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章讨论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知道导致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影子银行体系的期限错配,即影子银行在回购市场借入短期资金买入长期资产。在货币危机中同样也存在一个错配,就是币种的错配。新兴经济体往往在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美元)低利率时借入大量外债,当主要发达经济体收紧货币政策时,一方面这些外债的利率上涨,另一方面借入的币种相对本币升值,导致新兴经济体无法偿还外债,从而引发货币危机。在上一章老李公司的例子里,由于本国货币的升值,老李公司的净资产瞬间增长了3倍,老李开始了愉快地加杠杆过程,又向境外银行借了10万美元,并用这10万美元继续购买债券(60万人民币)。现在老李的资产是160万元人民币,负债是130万元人民币,净资产仍然是30万元人民币。如果此时美联储加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重新回到8:1。老李的资产仍然不变,还是160万人民币;变的是老李的债务,债务由原来的130万人民币变成了170万人民币(20×8+10)。仅仅因为本国货币贬值老李的净资产就变为了-10万人民币,这还没有算上上涨的利息。
我国2015年“8·11汇改”之后,由于人民币持续贬值,国内企业预期未来还会贬值(情绪、动物精神),为了避免后续债务加重开始提前还款。对于大多数借入外债的企业来说,这时候没有外币收入的(除部分出口企业),需将手中的人民币兑换成外币(主要是美元)偿还外债。企业通过银行购入美元(购汇),银行又将人民币卖给中央银行换取美元。这一过程,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减少,同时在银行的准备金账户上减少等值的准备金(基础货币),这无异于跟随美国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这就是“二元悖论”的最生动的案例。
以前我国应对这一情况主要采取的是,中央银行通过动用外汇储备买入人民币卖出美元,干预外汇市场以及资本管制(限制资金大进大出)。固定汇率制的弊端前面章节已经介绍过。对于资本管制手段,确实在一定时期起到了限制资金大进大出的效果。但是,随着我国日益成为一个大型经济开放体,资本管制措施对于较为开放的经济体往往难以奏效,即使可以在短期内起到约束作用,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因经济失衡带来的资本流动。而且随着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产品创新,绕开管制的渠道越来越多。其次,资本管制措施也难以有效防范系统性、全局性风险。资本管制多是对微观主体的特定行为加以限制,难以有效应对跨境资本流动潜在风险在金融体系的传导、对市场信心和预期的冲击等系统性、全局性风险。最后资本管制措施成本较高。因为资本管制会扭曲市场行为,人为割裂国内、外资金流动,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资金成本提高。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大型经济体,贸易依存度很高,不当管制有可能影响信心和国际收支平衡[34]。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面对主要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其对其他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影响,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对货币政策目标展开了深刻的反思与讨论,并在货币政策之外提出要建立宏观审慎政策。宏观审慎管理的核心,是从宏观的、逆周期的视角采取措施,防范由金融体系顺周期波动和跨部门传染导致的系统性风险,有利于维护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具体来看,对内宏观审慎政策着重于解决金融资产(包括房地产)的顺周期行为。在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普遍出现了实体经济不景气、物价低迷(乃至通缩),而金融资产价格却节节攀升的现象。面对这一情景,货币政策陷入了两难。如果为了控制资产价格的高涨而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无疑会让本已萎靡不振的实体经济雪上加霜。如果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对于实体经济不一定能起到作用,反倒很有可能进一步推高本已“高处不胜寒”的资产价格。货币政策是总量的政策,面对结构性的问题往往“束手无策”。
