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党运动（6月14日—7月28日）结束了，怎样来评价它呢？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首先还应该承认这次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群众给党支部提了一百多条意见；多年没有开展过的党组织内同志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搞了一下；相互之间长期不能相通的意见和看法得到了交换；一些同志做了自我批评，讲了一些自己的缺点；等等。但是，总的看来运动的效果并不大，没有达到解放思想、放下包袱、调动全体同志的积极性、使人人都有精神面貌为之一新的感觉，自觉自愿地把工作做好的目的。所以，运动看起来时间较为集中，形式较为“轰隆”，而效果较为空。这主要原因是运动的组织者对于运动的必要性、针对性，单位里存在的问题，哪些是主要问题，要解决哪些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应该怎样解决等都缺乏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也就是说没有在怎样把运动真正搞好上下功夫，而是在形式上下了过多的功夫，搞运动仍然没有突破“四人帮”时期的框框。因此，群众并没有真正发动起来，群众的心里话也并没有讲出来（大家常讲：讲了也没用，不如不讲），运动自然就很难深入下去。运动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它一定的历史和社会原因的。
数年以来，在“四人帮”、林彪的干扰影响下，不少人习惯地认为理论与实践、思想与生活工作都是截然分开、互不相关的，可以不顾实际情况大讲所谓“阶级斗争理论”，可以脱离人们的现实生活状况要人们去限制法权。结果是理论越讲越高，实际越来越糟，这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是“四人帮”的罪恶。唯物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人们的思想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也就是说人们一定的思想问题总是与生活工作中一定的具体问题相联系的，哪里来的无根无据的思想问题呢？这些思想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由实际问题所引发的正常思想问题；一类属于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摆不正个人与组织、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的关系，提出不切实际的无理要求的思想问题。总之，这些思想问题大多数是由于工作和生活中的各种实际矛盾所引起的。那么，应该怎样解决它们呢？多年来某些人（主要是一些干部）认为所谓思想问题就要用理论来解决，就要人们想想“二万五”，来个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领导讲讲话，群众发发言，就算是把问题解决过去了。难道他们真是想用理论来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吗？也并非如此。主张用理论解决问题的人有这样几点考虑：理论解决问题比较省力，比较显得“左”一些，不致被人戴什么帽子；最后在理论上调子可高一些，形式可花一些，名利也就多一些。在理论上把群众一压，群众就不好讲话了，由此“官”们因为不负责任、无能而给群众造成的困难和矛盾也就掩盖过去了。所以说，以理论解决一切问题真是某些投机取巧的领导者的绝妙的“艺术”。那么，在实际上的情况是怎么样呢？事实已经证明，认为用理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看法是荒谬的。因为人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他有头脑，有实际的感觉，他可以把他的感觉和你的理论联系对比一下。你说得天花乱坠，而他看到的则是群众问题成了堆；而领导是高调天天在口，从不下去走走，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你一开口就要群众想想过去战争年代，想想“二万五”，那么，你自己怎么不想想呢？这样一对比，群众就把你看透了。好吧，你不对群众负责，我就不干了，或者我自己想想办法吧。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种各样的事就都来了。谁还有精力去搞工作呢？因此，领导如想真正搞好工作，就必须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要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你就必须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做群众所需，真正解决好几个影响群众思想的实际问题，这样比你做十天报告都有用。群众生活工作中的具体困难解决了，那些在讨论中扯来扯去的问题也就自然解决了。当然有些问题一时还解决不了，或有些要求不合实际，仍需要对群众做些理论上的说服教育工作，但这种理论必须是实事求是的，必须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而且也必须有领导的关心和努力来做补充。一个运动不去联系、接触和解决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脱离人们的思想去空谈什么理论上的东西，那当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群众也完全有理由对你这个运动厌恶。我们必须清楚思想绝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社会存在即生活的反映。我们在解决人的思想问题时必须（充分地）注意这一点，这样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才能有所成效。
