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研究股外，学校教育课的其他各股亦呈现出浓厚的学术研究色彩。指导股要求其定期或临时性地到全市各学校巡察指导，主动与研究股联系，随时介绍研究成果、推广有益经验。编审股着重介绍一些新的教材和教法，并向社会介绍教育实验研究的成果及教育行政和学校内部的情况，同时要联络研究股审查各种儿童读物，并加以审定或改编，以适合儿童的需要。调查股之责是专门对各校的办学效果，包括“教材之良毓、学生之优劣、师资之好坏、费用之多寡、效率之大小”等进行调查、统计并予以评价，为研究股提供教育研究资料，以便综合比较，图谋改进。卫生股则是针对当时中国人卫生习惯差的实际情况而设的，除指导各校进行卫生知识宣传和清洁习惯的训练外，还与社会合作开展卫生运动，防止疾病的传染和流行。陈鹤琴对教育课内部组织结构的安排，能让我们感受到这一行政机构所呈现出来的学术研究精神和科学管理水平，这也是他一贯重视研究的个性精神和由蔡元培首倡的教育行政学术化的时代取向的综合表现。
其次，陈鹤琴在南京市区全面建立小学教育实验区。陈鹤琴负责的学校教育课的管理范围包括全市公、私立中、小学，婴幼教育，师范教育和社会教育。其中小学数量最多。由于小学跟各方面联系最广，处在问题的中心。陈鹤琴认为：“欲切实整理市教育，当然以市立小学为基础。”他通过裁撤合并，一方面，合理调整全市小学的布局；另一方面，扩大办学规模，提高办学效率。在南京市原有40所市立小学的基础上，又设立市立小学40所，使办学规模成倍增长。将40所市立小学分为前期小学25所，完全小学10所，实验学校5所。他建立了全市范围内的小学教育实验区。他将全市40所市立小学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实验区，每区有实验学校一所，各区以实验学校为中心领导所在区的所有小学的教学工作。各实验区在教育课领导下按照独立联系、分工合作的原则，进行行政、教学的实验研究等方面的工作。
陈鹤琴划分的五个教育实验区，每区都以一门学科为试验研究的中心(东区为语文，南区为算术，西区为美术，北区为自然，中区为社会),各区相应配设一名适合本区研究学科的研究员，与该区实验学校校长共同主持该科教材教法的研究试验工作。每月轮流在各区实验学校举行该区中心科目教材教法讨论会，陈鹤琴出席指导，规定各区小学担任该科的教师必须出席。实验学校为所在实验区“教育研究之中心”,试验教学上的各种问题，在全区小学中起模范作用。同时在统一计划下，实验学校和学校教育课研究股保持密切联系，共同试验解决各种教学问题，以谋求全市范围内的相互促进和经验共享。实验学校实际上就是该教育实验区的教学、研究和管理中枢，它上达市教育局，下连本区其他小学，并以研究精神贯穿全区，形成本区办学的风格特点。
在试验工作中，陈鹤琴总是以一个实验研究者和导师，而不是以行政长官的身份参加工作，使整个实验区工作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学术气氛。对于各校的行政工作，陈鹤琴每周召开一次校长会议，会上主要是讨论各种问题，如就如何办好一所新式小学，大家发表意见，集思广益、择善而从。在教育课任职期间，陈鹤琴还在整顿私立学校、改良私塾，推广学前教育、社会教育、创立师范学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2)主持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谋求租界区华人儿童教育的改良和普及。
上海工部局最初是1854年英、法、美三国利用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殖民性质的行政机关。后来，法租界退出，英、美两租界合并，工部局遂成为英、美公共租界的行政机关。在租界内，外国人人口及纳税额所占比例不足10%,但长期以来工部局权力隶属租界区纳税外国人所组成的董事会，与华人无关，华人的教育权益亦无从谈起。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中华民族的觉醒和上海人民革命斗争的深入，华人要求参与租界管理的呼声日增。后经“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进一步掀起了全国性的收回教育权运动。所有这些斗争都迫使帝国主义作出某些让步。1928年工部局被迫同意接受三名华人加入董事会。经华董精心挑选后，决定推荐并敦促工部局邀请儿童教育专家陈鹤琴出任该局华人教育处(前期又称华人教育股)处长，直到1939年离开上海。陈鹤琴为了收回教育权的正义事业，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因此，他也就担起了维护华人教育权益的重任。
