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开创实地研究儿童心理之先河
回国后，陈鹤琴积极投身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他不仅是中国现代儿童教育的奠基者，而且还是中国儿童心理学的开拓者，中华心理学会早期的创建者之一，在个案心理研究、儿童心理研究、心理测验研究诸方面均有开拓性的成果，被誉为“中国的福禄培尔”。
(1)开创和发展新的心理学研究方法——个案研究法。
个案研究(case study)是多方面、深层次地研究个人的心理发展及其特征的方法。它既可以对个体进行全面的研究，也可以对其某一方面的特征进行研究。个案研究需要多种方法如观察、调查、问卷、访谈、资料(史料)分析、心理测验和实验等方法的参与。
在发展心理学领域，个案研究有不少先驱性的研究：例如，德国提德曼(Tiedemann)的《儿童心理发展的观察》(1787)、根兹麦(Genzmer)的《新生儿感官知觉的研究》(1873)、法国罗许(Lobisch)的《儿童心理发展史》(1851)、席格门(Siglsmund)的《儿童与世界》(1856)、太因(Taine)的《儿童与民族语言的研究》(1876)、英国达尔文的《一个婴儿的传略》(1876)等。这些先驱性研究有其共同特点：①大多限于早期年龄，特别是3岁以前；②大多限于感知觉、动作、语言发展的研究，思维和个性方面的研究很少(几乎未涉及);③大多是用日记法(或传记法)、观察法，其他方法较少。由于方法上科学性低，使这些研究不能成为儿童心理学问世的标志。①
而德国生理学家和实验心理学家普莱尔(William T.Preyer,1842—1897)对他自己的孩子从出生起到3岁，不仅每天早上、中午、晚上三回作有系统的观察，写出全部日记，而且还使用反应时间、心理程序和证明感知觉之间关系的内省法(introspection)等进行心理实验。普莱尔根据所有的观察、实验记录整理并撰写出名著《儿童心理》(1882),被认为是第一部科学的、系统的儿童心理学著作。由此普莱尔成为儿童心理学真正的创始人。②
对于中国现代儿童心理学的建立和发展来说，陈鹤琴堪称“拓荒者”。他是中国现代儿童心理个案研究的开拓者，也是中国儿童早期发展追踪研究(tracking research)的典范。自1919年8月陈鹤琴学成归国始，他相继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教授、东南大学教授兼教务部主任之职，先后主讲儿童教育学、儿童心理学等课程。在随后的九年间(至1928年夏应聘赴上海主持工部局华人教育),他全身心致力于实地研究中国儿童心理和教育的有关问题。这个时期也是其学术成果的“第一个高峰”,其中以其长子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首个中国儿童心理个案研究的影响为最大。通过长期系统观察和实验研究，结合国外儿童心理学著作，他于1925年出版了体现他在此阶段学术研究成果的代表作品——《儿童心理之研究》(上、下册)。陈鹤琴也因此研究获得“我国最早的儿童个案研究者”的美誉③。
其后陈鹤琴有关中国现代儿童教育的主要观点几乎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心理学的依据。可以说，此项研究开拓并发展了一种新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对中国儿童心理学研究有很大的意义。这是我国学者以我国儿童为对象对儿童心理发展规律进行个案研究的开端，开创了我国研究儿童心理之先河。
陈鹤琴的研究与前人的研究相比，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开创性。在陈鹤琴之前，我国还没有一个心理学家对3岁以前儿童的心理发展做过完整的追踪研究。而陈鹤琴于1920年12月26日，以自己的长子陈一鸣为研究对象，从一鸣出生的第二秒开始，进行了长达808天连续的系统观察和文字、摄影记录。以此跟踪观察和实验研究为基础，总结出中国儿童生理、心理的主要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既开启了研究中国本土儿童心理之先河，又首创了中国儿童心理的个案研究、追踪研究和长期观察研究。
第二，全面性。前述国外先驱性的个案研究，大都局限于儿童早期感知、动作、语言发展的研究，而陈鹤琴通过对一鸣进行长期观察，对他的身体、动作、模仿、暗示感受性、游戏、好奇心、惧怕、哭与动作的抑制、知识、言语、美感、道德、思想等多方面的发展，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可以说是我国心理学史上最全面的个案研究。虽然普莱尔也曾用较长时间(三年)连续进行较多项目的有系统的观察，但那是国外的研究。可见，陈鹤琴的个案研究其内容之全、剖析之深，不仅在当时的中国是空前的，而且也可以同国外类似的研究相媲美。
