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新 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美术报》副社长、副总编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文艺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孕育它的土壤，脱离不了历史和时代的语境。中国画作为一门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艺术，其本身在发展的进程中，既有自律的演进规律，同时作为上层建筑，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迁，政治、经济等其他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发展的方向和轨迹。
20世纪以来，中国画经历了近似“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变革或转型过程，无论是对中国画的界定，还是对如何处理传统与时代和生活、东方与西方的关系等问题，都是其在探求生存与发展的道路上一直纠结、思考和不断尝试解决的课题。究其原因，在变革和转型的时代背景下，面对西学东渐、社会革命、现代工业化进程以及全球化浪潮，有着深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烙印的中国画，一方面其自身的价值处于不断自我体认、确认和再认识的过程之中；另一方面，与很多学科一样，其本身的内涵和外延等也在与外界的互动、碰撞中不断地拓展，以寻求新的突破和出路。这是历史和时代给出的必然课题。那么，进入新时代，中国画有着怎样的历史境遇，又面临着哪些亟须解决的新的课题？为此我们有必要对以下问题进行认真的梳理和思考：当下中国画发展的历史境遇；新时代对中国画发展的新期待、新要求；破解中国画发展新时代课题的主要方向。
一、当下中国画发展的历史境遇
近一百年来，经历“五四”反封建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文革”中“破四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中国画的文化根脉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包括传统价值体系在内的文化之“本”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削弱和动摇，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断裂、错位，这种影响可能至少波及两代人。与此同时，西学东渐尤其是西风的愈演愈烈与消费主义裹挟的西方文化价值观的盛行，愈发加重了这种倾向，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文化价值观在某些阶段被忽视和低估，对文化身份的迷茫、探寻、焦虑，民族文化的“失语”成为一段时期内文艺作品中较为普遍的一个现象。这反映了缺乏文化自信作为底气和文化传统作为滋养的文艺的一种茫然无力状态。包括当下文艺发展、艺术教育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很大一部分根源于此。另外，文艺根植于现实，无论是“缘事”还是“缘情”，写实还是写意，言情或者言志，作者都难以跳开时代提供的现实条件。进入现代的中国画，其外在环境、作者身份和接受者群体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画家的心态，绘画的目的、功能和作用影响也与过去有所区别，这势必从主客观上迫使画家要对新的时代环境和需求做出反应。换句话说，中国画既面临着赓续旧传统，又面临着建构新传统的双重挑战。
（一）文化土壤的断层
作为一门有着相对古老历史的中国传统艺术，中国画要融入时代的洪流，汇入时代民众的生活和记忆，必须跨越历史时空的鸿沟，而连接鸿沟的桥梁之一就是要使传统在时代生活中能够生根发芽，这既包括对传统文化环境土壤、习俗、习惯、价值观念等的再培育与再养成，同时也包括对其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等等。然而当下的中国画面临的尴尬处境之一，就是它原本赖以生存的传统文化土壤的断层。具体表现如下。
1. 语言之桥和语言环境与古代相比大相径庭。简体汉字和白话文背后的思维方式、情感和精神意蕴等与繁体字同文言文背后的差别很大。而古代的绘画表达也脱离不开古代的语言和思维方式。
2. 与语言环境对应的文化思想、价值观念，比如传统的儒释道文化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目前处在旧有文化价值观断裂、虚弱，新的文化价值观正在建构的过程中。对于一向讲究器道并重的中国画艺术来说，如果传统文化修养积淀不够深厚的话，所谓的继承传统就容易流于对“器”的浅层模仿，“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在“道”的层面，则犹如“雾里看花”“隔靴搔痒”，很容易由于“道”的“空虚”而限制其艺术的境界。
