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所述是王阳明先生47岁那年的四月至48岁那年的五月，一年间王阳明先生的讲学和事迹。这一时期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但其论说却是阳明学说里面颇为重要的内容。因为《古本大学》和《传习录》是阳明学的代表性典籍，《朱子晚年定论》是论难的焦点。虽然以上三本书籍并非都是发端于这一年，但是它们都在此时相继发表，因此应当看作此时时机已经成熟。
正德十三年（1518）四月，王阳明返回京师，并着意建立学校。
王阳明认为所谓的民风不善，主要是由于教化未明而引起的。这个时候四方盗贼之患刚刚被平息不久，民困也渐次平息，与之相应的移风易俗之事，虽未能一一尽举，姑且就选择其中浅近易行的，开导训诲。王阳明先后颁发数道告谕，分发到南、赣所属各县父老子弟手中，互相告诫勉励，命令兴立社学，延师教子，歌诗习礼。在出入街道的时候，如果有长官或者学者出现，其他的人都要拱立为敬。王阳明先生或赞赏训诱之。时而久之，市民都知道了冠服礼法，辖内朝夕歌声，达于委巷，雍雍然出现以礼让为美德的大好局面。
五月，王阳明上奏设和平县。
六月，王阳明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荫子锦衣卫，世袭百户。
期间王阳明再次辞免，皇帝不允。
《古本大学》
曾记得王阳明在龙场驿时，怀疑朱子的《大学章句》并非最本旨的含义，于是手录古本，伏读精思，方始信圣人之学原本是那般地简易明白。其书只有一篇，原无经传之分。格致本于诚意，原无缺传可补。以诚意为主，而为致知格物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体，故不必假于见闻。至是录刻成书，在旁边添加注释进行解释，还给刻本亲自写了绪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传于日本的《古本大学》如今藏于京都府厅，其他亦有数种版本流传当世。
《朱子晚年定论》
王阳明先生又刻《朱子晚年定论》，他亲自为刻本作序，原文略道：
昔谪官于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证诸《六经》《四子》，洞然无复可疑。独于朱子之说，有相抵牾，恒久于心。切疑朱子之贤，而岂其于此尚有未察乎？及官留京都，复取朱子之书而检求之。然后知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以为旧本之误，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诸《语类》之属，又其门人挟好胜之心以附和己见，固于朱子平日之说犹有大相缪戾者。而当世之学者，囿限于见闻，不过持循讲习于此，其于悟后之论，概乎其未有闻。则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无以自暴于后世也乎？予既幸自说之不缪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学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说，而不复知求其晚岁既悟之论，竞相议论，以乱正学，不自知其已入于异端。吾辄采录而裒集之，私以示于同志。庶几无疑于吾说，而圣学之明可冀矣。
在这里我们可以窥探王阳明先生编撰此书的初衷。
在《与安之书》中，他这样写道：
留都时，偶因饶舌，遂至多口，攻之者环绕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说，集为定论，聊藉以解纷耳。门人辈近刻之雩都，初闻甚不喜，然士夫见之，乃往往遂有开发者，无意中得此一助，亦颇省颊舌之劳。近年篁墩诸公尝有《道一》等编，见者先怀党同伐异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之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辞，虽有褊心，将无所施其怒矣。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