第三，长期性。一般来说，个案追踪研究其观察时间可持续几个月、几年乃至几十年。不过，国外先驱性个案研究时间并不长，就是普莱尔的个案研究其连续观察也不过三年。陈鹤琴对一鸣心理发展追踪研究亦近三年，而他对一鸣绘画能力的追踪研究却达十年之久。
第四，深刻性。陈鹤琴的个案纵向追踪研究非常细致、深入。在《儿童心理之研究》一书中，他对儿童模仿动作的分类与发展作了深入的研究。他对克伯屈关于儿童模仿动作的分类学说，对普莱尔、鲍德温(James Mark Bald-win,1861—1934)、迪尔博、摩尔(Moore)关于儿童模仿何时发生的实验等先驱性研究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比较，又特别详细地观察记录了自己小孩(一鸣)模仿的发生，如笑的模仿、唱歌的模仿、有意识的模仿、读书的模仿、洗衣的模仿、扫地的模仿等。然后在研究大量的国外学者和自己实验材料的基础上，探讨了儿童模仿的本质、种类及其在教育儿童过程中的作用。他还把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要求教育者发扬表率作用，希望学校养成纯美校风，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模仿效法。可见，陈鹤琴的个案追踪研究是相当深入的，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第五，先进性。先驱性个案研究大都采用观察法，而普莱尔将观察法和实验法结合起来，比之前的研究有了大的进步，并最终占据了世界儿童心理学创始人的地位。而在我国儿童心理学史上，科学地、客观地应用观察法和实验法对儿童心理发展作系统、全面研究的，当首推陈鹤琴，他是我国最早的儿童个案研究者。①不仅如此，他在20世纪20年代，就利用摄影法研究儿童心理的发展。比如，在其《儿童心理之研究》的第一章“照相中看一个儿童的发展”,就是采取了摄影记录的方法，摄取了从一月半的“渺茫无知”到2岁7个月的“喜登高”,共80张照片。这在当时可以算是一种先进的研究技术，这种先进技术的运用使他的研究成果更富于科学性、生动性和说服力。而这种研究手段和技术的先进性，几乎同美国儿童心理学家格塞尔(Arnold Lucius Gesell,1880—1961)当时采用电影摄影法进行纵向追踪研究不谋而合。
(2)开创中国儿童心理研究。
陈鹤琴一贯提倡求真求是的实验精神和创新精神，在他一生所从事的各项工作中，始终坚持实验和科学研究。他的大部分论著也是建立在其大量的科研、实验和创新基础之上的，在儿童教育工作中更是如此。他在《儿童心理学》的《引言——研究儿童心理学是为了教育儿童》中曾这样指出：“对于儿童，做父母、做教师的责任，便是如何教导他们，让孩子成为健康活泼，有丰富知识，有政治觉悟和良好体魄的现代中国儿童，现代中国人。”那么,做父母、做教师的应该怎样来实践他们教导孩子的责任呢?陈鹤琴说：“我觉得可靠的途径之一，便是要了解儿童，儿童的喜怒哀乐、儿童的生长与成熟、儿童的学习与思想、儿童的环境，以及从新生到成长的整个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切变化与现象，我们都应当有相当的研究与认识。只有在了解儿童之后，我们对儿童的教育，才能确实有效。”①为了真正了解儿童，教育儿童，他一方面向国人介绍西方对儿童心理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他致力于中国儿童的心理发展的研究，如前述的对自己的长子一鸣的研究。他写成的《儿童心理之研究》,是我国儿童心理学的一本开拓性著作，它的问世为儿童教育的科学化奠定了基础。
同时，他将儿童心理研究方面的成果运用于幼儿教育、家庭教育的实践，亲自实践怎样做父母，怎样教小孩。经过实践探索将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的基础知识融为一体，总结出家庭教育101条教导原则。在此基础上，他于1925年又出版了另一本著作《家庭教育》,此书堪称中国现代家庭教育的百科全书，迄今已再版十余次，受到广大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的欢迎与好评。陈鹤琴也因此成为我国现代家庭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开创者。
陈鹤琴经过一系列的实验研究和实践探索，形成其科学的儿童观、教育观，并以此作为实践新教育，进行儿童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和基本依据。