3. 传统文化培育土壤相对薄弱。文化培育重在长期养成，包括家庭教育、各级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各方面，而渗透在日常生活习俗、节日庆典、礼仪、行为规范等各个环节的养成教育尤其重要。然而，西学东渐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几乎在各个领域，西学东渐呈压倒性优势，尤其'85美术新潮之后，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以及后来的消费主义及其附带的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的盛行，以西方为时尚、为前沿、为导向的局面一度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传统文化在教育的各个阶段处于式微状态，尤其对于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来说，几乎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渗透着西方价值理念、西方生活方式、西式教育体系以及西式学术话语体系。美术教育领域也不例外，比如：分科教学；重西画、轻国画；重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实践，轻中国传统文化理论和技法的研习，忽视民族传统文化的培养，创作与传统文化脱节；审美标准、批评标准、概念、范畴、方法等的西方化，等等。这种状况在历史的特定阶段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从民族文化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土壤中很难培育出中国的花朵，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史哲、中国艺术等的认知程度也直接影响其对中国画本质特性的理解，影响中国画创作所需的画家的综合素养。
（二）社会环境的变化
社会（包括自然和生活）、作者、作品和读者是文艺创作的四个重要环节。不论是将自然和生活视为文艺创作的镜子的再现论，还是强调个性表达的表现论，作者都必然受限于自然和生活的环境，因为自然和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具体来说，自然和生活的社会环境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文艺创作素材、表现对象的范围，并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作者的创作动机、创作心态与创作意兴的生发。中国画家历来坚持师法造化，古代画家常游于山水园林间，经常深入大自然中进行观察体验。以山水画为例，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就谈到了画山水与观察和了解自然变化及四时更替的关系。山水画的勃兴也与人亲近自然、渴望回归自然的心理需求直接相关，在与自然的亲近和对话中，人们调适着自我，安顿着身心。然而，毋庸置疑，我们今日的自然环境和古代相比已经是天壤之别了。一方面，原生态自然的流失和被破坏，自然越来越被打上人工的痕迹，真正的自然空间正在逐步缩小；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科技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被包裹在钢筋水泥之中，与自然越来越疏离；技术的进步，地球村的连接，也使得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通过各种媒体浏览到世界各地风光，了解到世界各国风土人情，甚至可以扩展到对地球以外的神秘太空的了解。这一方面使得画家创作的素材、表现的范围空前扩展；另一方面也使得画家亲自深入自然、生活观察和体验的需求与时间越来越少了。与此同时，虚拟交往对人际交往的冲击，人与人的关系既看似紧密又疏远，人们的生活既热闹又孤独；每个人都可以发声、相互交流，可谓众声喧哗，然而个体的声音又会瞬间被吞没在无尽的声海里。科技缩短了时空的有形距离，却在某种意义上拉大了人心的无形距离。科技提升了感官的感受效果和创造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惰化甚至挑战了人的感官和创造能力。作为心灵的投射的文艺，从某种程度上说，相当于人的感官和心理需求的延伸。因此，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其触角必然会触摸到时代的脉搏，触摸到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人迫切而隐秘的、相同或不同的需求。
（三）作者、接受者身份与心态的变化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人情结。可以说，个体向外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与向内寻求的“独善其身”“逍遥游”“乘桴浮于海”的个人理想是文人士大夫的一体两面，其中包括对群体价值的关注也包含对主体自我价值的肯定两条路径。从文艺的角度，可以简单地将其对应于“为人生”的艺术与“为艺术”的艺术两种创作态度，前者又可以对应以《诗经》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传统，后者则可以对应以《楚辞》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传统。进入现代以来，由于政治经济等综合因素，包括画家在内的知识分子经历了由精英的中心地位走向普通大众，由作为启蒙者的宏大叙事转向作为阐释者的平凡私语的转变过程，而观众或者说文艺的接受者也经历了由被动接受的被启蒙角色到主动选择再到与作者平等互动，甚至参与创作的由边缘向中心再到双向平等互动交流的身份转化过程。这种作者与接受者之间身份的变化以及作为知识分子一员的画家在整体社会结构中角色的变化也直接影响了画家的创作心态和创作风格。因此，无论是“正襟危坐型”也好，“莫测高深型”也罢，或者“浪漫唯美型”“云淡风轻型”“风花雪月型”，包括“生活絮语型”“质朴无华型”“痛苦不堪型”，等等。归根结底，其实都是时代中人的内心需求的投射和反映，既可能是作者的，也可能是接受者的。
二、新时代对中国画发展的新期待、新要求
一个时代文艺的发展走向，一方面决定于其历史境遇所呈现的既有态势，另一方面决定于新的时代对它所提出的新需求、新期待和新课题。正所谓“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