这就是王阳明先生付梓《朱子晚年定论》时的初衷所在。
按语：明代儒者罗整庵质疑《朱子晚年定论》，清朝的陆陇其、陆世仪等人极尽反驳朱熹的学说。然而王阳明先生编撰《朱子晚年定论》则是想要简化朱子的学说，并取其“主心”的部分，并不是限定何时开始是其中年，何时开始是其晚年。所以按照年、月时段的考证来责难王阳明先生的人只是不了解他的用意罢了。在此没有必要一一辩明。
《朱子晚年定论》收录在《传习录》的下卷末。
《传习录》上卷成书
正德十三年（1518）八月，门人薛侃于江西赣州出资付梓出版《传习录》。现在人们都认为《传习录》的上卷是由王阳明的弟子徐爱记录和编辑完成的。
但是此时徐爱已经于之前一年的五月病殁（《阳明先生年谱》）。徐爱为王阳明的爱徒，曾与阳明说起他的梦境：在山间遇一和尚，和尚预言他“与颜回同德，亦与颜回同寿”。后果三十而亡。
王阳明的妹夫徐爱与先生关系极为密切，受王阳明先生熏陶最久，因而徐爱闻道亦最早。徐爱任南京兵部郎中时因病归乡，与陆澄谋耕田之业以待王阳明先生。徐爱之于王阳明先生，恰如颜回之于孔子，不幸的是他也跟颜回一样早逝。王阳明先生知悉其讣告，大声恸哭道：“天亡我也！天亡我也！”其后妹妹仔细言及徐爱的生平之事，王阳明先生依旧悲痛万分。
王阳明先生的教义渐渐远播到华夏神州，请教者与此同时也日益增多，辐辏更是广远深邃。此时，王阳明先生开始居住在建设于射圃的馆舍，但还是显得狭窄，不能容纳广大文友。于是他决定修缮濂溪书院来改善这一情况。
此时江西省的名士邹守益也执贽，成为王阳明先生的门人，后来邹守益成为王阳明门下弟子中最杰出的一位，是传承王阳明学说的重要人物。
这一期间，师徒二人在赣州附近的通天岩同游问道，邹守益还对王阳明的诗文进行应和，这一事迹传为美谈。
王阳明先生写诗赞叹通天岩的秀美风景，题为《通天岩》：
青山随地佳，
岂必故园好。
但得此身闲，
尘寰亦蓬岛。
西林日初暮，
明月来何早？
醉卧石床凉，
洞云秋未扫。
同样因文采而闻名的邹守益也赋诗应和：
高筑琳宫引石梯，
酒余客散自攀跻。
坐来渐恐星河冷，
话久不知烟雾迷。
白涧滩横帆隐见，
翠微岩涌案高低。
浩歌初饱清秋兴，
何处东洲野店鸡。
（参见明嘉靖《赣州府志》）
王阳明先生见状，再作一首，题为《游通天岩次邹谦之韵》：
天风吹我上丹梯，
始信青霄亦可跻。
俯视氛寰成独慨，
却怜人世尚多迷。
东南真境埋名久，
闽楚诸峰入望低。
莫道仙家全脱俗，
三更日出亦闻鸡。
当然，此时王阳明先生和其他弟子也有诗和。游学不仅有对景物的观赏，更有发自内心的体悟。这也成为王阳明先生教学布道的一种方式。
慰劳宴
王阳明先生听闻征讨巨贼获得大捷，身心稍得安静。一日他张罗一场丰盛的酒筵来慰劳诸门生的支持，且说道：“以此相报。”
门生们都不解，连忙问王阳明先生此举的缘故。
王阳明答道：“我开始在教察院务堂为官的时候，不敢粗心，经常担心自己会愧对在座各位。近日与你们相处时间久了，还是会觉得此前的赏罚仍然有不妥当的地方，真是悔之不已。于是不断反思，力求寻找到自己的过失并进修改正。直至登堂行事，与你们各位相对时，无须些许增损，我才能获得一些心安。我这一阶段的进步都是得益于你们各位的切磋辅助，我在这里再次感谢了！”
门生们听后，都愈加反省自己，同时也更加敬畏王阳明先生的高洁品格了。
王阳明先生所说皆为自己亲身经历，以此激励诸生。
三教异同论
王阳明先生曾论三教异同，说道：“仙家说到‘虚’，圣人又岂能在‘虚’上加一毫之‘实’；佛家说到‘无’，圣人又岂能在‘无’上加一毫之‘有’。但仙家说的‘虚’，则是由恬淡养生的主旨而来的。佛家说‘无’是由脱离生死苦海的主旨而渐渐演化，由‘空寂’的本体而来的。仙佛二氏未免有故意加上之嫌。我所说的‘良知’之‘虚’便是天的‘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的无形。日月风霜、山川民物等凡是具有相貌行色者皆在太虚无形之中发挥作用，未尝不是‘无’的障碍。圣人的行动只是顺应其良知的作用，天地万物之理皆在我的心中。仙、佛二氏不知此理，故有不合适的地方。”
