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修身方面，掌握低调的人生哲学需要做到时刻省身克己。老子曰：“祸莫大于不知足”。万千世界的**太多，功名利禄，酒色财气，处处皆是陷阱，如果一个人不能把持自己，克制自己的欲望，提高自己的修养，就有可能禁不起的外在的**而犯下不能弥补的错误，导致终身遗憾，只有不断通过淡泊明志，持重守静，善于知足来提高自己的定力，方有可能不犯错误，成就一番大的事业。
祸莫大于不知足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祸莫大于不知足。”讲的是知足常乐的道理。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说的也是清心寡欲从而知足常乐的道理。其实，知足常乐与清心寡欲讲的都是一个道理，可以说为每个中国人所熟知，但在现实中又有几人能做到这一点呢?许多人不可谓不聪明，但由于贪心过重，为外物所役使，终日奔波于名利场中，每日抑郁沉闷，不知人生之乐。
“人心不足蛇吞象”，人有了贪欲，就永远不会满足；不满足，就会感到有欠缺，就高兴不起来。贝蒂·戴维斯在她的回忆录《孤独的生活》中曾写道：“任何目标的达到，都不会带来满足，成功必然会引出新的目标。正如吃下去的苹果都带有种子一样，这些都是永无止境的。”除非你真正懂得常乐的秘诀，否则将永远不会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
有一个人，偶然在地上捡到一张千元大钞，他得到这笔意外之财以后，总是低着头走路，希望还能有这样的运气。
久而久之，低头走路成了他的一种生活习惯。若干年后，据他自己统计，总共拾到纽扣近四万颗，针四万多根，钱则仅有几百块，可是他却成了一个严重驼背的人，而且在过去的几年中，他没有好好地去欣赏落日的绮丽、幼童的欢颜、大地的鸟语花香，甚至还因为低头走路，不善于与人交往而错失了几次提升的机会。
欲求过多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它能摧毁有形的东西，而且它还能搅乱你的内心世界。你的自尊、你所遵守的原则，都可能在贪心面前垮掉。
人的贪欲，往往由比较而来。同样，人要寡欲，也可以由比较得到。人的欲望如同黑洞一样，没有填满的时候，如果任由其膨胀，则会由此生出许多烦恼。如果能多看一看不如自己的人，和他们比较，而不是一味地和比自己强的人比较，那么一切不平之心也许就会平静下来。有时，我们不妨抱一种“比下有余”的人生态度。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个青年人常为自己的贫穷而牢骚满腹。
“你具有如此丰富的财富，为什么还发牢骚?”一位智者问他。
“它到底在哪里?”青年人急切地问。
“你的一双眼睛，只要能给我你的一双眼睛，我就可以把你想得到的东西都给你。”
“不，我不能失去眼睛!”青年人回答。
“好，那么，让我要你的一双手吧!对此，我用一袋黄金作补偿。”智者又说。
“不，我也不能失去双手。”
“既然有一双眼睛，你就可以学习；既然有一双手，你就可以劳动。现在，你自己看到了吧，你有多么丰富的财富啊!”智者微笑着说道。
一个人对事事都感到不知足，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然而，如果我们顺着贪欲前行，结果就会让我们养成懒散的坏习惯，我们会不再关注成功背后的付出，我们会不再关注自我现有的力量。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贪欲，从一点一滴做起，谨守自己的原则，贪欲自然就远离自己了，成功还会很遥远吗?
战胜自己的贪欲
《菜根谭》上说：贪得的人，身上富有了，但心却一贫如洗；知足的人，身上虽然贫穷，但内心却很满足。人只要有一点儿贪恋私利，就会销熔刚强变为软弱，阻塞智慧，使人变得昏聩，也会使仁厚变为狠毒、高洁变为下流，败坏一生的品行。生命如舟，载不动太多的物欲和虚荣，要想使之在抵达彼岸之前不至于中途搁浅，就必须减轻载重量，只取需要的东西，大舍大得，小舍小得，不舍不得。
一天，一个拥有无数钱财的吝啬鬼去牧师那儿乞求祝福。牧师让他站在窗户前看外面的街市，问他看到了什么，他说：“人。”
牧师又把一面镜子放在他面前，问他看到了什么。他说：“我自己。”
窗户和镜子都是玻璃做的，但镜子上镀了一层银。单纯的玻璃让我们能看到别人，而镀上银的玻璃却只能让我们看到自己。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镜子和玻璃只不过差了一层银，却带来了迥然不同的结果，人的眼睛常常被那层银所蒙蔽，只看见自己而看不见别人。虽然说，任何人在玻璃和镜子前面都会得出同样的结果，但是故事意在用吝啬鬼的故事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像生活中的那些吝啬鬼一样，只见自己不见别人，是不会得到幸福的。
《醒世恒言》载：录事薛某，一日在高烧睡梦中梦见自己化为鲤鱼跃入湖中，遇一老者垂钓，终因难耐钩上之饵的**，张嘴咬钩，遂成老者钩上物。冯梦龙点评说：薛录事被钓皆因“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贪婪所致。
就人的本性而言，确实有其不知足的一面。古人有诗曰：“古来芳饵下，谁是不吞钩?”纵观古往今来的“吞钩”者，几乎无一不是从贪心开始的，而每个“吞钩”者的背后，又几乎都能见到“钓鱼者”的影子。