1921年陈鹤琴在《儿童心理及教育儿童之方法》一文中就提出反对封建、陈腐、谬误的儿童观和教育方法。他指出，儿童不是“小人”,“不是成人的缩影，而是有其独特的生理心理特点。儿童时期不仅作为成人之预备，亦具有他的本身的价值。”儿童一生下来不是一个“无能”的生物体，而是一个能够分辨与取舍外界刺激，具有学习能力的积极个体，是一个对环境的主动探索者。尽管初生婴儿的学习能力是很薄弱的，但有先天遗传素质做基础，在适当的环境教育下，儿童的学习能力会愈来愈强大，因而儿童也就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可教性。他的教育实践进一步表明，幼稚时期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它将决定儿童的人格和体格。人一生的习惯、知识技能、言语、思想、态度和情绪都要在此阶段打下基础。这个时期是发展智能、学习言语最快的时期，是道德习惯养成最易的时期(即最佳期)。
因此，陈鹤琴十分强调早期教育的重要性，提出对孩子要“从小教起、从小教好”的主张，他曾疾呼：“中国人有超越的智慧，可惜中国的教育太落后，完全忽视早期教育。幼稚教育从3岁开始太晚了，不重视幼稚教育，是国家最大的损失。”他认为应该把“从小教起”的起点放在“从出生教起”(甚至可以说胎儿在胎中已开始学习);“从小教好”则是必须谨慎学习的初步，也就是说开始学要学得好，否则第一次学坏了，以致后来一误再误成了第二天性，长大再教育就算费很大力气也不易改正。对习惯养成、思想形成、能力培养，都是如此。而要“教好”则必须要把儿童当儿童，反对儿童教育成人化倾向；强调要尊重儿童独特的个性，要重视儿童的力量，保护儿童的权利，反对成人对儿童的歧视和严厉压制，也要反对对儿童的溺爱姑息。他指出，儿童是有生命力和生长力，有潜能、有创造力的；要发现他们的潜能和创造力，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发掘出来。他感慨地说：“小孩子聪明得很，小孩子中间有许多瓦特、牛顿、爱迪生，可惜我们不会教，没有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创造力发掘出来，真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摧残了多少幼苗!”他还认为“所有的孩子都是可以教育的”,“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不好的方法”。儿童都是可爱的，包括所谓“顽劣”“愚笨”的、低能和残疾的孩子，不过他们的命运和将来的前途，大概操在教养他们的成人手中。陈鹤琴从亲身实践、实验中得出的这些科学观点和结论，可以从今天脑科学的发展及多元智能学说中得到有力的论证。21世纪教育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充分挖掘每个人的潜能、开发人脑全部功能。教育观念的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所在。因此，幼儿教育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是儿童观和教育观的科学性问题，而是否尊重幼儿身心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教育规律是真正的教育科学和伪科学的最重要区别。陈鹤琴提出的儿童观、教育观充分体现了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这是陈鹤琴教育思想的精髓。
(3)开创本土心理测验。
心理测验(psychological test)是测量人的心理及其特征的一种科学手段，包括能力测验、学绩测验和人格测验等。各种心理测验迄今为止大约有9000种，其基本功能是测量个体差异，既可用于人员的选拔、安置、评价及诊断等工作，又可用于理论研究中搜集资料、建立和检验假设以及实验分组等。
最早将西方测验引入中国的是俞子夷，他“根据桑戴克氏书法之构造原则，于1918年编制小学国文毛笔书法量表四种，行书正书参半。此量表一出，而国中小学界遂知教育成绩可用客观的标准考察矣。”①这是我国第一份自编的教育测验量表。但真正推动我国测验运动开展并推向**的是陈鹤琴、廖世承等人。1919年陈鹤琴和廖世承留美同期回国，两位先生受聘南京高师后，开设测验课程，编制各种测验，大力倡导各种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1921年他们合著《智力测验法》,作为高等师范学校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数次再版。这本书是他们归国后积一年半教学与试行智力测验的成果。全书十四章，分三大部分。