（一）新时代的“新”与“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判断，为我们各项工作提供了历史方位和坐标。在新的历史坐标中，中国画将如何进入新时代，如何迎接与回应新时代的各种机遇和挑战，如何找准自己的位置，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功能和作用？这是我们必须思考和解决的时代课题。
那么，新时代“新”在何处？“变”又在何处呢？
首先，在这一新的社会历史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即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理解这涉及两个元素，一个是由对量的需求到对质的需求的变化，一个是由单一向多元、多层次、平等均衡需求满足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要大力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从文艺的角度，对文艺作品的质量、丰富多样性以及契合人民需求的文艺内容、表达形式、服务方式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文艺的社会作用寄予了更多更高的期望。
其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呈现新局面。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世界大变局中，中国持续快速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进，成为世界格局演变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造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原因。我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整体上“东升西降”已成大势所趋。这就要求我们要更好地为世界命运共同体奉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从文艺的角度来说，就是一方面要坚守中国文化立场，坚定中国文化自信，建构新时代中国文化话语权；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通过艺术传播文化、沟通民心、建构国家文化形象的优势，提升新时代中国艺术的国际影响力。
（二）新时代对中国画发展的新期待、新要求
在新时代，由于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艺术、美学以及娱乐、旅游、休闲等更高层次美好生活的新需求以多样化的形态爆发出来。包括城市公共艺术、家居设计、服装服饰、身体美学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对审美提出了更多更高的新要求。正如金元浦教授所言：“在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大众化、世俗化、碎片化，以及众声喧哗的小品模式，小鲜肉的‘酷秀’模式，和急功近利的表层叙事，无方向感的焦虑的历史阶段之后，新的审美文化在经历了新时期剧烈的否定之后，迎来了再一轮否定。从极力追求西化到对传统文化艺术的敬仰、传承，从追求浅层次笑料到追求中华意境乃至对人生境界的追寻与营造。”[2]中国审美文化正迎来新的转型和变革的机遇期。
具体到中国画领域，也对画家提出了新期待。涉及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其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是为谁而画，画给谁看，要达到什么目的，实现什么功能。无论是从艺术家的创作需要还是从受众的审美需求或者从文艺的功能来说，都对中国画能否更好地体现时代生活，能否更好地表现人民、服务人民，提出了越来越强烈而迫切的要求。对画家的文化责任、对中国画的社会功能，有了更高的期许。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需要着力处理好美术界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推动艺术创作与研究的高质量发展，以精品奉献人民，更好地满足人民的多层次多方面的审美需求；另一方面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与世界深度交融的过程中，以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画艺术不断提升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文化感召力和国家形象塑造力。
如果说文艺的变革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时代的需求的话，那么，中国画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则必须参考观众视觉接受方式和审美需求的变化，在传统中萃取精华和适用部分并将其与新的时代元素及其他有益元素相融合，进而转化融汇成为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新的传统。随着审美生活化的日益发展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复苏，人民对作品是否“接地气”、是否有“生活气息”和“时代气象”、是否具有中国审美意蕴有了更多期待。而这就又涉及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艺术与人民、与科技的关系，传统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等问题。
三、破解中国画发展新时代课题的主要方向