《韩非子》云：“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又云：“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古今中外，多少高官显贵、权倾一方的风云人物因一时没有把持住，便失了足。纣王贪恋美色而失江山；三国时的杨仪为要官而被免职后自杀；刘青山、张子善由高官到死囚，更将“贪”字的含义诠释到了极致。与此相反，春秋书生柳下惠坐怀而不乱，南朝梁人甄彬不贪无义之金，元朝学士许衡拒食无主之梨。廉者常乐无求，贪夫永贪不足。廉者身后留下的是一片赞誉之声，贪夫的身后是千古骂名。
要想战胜“贪”，就要从拒小利做起，加强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增强自身对权、钱、色的免疫能力，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人生导航。“青山本不老，为雪白头；绿水原无忧，因风而皱。”所谓“风”与“雪”皆为身外之物。人亦如此，切不可因身外之物而误人误己。
正确对待功名利禄
谈到做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名利得失。但仔细想来，古往今来有许多做大官的人都把个人得失看得很淡，不太在意个人的荣誉名利。
在荣辱问题上，做官的人如能做到“难得糊涂”“去留无意”，这才叫潇洒。一个人，当你凭自己的努力、实干，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获得了应得的荣誉、奖赏、众人的爱戴与夸赞时，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有自知之明，切莫受宠若惊，自觉高人一等。荣辱不过是一时的东西，不必太过在意。当如古人阮籍所云：“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荣誉只能说明过去，不值得夸耀，更不足以留恋。
生活中往往有一种人，他们肯于辛勤耕耘，但往往经不起鲜花和掌声的**，一旦有了点儿荣誉、地位，就沾沾自喜、飘飘欲仙。甚至以此为资本，争这要那，不能自持。更有些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居官自傲，横行乡里。这些人就是被名誉、地位冲昏了头脑，忘乎所以了。
曾有人言：“得而不喜，失而不忧。”得到了荣誉不必狂喜狂欢，失去了也不必耿耿于怀、忧愁哀伤。这里面蕴涵着一个哲理，即得失的界线不会永远不变。一切功名利禄都不过是过眼云烟，得而失之、失而复得的情况都是经常发生的，意识到一切都可能因时空转换而发生改变，就能够把功名利禄看谈、看轻、看开，做到“荣辱毁誉不上心”。
有的人在荣誉面前也许能经得起考验，但他却未必能经受得住屈辱和打击。屈辱常常就像一根针一样，扎入弱者的心肺，迅速地打垮了他们；而打击则如大山，在打击面前很少有人能够再抬起头来。然而，古语有云：“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士可杀不可辱。”这些都是对古往今来那些英雄豪杰的赞美之词。面对邪恶，为了正义，宁死不屈，以死论证伟大的人生和高尚的人格，这才是至高无上的优秀品格。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由于对方太强大，我们不能给对方以打击，“忍辱”就很有必要。为了真理和正义，为了更多的人赢得荣誉和胜利，就需要自己忍辱负重。众所周知《红岩》中的华子良，装疯卖傻那么多年，遭到敌人侮辱，也遭到同志轻蔑，为的就是要在关键时刻营救战友。这种人的意志非常坚强，虽然他没有同敌人作殊死的战斗，但其荣辱观同样伟大高尚。
在现代商业社会，要真正做到完全脱离物质而一味追求人格高尚纯洁，确实很难。但是，如果有了人格上的追求，起码可以活得轻松潇洒些。他不会轻易因外物而动摇，不会为了一次晋级、一次调房、一次加薪而与他人闹得不愉快，更不会为了功名利禄而趋炎附势，违心地出卖灵魂，做出丢失人格的事情。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有一两次这样的经历和体会，当你放弃名利，保住人格时，那种欣喜和愉悦是发自肺腑的。一个坦坦****、人格高尚的人，他的内心是宁静的；而蝇营狗苟的小人，其内心永远得不到平静。
对荣辱取舍的标准反映了人的追求，也影响到人对苦乐的感受。有荣则乐、有辱则悲是人之常情，因此，树立什么样的荣辱观，同如何看待得失问题一样，其实就是一个人的人生态度。
攀比让人徒增烦恼
有一个国王，每天都有政事要办，但是他很烦这些公务，常常感到心力交瘁，因此，他非常羡慕那些没有继承王位的自己的兄弟。有一天，国王独自到花园里散步，使他万分惊诧的是，花园里一片萧条，所有的花草树木都枯萎了。
国王就挨个儿询问，才知道原因是什么。
橡树由于没有松树那么高大挺拔，因此不停地向上拔自己，最后导致自己的根脱离了土地。松树因自己不能像葡萄那样结许多果子而很难过，就慢慢地枯萎了。葡萄本来是松树的偶像，可它哀叹自己终日匍匐在架子上，不能直立，不能像桃树那样开出美丽可爱的花朵，于是也死了。牵牛花也病倒了，因为它哀叹于自己没有紫丁香那样的芬芳。
其余的植物也都垂头丧气、没精打采。
国王询问了一圈儿，最后发现，在他的脚边还有一种顶细小的草在旺盛地生长。
国王问道：“小草啊，你叫什么啊?”
