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不同国家执行的外汇制度是不同的。有些国家，汇率基本不在中央银行的关注范围内，完全交由市场自发力量决定，这一类的典型代表就是美国（偶尔也会有干预）。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类就是完全盯住美元，与美元保持着固定汇率，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就是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而绝大多数国家则处于两者之间，实行有管理的浮动，即按照本国经济利益的需要，不时地干预外汇市场，以使本国货币汇率的升降，朝有利于本国经济的方向发展。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汇率在中央银行确定的区间内波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的报告认为，70%的世界GDP产生于自由浮动、管理浮动国家。不过，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划分标准也一直有争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一篇工作论文[26]全面评估了194个国家和地区在1946～2016年间的汇率制度变迁，认为从固定汇率制度转向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的现象被过分夸大了，大多数的政府都采用了有限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实行不太灵活的汇率制度占所有国家的约80%或世界GDP的约一半。
关于哪种汇率制度更好，经济学界一直争论不休。首先看固定汇率制，在这种制度下汇率具有相对稳定性，这使进出口商品的价格确定、国际贸易成本计算和控制、国际债权债务的清偿都能比较稳定地进行，减少了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但是“硬币”的另一面也是无法忽视的。
1994年，我国成功进行了汇改，建立了单一汇率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处于缓慢、小幅上升状态。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人民币出现贬值压力。为了稳定金融市场，人民币事实上与美元保持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汇率。
在第六章，我们介绍过，商业银行获取基础货币主要是通过向中央银行出售资产、借款以及商业银行间的相互拆借，无论是公开市场操作还是向商业银行发放贷款，中央银行都能很好地掌控基础货币投放。在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基础货币的来源并不是通过上述方式，而是通过外汇占款。外汇占款是指本国中央银行购买外汇而相应投放的本国货币。外币进入中国后需兑换成人民币，这一过程需要国家用本国货币购买外汇，因此增加了“货币供给”，从而形成了外汇占款。
多年以来，我国一直是双顺差，就是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都是顺差。经常项目顺差主要是中国的出口远大于进口，出口商出口产品获得了大量外币（主要是美元），但是在国内发工资、购买原材料都是使用人民币的，这就需要将外汇换成人民币。资本项目[27]顺差主要来自外商来中国投资建厂（学名叫FDI）。外商拿着外币进入中国建厂，需要将外汇换成人民币才能买地建厂，这也同样需要将外汇换成人民币。一般来说，客户会将外汇出售给商业银行换成人民币，问题是银行除了根据自己的外汇需要保留一定外汇头寸外，并不需要那么多外汇，于是银行再一转手将这些外汇卖给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在银行准备金账户上增加相应的基础货币，这些买入的外汇就是外汇储备。最高时，我国的外汇储备超过4万亿美元，近年来，基本保持在3万亿美元出头的规模。这庞大外汇储备背后究竟代表着中央银行向市场投放了多少人民币呢？这并不好算，因为无论是客户向银行出售外汇，还是银行向中央银行出售外汇都是按照价格来买卖的，这个价格就是人民币的汇率。
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出售外汇主要是在我国的外汇交易中心（不仅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交易，商业银行之间也会交易）。而交易的价格也就是汇率，是由中央银行每日开盘前公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当然并不是完全按照这个中间价交易，允许在中间价上下一定区间内浮动，这个区间也是历次外汇改革的关注点，目前是允许在中间价10%以内上下波动。
外汇买卖是个市场行为，不是中央银行说多少就是多少。如果中央银行说多少就是多少，那么只能产生一种后果，即产生大量外汇黑市，也就是市场根本不理中央银行，自己建立一个交易市场按照另一个价格交易。比如现在遭受美国制裁的伊朗即是如此，黑市美元的价格远高于伊朗官方价格。而中央银行要想说一是一，不能光靠嘴皮子，必须要有实际行动。
当市场认为中央银行定的价格不合理，比如说1美元兑换8元人民币，可这会儿中国经济正高速发展，老外们瞅着中国遍地都是黄金，别说1美元可以兑换8元人民币，就是只能兑换6元人民币也行啊，中央银行定的价格简直就是折上折。这时候就会有大量外汇涌入中国，大家伙排着队要把美元换成人民币，要是不干预，按照市场定价，这会儿汇率蹭的一下就会去到1美元兑换6元人民币。
可是这汇率升的太快不见得就是好事。举例来说，如果某出口企业和美国买家签订的口罩出口价格是1美元1个，按生产前签订的这个价格原本是能赚8元人民币回来，如果一个口罩的成本是7元，那么就有1元的利润。这下可好，1元的利润变成1元的亏损。要么咱还是人民币8元，卖到美国价格是1.33美元。可人家越南的价格是1.2美元1个，这订单可就都跑到越南去了。出口行业都是微利行业，经受不起这个折腾。更重要的是，如果汇率老是变来变去，企业就不好组织生产了，谁知道我今天生产的东西，明天卖出去是赚钱还是亏损啊。因此稳定汇率，就能稳住企业的预期、锁定成本，才好和人家签长期订单。
