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本塞源论
王阳明先生在上述“格物致知论”的末尾，紧接着以“拔本塞源”展开讨论，这是一篇极为有名的杰作，展示了王阳明至大至广的人生理念，其略道：
圣人之心，视天下之人无内外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甚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仇者。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则尧、舜、禹之相授，所谓“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当是之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习，安此者谓之圣，勉此者谓之贤，而背此者，虽启明如朱，亦谓之不肖。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何者？无有闻见之杂，记诵之烦，辞章之靡滥，功利之驰逐，而但使之孝其亲，弟其长，信其朋友，以复其心体之同然，则人亦孰不能之乎？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迨夫举德而任，则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轻重；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当是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才能之异若皋、夔、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或营衣食，或通有无，或备器用，集谋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愿。譬之一身，目不耻其无聪，而耳之所涉，目必营焉；足不耻其无执，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盖其元气充周，血脉条畅，是以痒疴呼吸，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此圣人之学所以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以与论也。三代以降，教者不复以此为教，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霸者之徒，窃取先生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内济其私，天下靡然宗之，圣人之道遂以芜塞。世之儒者慨然悲伤，搜猎先圣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补于煨烬之余，圣学之门墙遂不可复观。于是乎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其出而仕也，理钱谷者，则欲并夫兵刑；典礼乐者，又欲与于铨轴；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故不能其事，则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说，则不可以要其誉；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辩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呜呼！以若是之积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讲之以若是之学术，宜其闻吾圣人之教，而视之以为赘疣柄凿矣。非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者，吾谁与望乎！
对于打算熟知王阳明先生的真实想法的人，建议对上篇精读、细读，否则是无法了解王阳明学说的精华的。
十月，王阳明的门生在越中地方建立阳明书院。阳明书院具体位置在越城西城门内的光相桥东边。
时间往后推十二年，就是嘉靖十七年（1538），王阳明去世后十年，巡按御史门人周汝员于楼前建立祠堂，悬挂匾额，题词道：“阳明先生祠。”
论良知与礼
嘉靖五年（1526），王阳明先生55岁，居住在越城。三月，王阳明给门生邹守益写了一封信（《与邹守益书》）。
当时邹守益因为遭贬到广德州担任通判一职，建筑复古书院，以集聚生徒，以及刻印《谕俗礼要》来教化当地民俗。他将自己的所作所为一一汇报给老师王阳明，王阳明写回信称赞他说：