“我叫心安草。”小草回答。
“别的植物全都枯萎了，为什么你这小草这么勇敢乐观，毫不沮丧呢?”
小草回答说：“我一点儿都不灰心失望，因为我知道，每一种植物都有它自己的特点。松树的特点是高大而四季常青，葡萄的特点是会结许多果实，可以用来酿美酒，紫丁香的特点是会开出芬芳绚烂的花朵。它们各有优点，又各有不足。我不和它们比什么，我就是一株普通的心安草，我有自己快乐的生活。”国王听到这里后，突然明白了：自己是一国之君，享有了国王的尊严，就必然要为国家负责，因此，每天的政事也就是正常的了，何必要为这个而烦恼不已呢?后来，他把这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
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也总会有不同的分工，大家做着不同的事情，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生活自然也就不同。也许，你有的东西，别人未必有，别人有的，你也未必有。我们都活在自己的生活中，享受着自己的那一份独特的快乐，没有必要羡慕别人什么。
然而，生活中总有很多人为不同的事情而烦恼，他们会埋怨自己的收入比别人少，埋怨自己的房子比别人小，甚至会埋怨自己的父母不如别人的父母有权、有钱。然而，他不知道，别人也在羡慕他的生活有多逍遥，羡慕他和家人的生活有多温馨。
攀比，往往让我们徒增烦恼。我们不管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活在别人的生活中。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正视现实，做好自己，让自己的生活更有滋味、更完满。
在一艘船上，有船长，有大副、二副，还有船员，大家根据自己的才能来做不同的工作。不可能人人都当船长，必须有人来当水手；不可能人人都当将军，还要有人去做哨兵。重要的不在于你做什么，而是你能否成为一个最好的你!所以第一件要记住的事就是：接受你自己。
保持一颗平常心
做人做事是人生永恒的主题。人难做，因为人是各种社会角色的复合体，要尽为人子女的孝敬之道，也要尽为人父母的养育之责；要好好向老师学习，也要教导好学生；要尊敬领导，也要带好下属……事难做，因为即使是相同的事，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场合，也需要采取不同的处理途径、程序与方法。况且，不同的事还有不同的要求，需要人们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人的一生就是做人、做事的一生，所有的人生体验，幸福与欢乐，痛苦与寂寞，全都融在其中。
在浮躁的演艺圈，宋祖英是个另类，她的内心像水一样纯净透明，不会耍心眼儿，没有心计。她不喜欢抛头露面，不喜欢应酬，而丈夫罗浩也喜欢默默无闻地工作、生活，夫妻俩都在低调做人。没有演出的日子，宋祖英就安静地待在家里看书、听音乐，和家人享受天伦之乐。平时在家里，她素面朝天，家里什么事她都不管，完全由罗浩做主。虽然已经大红大紫了，但宋祖英仍然坚持每个月去金铁霖老师家里学习，请金老师指导她。
宋祖英这些良好的习惯和品德是罗浩尤其看重的。因此，结婚这么多年来，他们的感情非常稳定。尽管妻子是红得发紫的大明星，但罗浩从没有想过靠妻子的光环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他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优秀男人，有自己独立的事业，凭自己的能力可以干出一番成绩。因此，罗浩从不同时与宋祖英接受媒体的采访。有时记者到家里采访、拍照，他就“知趣”地溜出去。丈夫的这一点，宋祖英也非常欣赏。在感情上，他们是彼此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而在事业上，他们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分别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
对公益事业，宋祖英出手阔绰，但他们的日常生活却很简朴，宋祖英的穿戴都很普通，没有什么名牌，他们对吃也没有什么讲究。
宋祖英是大山的女儿，她内心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家乡情结，有时去外地演出，主办方会安排她去高档酒店吃饭，宋祖英往往都会拒绝，她常说：“吃饭随便找家普通饭店就行，我们家乡还有很多贫困孩子，拜托你们为他们捐点儿钱。”还有的企业以高额的出场费请宋祖英去演出，宋祖英说：“出场费我可以不拿，我的家乡还很贫困，你们能不能到那里去投资。”宋祖英对家乡的一片深情感动了罗浩和千千万万的人们，而这一切，媒体却少有报道。对此，宋祖英说：“做好事不是给别人看的，为什么要弄得沸沸扬扬呢?再说，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自己也获得了快乐，又何乐而不为呢?”