工部局一贯不重视公共租界内的华人教育，占人口90%以上，承担了租界区大多数税赋的华人，其子女得不到基本的教育权利。工部局早期仅设有西童学校，华童学校迟至20世纪初才开始出现。最早设立的华童学校为1904年成立的华童公学，其后又有育才公学、聂中丞公学、格致公学陆续问世。但在工部局华人教育处未成立以前，教育权完全为外国人所把持，四所华童学校的校长及主要教师均由外国人承担，中国教师所教的“中文”“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只是点缀而已。对于当时华童学校行政权旁落，以及学校所奉行的英国式贵族教育倾向，陈鹤琴与当时许多爱国进步人士都十分愤慨。他主持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工作后，极力争取租界区华人学校的校长应由华人承担，并要求依照中国政府教育法规和政策办事。
陈鹤琴在主持工部局华人教育期间，竭尽全力谋求华人儿童教育的改良与普及。在他的主持下，从1928年到1938年十年间，先后创办了北区小学、东区小学、西区小学、华德路小学、华人女子小学、蓬路小学、荆州路小学七所小学。这些小学一般都附设有幼稚园。还在1931年创设华童女子中学一所。这些华童学校的创办大大地增加了华童受教育的机会。学生人数最多的1937年，是1927年的近7倍。虽然能进入这些小学的大多是租界区较为富裕的金融、商界和洋行职员子女，但陈鹤琴也注意吸收一些穷苦儿童入学。在所创办的七所小学中，蓬路小学是专为贫寒子弟设立的半日二部制的简易小学。为了让成年的文盲工人识字学文化，从1934年到1939年陈鹤琴先后主持创办了四所青年工人夜学。陈鹤琴还依靠社会力量的支持，争取工部局给界内140余所私立中小学以经费辅助。
工部局是一个殖民性质的市政机关，租界内的教育也自然具有殖民主义的性质。这首先表现在中西童学校发展和经费投入的不平衡上。华人占租界区人口和纳税额比例均在90%以上，1928年前，工部局为华人儿童所办的学校其学校数和学生数仅与西童学校相当。1928年陈鹤琴就任后，陆续创办了一些华童学校，使华童学校数和学生数超过了西童学校，但在经费投入上却远不成比例。以1931年为例，在学生人数上两倍于西童学校的华童学校，获得经费反不足西童学校的三分之一。又以1940年为例，华童学生数有了很大的增加，占到学生总数的86.8%,但工部局拨给华童学校的经费仅占总拨款的46.6%。每个华童学生所获得的经费数一直约为西童的1/7。
其次表现在华人学校在教材选用、教学和其他各项活动方面都受到工部局的限制，陈鹤琴则常从国家民族的立场出发进行努力与抗争。工部局规定界内各学校一律不准悬挂国旗，只能悬挂工部局旗，经陈鹤琴等人据理力争，终于赢得升国旗的权利。工部局在补助华人学校条例中规定华人学校“不得施行足以损坏国际感情，及引起种族仇视之教学”。作为教育家，陈鹤琴深知教材读物在学校教育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虽然工部局对其属下学校所用教材要求“应先经学务处处长(指英国人希廉——引者注)认可，并可尽量使归一律”等规定，但这些都无法阻止陈鹤琴所热衷的教育科学化和民族化的研究和探索。据不完全统计，他主持华人教育处期间，先后编写、主编或合编的教材读物有：《幼稚园课本》(16册)、《儿童国语课本》(包括中部、北部、南部各8册)、《儿童作文课本》(12册)、《中国历史故事》(40册)、《小学自然故事》(40册，又称《自然教材》)、《儿童科学丛书》(100册)、《儿童图画诗歌》(12册)、《世界儿童节奏集》(2册)、《最新英文读本》(4册)、《最新英文习字帖》(5册)、《儿童英文诗歌》《少年英文诗歌》《小学生应用图表》《儿童活页手工教材》《算术练习片》《四季故事唱歌集》《世界儿童歌曲》等。这些教材读物绝大多数是由儿童书局出版的。①教育思想家
陈鹤琴在上海的11年中，除了为改善租界华人儿童教育条件而努力外，还从各个方面为改良儿童教育，为争取更多儿童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而做了大量工作。1929年7月，他发起创建的中华儿童教育社在杭州成立，之后又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华儿童教育社上海社员读书会，每月一次，进行讨论、参观、演讲等活动，交流教育学术和经验，推动上海儿童教育的科学化改革。
(3)开展新文字试验与难民教育。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其后不久日军侵入上海。顿时百万难民云集租界区，出现了不少难民收容所。如何对这些难民特别是难民中的儿童进行文化普及教育，引起了当时爱国志士的普遍关注。作为公共租界区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深感自己有义务承担起难胞教育工作。他不仅是上海国际救济会常务委员兼教育组负责人，而且还是上海国际红十字教育委员会主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教育委员会主任，全面负责上海难民教育工作。