二哥在日记中肯定了长达一个多月的整党运动所取得的成绩，但也非常坦率地谈了对这次整党运动的看法；特别是对整党运动脱离实际，只注重外表形式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对一些领导仍然沿袭用理论说教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做法，从思想根源上进行了剖析。他认为，如果不解决群众工作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群众的积极性就难以调动发挥，思想工作就难以取得成效，现实中最为重要的还是干部思想作风的转变。
这篇日记的上半部分是对部队整党运动的总体评价。接下来，二哥具体分析了自己所在单位的具体情况：
……我们单位到底有哪些问题？它们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单位老同志多，干部多，党员多。这些同志可以说大部分都是明白道理的，通情达理的，愿意把工作做好的，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严格的，自觉性也是高的。但另一方面，他们中许多人都是有了家庭和孩子的人。许多老同志从十六七岁甚至是十四五岁就参了军，在部队中度过了青年和壮年时期，如今都已是十余年、二十余年军龄的老同志了。他们当中许多人属于夫妻两地分居，在生活上有一些家庭困难。双职工在部队的也会因家庭分散了一些精力，就如同地方上一样，种种柴米油盐的问题都要考虑，可是部队的工作又在许多方面限制着他们。这些同志长年在部队工作，仍然是一般的工作人员（同连队战士一样），各种待遇又比较低，部队本来工作紧张，又加上某些连队搞形式主义，人为造成一些紧张，使这些同志在思想上必然产生疲劳和松懈的情绪，当在事业方面进取不大的时候他们便自然产生解甲归田的想法。尽管单位的老同志们面临着种种具体困难，可是他们在组织未同意自己离队时仍然认真负责地做好日常工作，没人闹情绪化、压铺板[3]。虽然他们没有做出什么特别突出的成绩（这是受个人才智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但多年来，把自己所负责的工作做好了，这就十分难能可贵了。可是当群众刚刚反映一点具体困难，有的人就讲了：你们要想想过去呀，想想“二万五”呀！不错，我们是要常常想想过去，想想“二万五”，不想这些就不能激励我们向前看，就不能激励我们为明天光明的前途而奋斗。但必须明确，正确地想过去，想“二万五”的方法时不但要群众想，领导也要想，大家一块想。我们想想过去，想“二万五”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的老前辈艰苦奋斗、“二万五”的目的是让全国人民过上幸福的日子；我们今天艰苦奋斗也是希望通过全党全国人民一致的奋斗，使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改变我们目前的状况，而绝不是为了掩盖某些领导的官僚主义和不负责任。如果我们永远把过去的水平作为我们今天的标准，我们就失去了艰苦奋斗的根本意义，也没有必要搞四个现代化了。所以，要求群众自觉地发扬“二万五”的精神艰苦奋斗，必须与领导为提高和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而努力紧密地结合起来。
当然，并不是说单位的群众就没有缺点了，比如少数同志在考虑问题时还缺乏全局观念，对自己的要求还不够高，自觉性也不是很强，在一些问题上还摆不正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等等。这些缺点除自身思想革命化抓得不紧这个原因外，也还有一些客观上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缺乏具体细致的思想工作。
根据以上种种情况，对我们这样的单位的要求也就不能同野战部队的连队一样，要从工作的性质、人员的情况这些具体的方面来制订合理的要求。整党也要从这些具体情况出发制订计划，决定通过什么方式解决哪些问题。如果对这些情况问题不分析不研究，凡是问题一律来个理论教育，自己讨论，那么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有句群众语言说得好：“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搞运动和做其他任何一项工作一样，干部的表率作用是很重要的。在战争年代，干部作战英勇，战士打仗就顽强，干部的行动是无声的命令。干部实际行动的感召力是十分大的，你在台上讲得口干舌燥，群众有可能无动于衷，而你亲自下来带头干一干，群众也就动起来了。这次整党也是如此。你讲有这么多问题，那么多问题，根本的问题还是支部的问题。支部带头做自我批评，广大党员群众也就做了认真的自我批评。