通过上述我们对当下中国画发展历史境遇和新时代需求的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其中尚存在一定的距离，而这距离就是新时代的新机遇、新挑战，也是我们破解中国画发展新时代课题的主要着力方向。概言之就是：以中国精神建构新时代中国画之“道”；遵循守正创新、正本清源的方法论；适应新时代的多元角色、多重使命。
（一）以中国精神建构新时代中国画之“道”
古往今来，任何优秀的文艺作品都具有精神性、思想性、情感性的“内美”特质，而经典的文艺形象，也都能够透视或折射出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民族精神。中国画一向有载道、弘道的传统，古代的“道”主要源于儒道文化。而新时代既呼唤对传统意义上的“道”的深入阐释和弘扬，同时也呼唤对“道”进行符合时代特征的新的补充和阐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除了就文艺本身的精神内涵和内美而言之外，他还从民族复兴的高度来谈社会主义文艺，强调“中国精神”，也就是文艺的民族文化精神特质，回答了“发展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问题，为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奠定了精神内核，因此，我认为，以中国精神建构新时代中国画之“道”，正符合当下中国画的历史境遇与新时代国际国内的大势大局的新需求。
在这里，中国精神应包括哪些内容呢？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首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次是中国传统美德，最后是中华美学精神，即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集中体现。前两点不用我赘述了，我主要谈一下第三点，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概括的：“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他用三个“讲求”和一个“强调”对中华美学精神做出了精准的表述。其中，三个“讲求”分别对应着中国文艺创作中审美运思、审美表现和审美存在的独特方式，代表了中华美学精神的主要内核。[3]
因此，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当代中国画理论与实践体系，坚定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努力诠释和表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就成为新时代中国画发展的核心内容和必由之路。换言之，中国画的发展不仅涉及艺术本体的传承和发展问题，更关涉其所内含和传递的中国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发展问题。
（二）遵循守正创新、正本清源的方法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新的时代特征，提出“守正创新”的明确要求，他指出：“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作为精神事业，文化文艺、哲学社会科学当然就是一个灵魂的创作，一是不能没有，一是不能混乱。”“不能没有”强调的是它的地位和重要性，“不能混乱”强调的则是它的有序和科学性。实际上提出的是怎么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问题，或者说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方法论问题。
守正创新的前提是正本清源，也就是先要厘清历史现实状况，拨开乱象，明晰正道，之后才能谈守正创新。守正创新又包括守正和创新两个方面。其中，“正”即正道，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守正，就是坚守正道，坚持按规律办事。创新即改变旧的、创造新的或在旧的基础上向前有新的发展。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其中，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创新是守正的目的和路径。如果说，正本清源是指向历史的话，那么，守正创新则是面向未来的。
就中国画的创作来说，我所理解的守正守的就是中国画的本质内核，守的是中国画之“道”；而创新，则是在吸收传统、生活及其他门类艺术或外来文化基础上的新的拓展。
就中国画的本质来说，周积寅认为主要包含三个方面：1. 画即是道；2. 画为心物熔冶之结晶；3. 画乃感情之产物。他认为，中国画区别于其他画种特别显著的象征标志有两个。一是画者画也。按照潘天寿的解释：“即以线为界，而成其画也。笔为骨，墨与彩色为血肉，气息神情为灵魂，风韵、格趣为意态，能具此，活矣。”也就是以线为造型基础，用中国特有的笔、墨、色表现天地万物之生命，得其灵魂或意态。二是画是一门熔诗、书、画、印于一炉的综合艺术。[4]
而陈池瑜认为，中国画的本质特点主要有两点：一是象形与写意的相辅相成，这种主客体的对立统一，生成了中国绘画的本质哲学观，并由此生发出中国画丰富多样的独特表现方法；二是兴成教化的核心价值观和适情达意的审美价值论的辩证统一。这两种绘画价值观的互补共生，使中国绘画既能承担社会责任和发挥伦理作用，又能愉悦心志，创造多样的审美形式，促进艺术个性和风格的发展。[5]
李德仁则认为，人类一切绘画艺术形式都是文化的载体。中国画与西方绘画的差异，是由文化的差异造成的。中西绘画在本质上的区别，体现着逻辑思维和道论思维的不同。逻辑单极思维集中体现着西方精神特色，而道论两极思维则集中体现着中国精神特色。两极思维是包含了单极思维的思维，是两个单极的有机复合和升华。[6]
大体而言，中国画包含了主客统一、形意结合、以线造型、诗书画印综合等特质。守正创新应以此作为参照的基础。