作为上海难民教育的主要负责人，陈鹤琴对难民尤其是难童教育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热忱。他说：“难民问题是不能单靠给饭吃、给衣穿和给住宿就能全部解决的。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应该被最好的运用。只有慈善的施舍，而没有教育和工作，就可能产生乞丐，因此给难民适当的教育和有益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①他组织起难民教育处，亲自制订计划、分配任务、听取汇报、安排教师，使所有难民收容所都办起了小学，个别还办起了中学。由于难童过多，办学条件十分艰苦，他总是利用他自己的声誉、地位和影响解决难童教育中的困难，包括教师、课本、教室以及经费的短缺等，也用他认真的工作精神和对难童的一片赤诚鼓舞人们，使这项工作得以蓬勃地开展，最终做到“在租界和越界区的205个难民营中有164所学校，对27948名儿童进行教育”②。
除了难民所里的难童，还有许多失去家人和父母、举目无亲、流浪街头的流浪儿需要关注。陈鹤琴又集合社会热心人士创办了上海儿童保育院，专门收容流浪儿童，予以抚养教育。他还发起组织了“儿童保育会”,被推为理事长，和其他理事一起为流难儿童筹募经费，指导制订保育计划。陈鹤琴通过“儿童保育会”创办10所报童学校和2个报贩成人班。在陈鹤琴的直接指导下，报童学校确实办得很有特色。
在组织领导难民难童教育的过程中，陈鹤琴接触到大量的成人和儿童文盲，并由此联想到整个国家普遍存在的文盲问题。他认为只有先使这些文盲认识了文字，让他们能看报读书，才能让他们掌握科学常识、了解世界大事，增强民族意识、国家观念，进而唤起抗日救亡的觉悟。鉴于汉字本身“既难读，又复难写，自然也就难于记忆了”①,终日为生活奔忙的中国老百姓又没有那么多时间用于学习的实际情况，陈鹤琴就在上海难民收容所中积极进行用拉丁化新文字扫除文盲的试验。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留苏的中国共产党人吴玉章等人改进制定的，后引进国内形成了一个文字改革运动，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1938年后，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决定争取得到租界内知名人士，当时负责难民教育的陈鹤琴的支持，使该研究会作为社会教育团体不被租界当局取缔，使拉丁化新文字在普及难民教育中继续发挥应有作用。陈鹤琴非但毫无顾忌地答应下来，而且对在难民中进行新文字教育试验表现出极大兴趣。他不但为该会争取到合法团体的身份，而且还亲自抓这件事，专门划出十个难民收容所作为试验点，在难民中大规模地开展新文字教学试验。为了使新文字教学试验得到更好的效果，陈鹤琴自己动手编写新文字教材和读物。
1938年2月，他编写的新文字教材《民众课本》,分上、下两册，由国际红十字救济会难民教育股出版。除教材外，他还编写了成套的新文字读物，有《岳飞》《花木兰》《文天祥》《郑成功》《班超》《爱迪生》《林肯》《富兰克林》《瓦特》《富尔顿》《史蒂文生》《诺贝尔》《倍尔》《齐柏林》共14种，以拉丁化新文字和汉字对照排印，陆续由世界书局出版。该套读物中所选的中国历史人物均为民族英雄，用以启发难民抗日爱国的情感。同时，还编制了新文字教学挂图——拉丁化同音字母表。
陈鹤琴还写了不少倡导拉丁化新文字的文章，如1938年在《每日译报》上发表《新文字与难民教育》,后又在《上海妇女》上发表《新文字与妇女》,还在英文版的《中国季刊》上发表《汉字拉丁化》,以此来宣扬新文字在难民教育、妇女解放、家庭教育方面的意义，论述汉字拉丁化的优越性。
他还利用各种形式的活动来推进新文字教育工作的开展。为了激起难胞学习新文字的热情和整个社会对新文字试验的关注，陈鹤琴特别设计了一种圆形徽章，中间画一把钥匙，钥匙柄上有“铲除文盲”四个汉字，周围一圈用汉字和拉丁化新文字同时标出：“我能看书写字。”以此来奖励那些学会新文字的难民难童，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陈鹤琴不仅在理论上大力宣传新文字的优越性，而且亲自开展新文字教学试验。在陈鹤琴的直接领导下，租界区难民收容所的新文字教学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国际红十字救济会难民教育股专门成立了新文字组，专门负责各收容所的新文字教学工作，举办了新文字师资培训班。难民教育股发布了由陈鹤琴起草的《收容所新文字教育草案》,在难民教育刊物《民众常识》内辟出篇幅作为《新文字专栏》,为难民提供新文字读物。他还先后主持“上海难民学艺展览会”(1938年7月)、“上海第一次新文字展览会”(1938年9月)和“中国语文展览会”(1939年8月),展示了新文字教学研究的丰硕成果，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自1938年初至1939年冬，陈鹤琴几乎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难民教育和拉丁化新文字的试验和宣传推广上。
