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帆坚持要下山来接我们，无论怎么推辞都没有用。
她说：“不行，不行，这不是客气，这是安全问题。”
上山后发现，虽然地势险峻，但路面宽敞、平坦，而且是硬化铺装，算是极好的山路了。我为她的好心更加过意不去。这条道路通向的村庄叫“那仁村”，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社区保护地之一，位于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羊拉乡，金沙江西岸。放眼望去，教科书一般的“干热河谷”地貌：群山仿佛被常年日光晒脱了皮一般，裸剩一片土黄色，有种风沙擦拭过后的粗粝。河谷深切，焚风效应显著：越是河谷下方，越是干燥炎热，灌丛越稀疏，几乎只剩裸岩；反倒是随着海拔升高，在三千米以上的山脊、山坡上，温度和水湿条件才满足乔木的生长，出现针叶林——这就是“倒置的垂直地带性”。
“村里条件艰苦，你们多担待。”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知道。”
“可能有……那个，有跳蚤……”
简陋或不能洗澡都是预料中的，至于……跳蚤，我们努力镇定自己，没有再说话。想到云帆已经为那仁项目工作了两年，在村民家里一驻留就是几个月，我们待上几天，有什么资格娇气。
“这是一个很团结的村落，”她介绍道，“很讲平均，很讲民主；谁家要结婚，摆宴席，送礼啥的，都不准超过一定数额，不准炫富，都要一样；买摩托车了，电视机了，全村人都要有，大家都要买。这样的规则有好处，也有坏处，比如一件事，非要100%的投票同意才能进行，那太难了，根本不现实嘛，所以很多事也耽搁下来。”
这样的事例并不少见：我们去的那几天赶上“乡村之眼”影像计划正在村里进行，摄影老师给村民们培训摄影技术，“但大家就说，相机不能只给某些人，每人都要有”。这令云帆十分为难：“不现实啊，相机就只有那么几台，不可能给到每个人，只能选几个年轻的、学习能力强的，着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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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海拔三千多米的那仁村，终于见到了一点绿树，也见到了麦田。“那”在藏语中意思是天，“仁”是地。那仁村也就是“天地村”了吧，我琢磨着这个地名，眺望着更高更远的山顶上，最后那片逃过浩劫的原始森林。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公社时期，大跃进式的砍伐，使德钦县大量森林化为木材，所幸那仁村因为太过偏远，运输不便，部分原始森林才得以保留。尽管如此，那仁村周围的树木也都被砍了用作建房、烧柴，植被所剩无几。
“70年代末，这里有一次大暴雨，严重的滑坡、泥石流，水田全被毁掉，颗粒无收，洪灾过后又是旱灾，整整两年，”云帆说道，“很多村民开始意识到，森林的砍伐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生态难民”不只是人类，也包括动物。90年代初，白马雪山森林保护区内，曾有一个叫“吾牙普牙”的片区森林发生病虫害，导致那里的滇金丝猴生存受到威胁。治理的过程中，农药污染严重；雪上加霜的是，一条贯穿此区域的公路工程彻底毁了猴群的生境。它们成了“生态难民”，被迫向北迁移，到那仁村附近这一带生存。
白马雪山保护区也曾试图将这一群滇金丝猴重新迁回吾牙普牙。承担这一任务的，就包括鲁茸叔。当年他还很年轻，是白马雪山保护区最有经验的巡护员，一个人在深山待了近三个星期，风餐露宿，翻山越岭，持续追随着这群滇金丝猴，用丢石头、制造声响等方式，驱赶并引导它们回到吾牙普牙。这段传奇经历成了云帆一路上津津乐道的故事，而我很难想象一个人如何在幽闭阴暗的原始森林里，熬过日日夜夜——没有任何路，密林如网，如何分辨方向？暴雨、浓雾的时候，如何保暖？那可是真正的野外生存考验啊。何况还有任务在身——时刻追随在树梢间腾跃的猴群。据说鲁茸叔只带了一张塑料毡子，夜里席地而睡，下雨了展开遮身；至于吃饭，就靠身上背着的一点干粮；偶尔万一碰到一户人家，就蹭上一些热食。
但是迁地保护并不奏效，“仅仅二十多天的时间，这群猴子又重回到了那仁境内”，如此看来，就地保护才是解决之道。1998年后，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得到重视，那仁的村民们重新拾起传统，“不杀生”“不滥伐”，在山水等NGO的帮助下，进行滇金丝猴栖息地巡护监测工作，开启了社区保护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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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想象里，擅长硬核野外生存的鲁茸叔必定是个膀大腰圆的汉子，没想到见到他的时候，其样貌儒雅而瘦削，十分英俊，颇似藏族版的张震。他戴着一顶皮帽子，气质高贵，语速缓慢，待人温和又诚恳。