古之礼存于世者，老师宿儒当年不能穷其说，世之人苦其烦且难，遂皆废置而不行。故今之为人上而欲导民于礼者，非详且备之为难，惟简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为贵耳。盖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礼，皆因人情而为之节文，是以行之万世而皆准。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传记之讹阙，则必古今风气习俗之异宜者矣。此虽先王未之有，亦可以义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袭礼也。后世心学不讲，人失其情，难乎与之言礼。然良知之在人心，则万古如一日，苟顺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则所谓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矣。非天子不议礼制度，今之为此，非以议礼为也，徒以末世废礼之极，聊为之兆以兴起之，故特为此简易之说，欲使之易知易从焉耳。
有关道德方面的变迁恒常的两个分类的论点，参看此书就不言自明了。
南大吉致良知修养的效果
四月，南大吉进皇宫觐见皇帝，结果却遭到贬斥丢了官。南大吉就此时自己的境况致信给业师王阳明，篇幅达一千数百字。信件全文兢兢业业，惟以得闻道为喜，迫切地向王阳明求学问道，生怕自己因为疏忽而不得领悟圣人之道而忧，全文中没有一个字提及自己的荣辱得失，以及被罢官后的愤懑。
王阳明读完南大吉的来信，感叹道：“此真有朝闻夕死之志者也！”
王阳明深深为南大吉有志于学问的精神所感动。如果没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是不可能说出如此高深的话来的。于是他给南大吉回信道：
世之高抗通脱之士，捐富贵，轻利害，弃爵禄，决然长往而不顾者，亦皆有之。彼其或从好于外道诡异之说，投情于诗酒山水技艺之乐，又或奋发于意气，牵溺于嗜好，有待于物以相胜，是以去彼取此而后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郁，情随事移，则忧愁悲苦，随之而作，果能捐富贵，轻利害，弃爵禄，快然终身，无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见其良知之昭明灵觉，廓然于太虚而同体。太虚之中，何物不有，而无一物能为太虚之障碍。故凡慕富贵，忧贫贱，欣戚得丧，爱憎取舍之类，皆足以蔽吾聪明睿知之体，窒吾渊泉时出之用。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尘沙，聪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郁逆，将必速去之为快，而何能忍于时刻乎？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自北宋张横渠之后，此心学不讲，或亦于四方无异矣。自此关中之士有所振发兴起，变气节为圣贤之学，将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
在修养悟道方面，南大吉得王阳明熏陶的事例还有很多。据历史记载，南大吉与王阳明其交往时间虽不长，但二人却互相引以为知己。二人不仅情感甚笃，志趣相投，而且王阳明对南大吉的思想影响深刻。
讲学与实务
欧阳德初次见到王阳明先生还是在赣州的时候，在众多弟子里面，他的年龄最小。但是欧阳德凭借自己的才学已经顺利通过地方举办的乡试。因此，王阳明经常笑称欧阳德是“小秀才”。
欧阳德在王阳明先生左右的时候，不论王阳明安排他做什么事情，他都欣然恭命，即便是无比辛劳，他也决不会懈怠，故而王阳明对他也十分器重。
对此，王阳明说道：“我的讲学，正是要在你政务倥偬中进行，没有必要等大家聚集到一起才讲学！”
以上可以观得王阳明对实用活学的观点。
良知与见闻
后来，王阳明又曾经给欧阳德写信（《答欧阳德书》），如是写道：
良知不因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孔子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良知之外，则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圣门教人第一义。今云专求之见闻之末，则落在第二义矣。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则语意之间未免为二。此与专求之见闻之末者，虽稍不同，其为未得精一之旨则一也。
另外，王阳明在信中提出了“知德性”和“知见闻”差异的讨论，本书将在后文再论。