5.创建我国第一个培养中、高级幼教师资和研究人才的教育体系
陈鹤琴是我国幼儿师范教育的创立者，他在幼儿教育“中国化”“科学化”的过程中感到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幼教师资的培养。陈鹤琴认为，当时我国幼稚教育之所以完全落入外国人之手，原因就在于很少自己开办幼稚师范，缺乏民族化的学前教育师资，几所教会设立的幼稚师范毕业生也供不应求。他认为，要实现幼儿教育的中国化、科学化，不能再让外国教会控制幼教师资的训练，而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培训师资，必须对旧的师范教育进行改革，并通过改革实验产生一部确当而完整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学制、新课程、新教材和新教法，以此来创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师范教育。为此，他做了大量工作和不懈努力。
早在1926年陈鹤琴等人即拟就了进一步创办幼稚师范，实验培养中国化的学前教育师资的计划，并征得中华教育改进社和东南大学教育科的同意合作的意见，决定于1927年秋季实施。另外，由于鼓楼幼稚园作为一所众人瞩目的实验幼稚园，拥有较好的设备和优良的师资，这种条件并非当时社会所能普遍具备，鼓楼幼稚园的试验成果并不适宜大范围推广。为此，陈鹤琴等人本着学前教育平民化的精神，计划试验“能最普遍设立的幼稚园”,并初步确定了“学前教育要面向农村，为农民服务”的方向，提出要“试验花二百元开办费可以办一所极好的幼稚园；一个极小的村庄里，只要有一位妇女能做幼稚教师，与邻居合作，就可以举办一所家庭幼稚园”①。但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导致人事变动。陈鹤琴本人也于1927年应邀任南京特别市教育局学校教育课课长。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实现陈鹤琴等人创办幼稚师范、试验平民化幼稚园的设想，也作为鼓楼幼稚园试验的延伸和拓展，1927年9月他热情支持陶行知先生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兼任该校第二院(幼稚师范院)院长和指导员。1927年11月成立我国第一个乡村幼稚园，即晓庄幼稚师范院的第一所中心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开始用“艺友制”即带徒弟的方式培养晓庄派去的学生，做培养推广幼教师资的试验。此后，晓庄又成立了多所中心幼稚园，进行乡村学前教育试验，陈鹤琴作为院长对这场试验负有总指导的责任。1928年陈鹤琴到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任职后，张宗麟实际承担了教育试验的领导之责，不久晓庄师范被封。
1940年他为摆脱敌伪特务的暗杀威胁，而离开上海来到大后方。为了实现自己20多年的夙愿，他毅然拒绝担任重庆国民党教育部委任的国民教育司司长的官职，怀着满腔热情邀请一批有志者，到人所不屑、不愿去的荒山僻壤——江西泰和文江大岭山去办学，建立起我国第一所公立幼师——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文江原是一片荒山野岭，幼师的校址就选在文江村这个松林密布、无人居住的大岭山上。陈鹤琴来到文江着手办学后，当时江西省当局并不支持，还蓄意为难，把幼师的建校经费由原答应的65000元削减为25000元，拨给的经费还不够盖一栋宿舍，却要他办一所学校。他决心“用最少的钱办最好的学校”,带领师生自行规划设计，选材购料，披荆斩棘，开山筑路，编帘搭屋。终于在1940年10月1日，在已筹建的几栋泥壁草顶的宿舍和教室里，江西幼师正式开学了。当年录取新生138名，他们是江西省各县保送来的初中毕业生，分三个班级。因为校舍、设备的建设都还没有完成，开学实际上也就等于全校师生集体劳动生活的开始。师生一起移植树木，松土割草，种地养猪，一边学习一边劳动；以“文武双全、手脑并用”的精神，辟荒山为乐园。在以后的两三年时间里，陆续建成了教学、办公、生活等用房，还建成一批实验园地和其他活动设施，如婴儿园、幼稚园、小学、农场、工艺室、练琴室等，有20多栋简陋的房屋。陈鹤琴亲自设计并参加劳动，还亲自带领职工在大岭山顶找水源，解决学校生活用水的问题。