可是在解决问题方面，在工作方面，支部、领导没有什么实际行动，还是老一套，一点没有新起色、新动向，群众自然也动不起来。不能只埋怨群众的观望态度，这是很自然的。正因为这样才需要我们通过实际行动来发动群众。你在台上讲了一大篇理论，结果下来工作还是老样子，群众的话听不进，对群众的意见、建议不理睬，对群众要求的问题不解决，对群众的实际问题漠然置之，还是只对上级负责，对个人名利负责，而不对群众负责，那么群众怎么能真心实意地干起来呢？只能是你搞个形式，大家来应付应付，这样，运动怎么能深入下去呢？群众的观望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被空头理论愚弄的次数太多了，所以他现在不看你理论上讲得如何漂亮，而是看你实际行动做得如何。另外，群众的观望态度还不止在领导身上，也还在于机关方面的表现。大家都在一个大院里生活，你抓部队紧得要死，而机关还是那么逍遥自在，短时间内还影响不大；长此以往，部队同志就会有看法，思想上就会有些消极影响。本来部队就很辛苦。他们要值夜班，干活、出公差他们又一定是主力；电影看不上，在团里他们各种“优惠待遇”又最差，丝毫补贴也没有。这些已对值班部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机关本应为部队服务，可现在机关成了“老爷”，部队成了“下人”；在值班部队工作二十余年的老同志办件事情还不如后勤机关部门的一个新兵方便，这难道不使人感到难以接受吗？因此说，要把部队真正整顿好，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是一件由多方面因素构成的事情，既要有耐心、细心、合乎情理的思想工作，又要有领导实事求是、真心为群众办事情、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还要使机关的工作和部队协调起来，真正面向部队，为部队服务。这些方面搞好了，不怕部队整顿不好。没有这些实际的工作，你搞一百个花样的运动也没用。
对于我们目前的状况，群众也有许多意见，也都希望能够逐步整顿好一些。群众是要求进步的，但因为他们处于分散和被领导的地位，所以你不能要求他们自发地行动起来，必须有效地组织他们，动员他们。任何一个单位都一样，群众中问题多，单位形势落后，说明这个单位的领导是不行的。而一个单位的群众是积极的，形势是好的，也就说明单位领导是得力的。
以上说的，说明对问题不分析、不研究，按照旧的模式搞运动是不会取得效果的。群众看不到新的实际的东西，看不到领导者解决问题的真心实意，群众也就认为：“什么运动？还不是老一套。”对运动不抱什么希望，心里话也不会讲出来，因为他们觉得讲了也没用。群众没有动员起来，什么事情也搞不好。
由此看来，运动能否搞好，关键要看领导是否真正想通过运动解决一些问题，是只对上级、对自己负责，还是既对上级负责更对人民负责，是否真正把干工作与个人名利分开来了。
当然，对运动的看法也不一样，领导讲成绩是很大的，运动后出了许多“新气象”。其实，这些“新气象”一直是存在的。
通过对这次整党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种运动都是一个形式，一种手段，它是为目的而存在的，而形式本身并不是目的。如果只注意形式上的过场而不注意效果，那么任何运动不但不能促进工作和学习，反而会对组织、人员思想、工作学习起到一种涣散作用。所以，领导者要想真正解决一些问题，真正把所在单位的工作搞好，就不能只是动动嘴，而是要有解决问题的诚恳态度，多动动腿、动动手，做一些实际的工作。而那些开口就是“大道理”，讲问题只是抽象肯定，而无具体分析，无具体改进措施，又听不进群众意见的人，是永远不想把工作做好的人。
这篇长日记可以说是对这次部队整党运动的一项专题研讨总结。怎样评价这次整党？成绩肯定是有的，毕竟这次整党运动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群众给支部提了许多意见，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过，二哥认为，总体形式隆重，但效果较空。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虽然整党运动表面上热热闹闹，但基层问题没有解决，干部的工作作风没有改变，大家工作状态还是老样子，没有达到通过整党激发广大群众工作积极性的目的。问题的症结是领导的思想观念没有转变，仍然停留在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
日记中，二哥举例分析了一些基层单位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其中有些问题通过合理的调整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关键在于领导有没有这样的意识；对基层存在的困难问题是积极想办法解决还是因循守旧，一味地让大家用想想“二万五”来克服；是不是真正地把基层官兵的疾苦放在心上；是不是把工作放在首位；是不是在思想上能认识到解决群众困难对调动积极性的促进作用。这些问题本应该通过这次整党得到解决，但十年动乱造成一些干部的思想严重僵化。
这篇日记长达12页，有5000余字，是二哥写的最长的日记之一。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一气呵成、不加修改地完成如此长篇论述，并且做到层次分明，条理清晰，观点明确，说理充分，充分说明他头脑中具有深厚的积淀，对部队情况了然于胸，理论基础扎实，逻辑严谨，观察敏锐，同时还具有娴熟的文字功底。这是令人钦佩的。