钱德洪与王畿并举于南宫的考试，但此二人都选择放弃继续功名之路，与黄弘纲、张元冲同舟一起回到越城。
王阳明很高兴，之后大凡刚刚入王门的弟子，都必定先让钱德洪和王畿开导，等到其志向确定、认识境界开始提升的阶段，才提请与王阳明相见。每次见到钱德洪的时候，王阳明和弟子都默默对着焚烧的袅袅香火，相对始终无言。
他真是一个生性沉毅的人啊！
天地万物一体观与良知
八月，南方正是夏天，朝廷委派聂豹为福建省御史巡按，坐船到钱塘来见王阳明先生。
二人别后，聂豹致信给王阳明，写道：
子思、孟子、周濂溪、程明道无意相遭于千岁之下，与其尽信于天下，不若真信于一人。道固自在，学亦自在。
在王阳明先生的答书中，他以比喻的形式对聂豹进行解答（《答聂豹书》），略道：
（参见《王阳明全集》）
王阳明先生以讲学为己任，善于从中得到无限的快乐，大学者的人生态度尚且如此，更何况是我等泛泛之辈呢？
死后的门人
按：聂豹初次见到王阳明的时候，自称为晚生。此后过去六年，聂豹领命出任苏州知府，至此王阳明已去世四年了。
王阳明先生便按照他们赠诗的用韵依次谢答，全诗如下所录：
嘉靖丙戌十二月庚申始得子，年已五十有五矣。六月静六二丈昔与先公同举于乡，闻之而喜，各以诗来贺，蔼然世交之谊也。次韵为谢二首。
其一：
海鹤精神老益强，
晚途诗价重圭璋。
洗儿惠兆金钱贵，
烂目光呈奎井祥。
何物敢云绳祖武，
他年只好共爷长。
偶逢灯事开汤饼，
庭树春风转岁阳。
其二：
自分秋禾后吐芒，
敢云琢玉晚圭璋。
漫凭先德余家庆，
岂是生申降岳祥。
携抱且堪娱老况，
长成或可望书香。
不辞岁岁临汤饼，
还见吾家第几郎？
因为当时正好是十一月十七日，王阳明起初给儿子取名字王正聪，时过七年后，王家因为家产纠纷，外舅黄绾因为当时需要避讳，所以就给王阳明的小儿子王正聪改名为王正亿。此名后来一直沿用，被记入王家族谱。
惜阴会
王阳明先生应刘邦采的邀约撰写《惜阴说》一篇，兹录入部分如下：
（参见《王阳明全集》）
可见，王阳明先生所谓的致良知，也表现了要珍惜光阴的含义。
良知
编者按：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先生路过吉安，顺便给安福的诸同仁寄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诸友始为惜阴之会，当时惟恐只成虚语，迩来乃闻远近豪杰闻风而至者以百数，此可以见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几于此亦可以卜之矣。程明道曾有云：“宁学圣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为有志圣人而未能真得圣人之学者，则可如此说。若今日所讲良知之说，乃真是圣学之的传，但从此学圣人，却无不至者。惟恐吾侪尚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专心致志于此耳。
（参见《王阳明全集》）
大凡有志于探求智慧的同仁，在实践躬行方面难免有不足之处，作为今日的我们也应该警惕类似的问题发生。
致良知的修养方法
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先生56岁，居住在越城。
这年正月，王阳明先生在写给黄宗贤的书信中（《与黄宗贤书》）劝谕其重视自我修养，信中大致这样写道：
人在仕途，比之退处山林时，工夫难十倍；非得良友时时警发砥砺，平日志向鲜有不潜移默夺，弛然日就颓靡者。近与诚甫言，京师相与者少，二君必须彼此约定，便见微有动气处，即须提起致良知话头，互相规切。凡人言语正到快意时，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气正到发扬时，便翕然能收敛得；愤怒嗜欲正到腾沸时，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然见得良知亲切时，其功夫又自不难，缘此数病，良知之所本无，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后有，若良知一提醒时，即如白日一出，魍魉自消矣。《中庸》谓：“知耻近乎勇。”只是耻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语不能屈服得人，意气不能凌轧得人，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为耻；殊不知此数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耻者。诸君知谋才略，自是超然出于众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须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参见《王阳明全集》）