学校建得十分美丽，当时不少文化教育人士，如夏衍、于伶等老一辈都到过学校。整个校园布局合理，教学楼与宿舍楼交相辉映。教学楼很有意义，都是以中外有名的教育家命名。如福禄培尔院、裴斯泰洛齐院、杜威院、孟母院、欧母院。宿舍楼也很有诗意，有松涛斋、龙泉斋。不论教学楼，还是宿舍楼造型各有特色，都很精巧美观，校门尤其别致。在一条通向校园的道路上，两棵大树之间横竖着一块“国立幼稚师范学校”的校牌；另一条通往校内的大道上，则横挂一块刻着“小狮子”模型的校徽牌，这象征着陈鹤琴校长所倡导的学校要发扬的“小狮子精神”。此外校内同学练琴的鸣琴馆，课后休息散步的桃花坞、放鹤亭、农场、教工宿舍、实验工厂、教具场等星罗棋布，把山头点缀得十分美丽。
幼师开办一年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陈鹤琴和社会有关各方都有进一步扩充学校规模的愿望。为此，需要解决教育经费问题，陈鹤琴就此开始了争取幼师改省立为国立的工作，这一愿望终于在1943年春经教育部同意后付诸实现。此后，学生来源也由江西扩大到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北、山东、南京等省市。与此同时，又设立了一个幼稚师范专修科，以培养幼师师资和训练幼教干部为目的。至此，国立幼稚师范学校包括专科、师范、小学、幼稚园、婴儿园五部，并附设国民教育辅导委员会的较大规模的教育实验机构及农场、教玩具工场，形成了完整的培训幼儿教育师资的体系，成为当时大后方一个重要的幼教基地和实验“活教育”的基地。
幼师初创时学制为两年，1945年改为三年制。学校课程、教学、训导、教材各方面也都依据“活教育”的原理来实施。就课程来讲，幼师的课程是参照当时教育部1935年颁布的幼师二年制及三年制课程重新拟定的，其目标一般分为精神训练、基本训练与专业训练三个方面，以培养学生从事幼教工作的思想和业务素质。主要科目有公民、体育及游戏、卫生、国语、自然、社会、美术、家事、音乐、教育概论、儿童心理、保育法、幼稚教育、时事研究、农艺、工艺、实习等。课程内容和教法面向实际，注重“做”。例如公民课，选择一二十种优秀人物的传记，给学生树立做人的模范，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由教师说教式地给学生讲授一大堆做人的道理。教学方法则主要是采用小组讨论等方式，研究人生的重要问题，并在实际活动中养成学生的良好习惯，锤炼学生的人格。
学校从生活实际出发，坚持立足于“做”的“活教育”原则，学校建设和日常生活中凡是学生自己能做的，都让学生自己做。学校的诸多工作如烧饭、洗衣、筑路、编草(盖房用)、种菜、养猪养鸭、种花、工艺以及各种勤务都由学生轮流做。为了扩大影响，幼师还联合国立中正大学附小、南昌实验小学等学校，共同进行“活教育”的实验与研究。
幼师课程实验的目的是要总结出从幼稚园到幼稚师范的学前教育的系统课程方案。据当年任幼师教师的钟昭华回忆，幼师课程实验分四期进行，每期为一年。第一期为开创期，主要任务是试用活教材活教法；第二期为实验开始期，主要任务是整理已用活教材及教法，拟定实验方案；
第三期为实验修订期，主要任务是修订上期结果，做精密的实验；第四期为实验完成期，主要任务是继续修订完成实验课程。其实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并没有严格的阶段划分，只是一边实验一边总结，在教材教法上表现出明显的特点：一是不纯用课本。当时国内原本就没有为幼师编过专门的教科书，幼师所用的各种教材也并不局限于一两本固定的教科书，而是从大自然大社会中找活的教学材料。如儿童心理与幼稚教育等学科，就是在婴儿园幼儿园的教室，直接对天真活泼的儿童进行研究。将研究结果整理提炼后，即成为幼师学生活的书本和教材。二是活用书本。在幼师，书本仅是作为参考资料使用的，教学主要以实验观察为基础。如在儿童心理和幼稚教育等科的教学中，先去婴儿园或幼儿园直接观察儿童的表现，然后参考有关的图书资料，整理提炼观察记录，形成研究成果，而这些成果又成为大家的参考资料。这样教学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研究的过程。①
1942年，陈鹤琴在实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活教育”教学过程的四个步骤。1944年前后，又提出了代替全部课程的“五指活动”——健康活动、社会活动、科学活动、艺术活动和文学活动，这可被视为“活教育”课程实验的完成期。此后陈鹤琴“活教育”实验也由实验阶段走向实施阶段。