在完成每日紧张的战备值班任务后，二哥花时间、费精力认真思考分析部队工作情况，以极大的热忱投身于军队现代化建设事业，体现出他对部队的忠诚与热爱。
对部队状况持续不断地跟踪分析，最终，二哥产生了对部队改革进行全面系统论述的想法。
二哥所写的日记，形式是日记，但很多都是极具理论价值的文章。
1978年9月22日，二哥在日记中写下了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问题的思考：
上级和下级，领导和群众之间经常会有矛盾，这并不奇怪，这是因为二者所处的地位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结论就不同，处理事情的态度方法也不同导致的。然而这二者不应该是根本对立的，应该是可以统一到一起的。能不能统一到一起呢？完全能！事实证明是这样，领导完全可以既站在自己的角度也站在群众的角度看问题，群众也是一样。然而，在这两方面，领导是主要的一方。我们要求领导体贴群众，群众理解领导，但特别要求领导体贴群众。这是因为一个领导如果不明了群众的意愿，不了解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不了解群众的思想和情绪，他就无法成功地领导群众。一个正确的出色的领导必须能从自己包括自己的上级的角度看问题，处理问题，而且还善于从群众（不但是大多数而且也包括少数群众）的角度去看问题，处理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将群众和领导的意志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强有力的领导中坚。要做到这些就要求领导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真正地充分发扬民主，让群众讲话。
让群众讲话，可以发现群众中那些积极的、合理的建议和办法，可以把群众的智慧与领导的能力结合起来，弥补领导的不足。
让群众讲话，可以听到群众对领导、对工作的正确批评，使领导发现自身的不足并及时改正它们。
让群众讲话，可以听到群众对各方面各种问题的反映，使领导能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开阔眼界，明了形势。
让群众讲话，可以发现群众中的消极情绪和不正确的思想，领导才能有的放矢地去教育和帮助群众。
让群众讲话，可以了解到群众的要求愿望，便于领导逐步地满足他们，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让群众讲话，还可以听到来自反面的意见，可以使领导考虑问题、解决问题时更周密一些，有些意见可以使领导引以为戒。
总之，让群众讲话，可以使群众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可以使领导开阔眼界，明了情况，考虑周密；可以使领导聪明有力；可以使群众和领导加深了解，互相信任，关系融洽，同心同德，最大限度地使领导和群众的聪明才智结合起来。毫无疑问，这将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巨大的好处。
而不让群众讲话的人就会使自己与群众处在对立的位置上，得罪群众的人难免一天要垮台。
当然，对群众的意见也要采取辩证的态度，也就是说要分析。因为群众的意见是来自个人，来自不同的角度，出自不同的考虑，它具有全面性；然而又带有分散性，有时也往往带有个人的片面性。所以对它们要分析整理，正确的采纳，错误的要解释教育。总之，要用辩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用民主的方法对待群众意见。
然而，也有一些人不让群众讲话，怕群众讲话，听不进群众的意见。在他们那里没有群众的意志，只有领导的意志，长官的意志。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满足于过去的经验——狭隘的一知半解，因而故步自封，自认为领导高明，不相信群众；有的则是意志衰退，贪图安逸，怕动脑筋去研究问题，怕花力气去解决问题，怕个人利益受损失；还有个别的则是居心叵测。总之，他们既不对群众负责，也不对党的利益负责，因为这些与他们的个人利益无直接关系。在这些人看来，群众的积极建议需要他们去组织试验（要冒失败的风险），群众的意见需要他们努力改正，群众的要求困难需要他们花力气解决，群众反映的情况需要他们去了解研究。这些来自群众的东西无一不需要领导去动脑筋，去费力气。这就要求他们的头脑和四肢不停地转动，这无疑要带来精神和肉体上的劳累（有时是极度的），这就是苦，为群众办事的人就是要吃苦。然而，不让群众讲话呢，或者说不理睬群众的意见呢，也就没有那些麻烦事了（个人的麻烦是少了，而党的事业的麻烦就多了），领导岂不清闲自在了吗？在有些心胸狭隘的领导看来，群众积极合理的建议是说明领导的无能，因而一顶“异想天开”加“个人主义”的大帽子就扣了过去；而群众的正确批评意见则暴露了领导的缺点，这怎么得了，“诬陷领导”的帽子先扣上，以后还得给“小鞋”穿；至于群众的要求和牢骚那就更是大逆不道了，一个大口号统统堵住。他们爱听的只有那些阿谀奉承、歌功颂德和小恩小惠式的“群众意见”。
当然，一般来说，人们是希望自己正确的，因而也喜欢听顺耳的声音，就如同人们喜欢好的、美的东西一样。可是在实际中，一个人是绝对不可能一贯正确的，是否正确要听听广大群众的意见，要看看实际效果，决不能以几个人的好话来决定是否正确。不正确就必然受到群众批评，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决不能以个人的自尊心来代替党的事业和党的原则。只要不是别有用心的恶意攻击，只要是善意的反映群众关心集体事业的意见（哪怕是尖锐而与事实又不完全相符的），我们就要虚心听取，从中发现合理的东西。要做到这一点是十分不易的，这要求我们的领导要真正站在党的事业立场上，具有高度的对党对人民的责任感，要有较高的政治修养。
