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是开膛破肚，肠子扯了一地——山路呈现出几近残忍的蜿蜒——我们就行驶在高山的肠道中。每一道拐弯都看似绝路，猛地折向虚空，转身又复一重山。道旁是万丈绝谷，对面站着铁青色的岩峰，冷眼望着我们：这里不恩允生命，一目了然的严酷。风清鸟寂，云低山高，摄人心魄的遗世之感，压迫得我喘不过气来。
离开石渠，我们已回到金沙江河谷。这里叫山岩，也称三岩，位于川藏交界的边缘地带，既是地域概念，也是一个族群的名称。清末边军统领刘赞廷在《边藏刍言》中描述此地，“崇山叠耸，沟溪环绕，森林绝谷，出入鸟道，形势危险”，绝非虚言。
据说这里还保留着古老的部落结构，称“戈巴”，是原始父系社会的遗存。戈巴成员仅由男性组成，集体议事——从某位女性丧偶者的家事，到与其他部落之间的争斗，以及收获分配——都由这些所谓的“勇士元老团”开会决定。
“当然了，男的主事儿，一大后果就是民风彪悍、好战好斗，部落之间争夺不断，而复仇被视作一种义务和光荣。但是冤冤相报，男的要是在外面晃**，难免会遇到仇家突袭，所以他们一般躲在家里，外出干活儿的、耕作的，反而是女性，”来之前，一位研究过当地文化的朋友就介绍说，“这里是‘女耕男织’，女性包揽了外出劳作、打水、烧柴……所有重体力活儿。”
但稍微细想一下，那些自诩彪悍的男人们是不可能乐于“在家做针线活儿”的。他们不过是聚在家里喝酒、吹牛罢了。所谓“勇士元老团”这套男性叙事，不过是一种父权制霸权的建构。
和某些条件原始、生活艰苦的藏区一样，这里也实行一妻多夫制。这种独特的婚姻形制在藏族地区并不罕见：因为条件过于艰苦，兄弟们若是成家后分家，会导致劳动力不够，财产分散，根本无法生存。而兄弟共妻，能保证一家人财产完整，劳力充足。但在这样艰难的生活条件下，妻子要照顾更多家人，承担更繁重的家务、体力劳动，除了生育孩子，还要公平地对待每个丈夫——这无论从心理还是生理上，都绝对谈不上是轻松的事。
入山已两个小时了，路上一辆来车都没有。我几乎开始担心油量。碎石窄路紧逼悬崖，对面的山体如此陡峭，以至于悬挂其间的一道道流水，不知该被称作溪涧，还是瀑布。
沿路铺设的电线杆，表明这条路的尽头或许真有人烟。我们将信将疑地，沿着它一米一米探向未知，把它视作生命线，仿佛救命的阿里阿德涅线团[1]。
数不清多少个弯过后，我们突然被眼前的情形震惊了：在几近山顶的高处，一道岩石构成的巨虹，中空一拱，形成一座天生桥；褪色的古老经幡在桥下随风摇扬，神迹般令人惊叹。岩壁上似乎另有修行洞，隐隐诵经之声传来，似有若无。我们站在剧烈的阳光下仰望这神迹，几乎感觉落入另一重现实。
在这片神迹短暂地休息过后，又是两个小时的山路。就在我们被无尽蜿蜒折磨得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终于盘上了最后的山顶：一组古老的藏式土夯民居散落在山间的坝子上，与大地同色，无任何点缀，不知是废弃了，还是尚有人居住。那无疑就是山岩部落了。
即使近在眼前，仍要再下降几十道发夹弯才能抵达村中——我一想到原路返回的时候，所有的弯道还要再走一遍，切肤体会到什么叫“与世隔绝”。
整个村落仿佛被洗劫过一般寂静，人烟寥寥。田野间的确只有妇女在劳作，背着背篓，因为沉重而上身前倾，侧过头打量我们，但并不停下脚步。
热辣辣的阳光咬着后脖子，发烫，几乎疼。我们急迫地想找一处阴凉之地休息、野餐。刚刚走到墙根下，突然蹿出一只藏獒，凶狠地咆哮。小伊说：“幸亏拴着铁链子，它几乎就是跳起来，冲着你的后背直接扑过来的。”
我们狼狈地走开，远远离开它的范围，终于找到一处安静的树荫。尽管是路边，但树荫清凉，视野开阔，正对遥远的山谷，灰蓝轮廓层层叠叠淡入云际。
饿坏了。我们配合默契，拿出椅子，点火烧水，切下黄瓜和番茄，煮了方便面。不到十分钟，就能吃上一顿热食了。就在揭开锅盖，一股香气飘来时，摩托车的声音也飘来了。一个村民路过我们，灰尘席卷而来，我们重新扣上锅盖碗筷。
“你们是记者吗？”他问。
“什么？”
“记者。”
“不，我们不是记者。我们就只是来玩的。”
村民看着我们不说话，他的眼神好像暂停了似的，一种动物般的纯粹和直接。我试图问他关于父系氏族部落的问题，但担心这样会真的显得“很像记者”，更何况语言障碍让我们无法深入交流：这里的人都不太讲汉语了。
他看上去没有离开的意思，持续注视着我们野餐，我有种在被迫表演吃饭的感觉，不太自在，于是想了一个办法：“大哥，您要来尝尝我们的面吗？来，一起吃一点吧。”
“不，不要了。”他立刻蹬了一脚油门，骑着摩托车离开了。
[1]古希腊神话故事。米诺斯国王的女儿阿里阿德涅，边走边释放线团，寻得指引，帮助自己的爱人走出米诺斯迷宫。线团因此成为在迷宫中寻找方向的隐喻。——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