从第一章至第七章，主要介绍智力测验的一般知识，如关于智力测验的性质、功用、标准和用法等。从第八章至第十一章，是该书的主体部分，它分门别类介绍各种测验，每种之后附以做法说明和测验的性质。介绍的测验共有35种，这35种测验里有23种是转译或改造的，有12种是由他们自己编制的。从第十二章至末章，主要讲核算的方法和校阅的标准，并报告各种测验的结果。书末另附录各项重要参考书及中西名词对照。《智力测验法》是我国第一部内涵丰富、比较实用的心理测验的开山之作，也是推动中国测验运动开展的早期经典之作。其意义不在于理论上的深入挖掘，而是得领时代风气之先以引起国人重视。郭秉文教授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合著智力测验法一书，一方引起国人之注意，俾了然于其价值之所在，而一方又示明种种方法，俾用之者有所率循，将来纸贵一时，可无待言。”①1922年陈鹤琴赴上海及江、浙各地公私立学校对3岁至20岁的1400名幼儿和学生进行教育测验，同年，又出版与廖世承合编的《比纳——西蒙智力测验法》和《比纳——西蒙智力测验法说明书》,还在《心理》杂志上发表《智力测验的用法》《心理测验》,在《新教育》上发表《一个算术测验》《一种国文测验词句重组》等文。陈鹤琴在心理测量中国本土化和实用化的过程中，注重“洋为中用”,把心理测量与教育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仅在1922年到1924年期间，他编写的有关测验的书就有：《中学默读测验两类》《小学默读测验两类》 《初小默读测验两类》《小学文法测验一类》《小学常识测验两类》《小学图形智力测验说明书》《图形智力测验》《颜色美感测验》《新生儿观察量表》等十余种。这些测验已不是单纯的翻译或编著,而是注意结合中国国情进行一定程度的综合创造。
1925年他又与廖世承合著《测验概要》,堪称《智力测验法》的姊妹篇，由商务印书馆作为师范丛书出版。全书分绪论、智力测验、教育测验、测验实施方法、普通统计及列表法、编造测验六个部分，其内容已远远超出《智力测验法》的范围，可以说是一部教育测量学的入门书籍。如果说《智力测验法》还是以翻译介绍为主而略有“自己创造”,那么《测验概要》则是把立论设定在心理测验“中国化”这一基点上而展开研究的。著者自称：“该书中所举测验材料，大都专为适应我国儿童的。师范及高中学生苟能悉心体会此书，留心研究，加以实习，将来对于测验事业，必能有所赞助。”①
1931年陈鹤琴又与我国著名心理学家艾伟、陆志伟、肖孝嵘等共同奋力，创建了中国测验学会，并于1932年创办《测验》杂志，为推动我国测量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陈鹤琴强调：“测验是改进教学的一种良好的工具。具体说来，测验可以辨别智慧，甄别班次，分别才能，估量成绩，改进教法，鼓励学业，诊断优劣，预测将来。”②但他明确指出，测验也只能“解决教育上一部分的困难问题，如升学留级，入学考试，分组教授等”①,它绝非万能的魔术师。20世纪20年代，当中国测验运动进入**，甚至出现迷狂测验之势时，陈鹤琴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届年会上却提出了令人深思的意见：“第一，各种测验是否同属可靠?若两种测验之结果相差太远，易引起用者误会测验本身不可靠。第二，各种智力测验之制成者日见其多，若不由本社略定标准，用者将不知究以采用何者为宜。”②他提议由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有关专家，尽快求出当时盛行的八种智力测验的相关度，以便使测验采用更为客观、科学的“标准案”。显然，陈鹤琴的建议对纠正当时迷信和滥用测验的不良倾向，促使测验运动按着中国化和科学化的道路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创办我国第一个中国化、科学化幼儿教育实验中心——南京鼓楼幼稚园
陈鹤琴是现代中国化幼儿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反对我国的幼稚教育盲目抄袭外国、全盘洋化和由教会控制幼稚教育，同时也反对陈腐传统的死教育，主张批判地吸收中外教育的合理内核，融通中西幼教精髓，为我所用，要使幼教适合中国国情，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走属于我们自己的幼教之路。为此，他以实验为切入点，进行了长期的、开拓性的实践、实验和科学研究，创立了一套中国化、科学化、民主化的幼教理论与体系。