但如此斯文的外表下，他的硬骨头做派却名声在外，“非常刚”。十年前，邻近的村庄都纷纷按照政府要求，从山上迁移到了山下；唯独那仁村，仅往低处迁了两公里，就不再下迁。
只需对比干热河谷底下的荒凉和贫瘠，再看看山脊上的牧场和森林何等肥沃优美，便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仁村人不愿意往下迁徙了。鲁茸叔在第二天特意带我们上山，到那仁村的原始森林去看看。
在高山牧场，当年的老式藏寨都被废弃了，屋顶和土墙变成大地的颜色，几乎要与之融为一体。时值5月，草甸还没有返青，牦牛散落四野，挂着零星几朵牛铃之声，音清如瓷，像是很古的俳句，一两声，亘古的时间之涟漪，天地因此显得更静了。远处神山负雪，连绵如歌；森林是两只墨绿色的手掌，环过来，珍捧着这一块天堂般的大坝子。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暗针叶林独有的香气，我抱着那些胸径一米多的大树，不肯放手。
鲁茸叔走近一座几近坍圮的旧居，抚摸着那门廊上的椽子、楣、柱，说：“这是十八岁那年，我亲自建的房子。”
废弃多年的老房子里面幽暗、低矮，人一进去，会自觉弯腰，对时间低头。一楼仍铺着深深的牧草，是牲畜睡觉的地方；二楼是人住的地方，挂着些许锅碗瓢盆，与木色同黑；三楼，是供奉神明的地方，破漏的屋顶直露天光。畜、人、神，共居一所，我咀嚼着其中微妙的奥义，深有洞明。
离开老村子，鲁茸叔带我们去看正在建造的自然体验中心。工地上，都是本地村民在干活儿。他们轮流上工，有钱出钱，没钱出力，盼着它建好之后能开展旅游，也吸引本地年轻人回家来创业。鲁茸叔对我感慨：“年轻一代早就不会盖房子了，好不容易供他上了大学，他就自由恋爱去了，毕业了就住在城里，什么也不干，家里出钱养着，年年考公务员，考了五年还不行，继续考。”传统的凝聚力正在一点点溃散，年轻一代越来越迷茫和无能，鲁茸叔看不下去，一心想要在家乡创造机会，吸引年轻人回来扎根。据说当年安缦酒店某建筑设计师都曾来那仁村一游，因为太喜欢这里的高山风景，给那仁村画过一张顶奢酒店概念图。还有许多有钱老板来考察了一圈，无不感慨“你们这里太美了”“以后来搞旅游开发”之类。但人一走，一切也就成了空谈，再无下文。鲁茸叔失望多次过后，干脆咬咬牙，动员村民们自己干。但在这个无比强调公平和民主的村里，光是动员，就花了两三年，好不容易齐心协力，集了资，开了工，又遇上一些审批的周折，耽搁下来；再加上资金一再匮乏，修一阵停一阵；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此波折不断，搞得民众**反复受到打击，每一次重整旗鼓都难上加难。
如今，工程的修建总算步入正轨，已初具规模。地基和木梁都搭好了，一排墙基坐北朝南，窗框正对着茫茫山谷，梦想的骨架正被一砖一瓦填满血肉。云帆和鲁茸叔都期待着这个“举全村之力”的项目能够顺利生根发芽，但一想到茫茫前途，以及运营的艰难，不由得替他们捏一把汗。
同行的伙伴中有医生，工地上的村民们知道后，纷纷围过来，有的甚至让家人送来了自己的X光片，求医问诊。因为普遍的重体力劳动，他们的膝盖和手指几乎都有严重的关节炎，小腿静脉曲张。村里医疗条件落后，慢性疼痛折磨着他们，却又因为无法停止劳动去休养，健康状况继续恶化。大家似乎在看过医生之后，得到些许心理安慰，一边说着谢谢，一边继续干活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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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了一个电话之后，鲁茸叔明显显得焦虑不安，嘱咐我们原路返回，便提前匆匆离开了。
等我们下山回到他家，堂屋里坐着许多人。云帆一脸表情沉重；鲁茸叔和他的儿子，还有几个村上骨干，焦虑地用藏语商量着什么。后来我们才知道，当天，县上有人来进行环保督察，看见了村里正在建设的自然体验中心，非常不悦，说那块地属于“二级林地”，是违法修建，必须叫停。
鲁茸叔急得眉头皱成川字，反复争辩着：“那块地一棵树都没有，荒了几代人了，就是村边上的一块空地，放牧都没用，怎么就成了二级林地了，这简直太荒谬了……”他非常担心这一叫停，民众信心再次受挫，再想启动工程几乎就不可能了，而且那么多崭新的木梁：“刚刚搭建好，露天的，不早早盖顶，木头就这么风吹日晒，朽了，坏了，白白浪费，多可惜啊！”
有人劝道：“这眼下是环保督察组巡查期，各地基层都十分紧张，项目先停一停，回头再去跟上面好好商量，耐心解释，总有办法的。这个项目当初已经通过了审核，响应乡村建设，领导们都能理解的，修了这么久了，突然叫停，也没有道理。”