我们从上述引论应当知晓王阳明先生对于三教之异同的见解。
乡约保甲法
正德十三年（1518）十月，施行乡约法。
自大征后，王阳明先生认为这么长时间以来，民虽格面，但未知格心，于是施行乡约告谕众父老子弟，让大家互相警戒，辞中有说道：“之前的骚乱对大家生活的负面影响非常大，父老乡亲没有不受到其伤害的。盗贼们冥顽无知，逆天叛伦，自求诛戮，虽然是自作孽不可活，但是仍然不得不叫人感叹。这帮盗贼们虽然生性冥顽，犯下滔天之罪，其实究其根源还是有司抚养之有缺，训迪之无方，社会也是有责任的。虽然我已经据此做出了一些应对之策，但是难免有不周到的地方。如今倡乱渠魁，盗贼们相继被擒灭，他们的追随者大多无辜，如今也悉已宽贷，赣州地方虽然暂时获得了宁复，但是为了以后的安宁，还要请辖内父老严加教约自己的子弟，对于这件事情决不可疏忽大意。故今特施行保甲之法，以相警戒。辖内的各位父老，应该带领自己的子弟严加履行。和睦邻里，齐尔姻族，德义礼让，把赣州建立成为有着淳厚风俗的好地方。”从中我们可以略知王阳明先生的政治主张。
据说，王阳明的保甲法传于后世有一本小册子，但是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见到过，不能一睹，甚为遗憾。
十一月，王阳明再次上疏请通盐法。这是因为南赣地方需要其他地方补给食用盐。因此在给皇帝的上疏中，王阳明先生如此写道：“臣私下以为应该复开广盐，按照定例分发，满足广大民众的实际生活需要。”
这回朝廷很快采纳了王阳明的建议，时至今日，当地的人民依然从中获得便利。
正德十四年（1519），王阳明先生48岁，在江西。
正月，王阳明上疏谢升荫之恩遇。
因为在三浰平乱中王阳明军功卓著，皇帝便十分高兴地擢升了王阳明先生官职，并下旨荫升其子王正宪为锦衣卫，世袭副千户。但是王阳明先生却上疏，奏请辞免归田，上疏中如此说道：“荫子实在是不合乎我朝的典律规范，微臣私心为此始终难以平静。另外疾病缠身，已经是没有能力继续报效朝廷了。”
奏疏递交到朝廷，皇帝不允。
没过多久，因祖母岑氏突然病危，王阳明于是向朝廷上书祈请此时致仕退休，然而又没有获得准许。
小结
《古本大学》和《传习录》是容易得到的书，必须熟读。《朱子晚年定论》并非是研究讲授阳明学的必备书籍，但若方便的话，不妨一读。通过三教异同论，可观察王阳明先生对于三教的观点，通过相约法可观察其道德政治主张的端绪。王阳明先生的施政方针常常重德行避武力。
这也是王阳明先生思想中极为容易辨认的特征。
薛侃（1486—1545），字尚谦，号中离，世人称之为中离先生，明代揭阳县龙溪都（今广东潮安县）人。薛侃富有文才，明武宗正德丁丑二年（1517）考中进士。
何廷仁（1483—1551），初名泰，字性之，别号善山，雩都县（今于都县）人。少年时期崇敬陈献章，后师从王守仁。有“知过即良知，改过即本体”等论说，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很大反响。
黄弘纲（1492—1561），明经师，字正之，号洛村，江西雩都（今于都）人。曾师事王守仁，为王门高第。学术思想师承王守仁，但并不赞成其师的“四句教法”，认为“天然良知，无体用、先后、内外、深浅、精粗、上下”之分。反对以“未发”、“已发”分性情为二，认为“牲之于情，犹理之于气，非情亦何从见性？”强调求道必“反求诸己”，“深造自得”；修身则主张“不致纤毫之力，一顺自然为主”（《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四》）。著有《村集》。
即今江西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