陈鹤琴认为，幼稚期的教育关系到国家民族的未来，必须有良好的环境，健全的教育，这是小孩子一生幸福的根源。幼稚教育最先是由国外发展起来的，在中国的发展比较迟缓，幼稚教育存在的问题也很多，其中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抄袭国外。清末办蒙养学堂、幼稚园，全部章程就是照搬日本的一套，民国成立后，又抄袭美国， “全盘西化”。他明确指出： “我们中国的幼稚园大抵是抄袭外人的，而外人的幼稚园已时有改进，但我们还是墨守成规，不知改良，以致陈旧腐败不堪闻问了。”①就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幼稚园也由于延聘“教会出来的保姆”,“更因日本式的蒙养法……的残留……”,加上“经费的关系，只能将福禄培尔的恩物和蒙台梭利的教具割裂凑用”。因此，他竭力反对当时幼稚教育的盲目抄袭、照搬外国东西的做法。他大声疾呼：“幼稚教育抄袭西洋，不切合中华民族性，不适应中国国情，不能使中国儿童适应。”他说：“幼稚园要适应中国国情。”我们办幼稚园，但对幼稚园的培养目标，儿童应养成什么习惯，掌握什么知识技能，形成怎样的做人态度不去研究，一点自己的主张都没有，“今日抄袭日本，明日抄袭美国，抄来抄去，到底弄不出什么好的教育来。”②又说：“现在中国所有的幼稚园，差不多都是美国式的……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环境均与美国不同，我们的国情与美国的国情又不是一律；所以他们视为好的东西，在我们用起来未必都是优良的。”①幼稚园的设施总应当处处以适应本国国情为主体，这样才能充分适应社会的需要。他还深刻地剖析了当时我国幼稚教育的主要弊端，他将它概括为四点。
第一，儿童与环境的接触太少，在游戏室的时间太多。小孩子的知识和能力是从经验中得来的，与环境的接触多了，就渐渐积累了经验，就有了知识和能力。阻止他们与外界环境的接触，只能使他们得到谬误的知识。陈鹤琴曾问一个6岁女孩：“你曾见过松鼠吗?”“有多大?”“你在什么地方看见的?”女孩说：“看见过的。”用手比画两寸许。“在书上”见过。陈鹤琴听后哭笑不得，只能对当时封闭式的幼稚教育表示愤慨。陈鹤琴也把这种幼稚园称作“幼稚监狱”。
第二，功课太简单，机械单调。由于当时中国的幼稚园几乎成为“幼稚监狱”,儿童很少与环境接触，他们的功课自然不会丰富。普通幼稚园的功课就只有看书、玩沙、折纸、团体游戏、唱歌、玩积木等几样单调的活动。这也无怪乎他们生活简单、单调了。
第三，团体动作太多。一般的幼稚园都采用一种团体教授法。如，唱歌，“教师不管儿童愿意不愿意唱，总要他们一齐唱”;又如，游戏，“不管儿童喜欢玩不喜欢玩，总叫他们一起玩”,等等。陈鹤琴认为，“儿童的个性不同，我们不能强之以同”。团体活动太多太滥，不注意因材施教，必然影响儿童的个性发展。
第四，没有具体目标。陈鹤琴批评当时的幼稚园往往不去考虑和研究幼稚园应该制订什么具体的标准或达到什么具体的目标，“做教师的糊里糊涂一天一天地教去……而一般做父母的也不去督察督察”。这样的幼稚园教育必然与实际相脱离，教学一切以教师为中心，儿童则处于被动地位，不考虑儿童的需要和兴趣，不注重调动儿童的主动性、积极性；教学方法是注入式、填鸭式的，教师讲儿童听，教师做儿童看；教学手段上是以威以畏来约束儿童，不是以爱以德来感化儿童。这是一种传统的封建的陈腐教育，只能造就“书呆子”“木头人”,而不可能培养出会用手用脑，有思想、有创造力、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对此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
为了改革旧教育，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化、科学化幼稚教育的新路子，他坚持以我为主进行实践、实验，走自己的路，办自己的幼稚园。从更直接的动机来讲，1923年，陈鹤琴的长子一鸣已3岁了，对他进行单纯的家庭教育已无法满足其不断增长的社会化和个性发展的需要。这时候继续研究儿童教育及儿童心理也正需要实验机构。于是在那年春天，陈鹤琴提出设立幼稚园，以试验幼稚教育的主张。同年秋天，得到东南大学教育科人力和物力上的资助，借陈鹤琴家庭住宅的客厅为园舍，成立了南京鼓楼幼稚园。陈鹤琴任园长，聘请东南大学幼稚教育讲师、美国人卢爱林(Helen M.Rawlings)女士为指导员，东南大学附中教音乐的甘梦丹女士为教师，入园儿童仅有12名。1925年春，陈鹤琴深感家庭附设幼稚园，受规模和其他条件的限制，实验计划很难得到充分实施，遂产生了扩建园舍的设想，但由于受战争的影响，政府无力支助，于是东南大学教授徐则陵、蒋竹庄、陆志韦、涂羽卿、张子高、程其保、董任坚、艾险舟以及陈鹤琴、甘梦丹等成立董事会，发起募捐，筹资建造园舍。后得到朱琛甫等各方人士的援助，在陈鹤琴住宅旁边购地三亩，于1925年秋建成鼓楼幼稚园新园舍，并利用空地开辟游戏场和草坪，布置小花园、小菜园、小动物园等设施。陈鹤琴继续担任园长和各项试验的指导。东南大学派当年教育科毕业生张宗麟来园担任研究员，协助陈鹤琴从事各项试验研究工作，又扩充了李韵清、俞选清等几名教师。鼓楼幼稚园的试验工作在它成立之初的1923年即开始，但从1925年秋冬季起，开始了以课程试验为主导的全面试验，很快鼓楼幼稚
园成为我国第一所幼稚教育实验中心并令人瞩目。陈鹤琴与张宗麟以及幼稚园的教师一起进行了为时四年的一系列实验工作，对幼稚园的宗旨、培养目标、幼稚生应有的习惯和技能、幼稚园的课程、对教师的要求、教具玩具设备等方面进行研究，取得一些开创性成果，并于1927年发表了《我们的主张》一文，总结出“幼稚园是要适合国情的”等十五条主张，为我国办幼稚园提供了可资遵循的标准和依据。陈鹤琴的办园思想和主张，主要体现在幼稚园的课程、教育内容及教学方法等方面。