1944年夏，日寇南犯，泰和告急。许多学校都就地解散，独有幼师、幼专不解散，陈鹤琴校长带着学生甚至有困难的学生家长一起逃难。在校长的奔波下，学校从泰和迁到赣州，借用当地十分简陋的条件继续办学。1945年1月，日寇沿赣江南下，赣州也不能再待下去。当时赣州的大、中学校都纷纷解散，幼师同学也十分着慌。陈鹤琴就对学生说：“我是一校之长，我就是讨饭也要带着你们一起走。”在没有经费和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在兵荒马乱的严冬，陈鹤琴四处奔走，借钱借粮雇船，带领200多师生长途跋涉、历经艰险，历时两个月没有丢下一个人，安全转移到广昌，在甘竹镇饶家堡停下来继续坚持办学。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勉励学生“相依为命，同舟共济，为幼教事业，不怕受挫，坚持到底”。陈鹤琴“立志为人系表率”,像对待亲生儿女一样关怀、保护、教育他的学生。他以爱师生、爱事业、舍己为人的崇高形象和人格魅力熏陶一代又一代青年，培养学生对儿童的纯爱感情、对事业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以及敬业、乐业、专业、创业的奉献精神与科学态度。他要求学生们不但要做儿童的师表，还要做社会、国民的表率。他身体力行地教导学生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
在江西，经过7年艰难的幼师教育实践，陈鹤琴进行了从初等到高等师范各阶段教育的实验和改革。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陈鹤琴应邀回上海，担任市教育局督导处主任督学。同时，他希望能将在江西的国立幼师迁往上海，并为此奔走呼号，但是迁校计划没有实现。同年12月，上海市政府决定创办市立幼稚师范学校，陈鹤琴被委任市立幼稚师范学校校长，兼办幼师附小及附属幼稚园。1946年6月，经过陈鹤琴的一再争取，江西国立幼师的专科部奉准迁往上海，成立独立的国立幼稚师范专科学校，1947年2月，上海幼师更名为上海市立女子师范，加设普师班。以上海女师为核心的这些教育机构，也就成为陈鹤琴在上海实验实施“活教育”的新基地。
陈鹤琴为上海女师确定了“培养优良师资，实验及进行‘活教育’”的总的教育宗旨。并从七个具体方面对师范生进行训练：“锻炼强健身体；陶冶道德品格；培养民族文化；充实科学知能；养成勤劳习惯；启发研究儿童教育之兴趣；培养终身服务教育之精神。”①
如果说“活教育”在江西的实践是以探索实验，总结理论为主，那么在上海的实践则是以实施推广、完善发展为主。到上海后，上海女师的教学活动基本上是按照业已形成的“五指活动”课程方案、教学过程的四个步骤以及教学、 训育原则的框架进行的。女师附小和幼稚园，都是作为师范生实验及研究“活教育”的场所。在小学部实行“活教育”的“五指教育”教学时，教学的场所分为“五指活动”的文学、社会、科学、艺术、健康五个部分，学生上课分别到不同的活动场所。儿童的品德教育和课外活动也以“五指活动”的方式进行。女师附小成立了全体儿童均需参加的“儿童互助会”,该组织的活动也是按“五指活动”来组织的，分为高(四、五、六年级)、低(一、二、三年级)两组。
“活教育”的实施往往又是围绕一个选定的主题以大单元教学的方式进行的。比较有名的是1946年11月进行的题为“上海研究”大单元教学活动。自幼专、幼师到附小都进行这同一主题的研究，幼师部研究“过去之上海”,小学部研究“现在之上海”,专科部研究“将来之上海”。学生先对有关行政机关、文化教育娱乐设施、公用企事业单位和重要建筑，如市政府、教育局、报馆、盲童学校、自来水公司、电车公司、火车站、轮渡、小菜场、造船厂、百老汇大厦、百乐门跳舞厅、国际饭店等进行广泛的参观访问。在参观访问的基础上，学生对所获得的材料进行整理，阅读参考，分析讨论。然后由学生以各种形式发表自己参观研究的成果。如写参观记、报告、绘画、设计模型等，展现过去、现在和将来不同时期的上海。在这个大单元教学活动中，“五指活动”作为一个整体寓于其中。①1947年，陈鹤琴在《战后中国的幼稚教育》一文中，对当局热衷打内战，民不聊生，教育经费枯竭，轻蔑基础教育的态度和政策表示无比痛心和悲愤。呼吁为国家为民族前途着想，应确立幼教在学制上的正式地位。提出了发展我国幼稚教育的蓝图：为大量造就幼稚教育师资，全国要设立国立幼稚教育专科学校，以造就幼教的专才与工作干部；各大学师范学院应设幼教系；各省应当设立一所幼稚师范学校；各师范学校也应附设幼稚师范科以补助独立师范之不足。为迅速普及起见，还可创立短期训练班与讲习班为在职教师和有志于幼教者进行再教育。陈鹤琴认为，幼稚教育不仅要中国化、科学化、民主化，还要走上平民化、大众化的道路。