一个真正聪明、有智慧的人在选择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会倾向于美好而简单的生活。为了他安宁的心灵和高贵的荣誉，也为了他的财富，即使是已经功成名就，他也会尽力去保持—颗平常心。
即使你不够富裕，你也可以拥有荣誉。而那些真正拥有财富与荣誉的人，往往都是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平常心的人。避免那些夸张的表演吧，离开显示财富的误区吧，你只有真正珍惜你的荣誉，才会摘取那标志着事业成功的光芒四射的高贵皇冠!
知足是一种成功做人的艺术
知足，是一种成功做人的艺术，它小半出于无奈，大半则源于内在精神世界的充实丰富，以及应付人生世事的自如圆熟。你要懂得，知足或不知足，都不是生活的目的；人生的目的应当是寻求既有生活的快乐，知足如果能够常乐，则不妨知足。
每每谈起知足，人们总以为那是人的惰性流露，其实不然。人生常常是无奈的，有时候会被迫置身于极不情愿的生活境遇里，甚至会落到万念俱灰的地步，但是一旦他能想到自己好歹还有幸拥有一个可爱的人生，便又知足地笑起来：“留得五湖明月在，何愁无处下金钩”，“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还有另一种知足，既不是人的惰性流露，更不是对世事变化的无奈，而是由于我们的人生很圆满，做到了很多想做的事，也实现了很多自己想完成的心愿，最后悟透了人生的真谛，原来就是恬淡地生活于常态之中，不过分追求其他。
有一次，孔子游泰山时，遇到一位高人，不知何年生，不知何处来，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就问他道：“先生何乐也?”对曰：“天生万物，人为贵，吾得为人，一乐也；男女有别，男为尊，吾得为男，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三乐也。贫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终，居常以待终，何不乐也?”
由此可见，深层次的知足是我们在深刻理解生活真谛之后的必然选择。
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俗话说；“猛兽易伏，人心难降；沟壑易填，人心难满。”在现实生活中，“足”是相对的、暂时的，以“足”为不懈追求的目标，那么他所得到的结果将是永远韵不足。如果一个人以“不足”为生活的事实而予以理解和接纳，那么他对生活的感受反倒是足的。
知足是一个人自觉协调人心无限欲望与现实有限条件两者关系的过程，它用什么来协调?答案是用“知”来协调。足与不足是物性的，而知与不知则是人性的。以人性驾驭物性，便是知足；让物性牵制人性，就是不知足。足不足在物，非人力所能勉强；知不知在我，非贫富所能左右。一个人对事事都感到不知足，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并不需要主观上的任何努力，因为不知足正是人的欲望的唯一特征。所以，不知足是本然的、顺情的；而知足倒是自觉的，需要用修养和意志控制的和勉为其难的。当你步行在街道上，看到一辆辆擦身而过的漂亮轿车时，当你身居斗室，望着窗外一幢幢摩天大楼的闪闪灯火时，因羡慕、嫉妒油然而生的不知足，无须吹灰之力便不招自至了。而要摆脱这些情绪的纠缠，今晚依然知足地卧床酣睡，明晨照样知足地挤车上班，却是很不容易的。
一个乡下人与城里人相比，往往更会感到很知足。城里人西装革履，住高楼大厦，尚不免满腹牢骚；而一个老农只要有粗茶淡饭果腹，有简陋房屋安居便会心满意足了。如果城里人因此对乡下人颇感不屑并自以为高人一等，那实在很好笑。这样的城里人反过来拿自己与物质生活水平更高的外国人相比，必然会产生另一种自卑与不足感。
做人的要务是寻求生活本身的幸福和快乐，而不是去计较这种生活究竟属于“贫民窟”，还是“富贵乡”。
勿以恶小而为之
春秋时，有一次中山君宴请都城中的士大夫，司马子其也在座，中山君分羊肉羹没有分给他。他一怒之下跑到楚国，劝说楚王讨伐中山国。中山君被迫逃亡。
逃亡途中，有两个人拿着刀尾随着他。中山君回过头来对那两个说：“你们要干什么?”这两个人说：“我家有老父，有一次饿得要死，您拿出壶中的食物给他吃。在我父亲将要死的时候，他曾说：‘如果中山有战争，你们一定要以死相报。’因此，我们追赶到这里，愿为您而死。”中山君听后仰天叹息说：“施恩不在多少，在于他正当困危之时；结怨不在深浅，在于是否伤了人心。我因为一杯肉羹而使国家灭亡，以一壶饭得到两位义士。”