第一，关于幼稚园课程。陈鹤琴主张，课程可以以自然、社会为中心。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是获得知识能力的来源，也是孩子天天要接触的、最感兴趣、最易接受的环境。课程编制既要有目标又要合乎生活，与生活实际密切结合，使教材教法能“引起儿童的兴趣，启发儿童的思想，培养儿童的创造能力”。可以根据儿童可接触到的自然现象与社会生活制订出《幼稚生生活历》(即教育历),课程安排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灵活性，以适应不同兴趣与能力的儿童，使儿童从多方发展并适应他的个性特点。从适应社会需要考虑，各地课程可以不同，一个国家应该有全国统一的课程大纲，但应允许各地重编，以适应不同地区的需要。陈鹤琴还提出幼稚园课程结构应采取“整个教学法”(单元教学),即把儿童所应学的东西以一个中心把各科内容联系起来，整个地、有系统地教给儿童，反对采取分科教学，各科教各科的，课程互不连接。因为儿童的生活是整个的，认识事物也是整体的。分科会把儿童的生活与认识割裂，没有顾及儿童的生活与心理特点，也难以引起儿童的兴趣。因此课程结构应体现综合性、整体性。
陈鹤琴还提出课程内容的五个方面，形象地称之为“五指活动”。“五指活动”根据儿童的生理、心理发展，联系儿童的生活实际和社会实际，整个、连贯、有组织、有系统地结成一个教育网。陈鹤琴创办的南京鼓楼幼稚园，在创建后的十余年间先后做过三次幼稚园课程实验，出版了《幼稚生生活历》《幼稚园课程》《幼稚园的故事》《幼稚园的游戏》《怎样编排幼稚园的日程表》等，使其课程逐步完善。
第二，关于幼稚园注重的教育方面。陈鹤琴强调要注重儿童的健康和音乐教育。他认为首要注意的是儿童的健康。他说：“要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要强身先要注意幼年儿童。”他认为，儿童的身体不强健，到了成年也不会强健。而且儿童的智力，儿童的行为，都是跟他的健康有关的。儿童身体的强壮与否对一个人一生的生活、学业、事业、抱负有极大的影响。不仅儿童的身体要健康，他们的心理更要健康。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提出要培养幼儿良好的性格，欢喜的情绪和勇敢的精神，消除他们的惧怕心理，要使儿童有自尊心和自信心，乐于助人并从中得到真正的快乐，等等。陈鹤琴还主张幼稚园应当特别注重音乐教育。他说，“音乐是儿童生来喜欢的”,是儿童生活中的灵魂。通过音乐，可以陶冶儿童的情感，改善儿童的意志，表现真实的自己，导向创造性的发展。所以幼稚园为满足儿童的欲望起见，就应当特别注重音乐，以发展他们欣赏的能力，养成他们唱歌的技能。他强调指出：“为满足儿童个人的欲望需要，为唤起团体爱国精神，我们不得不特别注重音乐。”“要使儿童生活音乐化。”
第三，关于幼稚园的教学方法。陈鹤琴主张幼稚园应当采用游戏式的教学法去教导儿童。他说：“游戏也是儿童生来喜欢的。儿童的生活可以说就是游戏。”游戏不仅可以使儿童直接得到快乐，它还可以间接地发展儿童的身心，培养高尚道德，养成活泼精神，产生灵敏的感觉，促进儿童积极休息，对儿童的生活有莫大的益处。所以他主张采用游戏去教导儿童，并且依照儿童的年龄给以各种游戏的玩具。为此，他不仅介绍国外对游戏、玩具的研究成果，也亲自做科学实验和研究，提出从儿童身心发展、教育原则和国情出发制作适合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玩具、教具、运动器械的主张，而且在他的鼓楼幼稚园及他所办的小学、师范院校中都设有玩具、教具工场。此后，1938年他在上
海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儿童玩具工厂——民众工业合作社，1949年他还协助全国妇联在北京创办新中国第一个玩具工厂——中国儿童玩具厂。1978年他向全国政协提出关于“设立全国玩具促进会”提案。他还发表了《儿童玩具与教育》等一系列有关论著,主编《儿童玩具、教具设备小丛书》等。他是我国现代幼教玩具理论、生产和科研的创始人之一。
第四，关于幼稚生教育环境。陈鹤琴主张为儿童创造良好的环境。他认为，环境不但对成人发生关系、产生影响，对于孩子会发生更大关系、产生更大影响。所以要为孩子创造良好的环境，以使孩子得到全面、均衡、和谐的发展。这种优良的环境包括游戏的环境、劳动的环境、科学的环境、艺术的环境(音乐的环境、图画的环境和审美的环境)、阅读的环境等。他还提出要抵制不良环境对儿童的影响，以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为了给儿童创造优良的环境，他呼吁儿童作家们要多为儿童写好书。他自己也编写了许多幼儿园的课本、读物、故事、诗歌和歌曲，如《中国历史故事》丛书和《自然故事》丛书等，向儿童传播民族意识和爱国救国信念，教给儿童做人做事的道理以及科学的思想和知识，为儿童提供丰富健康的精神食粮，深得孩子们的喜爱。