宏观审慎政策的具体政策工具有很多,每个国家针对本国的实际情况可以采用不同的政策工具。比如,由于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美国基本不会发生货币危机和债务违约的问题,美联储并不会推出相关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而是着眼于国内经济相关的政策。经济学家泽维尔·弗雷克萨斯在其著作《系统性风险、危机与宏观审慎监管》中,按照监管工具所追踪的目标风险不同,将宏观审慎工具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通过提高资本和流动性缓冲来影响金融机构负债的成本。这类工具中被使用最多的就是逆周期缓冲资本。在好光景的时候,由于各类资产价格上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看起来很“好”,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就不断加杠杆。逆周期资本缓冲政策则要求银行在繁荣期将利润转为资本金(提高资本金要求),这一方面提高了银行融资成本,减少信贷过度增长;另一方面为未来可能出现的衰退打好了“底子”。此外,这类工具中还有流动性附加要求,针对的就是危机前金融机构依靠短期资金拆借买入长期资产的期限错配。
第二类是针对金融机构资产风险作出防范。最常见的是对资产集中度(所谓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和资产增速的限制。
第三类则是提高贷款质量。这一类中,最主要的就是贷款价值比和债务收入比。我国购房的首付比例就是这一典型工具的应用。而债务收入比主要是打击高杠杆的投机者,强调借款人的收入必须能够覆盖未来债务的偿还。
回到本节所探讨的内容,央行是如何防止国际资本流动给本国经济稳定带来扰动的呢?在这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做了很多探索。
2020年10月,人民币大幅度升值,2020年三季度人民币升幅达3.8%,实现了自2008年初以来的最大季度涨幅。为了防止人民币过度升值,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20年10月12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0。那么,什么是远期售汇业务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呢?
先解释一下远期售汇这个概念。咱们还是以老李为例。老李预定了1台法拉利,价格100万美元,1年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老李怕未来汇率下跌要多付人民币,就找银行签订合约面额为100万美元的远期售汇合约,约定一年后以750万元人民币购买100万美元。
银行为什么如此确定1年后750万人民币购买100万美元不会亏本呢?万一到时候市场汇率是800万元人民币兑100万美元呢?银行手里也没有预知未来的“魔法石”,在预测汇率这一块并不见得就比老李准确,因此,银行也需要对这笔远期售汇业务的风险进行对冲。银行会同时在现汇市场买入100万美元又卖出100万美元的远期外汇(这波操作学名叫“掉期”),1年后无论汇率如何变化,银行都不会有损失,还能赚取老李的手续费。而老李也锁定了未来的1年的汇率(图8-5)。
图8-5 远期售汇的流程
这里还有个问题,银行的远期外汇卖给谁了呢?还记得在上一章谈过的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吗?在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有各种不同的交易主体,既有投机的,也有老李这样套期保值的,这样就会产生不同的汇率预期,有的预期涨有的预期跌,自然就有了交易。问题是,如果一国宏观经济出现问题,或者像亚洲金融危机那样遭受国际投资者有预谋攻击的时候,市场的预期就会一边倒,大家都在远期抛售本国货币(尽管都预期下跌,但是预期下跌的幅度不同,因此还是会有交易),这又加剧了本币贬值。
远期售汇业务外汇风险准备金就是按其远期售汇(含期权和掉期)签约额的20%交存外汇风险准备金。老李的例子中,中央银行会向银行征收20万美元保证金。对银行来说损失的是20万美元利息,因为征收的这笔保证金中央银行是不会给利息的。就像政府对企业征税一样,银行会将此部分成本转嫁给客户,增加企业购汇费用,从而降低企业对远期购汇的需求数量。这个政策工具具有透明(以公告的发布)、非歧视性(适用所有的银行)、价格型的特点。
对于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外债,中国人民银行推出了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对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跨境融资进行逆周期调节,使跨境融资水平与宏观经济热度、整体偿债能力和国际收支状况相适应,控制杠杆率和货币错配风险,有效防范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可以看出,相比于资本管制,通过影响价格等市场化的调控手段,对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进行逆周期调节,宏观审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过度的资本流动冲击,减弱了资本流动对货币政策的干扰,从而赋予了货币政策更多的独立性。不过,由于宏观审慎政策推出的时间还很短,其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仍有待进一步观察。不仅是宏观审慎政策,即使是被人们探索许久的货币政策也依然是个未解的“谜”,因为伴随了人类上千年的货币一直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