在灯光昏暗的堂屋里，众人就这么七嘴八舌，商量来商量去，时而激动，时而劝阻，再置身事外的人，也难免感到心焦力瘁……可想而知这几年，鲁茸叔多么不容易。几个小时过去，大家都疲惫不堪，事情依然毫无头绪，除了暂停，想不出任何办法。鲁茸叔忽然转过头对我说：“对不起啊！招待不周！遇上这样的事，我们都急了，照顾不过来，实在影响了你，多多担待……”
我被他的体贴和诚恳震惊了，连连解释说不必这样：“我们大家也都很担心，却又不知道能帮得上什么……”
某种巨大的无力感笼罩了我：除了亲眼看见一场困局，我在此的意义是什么？能做什么？当一个人感到自己如此有限、如此无力的时刻，任何意义与希望都变得渺茫，只剩下沼泽般的无助感。
那个夜里大家都闷闷不乐地睡去。有一位同伴的手上被跳蚤臭虫之类的咬出了一串红包，瘙痒难忍。而我因为捂得严严实实，好像没有遭殃。很担心头发或衣物上不小心带了这些小生物回家，却又觉得这种焦虑和鲁茸叔的心事相比，不足挂齿。那夜我几乎失眠，凌晨披上外套出门上厕所，溜达。头顶的星空那么清澈、优雅，一种遥远的冷静。它们可曾目睹我们的渺小与无力？星空可曾也思考过虚无？
也许，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意义正在于此：就连“无力”这种体会，也是需要亲眼看见，设身处地才能感同身受的。来到这座村庄，不是我能改变什么，而是有什么东西会改变我——关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存在主义式的自觉——一个人，是被自己的行为所定义的。意义在于行为本身，无论是否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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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那天上午，云帆带我们去萨勇村看看。萨勇村曾经也有着森林、牧场；现在水库和电站正在如火如荼地修建，重型卡车来往作业，沙尘四起，路基沿线的森林化为一片弃渣场。我们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
司机品珠是个本地藏族小伙子，一路上对我们回忆着童年往事，说眼前这条路曾经是他们的上学路，每逢放假，勾肩搭背的孩子们要足足走上一整天，才能回到家。长大后他外出做生意，什么都干过，在校门口开奶茶店，开酒吧，也卖过虫草，挣了一点钱，现在回老家来了。
路况十分糟糕，炮弹坑一个接一个，我们坐在他的哈弗SUV里摇晃不止，他干脆放上了很大声的重金属音乐，一边喊着“摇起来！”，一边单手打盘转弯，开得飞快。
萨勇村的山顶有一座古老的喇嘛庙，参与“乡村之眼”影像计划的村民们也要去那里实习拍摄。我们到达后，按照习俗绕着喇嘛庙顺时针转了三圈。村民们开始煨桑[1]，高亢的歌声随着蓝色的烟雾腾起，经文和祷词一起升到天空中去了。
喇嘛庙内尚存壁画，百年烟熏火燎后，从屋顶到地面，通体发黑；借着依稀酥油灯光，能辨认出那壁画中有虎，有佛……小伊久久待在那个古旧的佛堂中，一圈一圈推动转经筒。
正是站在这寺庙前的时候，云帆郑重地推荐说：“萨勇村出了一位1987年生的藏族作家，笔名此称，写得极好，他的作品集叫《没时间谈论太阳》，你们可以读读。”
为此，小伊专门去到县城书店，买了四本《没时间谈论太阳》，除了各留下一本，其余赠予朋友。翻开同名短篇小说，结尾处是这样的：
狗不再吠了，风不再吹了，只听见从板缝里四面而入的家人细微的鼾声。
“太阳每天从东山移动到西山，并且日复一日，你认为其中蕴藏着什么样的宇宙逻辑？有时候在白天也能看见月亮，你认为其中蕴藏着什么样的空间逻辑？”
“不早啦，兄弟扎西，没有时间谈论太阳，我们睡觉吧。”罗布酒气腾腾地说。于是他们真的睡觉了。
离别的时刻终究是到了。鲁茸叔悄悄给我们每人塞上了整整一大袋苹果干、核桃，嘱咐我们以后等季节暖了再来。院子里阳光剧烈，我们把苹果干抱在怀里，一起合了几张影。鲁茸叔牢牢地笑着，站在我们中间，双肩承着太阳，眉目爽朗，完全看不出正被无可奈何的心事折磨着：叫停的项目、消失的森林、远去的年轻人……也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麻烦自会解决麻烦本身，他能做的，已经做尽了。
沿着来时的路，一弯一弯地下山。金沙江峡谷的烈日在山体上刻下一条分明的阴影线，仿佛情绪起伏，正诉说着什么。很难想象这样单调的视野，却诞生了彩色的民歌，恰如云帆非常喜欢的那首本地传统弦子所唱的：
我喜欢白色上面再加一点白，
就像白色的雏鹰飞落在白色的岩山上。
我喜欢绿色上面再加一点绿，
就像绿色的鹦鹉栖落在绿色的核桃树上。
我喜欢红色上面再加一点红，
就像红色的孔雀停落在红檀木上。
……
[1]用松柏枝焚起霭霭烟雾，是藏族祭天地诸神的仪式。——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