《三国演义》第八十五回：刘备写给儿子刘禅的遗诏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意思是告诫刘禅，不要认为坏事小就去做，好事小就不做。想必刘备是勘破这茫茫人世，不少人“大善无力举，小事不屑为；大恶知忌避，小害不在意”的常情，才语重心长地立此遗诏的。
时间流逝了1700多年，刘备“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警语，对今人依然很有现实意义。
善恶之别；界限分明，善虽小仍是善，恶虽小总是恶。但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小可以变大，眼前的恶小虽不足挂齿，但从量变到质变，待将来闹大时却遗患无穷。积小成大，也可成大事；坏事也要从小事开始防范，否则积少成多，也会坏大事。所以，不要因为好事小而不做，更不能因为不好的事小而去做。从前有一个劣迹斑斑的农妇死了，阎王命令鬼把她抓去扔到油锅里面。守护她的小鬼心善，欲救出该妇人。小鬼努力地想出了妇人生前作过的一件善行，于是向阎王报告：“她曾在菜园里拔过一棵葱，施舍给一个女乞丐。”阎王听了，大发慈悲，说：“那你就拿那棵葱，到油锅边去给她，让她抓住，拉她出油锅；如果葱断了，那女人就只好永远留在油锅里。”小鬼跑到农妇那里，把一棵葱递给她：“你抓牢了，待我拉你上来。”小鬼开始小心地拉她。可是在油锅里的人看见小鬼在拉妇人，就都来抓住她，想搭帮妇人一块儿上来。这个妇人很生气，使劲地用脚踢他们，并骂道：“滚开!人家拉的是我，不是你们，那是我的葱，不是你们的。”她刚说完这句话，葱就断了。她又坠人了油锅。
古人说：“勿轻小事，小隙沉舟；勿轻小物，小虫毒身。”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个人的堕落，往往是从一些细小的地方开始。如果一个人做了善事，哪怕那善行只是施舍了一根又细又小的葱，或是关怀民瘼之“一枝一叶”，爱就会如太阳一样，照在你身上，引导你走向真理之路。在生活里有许多人只施舍了一棵葱，而人的某种高度的事业就是从“善小”开始的。
不要过于自我膨胀
有一天晚上，丘吉尔应邀到广播电台，发表一则重要的演说。因为车子送修了，所以他出门后，就随手招了一部计程车。
丘吉尔客气地说：“司机先生，可不可以麻烦您载我到BBC广播电台。”
计程车司机摇下车窗，伸出头来说：“先生，很抱歉，我不能载您去。请您另外招一部计程车吧!”
丘吉尔疑惑地问：“为什么呢?难道您不载客了吗?”
计程车司机很不好意思地回答：“不是啦!因为BBC广播电台太远了，如果我载您去，那么我就来不及回家打开收音机，收听丘吉尔的演讲了。”
丘吉尔听了之后，感动地由口袋里掏出五英镑交给司机。
司机看到丘吉尔给他那么多钱，一时兴奋地叫着，“先生，上来吧!我载您去BBC广播电台吧!”
丘吉尔诧异地伺：“那么您将无法收听到丘吉尔的演讲了!没关系吗?”
计程车司机打开后车门，说了句：“去他的丘吉尔，现在您比他的演讲重要多了。”
后来，丘吉尔的每回演讲，都会讲述这个故事。一方面娱乐听众，一方面消遣自己，并借机提醒自己，千万不能自以为自己是一个有名的人，就太过膨胀自我，因为，有些时候自己是经不起考验的。从此之后，丘吉尔在人前也就更加谦虚了，不但尽量地充实自我，不让自己成为拥有虚名的名人，也试图增加自己各方面的才能及知识，以面对未来更多的挑战及考验。当我们拥有比别人优越的条件时，常常会在不知不觉中对这些优点引以为傲，而沾沾自喜。甚至，有时会不小心地过度膨胀了这些优点，而忘了应该保持一种低调的心态，谦虚地继续充实自我，到最后，却成了一个只会自吹自擂，却无真才实学的人。
其实，这样的结局是可以避免的，只要随时提醒自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谦虚地待人，在自己作出成绩时，不要太高调地宣传自己，炫耀自己，把自己当作一个平常人来看待。不要自我膨胀，保持谦恭的姿态，并不间断地学习他人的优点，如此一来，自然就能成为谦虚而有才华的人了。
持重守静成大用