陈鹤琴的这些办园思想和主张，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得到了业界的高度评价。1928年陈鹤琴受大学院(即教育部前身)之聘，根据南京鼓楼幼稚园的实验成果，负责起草了我国《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和《幼稚生应有的习惯和技能表》,经试行修订后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全国推广实施。此标准的推广和实施，初步改变了当时我国幼稚教育的面貌，使之从抄袭外国、宗教色彩浓厚和单调刻板缺乏生气的状态下解脱出来，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并且使我国幼教的课程适合本国国情，日益科学化，进而缩短了我国与外国幼儿教育的差距，为我国幼教改革奠定了基础。
作为我国幼教中国化实验中心的南京鼓楼幼稚园，建园至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长期以来，他们一直遵循陈鹤琴的办园宗旨，在幼儿教育中国化、科学化、现代化方面努力探索、不断创新，特别在单元教育、园本课程的构建与发展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受到幼教界的关注与好评。
3.创办我国早期儿童教育研究组织和儿童教育研究刊物
陈鹤琴一贯主张，儿童教育是全社会的事业，必须发动和组织更多的人共同来做，有更多的人来支持和参与研究。1921年12月，他与陶行知支持由新教育共进社、实际教育调查社、《新教育》编辑社等合并组成中华教育改进社，介绍欧美教育学说，并根据中国国情大力提倡新教育。1927年陈鹤琴与陶行知、张宗麟共同发起成立幼稚教育研究会。1929年，为了“研究儿童教育，推进儿童福利，提倡教师专业精神”,他在“幼稚教育研究会”基础上创建中华儿童教育社，并任主席。1937年该社发展到21个分社，社员4000余人，成为当时全国最大、最有影响的儿童教育学术团体和研究、推动儿童教育的中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陈鹤琴参加了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星期二聚餐会”“民社”等进步政治组织。“八·一三”事变后，他以主要精力从事难民、难童工作，是上海难民教育协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为开展孤儿保育工作发起组织儿童保育会，任理事长；发起组织上海市成人义务教育促进会，任理事长。1947年2月，创办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任理事长，4月又发起成立儿童互助会。8月，发起成立中国新教育社，任理事长。1948年他发起成立中国幼稚教育社和活教育社，被推为两组织理事长。
除建立儿童教育研究组织，他还致力于创办儿童教育刊物。1927年他创办幼稚教育研究刊物《幼稚教育》,任主编并亲自撰写发刊词，要求通过刊物发动大家来研究幼稚教育，提出“推敲切磋，真理才出；科学进步，端在合作”的方针。1928年《幼稚教育》月刊改名为《儿童教育》月刊。1939年3月，他先后创办《小学教师》月刊，任主编并撰写发刊词。1941年1月，他创办《活教育》月刊(1950年改名为《新儿童教育》),任主编，发表发刊词。这些刊物都积极宣传和推动新教育，促进中国儿童教育的发展。他指出，“人类要有进步，就要靠教育的力量。受教育的人愈多，进步的力量就愈大；而教育本身，应该走在各种科学前面，要负起时代号角的责任”。
1928年，陈鹤琴在由蔡元培主持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与陶行知联名提交《注重幼稚教育案》,向政府提出重视和发展幼儿教育的建议。具体内容有“各省、县、市实验小学先行设立幼稚园”“推广乡村幼稚园”“研究创造平民的、省钱的、适合国情的幼稚园”及“各省开办试验幼稚师范”等。其中，陈鹤琴提出的《令各省各县各市实验小学先行设立幼稚园案》和《各省师范学校急需设立幼稚科案》,是推动我国幼教事业发展之首倡。他又屡次向政府呼吁“要国家宣布幼稚教育在学制上的正式地位”等。在以后数十年中，凡他创办或主管的数十所小学和师范院校均设立幼稚园。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向政府提出此类建议。1950年，在全国政协会上与曾昭森、巴金联合提出关于扫除文盲和成立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提案。1979年针对“**”对幼儿教育事业的破坏，他在全国政协会上提出，各省市恢复或建立幼儿师范学校，以培养幼教师资；在高等师范恢复或设立实验幼儿园和实验小学，作为科学实验的场所；设立儿童玩具、教具、设备研究室和实验工厂等提案。