主张要普遍设立幼稚园、托儿所，把幼稚园、托儿所从大都市带到小都市，从城镇带到乡村，从为少数贵妇官绅服务到为农工劳动大众服务。尽管他的这一蓝图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根本不可能实现，但它却大大地推动了幼教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幼教师范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陈鹤琴出任南京大学师范学院院长，率先在学院开设大学本科的幼教专业，并重建南大附小、幼儿园等附属机构。1952年秋院系调整，以南京大学师范学院和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有关系科为主体，加上其他大学的有关系科，合并成立南京师范学院。陈鹤琴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创办了当时全国唯一的幼教系并自兼系主任，亲自讲授儿童心理学课程，带头搞科研，发表论文，并领导儿童教育研究室，建立儿童玩具研究室及附属工厂；该校还附设幼儿师范，幼儿园，托儿所，从而形成一个包含各级幼教机构并体现教育、科研、生产三结合特点的完整的幼儿高等师范教育体系。陈鹤琴对幼儿师范教育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幼教师资和骨干，也为实现中国化、科学化、民主化、大众化的幼儿师范教育提供了宝贵经验。
6.创立完整的“活教育”理论体系
陈鹤琴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根据自己20多年教育实践与研究的总结，结合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从社会的实际和时代的需要出发，提出了他的“活教育”理论体系。所谓“活教育”,用陈鹤琴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反对埋没人性的死教育，反对读死书的死教育。它要摧毁传统教育的锁链，让新中国的主人，从独断、**威的痛苦深渊中解救出来。”陈鹤琴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抓住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旧教育的要害，对传统教育思想的主要弊病——“死”,进行了透彻批判。他认为这个“死”字主要表现在：教育目的是读死书，而不是教人做人，教育脱离实际，固定的课程，呆板的教材，不问儿童是否了解，不管时令季节是否合适，一节节地上，一切教学集中在教师“讲”,学生“听”上。针对此种弊端陈鹤琴提出了自己的“活教育”体系，力求在批判中建立自己新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体系。这是由我国学者提出的第一套系统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体系。它包括“三大目标”“十七条教学原则”“十三条训导原则”“学习四步骤”及“五指活动”等。
“活教育”三大目标是：第一，“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 (后又提出做“世界人”)——“活教育”的目的论；第二，“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活教育”的方法论；第三，“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活教育”的课程论。陈鹤琴把教人做人定为“活教育”的三大目标之首。他认为，道德乃是做人的根本，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大特点，但近代却被削弱，应加以重申和弘扬。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教人做人，做一个真正的人。“活教育”明确规定，首先要儿童学会做人，学会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有高尚品德与良好习惯的人，进一步教育儿童做符合中国国情需要的现代中国人。他的“活教育”对我国传统教育的合理因素，加以吸收、改造并赋予新的内容，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又体现时代精神和科学发展内涵的人的全面素质的概括。他说：“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首先要教人做人，培养做人的态度，养成优良的习惯，发现内在的兴趣，获得求知的方法，训练人生的基本技能。”