稳重是轻率的根基，沉静是浮躁的主宰，非淡泊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持重守静乃是抑制轻率躁动的根本。故而缄默沉静者，大用有余；轻薄浮躁者，小用不足。浮躁就是种种炽情惑乱了我们的心，蒙蔽了我们对事物整体的理智识见，从而忽视或排斥了理性而任由感情发泄。言轻则招扰，行轻则招辜，貌轻则招辱，好轻则招**，轻忽浮躁乃为人之大忌。所以稳重是低调的人成功不可缺少的必然条件，而浮躁则是高调人走向失败的陷阱。低调人知道稳健处世，而高调人只知心俘气躁，急于求成。低调的人最终因稳重而走向成功，而高调的人也因急躁反误了卿卿性命。
古代有个叫养由基的人精于射箭，且有百步穿杨的本领。相传连动物都知晓他的本领。一次，两个猴子抱着柱子，爬上爬下，玩得很开心。楚王张弓搭箭要去射它们，猴子毫不害怕，还对人做鬼脸，仍旧蹦跳自如。这时，养由基走过来，接过了楚王的弓箭，于是，猴子便哭叫着抱在一块，害怕得发起抖来。
有一个人素慕养由基的射术，决心要拜养由基为师，经几次三番的请求，养由基终于同意了。收为徒后，养由基交给他一根很细的针，要它放在离眼睛几尺远的地方，整天盯着看，看了两三天，这个学生有点疑惑，问老师说：“我是来学射箭的，老师为什么要我干这莫名其妙的事，什么时候教我学射术呀?”养由基说：“这就是在学射术，你继续看吧。”于是这个学生继续看。过了几天，他便有些烦了。他心想我是来学射术的，看针眼能出神射吗?这个徒弟不相信这些。养由基教他练臂力的办法。让他一天到晚在掌上平端一个石头。伸直手臂，这样做很苦，那个徒弟又想不通了，他想，我只学他的射术，他让我端这石头做什么?养由基看他不行，就由他去了。
这个人最终没有学到射术，空走了很多地方。如果他能脚踏实地，不心浮气躁、急功近利，从一点一滴做起，他的射术也许就会精湛起来。秦牧在《画蛋·练功》文中讲道： “必须打好基础，才能建造房子，这道理很浅显。但好高骛远，贪抄捷径的心理，却常常妨碍人们去认识这最普通的道理。”人一浮躁起来心里就长了草，而且是没有根基的草，被急功近利的风一吹，就跑掉了，结局只能是无果而终。
华人首富李嘉诚就是我们应该效仿的一个典范。他成就大业的宝贵经验中就有一个重要的规条：稳健工作，力戒浮躁。11岁那年，李嘉诚来到香港。到了14岁，由于父亲去世，他辍学打工。再后来，他舅父让他去他的钟表公司上班，但是他没有答应，因为他要自己找工作。
从他年纪轻轻就不肯接受帮助而要自己闯这点上，就表现出他自强独立和自信的性格。这种性格，将培养出他以后的稳健前进的工作作风、不浮躁的工作态度。他先是想到银行寻找机会，因为他觉得银行一定有钱，因为银行是同钱打交道，它也不可能倒闭。但是银行的梦想没有成功，他当了一名茶馆里的堂倌。就在当堂倌的时候，他就胸怀大志，从小事做起，一步步循序渐进。这些小事是这样的：他给自己安排课程，以自觉养成察言观色、见机行事的习惯。这些课程包括：时时处处揣测茶客的籍贯、年龄、职业、财富、性格，然后找机会验证；揣摩顾客的消费心理，既真诚待人又投其所好，让顾客既高兴又付钱。
后来他又以收书方式读了很多书，并把看过的书再卖掉。就是这样，李嘉诚既掌握了知识，又没有浪费钱。一段时间后，他觉得在茶馆里没有前途，就进了舅父的钟表公司当学徒，他偷师学艺很快学到了钟表的装配及修理的有关技术。其后，他建议开钟表公司的舅父迅速占领中低档钟表市场。结果大获成功，因为香港对低档表的需求确实很大。
1946年，他17岁，辞别舅父，开始自己的创业道路。结果他屡遭失败，几次陷人困境。但这个时候，他仍然不浮躁，而是踏踏实实地一步一步往前走。1950年夏，才22岁的李嘉诚创立了长江塑料厂。他之所以要创立这个厂，也是他稳健的思考观察的结果。他通过分析，预计全世界将会掀起一场塑料革命，而当时的香港，塑料是一片空白。这是一个机遇。可以说，他有审时度势的判断力。而这审时度势的判断力，亦来自于他的稳健。作为一个不浮躁、稳健的人，李嘉诚是很会判断机遇、抓住机遇的。在工厂经营到第7个年头的时候，李嘉诚开始放眼全球。
他大量寻求塑料世界的动态信息。一天，他翻阅英文版《塑料杂志》，读到了一则简短的消息：意大利一家公司已开发出利用塑料原料制成的塑料花，并即将投人生产，向欧美市场发动进攻。他立即想到另一个消息，那个消息说欧美人生活节奏加快，许多家庭主妇正逐渐成为职业妇女，家务社会化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他于是推想，欧美的家庭，都喜爱在室内外装饰花卉，但是快节奏使人们无暇种植娇贵的植物花卉。塑料插花可以弥补这一不足。他由此判断，塑料花的市场将是很大的。因此，必须抢先占领这个市场不然就会失去这个机遇。
于是，李嘉诚以最快速度办妥赴意大利的旅游签证，前去考察塑料花的生产技术和销售前景。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稳健的工作作风，一条辉煌的道路，由此展开。