句句恳切，妙味无限。
著述问答
四月，邹守益于广德州重新刻印王阳明先生的《文录》。
王阳明先生自行标注了年月，吩咐钱德洪分类排次，在此时写给邹守益的信中说道：“你的编录请以年月为顺序，不再根据不同文体而进行分类，我的学问专门以讲学明道为事业，不在乎文辞体制的差异。”
过了一天，钱德洪发现了没有被收录的文章，询问王阳明先生的看法。
王阳明回答道：“这不是孔子删述《六经》的方法。三代的教诲不明晰，大都是因为后世学者繁文盛而实意衰，故而所学的东西都忽略了其最本质所在。比如孔子删《诗经》，如果只根据文辞来筛选，岂只有三百篇而已呢？正因为孔夫子以彰显圣道为自己此生的志向，所以他的选择才有所精简。《六经》所有的删述和此例是基本相同的。若以爱惜文辞，便非孔子垂范后世的本真含义了。”
钱德洪说道：“先生文字，虽一时应酬不同，但无不是源于自己的性情。更何况学者传诵日久，恐为后世好事者所编辑，反而违背了今日裁定的本意了。”
于是，王阳明先生同意邹守益加刻附录一卷，最后送给邹守益，总共四册。
今日所传的《传习录》中卷也收录了钱德洪撰写的序言，读后即可知晓钱德洪编撰此书的本意。
兹摘录全文如下所示：
（钱）德洪曰：昔南元善刻《传习录》于越，凡二册。下册摘录之。先师手书，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二书，吾师自谓“天下是朱非陆，论定既久，一旦反之为难﹔二书姑为调渟两可之说，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录为下册之首者，意亦以是欤？今朱、陆之耕明于天下久矣；洪刻先师文录，置二书于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复录。其余指知，行之本体，莫详于答人论学与答周道通、陆清伯、欧阳崇一四书；而谓格物为学者用力日可见之地，莫详于答罗年庵一书。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惟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智以日堕于匈狄、禽兽而不叫，其一体同物之心，譊譊终身，至于毙而后已；此孔、孟以来贤圣苦心，虽门人子弗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贝于笞聂文蔚之第一书：此皆仍元善所录之旧：而揭“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功夫，明白简切，使人言下即得入手，此又莫详于答文蔚之第二书，故增录之。元善当时汹汹，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闻斯学为庆，而绝无有纤芥愤郁不平之气。斯录之刻，人见其有功于同志甚大，而不知其虎时之甚艰也。今所去取，裁之时义则然，非忍有所加损于其间也。
（参见《传习录·钱德洪序》）
小结
自从王阳明先生镇压了朱宸濠的叛乱，躲避过了奸臣们的谗谤和陷害，此所谓如王阳明先生所言“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到这一时期为止，王阳明思想中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三个纲领已经完备形成，阳明学的体系随之形成。故而在此期间，王阳明先生主张自己一派的学说，和门生反复论述自己的观点，他对教学的各种反思对后人是十分宝贵的财富。
另外，从神仙养生论、儒老佛三教论、入山养静论、拔本塞源论、天地万物一体论到“心之动静”“洒落与敬畏”“讲友间的态度”等诸学说中，其中最恳切要说明了的，恰如孔子和弟子间的问答那般，一言以蔽之，王阳明门下诸门生文武兼达、学德并进，以圣贤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为了成为那样优秀的人一直努力！
即顾璘（1476—1545），明代官员、文学家。字华玉，号东桥居士，长洲（今江苏吴县，其于1995年撤销）人。弘治间进士，授广平知县，累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少有才名，以诗著称于时，与其同里陈沂、王韦号称“金陵三俊”，后宝应朱应登起，时称“四大家”。著有《浮湘集》《山中集》《息园诗文稿》等。
南大吉是明代中期关学学者之一。字符善，号瑞泉，明代陕西渭南人，南金长子。性豪宕，雄于文。因王阳明曾为其座主故称门生，后与王阳明有过一段特殊的交往关系，深受阳明心学之影响，其思想也从原来笃信程朱而转向阳明心学。
聂豹（1486—1563），字文蔚，号双江，江西永丰县人，为王守仁心学正统传人，是明代有名的廉吏之一。聂豹推崇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以阳明为师，但他认为良知不是现成的，要通过“动静无心，内外两忘”的涵养功夫才能达到。著有《困辨录》《双江集》等。