我国是个农业国，经济和文化水平很低，封建专制统治延续了几千年，没有经历现代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传统的封建习惯势力比较顽固，没有实行过民主制度。虽然社会主义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生产关系，但是在许许多多方面，人们看待事物的眼光，解决问题的方法都留有较深的封建社会的痕迹。许多干部的家长制作风、官僚主义作风就是这一点的证明。我们现行的行政体制、干部制度也有一定的弊端，如干部从上到下一律由上级任命，因此只要不得罪上级、不犯大的错误，就可以一日升官，百年受禄，不管他为不为群众办事情，不管群众对他意见大不大。由此而产生那种不顾群众意见、一人说了算的官僚主义作风。“四人帮”疯狂地破坏党内外民主，践踏社会主义法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猖狂的十年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极深刻的。
我们国家在经济上还较落后，要使我国的经济能较快地发展起来，充分发扬民主是重要的方面之一，不民主就会限制人们的各种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会压制生产力的发展，就会造成人们之间的对立，最终破坏经济发展。在世界上，凡民主国家的经济总是发展得快些，而专制国家的经济一般都发展较慢。当然，决定因素不只是这一点，但这是重要的一点。
我们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要做许多工作。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前较少实行过正常的民主，人们在精神上多年受压抑，而封建专制和小生产家长制的残余还经常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人们。另外，许多人对民主生活还较为生疏，不大适应，容易走极端而忽视了集中。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对人民进行宣传、教育和引导，使他们逐步适应正常的社会主义民主生活。
只要我们坚持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人民也熟悉了这种民主生活，我们就可以最高地集中人民的意志，党和人民、领导和群众就能够高度统一，我们的事业就会以新的高速度前进！
在日记中以随笔的方式写出这样分量很重的内容，展示了二哥思维开阔、逻辑严谨、洞察敏锐的见解，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二哥首先指出，一个合格的领导不仅要站在上级的角度考虑问题，同时也要站在基层群众的角度考虑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把领导与群众的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了解群众的利益和需求，不了解群众的思想和情绪，就无法有效地领导群众。
怎样才能了解群众的真实想法呢？这就需要领导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充分发扬民主、倾听群众的意见呼声。文中进而引申出让群众讲话的问题。日记中，二哥一一列举了让群众讲话的各种益处，概括而言有：让群众讲话可以使领导更全面地了解情况，采纳群众合理的建议，弥补领导考虑问题的短板，加强领导与群众的团结，促进思想解放，从而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让群众讲话是推进我们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
然而实际工作中，个别领导听不得不同意见，认为提意见就是否定领导的英明正确，是个人主义；对于那些懒政、惰政的领导，提意见就是给领导添麻烦。因此，给领导提意见并不受欢迎甚至被穿“小鞋”。这严重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参与性，也影响了干群关系。
让群众讲话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基本体现之一。日记的后段，二哥从历史发展、人性弱点及现行的行政体制、干部任免制度等角度分析了一些领导听不进不同声音的成因，说明发扬民主的必要性、重要性。他认为，我们国家在经济上还较落后，要使我国的经济能较快地发展起来，充分发扬民主是重要的方面之一；不实行民主就会限制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会压制生产力的发展，就会造成人们之间的对立，最终会影响经济发展。因此，领导要真正站在对党、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立场上，虚心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呼声。当然，要使我们这样一个受封建专制影响很深的国家真正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还需要一个过程，要做许多工作。但他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人民也熟悉了这种民主生活，我们就可以最高地集中人民的意志，党和人民，领导和群众就能够高度统一，我们的事业就会以新的高速度前进！”