正当李嘉诚全力拓展欧美市场的时候，一个重大的机会出现了，一位欧洲的大批发商在看到了李嘉诚公司的产品样品后，前去与李嘉诚联系。这位批发商是因为李嘉诚公司的产品价格低于欧洲产品的价格而来找他的。但他通过一些渠道得知长江公司是资金私有制。为保险起见，他表示愿意同李嘉诚合作，但条件是他必须有实力雄厚的公司或个人进行担保。李嘉诚知道这位批发商的销售网遍及欧洲。而要占领主要的市场——西欧和北欧，如果能与他取得联系，是十分有利的。可惜，他竭尽全力都没有找到担保人。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全力争取，这是他成功的一个法宝。他与设计师一道连夜赶出9款样品。批发商只准备订一种，李嘉诚则每种设计了3款。第二日他来到批发商的商店。批发商望着他因通宵未眠而红的眼睛，欣赏地笑了，答应了谈生意，在李嘉诚没有担保的情况下，签了第一份购销合同。按协议批发商提前交付货款，从而解决了长江公司扩大再生产的资金不足问题。
长江公司很快占领大量的欧美市场。仅1958年一年，长江公司的纯利就高达100多万港元。塑料花使长江实业迅速崛起。李嘉诚也成为世界“塑料花大王。”
看完李嘉诚的故事，我们会更加明确地知道，不论我们做任何事，处在任何环境之中，都要保持沉稳冷静，表现得从容不迫。千万不可心浮气躁，急切慌乱。那样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乱了分寸和章法。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这样的品性，拥有顺其自然的心境，才能成就一生的事业，生活得安详自在。
淡泊方以明志
明祸福之道，离是非之地，自古以来就是为人臣子所应懂得的道理。在这方面，战国时期的范蠡可谓是最有心得的人。
灭吴之后，越王勾践与齐、晋等诸侯会盟于徐州(今山东滕县南)。当此之时，越军横行于江、淮，诸侯毕贺，号称霸王，成为春秋战国之交争雄于天下的佼佼者。范蠡也因谋划，官封上将军。
灭吴之后，越国君臣设宴庆功。群臣皆乐，勾践却面无喜色。范蠡察此微末，立识大端。他想：越王勾践为争国土，不惜群臣之死；而今如愿以偿，便不想归功臣下。常言道：大名之下，难以久安。现已与越王深谋二十余年，既然功成事遂，不如趁此急流勇退。想到这里，他毅然向勾践告辞，请求隐退。
勾践面对此请，不由得浮想联翩，迟迟说道：“先生若留在我身边，我将与您共分越国，倘若不遵我言，则将身死名裂，妻子为戮!”政治头脑十分清醒的范蠡，对于世态炎凉品味得格外透彻，明知“共分越国”纯系虚语，不敢对此心存奢望。他—语双关地说：“君行其法，我行其意。”
事后，范蠡不辞而别，带领家属与家奴，驾扁舟，泛东海，来到齐国。范蠡一身跳出了是非之地，又想到风雨同舟的同僚文种曾有知遇之恩，遂投书一封，劝说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享乐，先生何不速速出走?”
文种见书，如梦方醒，便假托有病，不复上朝理政。不料，樊笼业已备下，再不容他展翅起飞。不久，有人乘机诬告文种图谋作乱。勾践不问青红皂白，赐予文种一剑，说道：“先生教我伐吴七术，我仅用其三就已灭吴，其四深藏先生胸中。先生请去追随先王，试行余法吧尸要他去向埋人荒冢的先王试法，分明就是赐死。再看越王所赐之剑，就是当年吴王命伍子胥自杀的“属镂”剑。文种至此，一腔孤愤难以言表，无可奈何，只得引剑自刎。
《越绝书》卷六评曰：“(文)种善图始，(范)蠡能虑终”；又云：“始有灾变，蠡专其明，可谓贤焉，能屈能伸。”观文种、范蠡二人不同结局，可知此言不诬。
范蠡的智慧不仅在从政方面，也表现在对时局大势的判断方面。在他看来，从政和务农、经商，事虽殊途，其理却有相通之处。范蠡的聪明才智在于他把握其中的奥秘，使其同归于一，从而能左右逢源，立于经久不败之地。
范蠡早年曾师事计然(一作计倪)，研习理财之道。他认为：由于供求上的有余和不足，促使物价有贵、贱变化，因此应随时掌握社会余缺及需求。譬如：旱则备车乘，涝则备舟楫。农、工、商三业，均有各自的重要地位，又相互联系。比如米谷价格，谷贱则挫伤农夫的生产兴趣，谷贵则损害工商的切身利益。损害工商则财源不出，挫伤农夫则田野得不到垦辟。米谷价平，则农工商俱利。平粜齐物，则关市不乏。这就是治国理财的大道。
远在春秋时期，范蠡竟具有如此完备的经济思想和商业理论，无疑是十分难得的。正是由于此，他到齐国之后，便隐姓埋名，自称鸱夷子皮，改业务农。他想：越国用计然之策既能称霸强国，我用此术也必能齐家致富。于是，他举家同心协力，躬耕于海畔。不久，家产累计数十万。