那么，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画，如何以新面貌来应对未来的挑战？如何在对既有问题进行梳理、总结和反思、分析的基础之上向前推进，也即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的基础上进行文化的传承？这不仅要求我们要对中国画的历史脉络、时代元素、本体发展规律以及艺术家的个案等做更加深入、系统、实事求是而又充分的梳理和研究，而且要在问题所指向的文艺为谁创作、为谁立言、何为精品等方面，使“正”更加明确坚定，使“新”更多源泉和支撑。
（三）适应新时代的多元角色、多重使命
新时代需要艺术家适应更加多元的角色和多重的使命，也即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中国精神的阐释者、中国艺术的启蒙者和中国形象的建构者。
新时代的艺术家的创作面向两个领域——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在私人领域，艺术家的创作可以有更多自娱、自由随意的因素，但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则对艺术家的文化担当和作品的社会影响提出了要求，尤其是对于体制内的画家而言更是如此。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及其他多次关于文艺工作的论述中，基于他对中国几十年文艺实践的调查研究，指出了当前文艺界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文艺创作领域的重数量轻质量、重模仿缺原创、重物质轻精神等问题，文艺作品的有“高原”缺“高峰”、多数量少精品的问题，文艺工作者中存在的“浮躁”，部分文艺工作者急功近利、沽名钓誉，缺乏精品意识等现象。以及文艺作品正能量作用发挥不够，对社会没有引领力，没有发挥好作品鼓舞人的功能等问题。包括他针对当前文艺以洋为尊和唯洋是从的乱象，批评“去中国化”“去历史化”“去价值化”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主张社会主义文艺要增强主体自觉的民族性，要“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以及他主张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要构建自己的文艺话语体系和文艺理论体系，开创具有突出主体自觉、民族自信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之路，等等，实际上都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角色和使命要求。
历史上，包括画家在内的知识分子曾扮演过“启蒙者”的角色，后来又作为“阐释者”。而在新时代，面对审美能力有所提高、审美的需求和层次也更多样的接受群体，中国画要发挥启智润心、以明德引领风尚的优势作用，我想可能需要艺术家以“阐释者”的身份去完成“启蒙者”的任务。同时，以中国画的形式讲好中国故事，通过中国画的艺术形象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都需要画家承担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和国家形象的建构者的大任。中国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为生动直观可感的视觉形式，既是它的内容之一，也是它的载体之一，其进入新时代的效果和影响如何，反映和代表着其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效果和影响。具体体现在画家观念情感的创新、时代内容题材的拓展、新形象规律的发现或发展、方式方法的吸收借鉴与创新等各方面。以前我们常着力于画家想讲什么和画家喜欢怎么讲，也就是以作者为中心的创作，后来又受西方影响，变为以作品的形式表现为中心的创作。而现在基于作品的接受和传播、影响效果，我们可能要更重视一个很关键的元素，就是听故事的人，我们要把故事讲给谁听，他能不能听懂，感不感兴趣，怎么打动他，等等。这也与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要求相一致。
除了教育的培育、转化，是实现传统文化与时代联结的桥梁，让其在当代生活中活起来，或者说寻找到其与时代的价值连接点，画家用新的时代人们能听懂的话语阐释与传统共通的价值——“道”，并发扬它；通过艺术传递文化价值，在国际上寻找最大的文化认同公约数，也是新时代画家角色任务的应有之义。
总而言之，面对新时代人们对文艺产品需求的新变化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多元多变与个性化新特征，面对文艺创作和文艺作品传播方式的新变化和国际传播的新需求，我们必须跟上节拍，以“中国精神”建构新时代中国画之“道”，以“守正创新，正本清源”作为方法论指导，适应新的角色变化，顺应新的文艺规律，解决文艺创作中出现的新问题，回应人民关切，满足人民对文艺作品的新期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出自己应有的力量。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0页。
[2]金元浦：《金元浦：新需求，新审美，新动能，新形态——5G时代的中国文艺新走向》，微信公众号“元浦说文”，2019-10-17。
[3]参见张晶：《三个“讲求”：中华美学精神的精髓》，《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第30—34页。
[4]周积寅：《中国画之本质特征》，《新世纪美学与艺术》，第229—234页。
[5]陈池瑜：《中国画的本质：写形兼写意》，《中国美术报·学术月刊》2016年12月26日第023版。
[6]李德仁：《中国画本质精神论略》，《荣宝斋》2011年第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