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兵制：自京都满蒙汉八旗，及各行省要地，屯驻旗营之外，则有绿营，分隶督抚河漕及水陆提镇各标，为额至六十余万人，约支俸饷二千万两，去天下岁入之半。迁流既久，积习益深，乾隆以后，日形窳敝。虽叠降明旨，饬所司实力整顿，而地广势散，颇难著效。嘉庆年间，**平教匪，已大半仗川勇之力。咸丰初年，粤匪披猖，所至无不摧靡。节下深鉴绿营之不足恃，于是倡募乡勇，以戚元敬氏束伍法部勒之，久之皆精练无敌。各行省亦渐仿效之，而湖南勇营之旌旗，几遍海内。最后传其规制，别募淮勇，而淮军复兴，用此诛锄群孽，转危为安。然十余年来，用饷无算，所以能搘持全局，弥缝缺乏者，则东南数省，抽收百货厘金之功也。向使舍此一孔，其何以馈数十万嗷嗷待食之军，而遏方张之寇焰？然则天下当有事之时，国计之不能不藉资于厘金者，势也。虽然昔之创为此法，不过济变一时而已。若军事稍纾，循是不革，非所以厚民生而培元气也。今巨患削平，跳梁之寇，非复前日比，似可斟酌盈虚，先减厘金，渐减渐少，以至于尽裁，蕲以濯痍嘘枯，稍苏民困。夫厘金每百分而取其一，征诸商者，似不为多。然以福成所亲见者论之，即如江北淮扬等处，自江宁藩司所设厘局外，有漕捐、河捐、抚捐、粮台捐，及清淮筹防、各府筹防、各县镇团练之捐，收数混淆，名目诡寄。三四百里间，卡局不下数十。是殆征其十之二也，而吏役之勒掯，司事之需索不与焉。彼为商者工于牟利，则仍昂其价于货物，而小民之生计日艰。且今日之能倚厘金为巨饷者，以前日未始有厘金也。若上下既视为定额，则将有必不可少之经费，待之以济，加以官吏侵蠹其中，法久弊生，此法即为徒设。一旦复有猝然意外之变，将筹何款以应之？故减之裁之，所以为异日缓急计也。然今之所以决不能裁者，何也？闽粤残寇，尚未殄灭，兼以群捻纵横，苗回煽乱。凡诸勇营之得力者，方且征调四出，奔命不遑。是饷项有不可减之势，即厘金有不能裁之势。即使诸寇渐平，而弹压土匪，镇守边陲，亦非勇营不可。然则厘金终不能去乎？窃谓勇营之所以不能撤者，以绿营之不足恃也。绿营不足恃，而兵额仍未稍减，坐糜二千万金之岁饷，病民病国，莫此为甚。及计臣枢臣，未尝筹及，疆吏言官，未有论列者，则或牵于旧制不可改之说，或懵于中外之利弊也。节下拳拳于爱民忧国，既已洞晰其原矣，似宜于此时建议，普减天下绿营十分之四，可省岁饷八百万金，以养勇营，即可先减天下厘金十分之六。盖各省要害之地，既有得力勇营填札，疲弱之兵，不妨汰遣，所留六成，以供守汛护饷解犯之用，可敷分布。汰兵如有可用，或拨归屯田，或招入勇营，亦尚不至穷饿。一转移间，而国用不耗，商民不困。盖食之者寡，则用之者舒。《大学》“生财之大道”，《易》之所谓“以美利利天下”，《书》之所谓“利用厚生”，不外是也。抑或别有远图，必暂假厘金为区画，此乃与福成屯田之议相合。然当明定限制，布告四方，以一年二年为度，截然不稍延缓，始无流弊。夫用厘金以兴屯政，数年之后，屯田毕理，兵饷大减，而厘金固可尽裁也。兴一利，除一弊，二者交相为用，又在断而行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