齐人见范蠡贤明，欲委以大任。范蠡却喟然长叹说：“居官至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久受尊名，终为不祥。”于是，他散其家财，分予亲友乡邻，然后怀带重宝，悄然出走。范蠡辗转来到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再次变易姓名，自称为朱公。他认为陶居天下中心，四通八达，便于交易，遂以经商为业，每日买贱卖贵，与时逐利，19年间，三致千金。时人凡论天下豪富，无不首推陶朱公。
综观范蠡一生，真可谓大智大慧之人，虽有超人之才，却从不以此争名夺利。他深知政治斗争的险恶，更知晓事君左右的危险，于是善于审时度势的他总是将自己隐匿起来，低调行事，经营于民间。即便财满物丰之时也从不炫耀，而是散财于民，重新投入市井，平淡经营，以求平安。范蠡如此低调做人，淡泊明志，可谓生存的大智慧。
利人在先，利己在后
钱财乃身外之物，一个低调的人从不追名逐利，而更多地是将自己的能力奉献出来，利人在先，利己在后。
于成龙，、山西永宁人，顺治十三年以副贡任广西罗城知县。罗城处在万山之中，县衙设在树丛中，于成龙“插棘为门”，虎白昼行庭中，“成龙累土为案，旁置爨釜一、盂一，召吏民从容问疾苦，皆感至诚，益乐就，争输田赋。初邻瑶岁率三四至，杀掠人畜，成龙严保伍，勒乡兵，将捣其巢。瑶惧自投，不敢复犯界，数遣子女问安。每春时，命两瑶舁竹舆，行田野中，见力耕者，辄呼与语，相劳苦。民率妇子罗拜，或坐树下与饮食，笑语欢如家人。奖勤扶惰，民大劝。”由于他“悉除诸禁”，“民益得尽力耕耘”。于成龙“诚意恻恻感人”，民众也非常关心他。
到罗城不久，仆人或死或散，百姓见于成龙生活太苦，就凑钱给他说：“知阿爷苦，聊供盐米资。”他笑着谢绝说：“我一人何须此?可持归，市甘旨，奉若父母，一如我受也。”一次人们听说他家里来了人，“罗人则大喜，又进金钱如初”。于成龙仍“笑谢曰：‘此去吾家六千里，单人携货，适为累耳。”’百姓感动得哭了起来，他也掉下眼泪，到底没有收下。
于成龙在罗城七年，“招流亡，建学宫，创设救济院，县大治”，被总督荐为卓异，升迁四川合州知州，离罗城时，百姓“遮道呼号，追送数百里”。
康熙初年，四川正值乱后，合州剩下的百姓才数百人，可是“供役繁重”。于成龙“请革宿弊”，“一仆一羸马自随，贷牛、种，招集流亡，旬月间得户千计”。后任黄州知府时，吴三桂煽动湖北数处叛乱，叛军号称十万，逼趋黄州，“时援军皆赴湖南，黄州吏民才数百”，有人建议退守麻城。于成龙说，黄州是七郡的咽喉之地，“弃之则荆、岳瓦解”，表示誓死不去。他采取先破贼首何士荣的战术，集中了五千名乡兵，分路御敌，率兵拼杀，“贼斗益急，火燎成龙须，或劝少避，公叱之曰：‘今吾死日也!敢言退者斩!”’他曾“驰谕有能擒贼献者重赏，投诚者待以不死，胁从归者但闭门坐，家无军器，即从贼概不追问，藏兵仗者即良民亦诛死”。于是擒住了贼首何士荣，焚毁贼众名籍，瓦解了贼众，仅用了二十余天，“以乡民数千破贼数万，不费公家丝粟”，有力地支援了平叛战争。第二年秋天，黄州大饥，于成龙“发廪赈恤，全活数万人”，受到人民的爱戴。后他又任江防道员，旋升福建按察使，在赴按察使任时，“民遮送至九江，凡数万人，哭声与江湖相乱”，表达了人民对清官的无限依恋。 在按察使任上，他多为民众着想，协调任内的官民矛盾，被巡抚吴兴祚荐为“廉能第一”，任布政使。他力减民夫劳役，对“满兵掠浙东子女，役为奴者数万，为赎归之”。他要求征收赋税一定要按时按量进行，不增铢黍。他自己则节俭为怀，“署中薪米不给，至无衣可典，日或不再食。随征满汉大臣朝使者有时来过，经入卧内，或绕署周行几案间，蛛丝鼠迹、文卷书册外无长物。感叹曰：‘于公清苦，天下一人而已!”’遇有海外进贡使者送给礼品，“悉屏之，或呈样香，一嗅即持去。贡使啮指作礼曰：‘天朝有此清官，吾侪未闻见也。”’
康熙十九年，于成龙迁直隶巡抚，康熙二十年升为两江总督。
康熙二十三年春四月，于成龙病故。于成龙病逝后，将军、都统暨寮吏入其寝室，“见周身布被，袍一袭，靴带各一。堂后瓦瓮米数斛，盐豉数盅而已”。市民闻之“罢市聚哭，家争绘像祀之”。江宁、苏州和黄州纷纷建立于成龙的祠堂。康熙因他“清操始终一辙，非寻常廉吏可比，破格优恤，以为廉吏劝”，加赠太子太保，谥清端。
于成龙一生清廉，处处为公，他对人慷慨付出，自己却十分清苦，他在任期政绩卓著，却从来不向朝廷邀功请赏，他的情操为后人所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