在四十多年前那个特殊时期，二哥能够提出如此深刻的观点，展示了他深邃的思想境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今天，我们再次阅读仍然能感受到强烈的现实意义。
日记中有相当篇幅谈到了领导的工作方法问题，虽然二哥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但文中的观点显示了他在综合管理方面的能力。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特约评论员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由此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意义十分重大。1978年10月3日，二哥在日记中记录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认识：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开展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我认为这一讨论是十分必要的。真理是从实践中来还是从书本中来，这确实是需要好好讨论的。对这个问题认识清楚了就会有助于我们一系列的方针、政策的制定，有助于我们工作的进步，尤其在当前这个继往开来、百乱待理、大干四个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时期，弄清楚这一理论问题实在是大有好处的。
通过学习，我也有了这么几点认识。
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是我们的行动指南，正是因为它们本身是为亿万革命群众的实践所证明了的真理。真理一旦形成便可指导人们的实践，然而它们本身不能代替实践成为检验其他真理的标准，因此，不能否认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
二、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领域内的许多具体理论是否是真理，在马列、毛主席著作中是找不到答案的，要在具体的实践中加以检验。
三、马列主义认为，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是随时间、地点、条件而转移的。列宁指出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完全适合于苏联国情的，证明是真理，但在中国武装夺取政权就不能走从城市到农村的道路，而要走“井冈山”的道路。
四、由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里的许多东西在以前还未被认识或还未出现，所以后人会遇到许多革命导师所未谈到的东西，认识这些新事物中的真理又要靠实践来检验。
五、革命导师某一时间针对某一具体问题所讲的话，不能不分时间、地点、条件无限制地随便套用，要用革命导师的思想原理来对待发展变化了的情况，不能用某一时间的一两句话来束缚人们的手脚。
六、如果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既已被实践证明是真理，就否认对它们的发展补充，把它们僵化，那么，这本身就是否定了它们的真理性。
二哥以一个普通士兵的身份积极参与了这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并以自己的体会阐述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认识。这篇日记也从一个侧面记录了那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的影响。
10月8日，二哥在日记中探讨了艰苦奋斗与群众切身利益的关系：
对于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说，人们比较难以接受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又十分需要的东西就是“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正如同为了跳远而必要的后退一样，暂时的艰苦是为了长远的幸福，但如果达不到这一目的，艰苦奋斗就失灵了。因此，我们在向群众做艰苦奋斗的教育时，应尽可能地给他们一些利益。
人是有思维的动物，都有两方面的要求：第一是物质需求，第二是精神需求。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两者是缺一不可的——既不能合二为一，又不能截然分开。它们在一定的时间内可以互相弥补，但不能互相替代，而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我们的领导必须了解精神与物质之间的这种关系，不能一味地要求用精神代替物质，要看到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关系。因为它们之间既可以促进，也可以促退。