他认为，人自出生第一个观念就是“我”字，只知有“我”,不知有人，教育就是要把处于“自我”状态的人培养成能够“互助”的人。因为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生活，只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融洽，通力合作，才能谋求控制自然，改进社会，谋求个人及全人类的幸福。“活教育”讲做人，以求得社会的进步与人类的发展，这就赋予了做人以现代改革的精神和时代的进步性。他提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是中国教育的唯一特点，不苟同于其他各国的教育目的”。“做中国人”就应当培养儿童“爱我们国家五千年的光荣历史，爱我们国家的前途，爱我们国家的人民，从而担负起我们的历史任务，使我们的国家进步繁荣、日新月异”,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做现代中国人”要有五个条件：一要有健全的身体；二要有创造的能力；三要有服务的精神；四要有合作的态度；五要有世界的眼光。他强调，我们要培养勇敢、进取、合作、有思想、有道德、肯服务于社会的儿童，就必须从小教育他们顾虑他人的安宁，有爱心、同情心，乐于助人。小时有爱人的行为，长大就会爱人民、爱祖国。还要注意养成儿童良好习惯，以期为形成健全人格打下基础。陈鹤琴还特别强调要培养儿童的创造能力。他认为旧教育将儿童变成了装物件的器皿，只注重知识的灌输，而新教育则除了必要的知识外，注重智力的开发与能力的培养，注重启发诱导，培养孩子的观察力、想象力、探索精神、研究精神和表意能力。“活教育”不但要求做中国人而且要求做世界人。做世界人要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唯其认识世界才能眼光远大。作为当今世界的中国人不仅要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特质，还要了解世界的潮流；不仅要为中国民主独立而努力，还要为世界和平而奋斗。
关于“活教育”的教学原则。陈鹤琴根据儿童心理规律及教育实践经验，将杜威的“做中学”发展为“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他强调“教学的基本原则在‘做’。所谓‘做’并不限于双手做，凡是耳闻、目睹(观察),调查研究都包括在内，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实践’。‘做’是儿童对生活直接的体验，儿童对任何事物有了直接的体验后，才知道事物的真相，才能了解事物的性质，才能明了事物的困难所在。儿童要获得真实的知识一定要‘做中学’,而教师也应在‘做中教’,共同在‘做中求进步’”。“活教育”的教学原则中首先提出：“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小孩子生来好动，要让儿童用自己的手和脑去做去想，做事的兴趣会越做越浓，做事的能力会越做越强，即使开始做得不好，甚至失败也是必经的步骤，应当让他去做、去试验、去学习。一切的学习不论是肌肉的、感觉的或是神经的都是靠“做”即自身的实践来实现的。他总结了让儿童用手用脑的三条好处：可以发展孩子的肌肉、思想和智能；可以养成勤俭、爱劳动等品质，知道做事不易，世务艰难；可以培养创造精神和独立生活能力。如果不让用手用脑则会阻碍肌肉、智能、思想的发展；使孩子从小懒惰、不会劳动，长大会成为不尽职的人。他认为，一切教学不仅在做上打基础，还应当在思想上下工夫，最危险的是儿童没有思想的机会。他还提出要解放儿童的双手和大脑，要解放儿童学习的时间和空间，教师不应把儿童禁锢在幼稚园里，局限于课堂教学中，主张让儿童到广大的自然和社会中去探索。“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让儿童在积极的探索活动中发现自己的世界，丰富其经验，培养其思维能力、自动能力和创造精神。”
关于“活教育”教学的四个步骤：试验观察、参考阅读、发表创作和批评研讨。这四个步骤旨在培养孩子的自动研究的精神、创造能力和独立活动能力，体现儿童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指导作用。此外，他提出了“积极的鼓励胜于消极的制裁”“积极的暗示胜于消极的命令”“儿童教儿童”“比较教学法”“教学故事化”“教学游戏化”“注意环境，利用环境”“分组学习共同研究” “精密观察”“教师教教师”等许多基于儿童年龄特点和教育规律的教育原则和教育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