或者睡眠，仿佛他们已经随着它而长大了，甚至技术设备比如有着诸多装备的驾驶舱看起来也不令他们感兴趣”(VSII549-550)。
然而，孩子们的无聊不仅是经验主体在社会整合中变形的一种迹象，而且也是对永远相同的客观灰色的一种太过合适的回应。阿多诺问他的学生，这难道不是因为飞行的标准化也凸显了所有客观现实的社会化，凸显了特殊的、非同一的、真正活跃和美丽的陌生者的所有客观踪迹的根除吗?
全世界的机场彼此相似……完全是喇叭、空姐以及一切与之相伴随的东西的事务，你真的会发现很难抗拒这样一种印象，即个别城镇和国家之间的其他差异很大程度上只在于驱使乘客们从它们中的一个旅行到另一个，从卡拉奇旅行到那不勒斯或者其他地方。然而，如果不是出于那种广告利益，机场如此令人难忘的象征的形式也将——我几乎要说——毫不留情地把这些城市埋在它自己下面。我们生存于其下的交换原则的基本平等(Egalit?t,也可作“无差异”)因而也以人类生活的形式来表现自己，而这些形式仍然借着它们欺骗性的五彩缤纷与我们面对。(HF 109-110)
阿多诺分析了对真实地经验逃避交换社会的现实造成阻挠的社会障碍，这些分析再一次将他推到意识形态绝望的边缘，而他又一次避免了落下，但到如今已是千钧一发：
在飞行的冒险收缩中，地球作为一个减到最小的东西变成了天体，这个天体渴望它自身的图像就是诸星中的一星，并且为那些不与其肖似的星球产出希望。当地球停在我们后面并消失在我们下面时，一种谨慎的信任被唤醒了，即其他星球上或许居住着比我们更幸福的人。(VSII 551)
阿多诺是在犯傻吗?也许是的，但只是并且恰是在承受得起“可悲本体”对“愚蠢”契机的要求的范围内(ND396)。这是因为，难道人们不是仍然可能认真考虑一个与人类及其社会相反而不是仅仅与它们相异化的世界，即使只是在将来存在有益于这样一种经验的条件下?对于阿多诺来说，忽视这种潜在可能将意味着让否定在人类所维持的对社会历史条件的一种歪曲中达到顶点，这些条件作为不变的、客观的自然，目前正在妨碍对它们之外的任何东西的经验。这种与总体性绝望分不开的歪曲是未来的暗示所力图避免的东西。从远处看，收缩的地球纠缠于稠密的交换之网中，该网对于网里的东西来说是不可穿透的。这在瞬间表明了一种可能性，即地球也许仍然会“消失在我们下面”并作为天堂而重新露面。地球目前只幻想着自己能成为这个天堂，但是这个天堂却一再地被阻止生成。如果一个世界的各种颜色模糊成在集中营的人间地狱中所实现的总体可交换性的同一灰色，那么在这个世界中，这样一种透视当然简直可以说是“冒险的”。阿多诺的这段文字不尽是科学，但它也不仅仅是虚构。它是“精确的幻想”,即对社会历史条件的理论透视的结果，该幻想苦苦支撑最后的脆弱街垒以对抗思想仍可支持的误导绝望。
同时，这段文字恰恰表明，阿多诺对把“我们的世界留在后面”而向一个不同“星球”的可能性的展望已经变得多么“谨慎”。他对考察、批判、改变和从文本上表达社会化世界的潜力的社会学关注已经在本书中得到了详述。看起来正是这些关注的不可避免性妨碍阿多诺相信“更幸福的人”的“居住”条件的安排，该安排有利于眼睛对那些“无须肖似于”当前灰色的诸颜色的狂喜，这是地球人中所专有的。思想曾经分析过这样一个世界的衍生物，在其中，太阳底下没有什么东西不是被社会所中介的——或者说几乎没有什么东西；阿多诺最终没有下定决心——主体对屈从的抵抗几乎不能够單單依靠对人力所改变的地球的希望而存活，而必须暂时借用一个来自太阳底下的不同世界的意象以便不被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