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货币无论是研发还是正式推出使用都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为什么全世界众多中央银行都不约而同地加速在数字货币领域的布局和试验？这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呢？
2020年8月，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的工作论文《央行数字货币的崛起：驱动因素、方法和技术》对全球央行数字货币工作进行了系统调查和研究。该论文指出，不同国家发展数字货币的驱动力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化，总的来说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是满足本国居民支付方式的变化。这一点在我国非常明显。小到买菜，大到购买家电，都是通过移动支付完成。在城市里，出门可以不带钱包，但却不能不带手机，现金的使用量越来越小。不仅在我国，在西方国家这一趋势也日趋显著，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北欧国家瑞典，其社会现金使用量仅占交易总额的0.5%。
第二是应对Libra等虚拟加密货币所带来的挑战。2019年6月18日，Facebook（脸书）发布加密货币Libra（中文名“天秤币”）。与比特币不同，Libra是以美元、英镑、欧元和日元这4种法币计价的一篮子低波动性资产作为抵押物。依托Facebook在全球拥有的24亿社交网络基础和丰富的线下应用场景，Libra的推广速度非常快，Visa（维萨）、Mastercard（万事达卡）等大机构都计划参与其中。
Libra的推出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但绝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明确表示抵制。这是因为Libra是一个跨主权的加密货币，必然会对货币政策、金融监管、金融安全、世界货币格局带来无法预估的影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由于Libra的跨主权性质，且是点到点的支付，完全不用通过银行等中心化结算系统，跨国资金就可以自由往来，使得一国（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管制形同虚设，资金的大进大出很可能引发货币危机。在Libra作为支付工具发展得很好的情况下，未来还完全有可能进一步脱离储备资产，变成一个信用货币（类似金本位的银行券变成纸币），成为一个世界级的超主权货币，这对一国的货币政策和主权会产生巨大影响。我国央行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也表示“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首要目的是保护货币主权”。
第三是要摆脱美元霸权的束缚。这一点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迫切。2019年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一次峰会上表示，“数字货币的初衷是试图解决全球金融基础设施的问题，特别是跨境支付方面的短板，希望通过新的科技手段提高支付效率，减少障碍”。
前面我们介绍过，全球跨境清算体系高度依赖SWIFT和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一方面美国经常利用该系统作为威胁他国的武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中心化的中介，SWIFT系统和CHIPS系统存在效率较低、速度较慢、摩擦成本较高等弊端。而利用数字人民币进行跨境支付，境外的商家可以在没有境内银行账户的情况下，开设数字人民币钱包，与境内交易方直接使用数字人民交易，而且交易时间短，无须支付银行汇款费用，能有效避免汇率风险。不过，在探讨人民币国际化的章节里也可以看出，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取决于多方面的综合条件，不可能单靠某一方面完成国际化。
既然是货币，货币形态的转变自然也会对一国的货币政策有重要影响。一直以来，困惑中央银行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货币的真实流向无法及时准确掌握。比如，2020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就下发通知，要求辖内商业银行紧急核查房抵经营贷资金违规入房市的问题。这表明存在部分企业利用政府给予中小微企业贴息贷款进入房地产市场的现象。在传统货币体系下，很难避免出现一些专项资金流向房地产、“两高一剩”等领域的问题，这无疑增加了中央银行的调控难度。如果通过数字发放专项资金，货币的流向将会被准确实时记录，特别是可以精准监控中央扶贫、教育、科研拨款的去向。甚至可以在数字货币嵌入程序，限定该笔资金只能用于特定领域，无法在房地产、股票市场交易。这无疑是数字货币区别于传统货币的一大特征。