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并不认同上述观点。在他看来，企业家做出投资决策的时候并不是仅取决于利率水平，而是由利率水平和对投资后收益的预期共同决定。其中，投资预期并不稳定。企业家做出投资决策，购买机器和扩建厂房是现在的行为，但是这些投资所得到的收益是未来的事情，因此做出投资决策是困难的，这要评估未来产品的需求和成本。如果你要跳槽却又担心跳槽后失去工作、如果你想买房但总搞不清楚房价走势、如果你想投资股票但又怕股市暴涨暴跌、如果你想为未来储蓄但又想现在多消费，这些就是未来不确定性给你的决策所带来的困难。凯恩斯曾经谈道：“我们用于估计铁路、铜矿、纺织厂、专利药品的商誉、大西洋邮轮或伦敦市内某栋建筑未来10年收益的这些基础知识并没有多大意义，有时甚至毫无用处。”
预期是人的心理活动。经济动机固然是驱动人行为的主要动因，但是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大部分时间人都是非理性的。毕竟人也是动物，尽管漫长的进化使人类的智商远超其他动物，但是进化并没有完全抹灭“动物精神”在人大脑中的痕迹。人们会恐惧或会过度乐观，“日本第一”“东亚奇迹”“美国新经济”都反映了投资者的乐观情绪，每次人们都会为经济的繁荣前景找到充足理由，“这次不一样”是经济繁荣时每个人的口号，而每次结果都是一样的。这就是非理性精神主导着人们的行为。
看看股票市场就知道，当股市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人们对股市的未来预期充满了乐观，大家纷纷开户买入股票，生怕错过这趟财富直通车，街头巷尾都在谈论股票，每个人都仿佛是股市高手。当股市暴跌的时候，人人争相抛售，生怕再晚一点，手中的“烫手山芋”就卖不掉了。股神巴菲特有句名言：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可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个人。人类贪婪与恐惧循环上演着。在距大萧条不足一年的1928年，柯立芝总统还在大谈股票便宜，经济向好；而在1933年，即大萧条最严重的那一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则说：“因此，首先请允许我表明自己的坚定信念，即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一种无以名状、失去理智和没有道理的恐惧。这种恐惧阻碍了我们将退却转化为前进的必要动力。”
如此看来，关于隔壁老王的故事应该换一个版本。老王开始存钱了，尽管利息是降下来了，可是隔壁老李觉得，老王这样的“月光族”都开始存钱了，自己如果扩建厂房，生产出来的面包片还能卖出去吗？于是老李也不扩建了，那么汉堡店下岗的工人就没有再就业的地方。工人失业导致需求的进一步萎缩，需求的萎缩又反过来导致更多工人失业，如此恶性循环下去。
凯恩斯认为对投资未来收益的预期比利率重要的多，而未来的预期又是极端不稳定的，产出和就业水平总体上都取决于投资量。除了投资的不稳定导致需求不稳定，进而影响产出外，凯恩斯进一步从消费分析入手，发现投资还对产出有乘数效应。这个应该怎么理解？我先介绍一下消费倾向这个概念，它代表每增加1元收入，其中有多少会用来增加消费。假设消费倾向是0.8，那就代表一个人每增加1元收入，就会有8毛钱用来消费，2毛钱用来储蓄。一般来说，随着收入的增长，消费倾向会逐渐降低。一户月收入2000元的家庭，倘若在一线城市生活，他的消费倾向会是1，因为2000元仅能勉强维持一个家庭的温饱，不可能还有什么剩余储蓄，即使收入增加1元变成2001元，那1元也还是用来消费。而对于年收入2000万元的家庭，其消费倾向可能只有10%，毕竟买豪宅买游艇这事儿不可能年年都发生；而对于年收入2亿元的家庭，其消费倾向也就2%～3%。请记住这个概念，我们以后会经常用到。
还是回到隔壁老王的故事，老李不愿意扩建工厂，这时候政府说，我出钱雇佣汉堡店下岗的工人在老王和老李居住的小区门口修马路会怎样呢？假设政府为修路出资10元，工人们修好路得到这10元后，按照消费倾向0.8来算，有8元用来买衣服；这导致服装厂工人收入增加8元，服装厂工人增加6.4（8元×0.8）元的消费用来买鞋子；鞋厂工人增加收入6.4元，鞋厂工人又会增加消费5.12元用来买猪柳汉堡……政府初始10元的投资，带动产出增长8+6.4+5.12+…=10/（1-0.8）=50元。因此，凯恩斯认为当经济不景气，企业家对前景悲观的时候，政府应该加大投资以弥补私人投资不足。但是，必须记住，这一投资乘数效应是有使用条件的，也就是社会要有大量资源闲置，如果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则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