同样，外商投资也是如此。今天外商拿几百亿美元准备到中国建厂造汽车，明天因为汇率变动，这几百亿美元就只够建个自行车工厂了，那可要好好考虑一下。毕竟出口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来说比较重要，后面关乎着不少人的就业。中央银行为了稳住汇率不升值，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市场上等着出售的美元全都买了，这可得真金白银拿基础货币买。这样中央银行就不得不被动地投放基础货币。
要说碰上物价低迷，经济不振，这可就正好，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正好用来刺激经济。可问题是这会儿往往都是经济这头“牛”狂奔的时候，要不人家老外也不会心急火燎地要进来，中央银行被迫投放的基础货币可谓火上浇油。为此，中央银行也是使出浑身解术。首先是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要知道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一度达到20%以上。其次，创新地弄了央票，就是中央银行债券，要说“央妈”可不缺钱，犯不着发债去借钱，其实发债的目的就是把银行的基础货币给收回来。
近年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外汇占款已经不再是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方式，已经很久没见央票了。有时，新闻上又说中央银行发央票了，这回可不是为了回收国内的基础货币，而是跑到中国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这是什么目的呢？2019年，人民币一度面临着贬值压力，境外很多人打着做空人民币的盘算，怎么做空？就是在离岸人民币市场借入人民币，然后将借来的人民币卖出换成美元，这样就加大了人民币贬值压力，等人民币贬值后，再用手中的美元换成人民币还回去，这一借一还，赚的就是人民币前后贬值的汇差。中央银行在离岸市场发央票吸收人民币，市场上人民币稀缺，这借人民币的利率可就蹭蹭往上涨，原来借个人民币利息也就2%，现在涨到20%，这么高的利息看你咋借，这一招瞬间打爆这些做空机构，很多甚至爆仓。
要说我国中央银行任务可不少，既要保持汇率稳定，又要控制物价，还要促进经济发展，然而现实中难以多重目标都能兼顾，不同目标间往往是矛盾冲突的。经济学里有个著名定理叫作“不可能三角”，即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和汇率固定。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只能拥有其中两项，而不能同时拥有三项。如果一个国家想允许资本流动，又要求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那么就难以保持汇率稳定；如果要求汇率稳定和资本流动，就必须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我们国家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事实上选择了固定汇率和资本相对自由流动，而货币政策独立必然受到影响。
经济学里有个著名的原则——“丁伯根原则”，是由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荷兰经济学家简·丁伯根提出的，关于国家经济调节政策和经济调节目标之间关系的法则——“政策工具的数量或控制变量数至少要等于目标变量的数量；而且这些政策工具必须是相互独立（线性无关）的”。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若要多揽几个瓷器活，就得多准备几把金刚钻。
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也确实为中国过去多年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代价也不能忽视。被动投放基础货币的弊端主要有两个，一是由于中央银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因此难以约束银行的信贷投放能力；二是直接冲高物价。以2010年度新增外汇储备2000亿美元为例，这笔巨款按变化的汇率计，约在14000亿～16000亿人民币之间。从商品形态看，东西已经出口了。可是这挣回来的外汇，经过向商业银行的结汇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人民币，也就是留在国内的人民币购买力。这么多的购买力，完全没有对应的国内商品可买，因为其对应的商品都出口了！在此情况下，过量的人民币购买力追逐不够量的国内商品，结局只能是国内物价总水平的上涨。
近年来，随着我国的经济转型升级，单一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凸显。自2005年以来，中央银行开始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美元/人民币官方汇率由8.27调整为8.11，人民币升幅约为2.1%。央行同时还宣布废除原先盯住单一美元的货币政策，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15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调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做市商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这一调整使得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机制进一步市场化，更加真实地反映了当期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未来也将会朝着自由浮动方向继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