1979年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成立，他被推举为名誉理事长。他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幼儿教育是一门教育科学，是基础教育的基础。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亿万幼儿培养成为建设祖国未来坚强生力军，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和切实开展对幼儿教育的科学实验，摸索出一条中国化的幼儿教育路子，以促进全民族的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①他深情地指出，要对作为幼儿教育基础的儿童心理作全面、系统、切实的科学实验；要重视幼儿家庭教育的科学实验；对幼儿园教育应进行系统、深入的科学实验与研究，办好示范性幼儿园；必须重视和解决幼教玩具、教具的科学实验和制造。他还在大会上动情地说：“我已88岁，但热爱幼教事业的心依然十分强烈，我愿在新长征路上做一个老兵，为重振幼教做贡献。”②
【理由】
(略)
【办法】
(一)大学院派遣全国视学时，应派有幼稚教育专家一人。
(二)通令全国，17年度起，各省各县各市实验小学及师范附属小学应设立幼稚园。
(三)教育研究所，应研究创造平民的省钱的适合国情的幼稚园。
(四)各省区，应就环境适宜之地，开设幼稚师范学校，或就各省之师范(或高中师范科)内，添设幼稚师范科，以培养专门人才，供给良好师资。乡村幼稚园，不易单独设立，故最初办法，应就可能范围以内，多招现任乡村教师之夫人、未婚妻或近亲训练之，方能造就一人得一人之用。
《注重幼稚教育案》系陶知行、陈鹤琴于1928年5月15日至28日在全国教育会议期间联名提出的提案。本案附有七个原案，其中一、二、四、六、七案为陶知行所提，三、五案为陈鹤琴所提。大会经提案审查委员会报告通过。
资料来源：《全国教育会议报告》,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4.开展小学教育改革试验
1927年6月，陈鹤琴应南京特别市教育局局长陈剑修的邀请，出任其属下的学校教育课课长。第二年夏天，又应聘赴上海主持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后任教育处处长。至1939年为躲避汪伪特务的迫害而离开上海。在这十多年担任教育行政官员的时间里，陈鹤琴除继续进行学前教育的试验与研究，推广鼓楼幼稚园实验成果外，还结合自己的教育实践，积极关注小学教育问题。
(1)主持南京市中小学教育的整顿和改革试验。
南京是中国历史名城，1927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该市学校教育的重要性越发凸显。陈鹤琴担任学校教育课课长后，他所面临的是官学不振、私学落后的学校状况。当时南京居民40万，学龄儿童不下6万，然而市立学校仅40所，至多容纳学生6000余名。何况40所学校中，仅负有学校之名者居多。一般家庭入私塾者数倍于学校。南京私塾优良者极少数，大多数不如人意。至于私立中学，“大多数经费既无基本，设备又极简陋，加之教授训导漫无标准，不但无补教育，甚至贻误青年”①。面对这样严峻的学校形势，陈鹤琴上任伊始，即着手拟定了《南京特别市教育局学校教育课计划大纲》②。计划从积极和消极方面对南京市中小学教育进行整顿与改革。积极方面主要有：调查学龄儿童及教育状况，以定进行之步骤；扩充小学班级，创办幼稚园，多予儿童以求学之机会；创设市立中学，使小学毕业生有升学之处所；创设市立师范学校，培养良好师资；提倡研究事业，多予教师以研究机会。消极方面主要有：裁并不良学校，以节经费；举行小学教师检定试验，首先，建立了以研究股为核心的学校教育课内部组织机构。陈鹤琴的学校教育课内部设立研究、指导、编审、卫生、调查五个股，研究股居中起核心作用。关于研究股，陈鹤琴明确指出：“研究股之设立，为行政人员会同学校教师研究之机关，训导、教法之改进，教材之选择，设备之改善，教师知识技能之长进，都可以藉行政以研究，寓研究于行政。”①研究股不仅要注重教育专门知识的研究与普及，也要注意实际经验的总结与推广。为此，规定定期召集各校校长会议，交流解决学校方面各种实际问题；通过联系各校教职员、组织教育研究会等形式，促进教材、教法、 训导等方面的改良；通过举办暑期学校，讲演会，组织对学校的参观等活动，提高各类教育人员的修养。总之，它的重要任务就是会同联系课内各股，商议决定全市教育的各方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