即心学。所谓心，它包含了两个大的概念，此概念中又分小的概念。两个大概念，就是指形质之心和有质无形之心。心藏神，就是指识神和性体。识神也就是后天获得的思维，也称欲神、欲念、识心、主观意识等等。
蔡宗衮，字希渊。正德十二年进士。官至四川提学佥事。
白鹿洞位于九江庐山东北玉屏山南，虎溪岩背后，是北宋六大书院之一。
夏良胜，字于中，南城人。少为督学副使蔡清所知，曰“子异日必为良臣，当无有胜子者”，遂名良胜。正德二年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调吏部，进考功员外郎。
一说77岁。存疑。
位于今浙江省东南部。
金克厚，字宏载，号竹蜂，吕前人。尚志砥行，困于科举，从学于余姚王阳明先生，行弟子礼。阳明先生传授“心学”，金克厚潜心学习，深受影响，若水之赴壑。授六和知县，历官工部郎中。为官以廉洁称。
徐珊（1487—1548），字汝佩，号三溪，浙江余姚人。嘉靖壬午浙江亚魁。仕至湖广辰州同知。嘉靖间，珊以庙工采木于盘顺中里之卯洞，凡居二年。著有《卯洞集》四卷等。
欧阳德（1496—1554），字崇一，号南野，泰和（今江西泰和）人。明理学家。嘉靖二年进士，历刑部员外郎，以学行改翰林编修。累迁礼部尚书。以宿学居显位。知六安州时建龙津书院。复集四方名士于灵济宫讲学，至者五千人。德遇事侃侃持正，好引掖后进，为京师讲学之盛。卒，谥文庄。德所为诗文、章奏、案牍及讲学之文，有欧阳南野集三十卷；又有南野文选四卷，（均《四库总目》）并行于世。欧阳德还指出“良知”与“知觉”也不同。
魏良弼（1492—1575），明理学家、教育家，字师说，一作师悦，号水洲，新建（今属江西南昌）人。受学于王守仁，与钱德洪、陈九川、刘邦采、罗洪先、邹守益等往复论学，联集讲会，阐扬王学。著有《水洲文集》，后人撰有《魏水洲先生行略》。
颜回（前521—前481），字子渊，春秋时期鲁国人，他14岁即拜孔子为师，此后终生师事之。在孔门诸弟子中，孔子对他称赞最多，不仅赞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相许。历代文人学士对他也无不推尊有加，宋明儒者更好“寻孔、颜乐处”。
日文中无有“子华”，但是信中又说“四方朋友”，前后不通，故而查《王阳明全集》后补上。——译者注
即释迦牟尼和老子的学说。
原文为“渤湖”，应是对“渤海”的误写，亦有可能为“鄱阳湖”，此处存疑。——译者注
舒柏，字国用，江西靖安县新兴都（今高湖乡）舒家人。明正德年间中举，任歙县右训导，后为梧州府同知。曾先后主管紫阳、梧山、岭表等书院，两广人士多游学于此。因随从王文成平田洲之乱有功，升南京刑部员外郎，未到任，即改任两浙盐运司运同。不久任南宁知府。著有《亚峃遗稿》《系言》等书。
即钱蒙。
魏良政（1496—1527），明经师，字师伊。江西新建人。嘉靖四年（1525）解元。王守仁巡抚江西时，与兄良弼，弟良器、良贵往学，深受守仁赞许。潜心于良知之学，著有《时斋集》《时齐集》。
指朱熹。
原文为“淅”，应为错讹。
元至元末置，属庐州路。治所在六安县（今安徽六安市，1992年撤销）。辖境相当于今安徽六安、霍山等市县和湖北英山县地。明洪武初废六安县入州。1912年废州为县。
原文为“仆（BOKU）”，疑错讹，纠正为“吾”。
王畿（1498—1583），中国明代思想家。字汝中，号龙溪，学者称龙溪先生。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师事王守仁。为王门七派中浙中派创始人，著有《龙溪全集》二十卷。
一说同年十二月十二日。
事实上，王正亿为王阳明亲生儿子。王阳明44岁时，因为没有儿子，而且其妻子诸氏也没可能生产了，遂由父亲龙山公做主，过继了王阳明堂弟王守信的儿子，即王正宪，过继时其已8岁。到王阳明晚年，55岁的时候得正亿。后来在阳明弟子的帮助下，王正亿继承了王阳明新建伯的爵位。
刘邦采，明教育家。字君亮，号师泉，江西安福人。初为邑诸生，以做“圣人”为志向。与刘晓、刘文敏等先后受业于王守仁。嘉靖七年乡试中式，授寿宁教谕，迁嘉兴府同知。不久弃官归。嘉靖十三年邹守益以国子祭酒致仕归，与之共建复古、连山、复贞诸书院。为学主张“性命兼修”。认为吾心主宰谓之性，性无为者也，故须首出庶物，以立其体。吾心流行谓之命，命大使者也，故须随时运化以致其用（《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四》）。要求学者“修（九）容以立人道，慎（九）思以达天德，舒（九）畴以顺帝则”（《易蕴》）。善于辩说，聂豹称其“力大而说辩，排闷之严，四座咸服，人皆避而让舍，莫敢挂其锋”。著有《易蕴》。
原文写作“书夜”，当为错讹。——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