无数同类个体的特性形成了该类整体的共性，每个人都想活下去的个性形成整个人类为生存而奋斗的共性，这是我们在解释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我想，每一个革命者参加革命时，他的目的绝不是牺牲，而是解放全体被压迫的人民，也包括解放自己。只是在需要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人民的解放而献出生命时，他才做出牺牲的。同样，我们每一个参加工作的人也都不是为了艰苦而来的，而是希望通过自己和大家共同工作，换来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体的幸福生活。只是，为实现这一目的而需要我们艰苦时，我们才承担艰苦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在条件许可时，逐步解决人们的实际困难，使他们能在艰苦奋斗中有所收益。艰苦奋斗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丧失了手段的意义后，它就不灵了。对于普通群众来说，理想与信仰不是很坚定的，革命口号的号召力量、思想教育的刺激力量也都是有限的，实际的物质利益是影响他们思想的决定因素。只有当他们在物质上得到好处时，他们的工作热情才会高涨。人们在决定一件事应不应做之前，总是要考虑它的实际价值的大小。如果我们只是在口头上号召群众去发扬革命精神而不去解决群众的那些应该而且可以解决的柴米油盐问题，则群众的积极性就很难调动起来，因为他们不明白这是为谁干。再者，群众是由个人组成的，如果我们只在口头上讲解决群众的困难，而没有具体解决措施，那实际上是在反对解决群众困难。
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我们认识到，群众的思想问题总是由具体问题（物质的、精神的）引起的，总是有一定的具体原因的。我们一定要针对这些具体原因去做工作。讲一些大道理不能说不对，但要联系实际，尤其要与群众的具体问题相联系，否则就无用。因为大道理本身缺乏针对性，如同某些看似能治百病但实际上百病不治的药品一样，它可以针对一切人，然而又可以说谁也不针对。因此，我们要做好工作，就不仅要讲大道理，开大会，做动员，而且还要找出导致群众产生思想问题的具体原因，把那些能够解决的问题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也就自然消失了。当然，对于某些人因不切实际的想法和要求而产生的思想问题要重点进行思想教育，打通思想，使他们能正视现实，抛弃那些个人主义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和要求；同时，也要解决他们的要求中那些能够解决的具体问题。
这篇日记的核心是阐述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之间的辩证关系。二哥在日记中指出，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阶段，我们需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去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但我们投身革命工作、投身社会主义建设，说到底还是为了不断改善和提高人们的文化和生活水平；我们不是为了艰苦奋斗而参加工作的，艰苦奋斗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与解决群众切实困难并不矛盾，都能够起到激发人们干劲的作用。他特别从人性角度出发，分析了物质因素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如果解决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就必然会调动人们积极性。但现实的问题是，一些人把艰苦奋斗视为一种万能的武器，有人甚至把艰苦奋斗作为抵御群众要求解决实际困难的挡箭牌。如果领导者一味地要求人们艰苦奋斗，对群众眼下的困难漠然置之，那么人们的积极性又如何调动呢？光喊口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平实的语言显示了二哥严谨的逻辑推理能力，所说在理，富有穿透力。
二哥在这段时间的日记，有大量针对国家民主制度建设，克服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及部队具体工作的分析思考，以及对思想僵化的批评；所表达的观点，体现了他的思想认知水准。
日记中，没有任何二哥在这段时间内具体工作的记录，尽管他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军事任务。
1978年11月6日，二哥在日记中记录了他第一次谈恋爱的经历，预示着他的人生将开启一段新的旅程。
1977年10月，军装照
1978年7月，在延庆龙湾大桥
[1] 刘敏，二哥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时晚届的同学。
[2] “二万五”，指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瑞金开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3] 压铺板，指为达到复员转业的目的，不起床、不上班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